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范式危机”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两种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近读了两篇出自青年学者手笔的论经济理论范式危机的文章：一篇是崔之元先生的《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中国书评》1995年9月号），一篇是樊纲先生的《“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按这两篇文章发表时间来说，崔文在前，樊文在后。按文章内容来说，崔文认为西方经济理论目前正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而樊文则认为目前正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的不是西方经济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两种对立的范式危机观，孰是孰非，只有认真研究之后，才能作出判断。
一、范式和范式危机
范式（Paradigm）一词首先由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①]一书1962年第一版中用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但是，他并没有给范式下一个自己始终一贯地遵循的定义。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库恩在使用范式这一名称方面的混乱。在许多情况下，库恩经常按词典上的解释使用范式一词，“以代表继续作为供当前一般研究人员模仿的过去科学成就的某些典型事例”。在有些情况下，库恩又按截然不同的意义使用范式一词，“以表示问题的选择以及一套分析那些问题的方法”。在另一些情况下，库恩“甚至给予范式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把它当作一种通常的形而上学世界观”。[②]M·马斯特曼在《范式的性质》[③]一文中发现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一版中的范式竟有21种不同的定义。库恩后来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1970年第二版中承认，他在该书第一版中使用的范式这一名称是不确切的。在该书第二版中，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所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等的综合体。
库恩的范式概念被引进经济学。P·乌尔巴赫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写的《范式》条目中说：经济学作为一种范式，最重要的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但是很多作者只是从这个一般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的范式。他还说：宏观经济学内部也有相对立的范式：有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出清假设，即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④]
范式危机是指特定学科领域内的一般研究人员在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面前不现再接受原来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假设和定理的现象。以宏观经济学为例。“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边际主义学派有关宏观经济问题的观点体系，在1929-1933年大危机中被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怀疑，直至被他们所抛弃。这就是范式危机，是“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取代“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是凯恩斯经济学。从30年代后期起，西方经济学家很多都接受凯恩斯的假设和整个理论体系。但是，在70年代初的滞胀面前，又出现了凯恩斯主义的范式危机。许多原先相信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这时有不少人改换门庭，转入批判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营垒。80年代初，曾经风行一时的新古典宏经济学也出现了范式危机。一方面，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内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起来批判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另一方面，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外部，新凯恩斯主义起来批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二、崔之元的范式危机论
《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作者崔之元现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他在《科技与发展（中国发展专刊）》上发表的《科斯定理：真知灼见还是同义反复？》、《制度拜物教批判》、《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等论文曾经在国内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中引起很大反响。读者从他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不仅对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有相当深的造诣，而且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沿也很熟悉。
崔文是针对樊纲发表在《中国书评》1995年5月号上的《经济科学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再思考》一文而写的。樊文的论断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此，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崔文不同意樊文的这一基本论断，指出：追求理论的普遍性，并不等于该理论已经有了普适性。在数学基础理论中，尚且有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波兰学派等等，难道经济学家们比数学家们还要更容易“团结在一个旗帜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和非常有力的反问。大家知道，和经济学不同，数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都是没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学科，例如语言学、逻辑学，也是没有阶级性的。如果有人想把数学分成西方数学和马克思主义数学，那就会成为笑话。原因很简单，数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本身根本不存在这一区别。反之，如果有人想抹杀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则界限，断言经济学没有阶级性，要经济学家们都“团结在一个旗帜下”，那同样会成为笑话。原因也很简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阶级性决定了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统一的经济学。
崔文的基本论点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目前正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
为了证明这一论点，崔文列举了四个重要案例。
案例之一是行为理论。樊纲将西方经济学的行为理论作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崔文不同意这一论断，指出：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发现种类越来越多的偏好序，根本不能用效用函数来表达，既然不能用效用函数表达，最大化就无从谈起。这就给那种把行为理论等同于效用最大化的基础理论带来极大混乱。
案例之二是西方经济学的总供给—总需求理论。樊纲认为“关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关系的理论”即一般均衡理论是另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崔文对此也采取否定态度，指出：总需求是建立在个人需求函数基础上的，目前西方著名学者的研究结果证明，对个人需求函数限制，例如连续性、零阶齐次性等，并不构成对总需求函数限制。这就是说，宏观层次上的一般均衡理论没有微观基础。崔文给国内学者带来一条重要信息：由于这一重要的研究成果，已使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改行，不再从事一般均衡理论的无效研究。
