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管理学与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管理学论文,特色论文,理论论文,企业管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管理学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世界各国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异同、联系和相互影响，揭示企业管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一门管理学分支。通常认为，1959年，哈宾森(F.Harbinson)与迈耶斯(A.Myers)合著的《工业世界中的管理：国际分析》一书面世，标志着比较管理学的诞生。半个世纪以来，比较管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从现象描述到规律探索，从宏观要素归纳到微观因素分析，从单学科研究到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历程。在当前环境下，再次强调比较管理学及比较管理研究的重要意义，有利于我国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形成符合中国实际、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
一、比较管理学的发展及其学科意义
(一)20世纪60～80年代：以历史经验主义为主的比较研究
与管理学基础理论以及其他管理学分支一样，比较管理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处于理论纷争的丛林之中。汉斯·斯科哈莫尔(Hars Schollhammer，1969)将比较管理理论分为四大流派：社会—经济方法派、生态学方法派、行为方法派、折中—经验方法派。实际上，从具体的研究方法来看，早期的比较管理研究基本上属于归纳方法基础上的经验描述。例如，考克斯(Cox，1965)、巴特尔斯(Bartels，1963；1968)以及鲍德温(Boddewyn，1969；1981)等人分析了营销管理的不同维度在不同国家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他们的研究为企业海外市场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对比较管理概念及研究框架的推进贡献不大。
在这一时期，对后来的研究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当属霍夫斯坦德(Hofstede，1980)的文化四维理论。该理论模型成为后来跨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不过，在比较管理的制度分析文献中，文化也仅仅是制度的一个因素而已。
应该说，在这一时期，对外国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的介绍是比较管理学的主要使命。普拉萨德(Prasad，1989)主编的《国际比较管理的发展》一书，比较了中日战略管理的差异，介绍了日本管理模式的经验，分析了阿拉伯国家企业管理理念的差异。20世纪70～80年代是日本经济崛起的时期，也是日本对外投资迅速兴起的时期，日本企业的跨国经营经验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随着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对日本管理方式的研究浪潮，在美国更掀起了美日比较管理热潮。这一时期美国管理理论界代表新潮流的所谓“四重奏”——《日本的管理艺术》、《Z理论》、《寻求优势》、《企业文化》这四大畅销书，都是比较管理学著作，充分反映了比较管理学的蓬勃发展(拓向阳，1985)。
虽然我们将这一时期界定为经验主义占主流的时期，但经验主义研究在比较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是一直都存在的，而且，这类研究能够为人们提供很好的借鉴。例如，M·提嘉顿等人(Mary B.Teagarden et al.，1995)通过案例对跨国人力资源管理进行的比较研究，就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比较管理研究在这一时期逐渐发展、升温，但研究方法还没有得到发展，大部分研究仍停留于经验性对比和描述，科学的理论体系远未形成。尽管如此，比较管理学的发展成为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迅速传播的重要动力，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成为各国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一些经验获得了普遍性的推广，这使得管理学在实践创新过程中也获得了理论提升。从管理学的早期发展来看，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融合是比较管理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可以说，管理理论移植是比较管理研究的初衷。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方法是主流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在比较管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历史制度主义关注宏观，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归纳法。这类研究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作者选取的制度因素不同。
科迪亚等人(Ben L.Kedia et al.，1992)应用霍夫斯坦德(1980)的文化四维理论，实证检验了文化因素对奥地利、比利时、芬兰和瑞典这四个北欧国家研发效率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欧国家体制转轨的实施，一些企业产生了将研发机构转移到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的意愿。大量高素质的科学家及工程师的存在以及较低的工资水平是吸引这些企业的主要因素。然而，对于这些国家其他方面存在的管理风险却较少有人研究，凯勒等人(Keller et al.，1995)的经验研究旨在考察体制因素是否影响研发团队的生产效率。通过对专利、论文、专著的产出效率等指标的比较，他们发现东欧国家的研发效率并不比西欧国家低。他们认为，考虑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靠近当地市场三方面因素的存在，西欧国家将研发组织搬迁到东欧国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卡洛里等人(Roland Calori et al.，1997)遵循权变的逻辑思路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建构了一个造成英、法两国管理方式差异的影响因素模型。在该模型中，教育体系被选为主要变量。作者认为，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对教育体系存在路径依赖。
阿恩特(Arndt，1981)和艾耶(Gopalkrishnan R.Iye，1997)利用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跨国公司的营销管理战略在不同国家的适应性问题。G·杰克逊和R·狄戈(Gregory Jackson & Richard Deeg，2008)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比较了制度因素对企业商务活动的影响，其研究是比较制度方法的延伸。
