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时代精神——“国学”是历史文化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时代精神论文,历史文化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本刊1995年第5 期发表了一组“国学与时代精神”的文章，并希望本院师生和学术界的朋友们就此进行深入研究和具体探讨。我们的倡议得到了响应，现再次刊登有关这一讨论的文章。希冀引起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以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国学（中国文化或特指中国传统文化），西学（西方文化或特指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三者的关系，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
近十多年国学在祖国大地确实不断地升温，有人感觉到“热”，那是因为过去偏“凉”的缘故。这些年的温度升高了，和过去相比较，说出现了“国学热”，我看也未尝不可以。在气温变幻、忽冷又热的条件下，人们对“国学”有不同看法，持不同态度，那是很自然的。我认为通过正常讨论、交换看法，可以沟通，也可以求同存异。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很多，有方法问题，有视角问题，有知识结构问题，也有感情偏爱问题，其中比较重要者是有的人对“国学”的看法偏于笼统、抽象，缺乏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我认为应该把“国学”作为历史的文化现象加以分析、认识，从而采取相应的态度。
一、历史地界定“国学”概念
“国学”本来是世纪之初，伴随“西学东浙”、西学冲击中学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从思想形式上看，近年出现的“国学热”，似乎是世纪之初历史的复归。因为有近似相同的文化背景，即都处于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世纪之初由古代向近代转型，近年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都面临西学对中学的严重冲击与挑战，因而“国学热”都包涵着回应西学冲击与挑战的时代内容与现时要求。但是，又由于这两次“国学热”出现的历史条件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认识水平不同、文化冲突的性质与走向不同，所以对“国学”概念的界定、解决国学与西学冲突的方式也应有所不同。
本世纪之初，“国学”一般被理解为“国故”。章太炎1910年作《国故论衡》一书，以“国故”概括国学的主要内容与文献典籍。胡适1923年在为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所撰写的《发刊宣言》对“国学”做了系统地阐述，直接把“国学”解释为“国故学”，并且提出了“整理国故”的系统理论与方法。他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1925年吴密筹办“清华研究院国学门”（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设国学课程以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为主。吴密这时对“国学”的理解与胡适基本相同。他在1925年9 月研究院开学典礼所做《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报告中明确说：“……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唯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1〕我认为这个提法、这个界定，在本世纪初期，为了回应西学的严重冲击与挑战，为了强调民族主体意识，发扬中华文化本位精神，是可取的、自然的，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文化氛围去抽象地解释“国学”。
历史是发展的，人类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化、前进，今天的文化观念，显然与本世纪初期或前期大异其趣。今天对“国学”的理解与解释应当比过去更加科学，今天再不能、也不必把“国学”解释成为“国故学”了。因为我们今天解释“国学”应当有更高的立意，更新的方法与视角。近十多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展开的文化大讨论，无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果之一，是对“文化”概念、文化发展的历史，获得了更深层的认识与理解，从而扩大了文化视野，改变了文化视角，使我们认识到任何一种文化，它既是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积淀、文化认同、文化融通、文化互补、文化承传、文化演变、文化转型的历史与价值。我们无论观察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抑或人类文化，都应当具有这种胸襟与气度。
现代社会日益表现出经济、交通、通讯、信息全球一体化趋势。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氛围下，究竟应当怎样看待“文化”、怎样看待“国学”呢？如果说20—30年代视“国学”与“西学”为两种对立、对抗的文化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应该看到“国学”与“西学”之间的互补与融通。当然，“国学”与“西学”还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区别将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日益淡化，就像一般文化国界、文化民族性日益淡化一样。21世纪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补与融通趋势越来越明显。诚然，文化的民族性毫无疑问将是长期存在的，但是，各民族共同认同的文化也毫无疑问是越来越多。因而，“国学”与“西学”之间的互补与融通的内容也将越来越丰富。