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加快发展高等教育_大学论文

中国应加快发展高等教育_大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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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较快,但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底子薄、起点低,加上基础教育任务重、难度大,尤其是政治运动多(“文革”以前),财力有限,条件差等原因,因此,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是曲折而缓慢的,与世界发达国家比,差距甚大,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也有一定的差距。这种状况,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不相适应,与社会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矛盾愈来愈突出。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该加快发展高等教育。本文试就我国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谈一点肤浅的认识。

一、我国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必要性

1.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来说,我国现在尚处于高等教育补偿性增长阶段,高等教育当然要快速发展——补偿性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独立国家为了弥补与先进国家教育水平的差距,在发展高等教育上采取了快速、急剧增长的方式,可称之为补偿性增长。我国的高等教育起步晚、水平低,1950年大学入学率仅0.37%。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主要是补偿性增长。尽管1994年我国大学的入学率达到了4.6%,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仍相距甚远,与北美洲国家的75%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即使采用35年前世界大学入学率的平均水平5.2%(1960年)作为完成补偿性增长的标准来衡量,也未能达到,这说明我国仍处在高等教育补偿性发展阶段[①]。若按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高等教育根本无法达到世界大学入学率的平均水平。我国规划2000年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的在校生将达到650万左右,那时大学入学率也不过只6.5%。若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设法使入学率能提高到8%,在校大学生将达到770万,这样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高等教育的差距方可小一些。

2.从人口增长的角度说,由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增加,高等教育必须相应地有较大的发展——人口性发展。人口的增长与高等教育发展直接相关,即使不提高大学入学率,因为高教适龄人口基数增加了,大学在校生也必然增加。有研究报告表明,1950—1990年,世界大学在校生增长了5745万人,其中人口性增长占31%(发展中国家占47%)。[②]同期,我国教育的人口性增长为45%。我国到2000年时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18岁—21岁)将增加到7800万,到2010年将增加到8200万×0.08=656万人(不含成人高教),而其中(8200万—7800万)×0.08=32万人属人口性增长。也就是说,即使今后不再提高大学入学率,每年也要净增数万名大学生。

3.从发展经济上说,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必须迅速发展——适应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经济年增长率达8%以上,发展势头很好。现在中央又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必须依靠教育,尤其需要高等教育培养出大批高级专门人才。根据有关研究,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企业里,各种层次人才的构成比例为:初中毕业的熟练劳动力占20—40%,高中(中专)毕业的初中级人才占40—60%,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人才占20—40%。[④]在许多先进企业中高层次人才已占了大多数。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和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都是优先发展教育,依靠教育和科技来促进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经济。我国要想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实现教育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尤其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注重高等教育的适应性发展,使高等教育能更好地为经济的腾飞而起有力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4.从教育内部结构调整上说,由于要逐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升学人数不断增加,且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面临新的挑战,高等教育应随“普九”而加快发展——伴随性发展。2000年前后,全国城市及大部分农村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10年可全部普及义务教育。随着初中毕业生的不断增加,升学的人数将日益增多,尽管国家提倡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但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初中毕业生绝大部分都愿意上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招生困难,甚至不少以前挤破门的中专也开始为生源和毕业生就业而发愁,这表明愈来愈多的青少年准备考大学,这种市场调节将有力地冲击教育计划和教育结构,我们想人为阻止或引导,估计作用不大。在今后,若能从实际出发,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同时,使高等教育随“普九”而伴随性地发展(包括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将会更受社会的欢迎。

5.从满足社会需要上说,学生、家长及社会对发展高等教育的要求日益强烈,我国应努力使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满足性发展。随着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就业者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加之我国近十多年连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不断增多,家庭对子女的期望值和对高等教育发展要求,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绝大部分独生子女家庭都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送子女上大学,即使是农村也有不少农民愿意自费送子女上大学。家长、学生对高等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比国家和行政官员的认识更深刻。他们(尤其是工人、农民等普通老百姓)迫切希望今后国家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多为普通老百姓的子女上大学提供机会。我国应尽可能创造条件,力争使高等教育入学率在2000年达到8%,2010年前达到10%,2020年前后达到15%,逐步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目标。