案例之三是科斯定理。樊纲认为西方新制度学派关于制度形成与演化的理论是又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崔文在反驳樊纲时说：这自然使人想到他在其他论著中所推崇的科斯定理。须知，科斯定理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总统经济顾问J·斯蒂格利茨把科斯定理叫作“科斯谬误”。L·赫维茨证明，科斯定理即使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假定下也不能成立。这一最新证明，使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科斯定理最多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同义语反复。
案例之四是不可能定理。崔文说，西方经济学界近年来不断涌现的众多的不可能定理，更能证明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崔之元的同事、麻省理工学院教授B·霍尔姆斯特罗姆证明，团队的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和预算平衡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他是提倡委托——代理理论的，可是他的不可能定理却证明代理人和委托人都存在道德危机问题，只根据经济人的假设，不可能设计出最优的激励机制。
崔文的结论是：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说明目前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础理论。
三、樊纲的范式危机论
樊纲的《“苏联范式”批判》一文也值得重视，因为他提出了许多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下面是樊文批判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樊文认为，“苏联范式”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的社会方面，也就是研究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而把人与物的关系的研究排斥于研究对象之外。这就很自然地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很没用”的。
（二）所有制。樊文认为，“苏联范式”只是在表面上承认所有制关系在整个生产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其他各方面的关系的基础。但是，当社会主义经济出了问题时，就不承认是所有制的问题，而认为与所有制无关。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樊文认为，我们经济中的各种问题都与所有制有关，这就出现了市场能否与公有制相兼容的难题。要求实现所有制多元化，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来发展市场经济的主张在逻辑上没有什么困难，困难的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能否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樊文说：劳动力所有权理论的潜在功用是“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提供理论依据，从而试图通过论证这种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形式之一是某种形式的股份制）本质上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的办法，来打破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观点，并由此论证公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兼容。”
（三）价值理论。樊文认为，在价值理论问题上，“苏联范式”只讲劳动价值论，不讲效用论。因此，“苏联范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视和排斥现代经济理论多年发展的一些重要科学成果，日益成为一种封闭的、不接受新思想、新观点的理论体系，从而越来越难以发展、越来越脱离现实、无法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被“苏联范式”忽视和排斥的现代经济理论多年发展的重要科学成果是什么呢？樊文的回答是：在价值论方面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均衡价格论。樊文说：效用价值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从各种具体的使用价值中概括出了“效用”即“抽象使用价值”的概念。樊文还说：均衡价格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交换价值理论，即价值与使用价值共同决定交换价值即价格的理论。樊文批评马克思缺乏完整的使用价值理论，特别是缺乏对使用价值的量的分析。樊文还批评马克思，说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内有一个严重的逻辑上的矛盾，一方面，在建立劳动价值论时，坚决排斥需求决定价值的观点；另一方面，在提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概念时，又回到了需求也决定价值的观点。
（四）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樊文认为，研究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本质上是“苏联范式”特有的问题。研究规律的过程也就是“苏联范式”的庸俗性进一步暴露的过程。
至此，人们已不难看出，《“苏联范式”批判》究竟批判的是什么。从标题上看，它批判的是所谓苏联范式。然而，从内容上看，它批判的实际上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尽管樊文总是巧妙地以所谓苏联范式为靶子，力求避免公开地批判马克思，然而，只要对马克思著作有基本了解的读者都会发现，樊文批判的正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基本理论。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我们和樊纲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是否要研究生产关系。樊文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无用论，断言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是‘很没用’的，无助于许多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无助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
樊文的论断显然有悖事实。经济体制改革至少是樊文所说的“许多现实经济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吧。难道改革能离开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不仅不能离开，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为指导，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自觉地对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要求的部分进行调整。仅这一例证就足以说明，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无助于许多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的论断，根本站不住脚。
同样地，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无助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的论断也完全不能成立。西方研究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学者，有些曾经认真读过《资本论》。他们惊讶地发现，马克思早就制定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经济发展理论》作者熊彼特，《资本积累论》作者乔安·罗宾逊，《经济增长论文集》作者多马，都曾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同程度地赞许马克思最先在这一领域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例如，乔安·罗宾逊在1942年《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说：“马克思主要关心于长期动态分析，而这一领域现在大部分仍未有人耕耘过。”[⑤]1955年，在题为《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的演讲中，她又说：扩大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再次被卡莱茨基所发现，并用来作为解决凯恩斯的问题的基础，又被哈罗德和多马进一步发展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⑥]同“无助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的论断相比，西方学者的评论反而显得较为客观、公正，较少偏见。
