我国古代民间信仰与叙事文学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创作论文,我国古代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尤其是民众信仰特征直接影响了古代叙事文学的创作，并促使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出现了现实与超现实的混融。
关键词 民间信仰 叙事文学 超现实
治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人可能会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写人与神仙鬼怪的纠葛或纯写仙界、幽冥界的事情，其题材显然是非现实的，可在具体的描写中又多采用写实的手法；在写实为主的作品中，却又不乏非现实的成分，例如故事情节的发展由于某种超现实的力量的介入而有所变化。这种现象，现今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称之为“浪漫主义”特征，或称之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特征。中国古代有没有欧洲近、现代才出现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用这些舶来的方法生硬剖剥中国文学是否妥当，这些姑且不论，但这种贴标签式的研究怎么也不能算是科学研究。笔者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就必须深入古代文学本身以及它产生、发展的文化环境进行考察，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环境的组成部分之一民间信仰的考察，进而探讨其对古代叙事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我国古代叙事文学中为何出现一些奇特的现象。
民间信仰，或叫民俗信仰，它是一种既直接继承了原始宗教的许多特征，又深受人为宗教影响的民间普遍信仰，民俗色彩特别浓厚。中国古代的民间信仰源于原始宗教，保留有许多原始痕迹，如动物、植物崇拜等，同时又打上阶级社会的烙印，如神有等级等等，还受到了佛、道教的影响。尽管如此，民间信仰有许多方面毕竟不同于人为宗教，如它的产生、传播都是自发的，没有系统的理论，也没有严密的组织，存在着地域和民族等方面的局限。这些可以说是一般民间信仰都具有的特征。那么，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特点是什么呢？下面进行具体考察。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虽然有着很庞杂的内容，但以民间的祀神活动为其核心。这种祀神活动在古代一直被政府指斥为“淫祀”而屡遭禁毁。唐代杜佑《通典》中《淫祀兴废》条记载秦汉到南北朝各代对淫祀多有禁毁。唐代以及唐以后正史均有名臣禁淫祀的记载。虽说民间祀神活动一直受到政府压制，甚至还受到佛教的排斥，却屡禁不止，影响愈来愈大，信仰者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它为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古代民众从事祀神活动的目的。普通民众从事祀神活动，绝不是为了祀神而祀神，或满足单纯的宗教需要，而总是与他们的现实问题相联系。从古代民间祀神的种种记载来看，民间祀神活动所反映的问题是十分广泛的。在古代，民众的生产和日常生活中首先遇到的是自然灾害的袭击，如久旱不雨、洪水泛滥、蝗虫食禾、雷电逞凶、猛虎为患等等，不胜枚举。其次，古代医药保健水平很低，瘟疫疾病常常夺去人民的生命，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烦恼，如《搜神记》载豫章戴氏女“久病不差”，只能乞灵于一象人的小石。第三，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无力营婚的下层人士往往为婚姻所苦恼，如《搜神记》所载农夫谢端幼年丧父母，努力耕作，却无力娶妻，只能靠一神螺女助炊。至于幽夫旷女，有情人不能成眷属更是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第四，古代的交通不发达，多靠水上运输，乘船给人以便利，但也常常带来不测之祸，为求平安，人们只好祈求水神、河神、海神的保佑。第五，古代士子科举能否得中，官吏仕途的吉凶甚至政权的转移常常为一种异己力量所左右，他们也必定有求于神灵。总之，无论是影响农业生产和人们正常生活的水旱等自然灾害、瘟疫疾病，还是由于社会各阶级之间或阶级内部诸派力量之间的矛盾引起的战争胜败、权力转移以及个人命运的浮沉，无不是古代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这些问题由于受当时科学水平、物质生产条件和认识能力的限制所不能加以正确认识，更不用说正确解决了。这就促使人们产生对超现实的力量即神的力量的信仰。由此我们应该明白中国古代民间祀神活动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与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一定现实的反映，都试图解决现实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说，单是看到民间信仰与现实的密切关系，还不能算是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有了准确的把握。在解决中国民间信仰的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应该考察一下古代中国农民群众的状况。农民群众是民间信仰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思想、行为对民间信仰有着重大的影响。