印度佛教文化，本来（两汉以前）是外域文化，不能说是“国学”，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消化、吸收，已经创造出了中国的佛教文化，这就演变为“国学”了。这是外域之学转化为“国学”的一个明显例证。近现代亦然，有些本来是“西学”文化，传播来中国后，逐渐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结果，被中华民族所消化、吸收、认同，应该说这种文化也具有“国学”性质了。所以，今天的“国学”，虽然还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全部。但是，随着历史与文化的不断积淀、不断融通、不断演变，其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所以“国学”概念的内涵外延都理所当然的与过去有所不同，“国学”除了包括“国故学”之外，还包括本是外域之学而逐渐被中华民族所消化、吸收、认同或再创造的那部分文化。“国学”不是凝固的，而是历史的、开放的、变化的概念，因而我们今天应该以历史的观点去界定“国学”概念，视“国学”为历史文化现象。我们首先确立这个观念，然后才便于进一步探讨“国学”的价值、“国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国学”的态度等问题。
二、明确研究“国学”之目的
研究“国学”，其目的是认识国情，弘扬国粹，但不是国粹主义，包括“整理国故”，但不搞复古主义。
“国学”是具体的历史文化概念，既包括历史文化的精华，也包括历史文化的糟粕；既包括国粹，也包括国渣。我们研究“国学”之根本目的，就在于从文化的领域、文化的角度、文化的层面认清国情，认清哪些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的长处，哪些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的短处，认清国学与国家历史、国家命运、国家发展、国家兴衰、国家前途、国家存亡之间的关系，寻找出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曾经兴旺发达、繁荣富强与国学中的哪些思想精华有密切关系，寻找出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曾经危亡衰败、落后受辱与国学中的哪些思想糟粕有内在联系，以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弘扬国粹，克服国渣。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正确、客观地评价、认识20—30年代的国学运动、国学思潮，另方面也要以更高的立意和境界对待现实和未来的国学研究、国学发展。关于20—30年代的国学运动、国学思潮，过去很多论者对待吴密和胡适都是不够公正的，由于受到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干扰，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批判式的否定代替了全面地评价。今天客观地去分析，无论吴密还是胡适都有颇多可取的思想。例如在研究国学之目的问题上，吴密在创办《学衡》杂志时，就明确宣布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宗旨。应该说，这个提法是正确的。其所谓“昌明国粹”与“融化新知”结合起来，就不是“国粹主义”。我们今天还应该奋力“昌明国粹”，其目的除了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之外，还能够正确认识国情，实现中西文化的互补与融通，创造适应21世纪的新文化。1925年吴密在“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开学典礼上说明创办研究院之目的时强调了两点：一是适当采择西方文化，融化无碍；二是通彻地了解中国固有文化之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学、哲学），提出以适当措施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他特别提出研究国学必须与国情结合，不必远赴欧美，因为赴欧美既多耗资财，又与国情隔绝。这些认识都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
胡适当年在《发刊宣言》上高唱“整理国故”，其目的也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搞复古主义。他说：“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一个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这是专就构造中国文化史而言的，比较全面系统，无可厚非。这就是胡适所谓“国学研究”或“整理国故”的主要内容。后来由于许多复杂原因，我国学术界中止了这种国学的研究，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看，出现了国学研究的断层。冷淡了半个世纪之后，近十几年来又出现了历史的回归，学术界、思想界又强调了“国学”和“文化史”的研究，有人又感觉到了“国学热”、“文化热”。我认为，近年的“国学热”、“文化热”，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于更高的立意，运用更科学的研究方法，继承和发扬了20—30年代学术界的国学研究传统。虽然现在对“国学”的认识，远比半个世纪之前大大地深化了，但它究竟不是什么新花样，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有人对国人研究国学这等正常之事感到奇怪，这才算是真正异常的心态。何以有人看到“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就疑虑为“国粹主义”、“复古主义”呢？我看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这些人以过去几十年的“国学冷”、“传统文化凉”为自然、为习惯；一是他们对“国学”、“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国学”与“西学”，“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刻的研究与理解。