在文化和体制上有渊源关系的两个国家是否存在管理方面的差异，是比较管理学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巴鲁赤和布德瓦(Baruch & Budhwar，2005)对英国和印度的员工职业生涯管理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通过问卷调查，实证检验了两国在员工职业生涯管理方面存在差异性的假设。研究认为，印度在人力资源的职业生涯管理方面是英国的追随者，在政策和手段运用方面，两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仍然有一些方面表现出不同。
从学科意义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形势迅速变化、跨国公司快速发展，为适应国际经营环境的变化，跨国公司必须做出战略和职能管理的调整，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在为企业国际化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支撑的同时，也为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那就是制度性的权变因素如何影响管理方式。不过，这一时期以制度分析为主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比较管理中的应用性研究，理论框架的拓展收效甚微。正如高登·瑞丁(S.Gordon Redding，1994)所言，这一时期比较管理研究囿于大量的无甚意义的报告式重复，理论研究匮乏，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
(三)2005年以来：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微观化
虽然早在1994年，彼彻勒和杨(Schon Beechler & John Zhuang Yang)已经将资源依赖观应用到日本跨国公司如何将人力资源管理经验移植到美国的子公司的研究中，但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宏观的制度分析仍然是比较管理的主流方法。这种状况在2005年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随着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兴起，比较管理研究的视角也开始走向多元化和微观化。例如，维拉和斯伽普(Eugenia Roldán Vera & Thomas Schupp，2005)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拓展到比较社会科学研究中，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在经济领域同样适用。阿圭莱拉等人(Ruth V.Aguilera，2008)从开放的系统观出发，运用组织方法比较研究了各种公司治理模式的成本、可能的伴随事件和互补性，指出了公司治理原则应随环境变化而调整的规律。
在研究内容方面，比较管理不断拓展到更多实际应用领域。泰德·贝克尔等人(Ted Baker et al.，2005)建立了一个针对创新过程的比较研究框架，他们运用了组织行为学的领导特质理论和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研究了为何不同国家的企业家在发现、评估和利用市场机会方面存在差异。在他们的文章里，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得到了很好的结合。罗门·比奥米等人(Romain Beaume et al.，2009)通过建立企业创新生命周期的概念模型，比较了欧洲、美国和日本汽车外包企业在创新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特征，对比了各国家汽车企业的创新绩效，得出了关于创新过程管理的结论。他们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具体组织过程的差异。
可以看出，近年来，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已经从宏观的历史制度视角逐渐延伸到更为微观的组织视角，研究的内容也从单一的职能管理扩展到具体的创新和治理问题。虽然其基本的变量仍然是国际环境因素，但通过引入“组织”这一中间变量，比较研究的结论对企业的指导性更强，对于企业而言，这样的研究不仅能够如制度分析方法那样帮助企业适应不同的环境，而且能够指导企业参照自己的组织特征或通过改变组织因素来寻求最优的管理方式和治理方式。反观企业管理实践，受到企业国际化浪潮的影响，避免“管理僵化”和“移植失效”成为近几年比较管理研究的重要目标，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一些以美国模式为标杆的企业治理及管理方式受到挑战，探索与环境相适应的“和谐管理方式”成为许多研究的直接目标。
图1 比较管理的研究范畴与研究模式
二、比较管理学研究方法论
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必须具备相对独立的“研究王国”，也就是要具备相对明确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比较管理学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管理学分支，在于其特定的认识论基础、研究范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
(一)比较管理学的认识论基础
与传统管理理论相比，比较管理学是预设了“非普适性”和“差异性”的管理理论。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所有的被称为“科学”的学科，必定能够形成在某一领域具有一般性规律的理论。那么，承认“差异性”是否就将管理学置于“非科学性”的境地呢？虽然之前已经有许多关于管理学“科学性”与“艺术性”二重性的解释，但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在一定限制变量范围内寻求相对普适性的规律，正是管理学“科学性”的反映，“艺术性”是从属于“科学性”的。管理学的使命，就是要在尊重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寻求可适用于现实世界的基本规律。管理学不能忽视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而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恰恰是要消除这些“不确定性”，这也是管理学与经济学的根本差异所在。这种差异的集中体现就是，经济学中的“人”都是同质的，而管理学要面对的是“千差万别的人”，这些人受到特定历史文化的影响，因此，比较研究就是在不断检验和调适“特殊”与“一般”的对立统一关系。在此意义上，比较管理学是在传统管理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现实因素在实践中作用的科学，是与现实应用更加贴近的管理学分支。
(二)比较管理学的研究范畴与研究模式