古代中国的农民，生活境遇恶劣，政治地位低下，自秦汉以至明、清发动了许多次起义和暴动，但其总的命运、处境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正如斯大林在《悼列宁》中所说：“千百年来，劳动者数十次数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生活的主宰，但他们每一次都遭到失败，受侮辱，不得不把委曲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1〕无法摆脱其悲惨命运的古代中国的农民群众也和古代世界其他地方的劳动者一样有着寻求宗教解脱的强烈愿望，但他们毕竟不同于古罗马时期的“会说话的牲口”——奴隶和被异族奴役的犹太人，甚至也与欧洲中世纪和俄国农奴解放之前的农奴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不但有人身自由，而且还有着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在风调雨顺、政局稳定的时候，能过上一种食能果腹、衣能御寒的生活，因而中国古代的农民未能也没有象基督教产生时期的古罗马被奴役的大众一样产生一种对现世的普遍的绝望而“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绝望的处境”〔2〕。 古代中国农民的不同于古罗马被奴役大众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决定着他们不可能产生强烈的、对来世和天国的渴盼，但自然灾害的袭击和社会压迫的存在又迫使他们企求神的降临。这样，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就有了很奇特的地方，民众既信仰神鬼等超现实力量的存在，但又不赋予它们以全知全能的面目，它们的神圣使命不在于接引民众去美好的彼岸，而在于解决民众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这种民众的信仰特征也可以概括为“总是直接面对现实、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或许有人认为，民间信仰有民间信仰的演变过程，古代文学有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两者无甚关联，更不用说相互影响了。殊不知，民间信仰也好，文学创作也好，都是属于精神文化，两者发生关系乃是必然的事。西方学者通过深入研究甚至认为宗教信仰是文学艺术的源头。如英国女学者赫丽生认为古代的艺术与宗教仪式相辅相成，源出于同一种人性冲动〔3〕。 日本学者高崎正秀更直言：“一切文学艺术都来源自宗教上的仪式，最初的日本文学便是从祭祀仪式上发生的巫觋文学，作为咒术宗教而存在。”〔4〕西方学者的观点或许有偏颇之处， 但揭示的宗教信仰与文学艺术有一种密切关系总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样，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对文学创作尤其是对叙事文学产生影响也是有可能的。首先，民间信仰、古代文学两者有着相同的现实基础。由上面对民间信仰的考察，我们知道民间信仰反映了古代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种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同样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例如，自然灾害的袭击，诗歌、戏剧、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中都有反映；又如婚姻问题，更是很多文学家的文学创作竞相加以表现的主要题材。既然反映的现实问题相同，那么，在思想感情、反映的方式等方面发现互渗的现象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其次，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有一些是直接产生于民间祀神活动中的民间创作，如六朝志怪和唐传奇中的某些作品，当然更多的是文人从民间搜集大量素材加以创造的。无论哪一种情况，民间信仰都充斥其中，如鬼神崇拜、精怪迷信等等在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这不可能不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第三，古代从事叙事文学创作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社会下层，如宋、元话本的作者，甚至还有明、清章回小说的作者，他们本身就是民间信仰的信奉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也必定会采用他们熟悉的民间信仰对现实的反映方式。第四，文学创作过程，是一个作者、读者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国民众既是民间信仰的信奉者，又是文学作品的读者，他们在阅读过程中，赋予作品以符合他们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的新的意义，这必定会影响作家的文学选择和表现。例如，唐代元稹《莺莺传》写崔、张恋爱是一个始乱终弃的过程，当时许多文士大加赞赏，但民众中却并不欣赏，他们喜爱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新的信息就直接影响了董解元、王实甫的《西厢记》的创作。概而言之，古代民间信仰对叙事文学创作产生影响是肯定无疑的。