樊文在研究对象问题上批判“苏联范式”，实际上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规定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他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经济关系，也就是同属广义的生产关系。从定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也指出：“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社会制度。”这和马克思说的“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是一致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典作家的共识。
樊文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等都看作是“人与物的关系”，而看不到人和人的关系。事实上，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正确处理好人和人的关系至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和樊纲的分歧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不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樊文批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趣的是，这一批判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的名义下进行的。樊文说：“既然承认所有帛关系是基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又怎能一遇到问题却都与所有制无关，并且总是试图在不改变所有制的前提下来解决各种问题？在面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时，宣称‘所有制是不重要的’，表现出了‘苏联范式’的非马克思主义特征。”樊文的“马克思主义特征”集中地表现在“我们经济中的各种问题与所有制相关”这一论断上。该文认为，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造成的，出路在于“打破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观点”。如果真的象他要求的那样，在思想上打破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观点，并在实践上变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其他非社会主义所有制，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原因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改变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
在价值理论上，我们和樊纲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供求和价格问题，而在于要不要坚持劳动价值论。这一问题涉及许多理论问题和思想史问题，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论述。这里要说的是，马克思有科学的供给和需求理论，有科学的价格理论，只是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论述。马克思关于价格和供求关系的理论根本不同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樊文把生产费用价值论当作劳动价值论，把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当作马克思的交换价值论，把交换价值直接等同于价格，把马克思的交换价值理论和价格理论说成是价值和使用价值共同决定的理论，把“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当作是“需求也决定价值”的观点，这些都是严谨治学的人所不应有的学术上的疏忽。
樊文指责马克思，说马克思缺乏完整的使用价值理论，特别是缺乏对使用价值的量的分析。这种指责，一方面反映了批评者没有掌握马克思使用价值学说的要义，另一方面暴露了他对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论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政治经济学研究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因为它同时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是，政治经济学不研究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作为有用物品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是商品学或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所说：“考察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商品学的任务”。
关于使用价值的量的分析，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找不到。在马克思看来，效用，即使用价值，在质上不同，因而在量上无法比较。和马克思不同，西方经济学家从事效用的量的分析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基数效用理论断言效用可以衡量，可以计数，可以相加。结果走进了死胡同。序数效用论力图摆脱基数效用论的错误，用序数分析取代基数分析。结果是换汤不换药，仍然陷入了实质相同的困境。这从反面证明正确的是马克思，而不是西方学者。如果现在还有人想把毕生精力投入效用即使用价值的量的分析，恐怕最多也只能再重复基数论和序数论的错误。不可能取得什么科学成果。
最后，在基本经济规律问题上，我们和樊刚的分歧不在于表述形式，而在于是否承认存在决定某种社会生产的本质和主要方面、主要过程以及发展方向的客观经济规律。在于是否承认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必须研究经济规律。
《资本论》这一科学巨著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对剩余价值规律作用的各个方面，都作了最充分的分析。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马克思说：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也有相似的论述。可见，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决不是象樊文说的只是“苏联范式”所特有的。樊文否定生产目的和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是为了用西方经济学的需求偏好的显示方式、公共选择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这一方面的科学分析。
四、两种范式危机论的比较
崔之元和樊纲各自提出了一套范式危机论。作为读者，在认真地、反复地读了他们各自的论文之后，自然会作一番思考和比较。
樊纲想追求一种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一种无阶级性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这一想法的动机也许不坏。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经济学，对初学者和研究者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至少，我国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就可不必在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后还要再研读西方经济学。同样西方国家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也可不必在学了西方经济学之后再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研究者来说，大家也许就真的能“团结在一个旗帜下”，为无疆界的共同科学事业做出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说不会只发给西方经济学家，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份儿，更不会把乔安·罗宾逊这样的左派凯恩斯主义者拒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门之外。可是，历史无情，现实无情。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学。樊纲所追求的理想，在历史和现实面前不能不宣告破灭。
和樊纲的理想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崔之元的现实主义态度。他没有沉湎于理想主义，而且直面现实。他看到了不同性质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区别，懂得经济学家不能“团结在一个旗帜下”的道理。