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历史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启迪和开导，历史经常使人反省与检讨，因而给人指示走向未来的道路。过去几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冷淡国学、传统文化，是极不正常的，近年国人对国学的升温才是理中之事。可以说，过去我们在很多文化问题上出现弊病，多与这个不正常的“低温”环境有关系。因为有的人习惯于（或愿意）过“国学冷”的“低温”环境生活，当然也就感到“国学热”不习惯、不正常了。这除了需要一段习惯过程之外，还有一个认识的问题，即如何认识“国学”、“传统文化”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过去在很长时期里，在处理与解决文化问题的实践活动中，表现出严重的把“国学”与“西学”置于对立的地位，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视为不相容的东西。所以，要宣扬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批判传统文化（像文化革命那样），要提倡“西学”，就一定要批判“国学”（像电视剧《河殇》那样）。结果犯了两个片面性错误。我认为：“国学”与“西学”虽然有区别，但是可以互补，还可以转化；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但是可以融通，更可以互惠。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对“国学”研究起指导作用，必须让马克思主义在“国学”的土壤环境中适应、习惯、生根、发芽、结果。必须创造出与“国学”思想精华相结合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那种死背几句条文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做到这一点，不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行，不认真地研究“国学”也是不行的。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掌握其精神实质；不认真研究“国学”，不能分辨出精华与糟粕。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弘扬了“国粹”，既有了科学的方法论，又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这既不是“国粹主义”，又不是“复古主义”。我们弘扬“国粹”，认为她是中华民族的精粹，但是不强加于人，不说她是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我们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是为了发展自己，走向未来，不是走回头路，不说一切唯古人最美，既承认古今沟通，又提倡中西互补。这就是研究“国学”之目的，也是弘扬传统文化之方向。
三、研究“国学”的方法与过程
研究“国学”的方法与过程仍是“综合、比较、创新说”。
吴密1926年提出研究国学应走“综合、比较、创新说”的道路，是难能可贵的，对今天仍有指导意义。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年，吴密在《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中说：“窃以为今日研究国学，急以下列事悬为目标：（1）则整理全部材料，探求各种制度之沿革，溯其渊源，明其因果，以成历史的综合，如梁任公之《中国文化史》之体例；（2）则探讨其中所含义理，讲明中国先民道德哲理之观念， 其对于人生及社会之态度，更取西洋之道德哲理等，以为比较，而有所阐发，以为今日中国民生群治之标准，而造成一中心之学说，以定国是，如梁任公所拟讲授之《儒家哲学》”〔2 〕这就是吴密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实践中总结、升华出来的研究“国学”“综合、比较、创新说”的基本方法、基本道路。“综合”指概括各家各派多元文化之全部资料，不是独尊某一家，既不是现代新儒家，也不是现代新道家，只有“综合”多元文化，才能全面继承国学精华。所谓“比较”，主要是指中西文化之比较即“国学”与“西学”之比较，既不搞国粹主义，也不搞排外主义，而是通过“国学”道德哲理与“西学”道德哲理之比较，才能发现彼此的长短、优劣，也不能达到中西文化互补、互进、互动的效果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深层次的“国学研究”，都应该是广义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还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国学”真正进行过深入地“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学者，就不会走向“全盘西化”或“复古主义”的偏颇。所谓“造成一中心之学说”即是创造一新说，这是着眼于未来的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工作。
当今还健在的老一辈学者中张岱年先生长期坚持“综合、创新”地研究中国文化之路，他既不搞“中体西用”，也不搞“西体中用”，而是搞“综合、创新”，这是很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然而，文化的创新并非一件容易事情。可以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多少人在“创新说”、走新路、举新旗，有各种各样的主义，有社会主义，有资本主义，有大同主义，有罗素主义，有杜威主义，有马克思主义等等。中国人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因为中国人认为她能解救中国，她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她在运行中，她在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中，还是不断被人（历次的机会主义者、“四人帮”分子）捉弄、歪曲、弄得一团糟。这正如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偶感》中所说：“每一个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毛泽东一生主张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但是晚年脱离了中国国情，有时落入黑色染缸，有时被“四人帮”偷染换柱，时而尊法，时而批孔，使中国蒙受一场大的灾难。