从比较管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比较管理研究并没有突破管理学基本原理和管理过程的基本原则，例如关于“社会人”的假设，关于管理的效率原则，关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的管理过程，比较管理学仍然是在管理学的理论框架内讨论问题。但比较管理的突出特点在于“比较”，而且这和比较的对象是跨国、跨文化的比较。“权变”是比较管理学的基本思想，主要的权变变量是制度与文化。按照这样一种逻辑思维，管理学的基本原则是可以移植的，但受到价值观、文化习俗、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原则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的应用应该视具体情况而予以调整。同时，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存在不同的战略目标，例如获得市场、获得人力资源、获得关键知识等，管理过程和管理手段必须从属于这些战略目标。因此，比较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畴是处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系统中的管理哲学、管理方式和企业制度。
在特定的研究范畴内，比较管理研究遵循的基本模式是，以管理学基本概念和原理为逻辑基础与起点，对所选定的比较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或规范研究，其结论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经验性的描述或检验的结果，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为管理实践提供借鉴或为管理方式提供调适的依据；另一类是通过规范或实证性研究进行理论建构，回归到原理学的基本内核，为特定领域的比较管理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从文献回顾来看，第一类的研究占多数，比较管理学的理论构建仍有待发展。
(三)比较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内容分类
在逻辑推理层面，比较研究是认识研究对象间的相同点、相异点及其相互联系的一种推理手段和方法，可与归纳和演绎相并列，当然，比较方法也可以与归纳和演绎相融合；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层面，比较研究可以是实证性的，也可以是规范性的。
实际上，我们过去在学习、借鉴外国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时，已经根据某些需要自发地、随机地将外国企业管理进行了比较，但都是属于“非自觉意识”的(杨海涛，1985)。这种“非自觉”的比较，在方法上通常是欠缺的。从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都是适用的。实证研究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在具体比较管理领域，主要回答企业管理方式与外部制度因素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一些案例研究经常应用于实证研究过程中。规范研究解决“应该是什么，应当怎么样”的问题，在管理效率原则之下，各国企业管理人员如何进行公司制度安排、如何进行组织结构重构、如何进行管理风格选择，这些都可以作为规范研究的对象。此外，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框架的建立也属于规范研究的范畴。
从比较对象来划分，比较研究可以分为对比研究和类比研究。前者是从具有根本差异或相反属性的某一类因素来考察不同国家之间的管理实践，例如，对比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企业管理，对比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或者从相异的管理属性出发，探求导致这种差异的影响因素，是一种归因的研究。后者是从具有相近属性的某一因素出发来考察不同国家之间的管理实践，以期总结、归纳出具有相对一般性的管理学规律，例如，对中国、日本、韩国受儒家思想影响明显的东方国家的企业管理进行类比，总结一般性规律；对经济体制、发展水平、生活习惯相近的北欧国家的企业管理进行类比，以得出符合特定环境约束的企业管理规律。
从比较的内容来划分，比较研究可以分为综合比较和专题比较。综合比较是从世界各国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整体角度出发，探索管理学的发展现状、未来趋势及其规律等根本问题。专题比较是就企业管理的某个要素或某个理论进行单项比较研究，如人力资源管理的比较、营销管理的比较、企业文化的比较，等等。
(四)比较管理学的研究过程
不管比较管理采取哪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其研究过程都可以划分为四个步骤：一是确定要研究的问题。即便没有一般性的假设，也需要有相对具体的理论问题。例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公司治理的一般原则在体制转轨国家的适用问题。二是选定比较研究的对象。包括选择国家和具体的企业，对研究对象进行定性的描述。三是确定研究的维度。比较管理研究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变量和管理因素，因此，抽象出确定性的研究变量，清晰地界定研究范畴就显得非常重要。四是进行实证研究或规范性推理。若是实证研究，通常需要提出研究假说，运用一定的定量研究方法，通过计量结果检验假说的真伪，从而得出“是什么”的确定性结论。若是规范研究，则需要通过归纳或演绎的方式，推理出一定的结论。
三、比较管理与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理论的形成
从文献搜索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和运用很明显地归于沉寂。研究方法的无意识化表明了一种异化的心态。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的过程首先是学习、吸收、借鉴的过程。同时，我们对国外管理学理论的借鉴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公司治理理论到组织重构理论，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到生产管理理论，“理论移植”在我国不断发生。可以说，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就是比较管理研究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下，有人认为，强调“比较”似乎就没有意义了。这只能说明我国比较管理研究不是中断了，而是逐渐滑向了一个极端。举例而言，当把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作为标杆研究我国公司治理问题时，就已经失去了比较管理学的逻辑基础，但目前有大量关于管理学的文章却是“照葫芦画瓢”的结果。忽视我国特殊的国情和社会经济系统，将国外的理论照搬照抄，奉行“拿来主义”，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比较管理学的研究模式。当前，我们强调“比较管理”的重要性，就是要突出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通过融合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