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是写人与神仙、人与幻化为人的怪魅，甚至与鬼魂的种种纠葛，其人物的活动范围广及神界、人世和冥间，毫无疑问是一种非现实题材的作品。这种作品，最早为人所知的是六朝志怪。这种志怪小说正如干宝所说的“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5〕式的创作，受民间信仰的影响自不待多论。 唐传奇虽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有意为小说”〔6〕的开端，但素材仍然多取自民间信仰。 例如唐代民间多狐精作怪的传说，甚至还有“无狐魅，不成村”〔7〕的说法，因而唐传奇中关于狐精的作品就特别的多。民间信仰在素材、内容等方面给古代文学创作以影响固然值得注意，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民间信仰的特征影响着古代文学创作中对非现实题材的处理方式这一方面。在这些非现实题材作品中，无论是其情节，还是其中似人非人的神仙鬼怪，都是人类幻想的产物，但古代的叙事文学创作者们在具体描写中却完全采用写实的手法。如唐代传奇小说《古镜记》里所叙的程雄家的一婢名叫鹦鹉，她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所幻变的，她作人义女，被嫁与同乡之人，因不惬又出逃，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最后被留在程婴家。除了她是老狸幻化惧怕宝镜这一点带有神怪色彩外，她的经历完全是古代下层妇女所可能有的经历。这种完全现实化的处理在唐传奇里是随处可见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开篇即云：“任氏，女妖也”。但小说中郑六与任氏结识之时的描写却是写实的。文云：“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完全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青年男女的挑逗、调情，没有半点离奇不经的地方。特别是小说中任氏遇到韦崟慕其色欲施强暴时的言行，也完全被塑造为一位弱女子的形象，以情义制止了对方的非礼行为，未显任何神异之能，基本上是按照现实本来的样子予以反映。这种非现实题材或情节的现实化处理，也完全被以后的文学创作所继承。元代李好古的杂剧《张生煮海》写的是书生张羽与龙女的恋爱故事，他们二人由琴声而会面、定情，是人世间男女恋爱实有的过程，基本上是写实的。郑德辉的杂剧《倩女离魂》，现代的研究者都称它为浪漫主义作品，其重要的关目是人的魂魄能离开人的身体随其所愿自由行动，但即使是这种幻想的情节，作家在描写时仍然注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注意现实性。如倩女之魂赶来与王生相会时，王生指责倩女奔来有玷风化，倩女以己之志诚感动了王生才得以相随。中国古典名著，被誉为浪漫主义杰作的《西游记》，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小说将神、佛、妖、魔当作人写，将神佛世界当作现实世界来写，“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8〕。 对非现实题材加以现实化处理至《西游记》，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无庸讳言，非现实题材的现实化处理是有其文学上的功用，意在加强作品的真实性、可信性，可是单就这种作品的真实性、可信性而言，它的根乃扎在民间信仰之上，更不用说这种现实化处理手法本身也来自民间信仰。如此断言，其理由有二。其一，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相信有超现实的力量的存在，正如在民间流传甚广的《增广》所云“举头三尺有神明”，这种信仰给予了这类非现实题材具有真实性的支持。如六朝文人的志怪“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是因为他们“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9〕。 又如唐传奇《任氏传》中女妖任氏说：“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北宋刘斧在《青琐高议》中也说：“鬼与异类，相半于世，但不知耳。”中国古代著名的悲剧《窦娥冤》里的女主人公窦娥还喊出了“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这样震人心魄的话语。既然神鬼乃实有，写神鬼之事的作品当然就具有了真实性。又因为神鬼是与人相同真实的存在，所以叙鬼事自然也会采用与叙人事相同的方法。其次，民间信仰中的神、仙等超现实力量都不是全知全能的，与人类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欲望和许许多多的毛病，如“聪明正直”的华岳神被朝廷封为王，可在民间祀神活动的记载中他索贿、泄密、强抢妇女，他有子有女，其子女也是好事做得少、坏事做得多〔10〕。另一方面，受迫害、被侮辱的低贱者也被奉为神，如《搜神记》载全淑丁氏被婆婆折磨致死，成了丁姑神。这样民间信仰中祀神的世俗化，必定也给文学创作中的神仙鬼怪的人化描写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被称为浪漫主义作品中的对非现实题材的现实处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民间信仰的影响。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对于古代叙事文学的另一个方面的影响，是民众信仰的特点直接影响非现实题材作品创作和写实作品中的非现实情节的采用，即借用超现实的力量来解决作品主人公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或矛盾，改善主人公的生活境遇或达到某一现实的目的。