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而且也没法“团结在一个旗帜下”，说是因为经济学具有樊纲所不愿看到的阶级性。经济学的阶级性使这个领域的自由的科学研究成为不可能。正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的那样，“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这里且不说经济思想史上各派学说的对立和西方国家目前的理论分歧。只要看一看我国经济理论界当前对许多重大问题的争论就足以说明问题。例如，关于市场经济，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不应区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所有制，一种意见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共存，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必须起主导作用；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市场经济只能以非国有经济为基础和主战场，国有企业应当实行非国有化，即私有化。关于分配制度，一种意见认为，个人收入分配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个人收入分配要按生产要素分配，不应按劳分配。关于政府调控，一种意见认为，市场经济能自行调节，无需政府干预。关于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种意见认为，反通货膨胀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因此应当实行适当的紧缩政策；一种意见认为，刺激经济增长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因此应当继续实行扩张政策。如此等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使持有不同主张的学者很难“团结在一个旗帜下”。在现实的经济思维中，大款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常常分别成为不同经济学家的出发点。尽管人们很不愿意听到大款经济学家和人民经济学家的称谓，但是谁也否认不了实际存在的这种区别，除非大家都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
樊纲不仅沉湎于理想主义，更严重的问题是他沉湎于西方经济学，误把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当作是“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他走得太远了，致使真正对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学科前沿都有深入了解的崔之元感到很有必要向他提出告诫：“对理论普遍性的追求，不可混同于认定某理论已具有普遍性。”这种告诫是诚恳的、有益的。
崔文没有停留在一般告诫上。樊纲把西方的行为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制度理论和科斯定理等当作是具有普遍性的基础理论，崔文则针锋相对地用西方学者最新研究成果，全面地、十分有力地反驳了樊文的论点。这不仅使樊文的基本观点难以成立，而且使樊文的每一具体论点都难以站住。
樊纲的《“苏联范式”批判》是在崔之元的《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之后发表的，在这篇文章中，他没有再坚持已被崔之元驳倒了的那些具体论点。他当然知道，崔之元对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理论前沿的了解大大超过了他自己，而且，崔文的每一论点都是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充分根据。边际用论和马歇乐的均衡价格论当作是具有普遍性的基础理论。这更难站得住脚。读过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系学生都知道，边际效用论，是建立在一系列严峻的假设条件之上的，这些假设条件和现实不符。边际效用论是以主观心理而不是以客观现实为基础的，根本不是什么科学理论。樊文大讲“苏联范式”的庸俗性，却不能从边际效用论中看到西方经济学的真正庸俗性。即使边际效用论发展成为今天的无差异分析和显示偏好理论或其他新理论，也根本改变不了这种性质。至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那不过是边际效用论、生产费用论和供求论的混合物。
崔文讲范式危机，是说西方经济理论目前正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中。这篇文章的结论符合实际，有很强的说服力。文章实际上提醒国内学者和广大读者，不要把西方经济学当作具有普遍性的基础理论，不要盲目卷入西方经济学热，不要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更不要盲目地把那些连西方学者也批判和否定的洋教条当作真理来在中国广为宣传，而且让照着办。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有自己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崔文说：“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说明目前并无普适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我们中国学者就不只有‘应用’‘基础理论’的份儿，而且还有创造基础理论的任务。”该文相信，中国学者“有可能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在经济学基础上做出有世界意义的贡献。”
与崔文形成鲜明对照，樊文讲范式危机，是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目前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文章的这一基本观点是不正确的。文章企图从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入手，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从根本上放弃原有的范式”，代之以“现代经济学”即现代西方经济学。
五、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两种改革观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需要改革，这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研究生和大学生的共同要求。但是，究竟怎样改革，意见十分分歧。
有两种改革观。一种改革观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完善是一个过程。为了进行这样的改革，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深入研究现实，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高水平的教科书必须建立在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之上。没有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大量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就很难编写出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在研究过程中，可以有分析地参考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有用的概念、论点和方法，即那些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先进经营管理经验的概念、论点和方法。但是决不能照抄照搬。
与此相反，另一种改革观是，经济学教科书的改革就是从根本上放弃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转而全面采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术语、理论和方法。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被认为是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的基础理论体系，可以全部拿来，加以应用。
崔之元对第二种改革观持否定态度，他一再强调西方经济学正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一再证明西方经济学不是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的基础理论。