现代企业管理以及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其实是一个广泛研究、学习、借鉴国外企业管理与管理学理论，并与中国企业管理及管理学理论相结合，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最终形成本国企业管理与管理学理论特色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同企业之间在企业管理方法、经验上互相比较、学习的过程。现代企业管理与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管理研究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全面学习前苏联的企业管理与管理学理论，同时，也积累了自己企业管理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企业管理理论，比如，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改革开放以后，在如何对待、如何认识国外企业管理及管理学理论、方法、经验等问题上，曾经出现过怀疑、全盘否定和不顾中国国情照抄照搬、“拿来主义”的现象，在企业管理与管理学领域，当时也存在着到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疑惑。1983年1月7日，在原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召开的一次借鉴外国企业管理经验座谈会上，袁宝华同志提出了建立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和模式“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十六字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对建立、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和管理学理论确定了正确的方向，也是我们进行比较管理研究的任务和目的之一。我们在比较管理研究中，要以开放的眼光，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广泛学习、借鉴外国企业管理的经验和管理学理论，要集百家之长，为我所用，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与企业管理理论。
比较管理研究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是融合提炼的过程，更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首先，比较管理研究的过程是个学习的过程。进行比较管理研究，首先要充分了解、学习其他国家的管理学与企业管理或其他方面管理的理论、经验与方法，也要充分了解我们自己的管理学、企业管理及其他方面管理的理论、经验与方法，这是比较管理研究的基础，是“博采众长”的基础。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积极学习、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管理理论、方法和经验，比如，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方法与经验，我们就选派了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出国对口培训学习。1980年与美国合作举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MBA班，为中国培训了不少管理人员与企业管理的教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引进、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管理理论、方法，缩短了我们在企业管理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的管理学与企业管理的研究、教学也取得了飞速的进步与发展，这为我们开展比较管理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其次，比较管理研究过程是一个融合提炼的过程。管理学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与经验不同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科，不能采取“拿来主义”，因为它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与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体制等密切相关，也与国情、民情密切相关。管理学与企业管理理论、方法与经验的应用，也与企业的不同历史、文化、员工结构等密切相关，照抄照搬必然会失败。管理学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经验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其运用也要根据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晏子春秋》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是我们在比较管理研究过程中要充分注意的一个问题。所以，根据中国的国情、民情，在管理学与企业管理理论、方法、经验上博采众长，分析哪些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进行融合提炼，是比较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与重要任务。
最后，比较管理的研究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无论是博采众长，还是融合提炼，自成一家是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比较管理研究的最终目的之一，也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体制等，各个国家的企业管理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这种文化、历史、传统、体制等的影响，从而在管理学与企业管理的理论、实践上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国家的企业管理及管理模式都是具有该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及管理模式。相应地，当然也存在着中国式管理与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比较管理研究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要运用一定的方法，分析比较各个国家或不同企业之间在管理理论、方法、经验等方面的特点以及相同或不同之处，分析这种理论、方法与经验的应用条件，在博采众长、融合提炼的基础上，为管理学界研究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成一家的管理学理论、方法创造条件。
目前，管理学界照抄照搬国外的管理理论、思想、方法、经验的风气盛行，论文写作中的“八股风”、为写论文而写论文、非问题导向、以方法定问题、脱离现实等现象比比皆是。毛泽东(1930)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同理，中国式管理模式的提炼和总结要靠中国的学者了解中国企业管理的实际。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针对当时党内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象，提出了“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现在，针对管理学界照抄照搬、有方法无问题、以方法定问题、脱离实际等问题，应该提出“改造我们的研究”。这个问题在比较管理研究中也同样要引起重视。唯有如此，我们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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