6.从人口迁移的角度说,为使优秀的农村青年优先向城镇迁移,发展高等教育是一种最佳途径——筛选性发展。伴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城镇化将势不可挡,农村人口也必然逐步向城镇迁移。我国当前有12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约9.5亿,近年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速度较快,大量素质不高的打工族、小商贩等流入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一部分已通过购买城镇户口等途径优先成为合法的城市居民。农村青年中不乏高智商、高素质者,比如那些品学兼优的高考青年,可惜的是往往因几分之差,有不少甚至比城市考生分数高得多的农村考生,因招生名额有限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若每年适当扩大一些招生名额,这些优秀的农村青年便可由上大学而迁往城市,毕业后他们大都会回到中小城市工作,成为比打工仔和小商小贩对国家贡献大得多的人才,这样既发展了高等教育,又筛选了优先进城的人才,对促进社会进步有较大的积极作用。

7.从国际比较上说,处于迅速发展之中的中国,应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大体同步——借鉴性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样是有规律可循的,世界各发达国家经历过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借鉴。总的来说,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并且,高等教育发展快的国家,后来经济发展也比较顺利,当然,并不是说某国高等教育发展得快,经济必须马上腾飞,但要想快速发展经济,不注重高等教育的发展恐怕不行,再说,发展高等教育也不可能等文盲扫得一干二净,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完全实现了再来进行。必须齐头并进,甚至要早动手,早下劲,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要将发展高等教育与普及义务教育对立起来。中国要快速发展,需要千千万万高级专门人才,现在有一种虚假现象,似乎人才过剩,大学生分配难因素很多,不少地方并不是不缺人才,而是高层次人才进不来,下不去,用不上。1990年我国与世界平均入学率相比较为:小学——世界平均99%,中国103%;中学——世界平均50%,中国38%;大学——世界平均13%(亚洲6.6%、欧洲29.5%、大洋洲30.6%、北美洲75.2%、非洲4.6%),中国3%。[⑤]据粗略统计,1950——1985年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平均年增长率约18%,日本27%,有的国家更高。近几年,我国教育发展较快,小学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学已超过40%,但大学仍不到5%,还比不上曾远远落后于我国的非洲地区。我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方面,所以,今后我国应该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我国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有利条件

我国近期内发展高等教育受到的制约因素主要有:经费不足、条件限制(校舍、设备、图书、场地等)、师资缺乏、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政策上的人为控制(对计划、指标、文凭、就业岗位的限制等)。诚然,这些方面确实直接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但这些困难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只要深刻认识到了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高等教育仍然可以得到稳步的、较快的发展。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具有以下有利条件。

第一,政府重视高等教育。1995年,我国有普通高校1054所,在校生305.38万人,成人高校1156所,在校生257万人,这2210所高校,562.38万名学生,几乎都是靠政府拨款过日子(仅有民办高校14所),尽管在校生中有部分自费生,但他们也只支付了少部分培养费(1994年我国高校生均成本约7500元),[⑥]国家贴补的仍然占大头。几十年来,我国对高等教育一直采取的是政府全部包下来的办法,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近年虽然政策有所改变,但大部分还是由政府包下来的,高等教育约70%的经费仍然来自政府拨款,国家还给了高等教育不少优惠政策,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将教育列为战略重点,近年又作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这对我国发展高等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是最有利的条件,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无法做到的。

第二,基础教育质量高,生源充足。我国基础教育规模之大,在世界上首屈一指,1995年在校小学生1.3亿人,初中生4657.82万人,高中生713.16万人。我国不仅中小学生数量多,而且教育质量也高,这是国际公认的。中国学生勤奋好学,在小学、中学受到了严格的训练,文化科学知识基础扎实,为升入高一级学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期每年全国有普通高中毕业生200多万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想上大学,此外,每年有职业高中毕业生100多万人,他们中的部分学生也想对口上高等职业大学等。在高中毕业会考的基础上,我国每年还由国家组织全国统一高考(除普通高考外,还有成人高考),每年都有上百万名高考学生没有入学机会,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不少国家上一般大学根本用不着参加入学考试,只要凭高中毕业证就行了。可见,我国的高等教育还只是精英教育,大学的门只向少数人开着,不少优秀高中毕业生被拒之大学校门外,比如湖北等省,许多高考总分500多分的考生仍上不了大学。假如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生源不仅充足,而且质量较高,绝不会象某些国家的大学为生源而发愁。