唐传奇《任氏传》中任氏的出现，一方面使郑生能享受其他公子哥能享受的婚外性生活，正如作品中任氏对韦生所说：“……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氏而已。”另一方面，任氏教郑生谋取财富，如先花五六千购进股有疵的马很快就被人以三万之价买走，获利甚多，使郑生免于贫困，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这当然是改善了主人公的生活境遇，并没有引导人们进入仙境、佛地。象这样的故事在唐传奇中还有许多。如裴鉶所著《传奇》中孙恪的故事， 孙恪与猿幻化的女子成婚，不但解决了他的婚姻问题，而且一夜暴富起来，荣耀乡里。至于作品主人公在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更是需要借助超现实的力量。如唐人薛调所撰的《无双传》中王仙客爱其表妹无双，先是其舅不允，愿望无法实现，后来其舅受极刑，无双又被收入掖庭，两人应该说此生再无缘相会，但最后王仙客求助古生，古生以非常手段使他们两人“得归故乡为夫妇五十年”。唐传奇《离魂记》，尤其是由此而改编的元杂剧《倩女离魂》中的非现实情节的出现也完全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即倩女与王文举婚姻问题而出现的。戏曲的开端，倩女之母对前来寻亲的王文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俺家三辈儿不招白衣秀才。……你如今上京师，但得一官半职成就此亲事”。这实际上使王、张二人的婚姻难以成功。王文举不得第固无颜前来成亲，即算王生得第，又焉知他不另择高门，联姻豪家呢？这正是张倩女所苦恼的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此时取自人的魂能与人的躯体分开自由行动的民间信仰的超现实的情节的出现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它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目前难以解决的问题。倩女离魂与王文举上京应试，不管能否得第都已结合在一起了，最后达到的目的仍然是十分现实的，两人真正结为夫妇。明代戏剧《牡丹亭》所采用的人们屡屡称道的浪漫主义手法与《倩女离魂》基本相同。贵族小姐杜丽娘因春感梦，强烈地追求个人的幸福，但这种追求与现实有着尖锐的矛盾，无法加以解决，作品借死后鬼魂能与生人交往以及能够再生等民间信仰克服了重重的现实障碍，解决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杜丽娘与柳梦梅终于在人世间结成眷属。从汤显祖的《牡丹亭题词》所说的“传杜太守事者，……予稍更为演之”来看，戏曲家是自觉地运用民间信仰手法。写实为主的作品中非现实的情节更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出现的。如明代拟话本《灌园叟晚逢仙女》中老叟爱花、种花，培养出满园的奇花异草，却遭到恶霸张委毁园、诬告等种种迫害，这完全是写实性的。当然，凭一无依无靠的老叟是无法逃出恶霸的毒手，这是作品出现的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花神的降临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
由上面考察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面临共同的现实问题，有着相同的要求解决的愿望以及民俗传统的作用，古代文学家的创作活动中受到民众信仰特征的影响，采用大致相同的处理手法是肯定无疑的。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文学家们对于民间信仰不是简单的照搬、模仿，而是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进了自己的艺术天才，显示出与民间信仰的原初形态有了明显的区别。例如《倩女离魂》中离魂情节的采用，既解决了现实问题，又表现了张倩女和她代表的这一类青年女性敢于追求爱情幸福而不管对方是何种身份的可贵精神，闪现出人文主义光辉；同时还借倩女躯体所受的痛苦揭露了她所处的社会对美好感情的压制、对绚丽人生的摧残。显然这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已远远高于民间传说故事了。又如唐传奇《柳毅传》，本身取材于民间关于龙女的传说故事，其主导方面也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如主人公柳毅是落第的书生，既不富又不贵，与龙女的爱情纠葛，既解决了她的婚姻问题，又使他富贵起来。与民间信仰直接面对现实、解决具体问题的基本精神是相同的。但是它是文士创作的，又明显带有文士的色彩。一是作品中柳毅本为落第书生，功不成名不就，他却一再自高身份，让神仙求己，明显呈现士人清高的特征；二是柳毅最后长生成仙，这完全是中唐以后士大夫受仙道影响的常调了。尽管如此，这类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主要还是在对现实的反映、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一方面，这正是民间信仰特征所指向和强调的。我们应该看到文学家的贡献，但亦不能由此而否定民间信仰的影响。如明代章回小说《西游记》，它是吴承恩对传统的取经故事、戏曲进行加工提炼乃至创造而成的，作家的贡献是绝不容否认的，但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同样是事实。一方面，小说中的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乃至神仙佛道都来自民间信仰，甚至可以说它是民间信仰的汇总。另一方面，小说的主导精神，特别是在第十三回以后的取经故事中的主导思想，虽然小说的主人公时时不忘取经大事，但在实际表现上降魔除妖亦即解决取经路上的具体问题远比完成取经大业更有声有色、更富有意义。这一点为研究《西游记》的人所共见。为何如此呢？虽然《西游记》源自释徒取经故事，受佛教影响甚深，但这一点显然不是来自佛教。佛教著作喜言几世几劫的事，可它只是为了证明一切皆空、人必须修炼成佛才能脱离苦海的道理，现实中的具体问题更是虚幻的、不能执著的。民间信仰却不然，它重视现世，重视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西游记》正是在这一方面深受民间信仰的影响，为其战斗性精神的一个重要来源。