樊纲对第一种改革观持否定态度，而对第二种改革观持肯定态度。他要求“抛弃旧范式”，“从根本上放弃原有的范式”，要求进行“范式转换”，转到“由西方人在最近一两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范式上去。他说：较早学习和接受西方经济学的青年学者认为，“原有的理论范式基本上是‘过时的’已无法面对经济现实，因此应采用新的范式，也就是运用一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运用100多年来人类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我们遇到的现实经济问题。”他在《基础理论与具体应用》中说：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内容都“属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范畴”，“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因而也“成为我们自己的基础理论”。又说：“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是不可取的，我们可以‘借鉴与运用’的只是那些具体的分析工具与一些针对实际问题的政策分析。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种‘颠倒了’的论点。由西方人在最近一两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对我们最有用、最应该认真学习的，恰恰是那些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基础理论”。还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基本理论与方法，……就可以自己来‘应用’，得出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最优的’具体结论”。
这两种改革观是对立的。第一种改革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第二种改革观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
按照第一种改革观，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坚持和发展是统一的。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就无从谈起。不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就很难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有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去研究和解决。即使是资本主义部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不少。现有教科书关于资本主义部分的理论框架是不够完整的。马克思原来计划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分成六册：《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其中，第一册《资本》又分为四篇：《资本一般》、《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这一庞大写作计划中的一部分，并没有囊括或取代“六册计划”。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大致反映了《资本论》的框架，但远未反映出“六册计划”的丰富内容。又例如，马克思在研究了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之后，论述了供给和需求的作用，阐明了自己的价格理论。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却缺乏这一部分内容。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仅把《资本论》而且把马克思留下的全部经济学遗产整理出来，密切结合实际地加以阐发和叙述，那肯定会使教科书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方面，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方面我国学者更可以做出创造性的有世界意义的科学贡献。
按照第二种改革观，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经济学教科书将没有它的地位，最多将被作为一个历史的学派来对待。西方经济学，从研究对象到整个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以至国际经济学等等，将被当作“人类共同财富的基础理论”，从而也被当作“我们自己基础理论”，抄进和搬进中国的教科书。西方人创造和发展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中国人的任务是“认真学习”、“掌握”和“应用”这种“现代经济学的”的“基础理论”。用崔之元所否定的话来表达，这就是，中国学者有“应用基础理论的份儿”，而没有“创造基础理论的任务”。但是，必须记住，西方经济学并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象逻辑学或语言学那样的社会科学，而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大量的意识形态成份。西方学者沃伦·萨缪尔斯在《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中承认：“总的看来，意识形态在整个经济思想的广阔领域中普遍盛行已经得到公认”。[⑦]彼得·怀尔斯在《意识形态、方法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中也说：“这里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总的和前后一致的世界观，它能被强烈地感受到和自觉或不自觉被予以支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既是世界观，也是相应的方法论。”[⑧]如果按照第二种改革观来改革，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成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翻版，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就可能成为西方经济学洋行的小贩，我们的经济学领域就会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两种改革观，必然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两种后果。
更正启示
此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原文多处有误，现将作者提供的勘误表附后：
《两种“范式危机”论》一文正误表
原页码 行 误
正
31 10 库恩在在用库恩在使用
31 倒7 即古典即新古典
31 倒6 不现再不再
32 15
因此，不应该 因此，“不应该
32 倒13 理论作是 理论当作是
33 20
表而上表面上
34 倒3 社会关系，生产社会关系，生产的
34 倒1 经济典经典
35 8
所有帛关系所有制关系
36 18
同样西方 同样，西方
36 20
也说不会 也就不会
36 倒12 说是因为 就是因为
37 3一种意见认为，市场一种意见认为，市
经济能自行调节场经济不能自行调
节，必须进行政府
干预；另一种意见
则认为，市场经济
能自行调节
37 5一种意见认为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
37 22
边际用论 但是，樊文又把边
际效用论
37倒10 范式危机中范式危机之中
37倒3
经济学基础上 经济学基础理论上
38倒17 是‘过时的’ 是‘过时的’，
39 11
研究方面我国 研究方面，我国
39 15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
39倒6
鸟尔巴赫 乌尔巴赫
39倒2
艾克纳主编艾克纳主编：
39倒2
北京大这 北京大学
责任编辑注：樊纲《“苏联范式”批判》一文见本专题1995年第12期225页。
注释：
1.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st edn,1962.2nd edn,1970.中译本：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3年版。
2.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3-34页；参阅北京大学出版社中译本，第33-34页。后者将“范式”译为“范例”。
3.M.Masterman,The Nature of a Paradigm.In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I.Lakatos and A.Musgrave (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P.59-89.
4.P.鸟尔巴赫：《范式》，《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51-852页。
5.乔安·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80页。
6.乔安·罗宾逊：《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0页。
7.西德尼·温特劳布主编：《当代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1页。
8.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9、64页。
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范式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科学革命的结构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樊纲论文; 经济论文; 所有制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