第三,高等教育适龄青年多,扩大招生不会影响生产。我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每年新增人口就达2000万,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都会很多,由于高等教育规模有限,将无法满足适龄青年的升学要求,矛盾非常突出。按高等教育发展计划,到2000年,包括成人高校在内大学入学率还只能达到6.5%,也就是说那时上大学的仍只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青年将不得不失学就业或待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工农业等行业的生产对体力劳动者、简单劳动者的需求将越来越少,而需要就业者大都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和良好的训练,一些工业化国家、后工业化国家对就业者所受教育程度日趋高学历的要求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应增强预见性。我国人口多,体力劳动者过剩,低层次的待业青年多,就业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发展高等教育,让更多的青年先受高等教育,不仅不会影响生产,反而会缓解待业等矛盾,还可能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之今后能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真是一举多得。

第四,家庭、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些家庭非常重视子女受教育的问题,都迫切希望子女能上大学,不管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必须先受到良好的教育,不少家庭将送子女上学列为家庭开支的第一位,作为重点工程,有的甚至专门开存了教育储蓄,为子女今后自费上大学攒一笔足够的钱,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自己掏钱送子女上大学,不少人甚至愿意捐资助学。湖北等省近两年拿出一点指标,允许高考分数稍低一点学生向学校捐资三至五万元可获得上大学的机会,消息传出,学校门庭若市。这充分说明,老百姓的子女求学心切,有的不惜倾家荡产或负债累累也心甘情愿让下一代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的孩子,考分并不低,不要国家花钱,只求提供一个上大学的机会,这是十分可贵的。我们为何不多增加一点招生指标,以满足老百姓这一并不算过份的要求呢?

第五,学校有潜力可挖,可以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1995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生校均2758人,成人高校在校生校均1065人,这表明我国高校规模偏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在校生校均4000人(1994年),英国为5700人(1992年),日本为4200人(1992年)。日本的大学占地面积大都很小,属微型大学,但在校生比我们多得多。我国高校一般有500到1000多亩地,有的达数千亩之多,教职工也很多,但教职工与学生之比低,1995年为1∶2.9,师生比为1∶7.6,而发达国家的师生比一般都在1∶20以上。据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我国部分高校的教室实验室利用率仅60%。另据国家教委统计,我国高校的仪器设备有20%处于闲置状态。并且,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国已有一批高校各方面条件较好,有发展的余地。总之,学校要求扩大办学规模的积极性很高,愿意挖潜多招学生,优化资源配置,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提高规模效益和办学质量。此外,还可将部分条件较好而又招生困难的成人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改建成普通高等学校。各地办高校的积极性仍然较高,可提出明确要求,限期达标,采取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形式有计划地发展一批新型的高等学校,以缓解发展高等教育校舍不足的矛盾。

第六,高等教育经费可以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短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世界各国并未因经费不足而就削弱高等教育,相反,高等教育却在多渠道筹措经费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如果单纯依靠政府包办高等教育,必然使之陷入困境。广泛筹集教育经费是各国发展高等教育的一条成功经验,我国应该吸取。例如美国,1992—1993年度高等学校的总收入达1708亿美元,其中公立院校为1082亿美元,私立院校为627亿美元,公立院校经费的主要来 源是州政府拨款(占36.8%),其次是销售和服务收入(占23.4%),第三大收入是学费(占18.6%),联邦政府的资助只占10.8%。私立院校的主要收入是学费(占41.2%),其次是销售和服务收入(占23.2%),第三是捐赠收入(占13.2%),州政府的资助仅占2.3%。[⑦]近年来,我国高校在多渠道筹措经费方面也大胆地进行了尝试,已尝到了甜头,部分高校的预算外收入已超过了国家拨款。今后,高等教育在争取各级政府多拨款的同时,可积极采取措施,多途径筹集办学经费:争取社会资助和捐赠、收取学费、抓好科技开发和有偿服务、通过联合办学吸收资金、成立校董事会筹资、试行捐资助学、挖潜节支提高效益等。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曾专门撰文《高教经费筹集态势分析》,发表于《教育与经济》1996年第1期及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1996年第6期,这里就不再赘述。此外,我国高等教育的成本低,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以支付教师的工资为例,我国的教授月薪不到1000元人民币(内地),而国外一般是数千美元。