古代文学中那种超现实的力量主要是以神、仙、鬼怪等面目出现，但随着演变、发展，作品中一些人类主人公也被赋予超现实的力量。这或许是那些半人半神的英雄活动的传说时代的遗留，如战国时李冰能入江中与蛟龙斗的传说，六朝又有周处能入水与蛟龙斗几日几夜的传说，但更大的可能是时代发展了，人们将信仰的对象作了某种程度的转移或扩大，如唐代狄仁杰就被老百姓立了生祠，常被人祭祀〔11〕。这样一来，现实中某类人物也被赋予了超现实的力量。在唐代传奇中，尤其是在晚唐的传奇作品中剑侠豪客，甚至还有昆仑奴，他们都具有人所不能具有的本领，都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突如其来，倏忽其往，但他们的出现仍不是给世界以最终的解决，还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如裴鉶的《昆仑奴》中崔生爱上一品家里的红绡妓， 但一品家守卫森严，难以进入，崔生家昆仑奴却有神奇的本领，能解决崔生面临的问题。他不但能送崔生入一品家与红绡妓幽会，而且能将红绡妓带上飞离一品家。又如袁郊的《红线》、裴鉶《聂隐娘》中的侠女，能于空中飞行，剑术通神，其中聂隐娘还能化为蠓入人的身体。她们能做什么呢？她们能做的是除掉某种恶人、刺杀仇人或保护某人不被杀害，仍然只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并不能消除纷争不已的方镇及解决其他重大的社会问题。从这些人物能成为作品中的主人公来看，只能说文学创作受民间信仰的影响更深了。他们正是民众所崇拜的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对象，也就象狄仁杰在世时就成为民间祀神活动中的祀神一样。民间信仰的特征更直接影响了文学作品中清官等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古代许多文学作品中清官清正廉明、办事干练、卓有成效，甚至还被赋予神秘超人的本领。如清官典型包公被塑造成“日断阳、夜断阴”式的人物，又如贤相典型诸葛亮能祭来东风、能驱魔作战。但是，这些清官、贤相从来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只能做几件实事。如今许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正是从这一方面批评这些形象塑造上的毛病。殊不知，这些清官、贤相等正面人物也如同民间祀神活动中的神灵，百姓喜爱、敬重他们也只是要他们做些平反冤曲、惩治豪强等等实事。文学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就不得不满足民众的这种要求而有意无意地接受民间信仰的影响。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尤其是民众信仰的特征直接影响了古代叙事文学创作，虽不能说它起了全部作用，至少可以说它起了主要作用，促使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形成了现实与超现实的混融。这种特征把它当作一种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科学武器显然是不行的，但它作为文学上的一种特性，却刺激了文学家们的艺术想象，而其视野又时时刻刻落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上，既反映现实，又超越现实，表达民众的愿望和审美要求。显然这是中国文学中具有民族性的特征，用西方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理论是不能加以正确认识和把握的。
收稿日期 1996-01-03
注释：
〔1〕《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43页。
〔2〕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起源》，《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4页。
〔3〕[英]J·E·赫丽生《古代艺术与仪式》第1章，1927年英文版。
〔4〕[日]小金丸研一《古代文学的发生序说》， 东京樱枫社昭和五十四年版，序言。
〔5〕干宝《搜神记序》。
〔6〕〔8〕〔9〕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8篇《唐之传奇文》第70页；第17篇《明之神魔小说》第165页；第5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第43页，《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见《太平广记》卷447《狐神》条（出《朝野佥载》）。
〔10〕见《太平广记》卷213《韦叔文》条、卷300《河东尉妻》条。
〔11〕见《太平广记》卷313《狄仁杰祠》条（出《玉堂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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