第七,经济发展速度快,大量需要高等教育毕业生。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今后仍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纵观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我国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力争以较短的时间实现现代化。要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经济,离不开科学技术,更离不开大量高级专门人才,这就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为发展高等教育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条件,要求高等教育必须为之服务,并超前培养出大批高级专门人才。据经济部门预测,仅1990—2000年城乡共需就业劳动力2.76亿人,年均2700万。在这些就业的城镇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5%,受过中等技术教育的占20%[⑧],这显然不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高层次人才的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唯一的办法是要设法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以缓和这一矛盾,让更多的青年能在就业前后接受普通高等教育或成人高等教育,以便他们能更好地上岗工作。近年出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只是一种虚假现象和暂时现象。我国并不是大学生多了,而是少了,关键是有些毕业生留恋大中城市、大单位,不愿到小城镇、农村和中小企业工作。这种状况今后将会有所改变。

第八,高校已建立庞大的师资队伍。前些年,有的人总是担心高校师资队伍会青黄不接,因为“文革”期间的十年高校停止招生,高校教师似乎“断代”。现在看来这种担心不必要了,恢复高考后的历届毕业生都有不少优秀者充实到高校教师队伍。随着高教规模的不断扩大,今后会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教师行列。高校已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业务精良的教师队伍,仅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已达40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有副高以上职称。今后若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师资方面不会有大的困难。

第九,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方兴未艾。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乃是世界性的共同问题,大多数国家采取积极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的对策来解决这一矛盾,不少国家的高等教育私立部分占的比重很大。例如,美国四年制大学或学院中,私立的占72.7%,学生数占32.2%(1994年);日本的大学,私立的占73.6%,学生数占73.4%(1994年);泰国的大学,私立的占61.5%,学生占47.5%(1995年);菲律宾的高校,私立的占80.2%,学生占78.4%;韩国的高校,私立的占82.2%,学生占74.4%(1994年);印度的高校,私立的约占73%,学生约占57%(1988年)。[⑨]我国自80年代末以来,民办(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到1994年底,全国各种形式的民办高等学校已达880多所,在校生约145万人(含70万名函授生)。[⑩]各地申办民办高校的单位和个人仍然不少,但国家控制很严,目前,尚只有18所民办高校得到国家认可。其它高校只能以办自学考试或与别的高校联合办学的方式在夹缝中生存。国家可以因势利导,扶持、管理、监督、利用这些民办高校,使其中部分条件较好者逐步建成合格学校,为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多作贡献。

第十,我国办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一手接管旧中国高等教育的烂摊子,一手创办了社会主义新型高等教育,几十年的改造、借鉴、探索和创造,我们已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有不少成功之外,也走过一些弯路,教训十分深刻。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高等教育在改革和发展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同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高等教育发展的势头很好。我们深信,今后我国的高等教育一定会得到健康、稳步的发展。

注释:

[①][③]房剑森:《论我国高等教育的补偿性增长》,《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3—14页、31页。

[②][⑤]宁虹、孟繁华:《战后世界教育增长》,《教育研究》1995年第11期,第19—20页、19—23。

[④]查啸虎:《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关系探析》,《煤炭高等教育》1996年第2期,第14页。

[⑥]蔡克勇:《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态势》,《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6期,第14页。

[⑦]别敦荣:《中美高等教育财政问题研讨会综述》,《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第4期,第48页。

[⑧]谈松华:《跨世纪中国教育的历史性转变》,《教育研究》1996年第6期,第6页。

[⑨]潘懋元、吴岩:《走向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高教探索》1996年第2期,第13页。

[⑩]董明传:《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民办教育天地》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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