近几十年活跃于海内外学坛的现代新儒家，是不是“综合、比较、创新说”呢？不错，他们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向西方弘扬中国文化精神、沟通中西文化等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们偏爱儒学的一家导向，不符合当代文化的多元趋势，使他们难以深入地对“国学”进行综合与比较地研究。儒学虽然是重要的国学，但是不能代替国学，更不能等于国学。国学既是中国之学，就是儒、道、墨、法、名、阴阳、佛等等多家结构之学、多元文化之学。我们讲综合、比较，不只是儒教一家的综合、比较，而主要是儒、道、墨、法、名、阴阳、佛等多家文化之综合、比较，是经济、政治、伦理、科技、艺术、宗教、哲学、文学、史学等等各门学科之综合、比较，是多元的中国文化、多学科的“国学”与多元的、多学科的“西学”之综合、比较。“综合、比较”只是研究方法、研究过程，“创新说”才是研究的目标和旗帜。创新说具有更大的创造性与建设性。
近年来国内外谈论“新说”似乎成为一种时髦，中国除了“新儒学”之外，还有“新道学”、“新佛学”、“新墨学”，西方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涉及人类未来文化走向问题。有些富于民族感情之士预测21世纪可能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世界，有些偏受儒学之士预测21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儒学将成为21世纪的文化主流云云。每个民族都欲弘扬本民族的文化，提倡自己的“国学”，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按照这个思路放宽我们的视野，从全世界、全人类的高度俯视，不正是多种国学、多元文化、色彩斑斓的喜人景观吗！
21世纪将是东西方各民族、各国家竞相发展自己、激烈竞争的时代，各种文化都理所当然的出来展示自己的异彩。中国文化（包括儒学）的价值过去长时期被某些西方人（如德国的马克斯·韦伯、美国的约瑟夫·列文森）所否定，近几十年有所改变， 中国文化已经走向世界，21世纪可能会有更多的西方人认同中国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可能会对解决、协调人类的生存环境危机问题、会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说中国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说21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这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多元趋势、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中国的国情都是不相适应的。21世纪将是多种文化并茂的世纪，不可能有一种主流文化主宰世界，中国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定会和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多种文化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相互辉映、争艳斗奇。我相信，21世纪的中华民族一定会在充分认同与继承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的基础之上，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文化。这种文化不会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也不会是以道家文化或佛家文化为主流的，但是它一定是古今融通的、东西互补的，它既保持了民族的形式和优秀的历史遗产内容，又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四、鼓励偏爱，各得其所，求同存异
研究国学，我既不赞成孤芳自赏的“国粹主义”，又不苟同唯我独尊的“一家主义”。我主张东西并茂，百家争艳。学术界应当鼓励和支持学者对某门学科的特殊偏爱、特殊兴趣，以利培育和发展学者的学术个性与专长。有人专攻国学，有人专攻西学，有人专攻儒学，有人专攻道学，有人喜欢汉学，有人喜欢宋学，有人喜欢蒙学，有人喜欢藏学，有人研究黑格尔主义，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有人研究斯大林主义，有人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于一位学术研究工作者，对于一位学者，这都是正常的，应当各得其所。不能说运用唯物史观的学者就是教条主义者，不能说专门研究古代文化者就是搞复古主义的，不能说专门研究国学文化者就是搞国粹主义的，也不能像有的人那样，因为自己是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以要求别人也要像他一样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则就是淡化马克思主义。
至于研究国学的方法论，当然我们提倡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的指导原则。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我赞成多元化，既提倡观念更新、研究方法现代化，又不强人所难、强加于人。有的学者喜欢用唯物史观方法分析国学问题，有的学者习惯用传统乾嘉方法考据国学问题，甚至有的学者终生用乾嘉方法考据国学中的微观问题，有的学者终生对现代问题不感兴趣，如醉如痴的偏爱研究古代问题，我看都是正常的。不要因为学者个人的兴趣、爱好与社会某一时期的提倡与导向不相适应，就进行“批判”或“迎头痛击”。如果有人这样讲、这样做，那跟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认为社会管理者、国家领导人当然可以发号召，可以提倡什么，可以反对什么，可以通过资助、支持、参与、引导社会潮流和学者的研究活动。但是对学者个体的研究、学者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不能搞简单的行政命令，学者有充分的自由选择研究方法的权力。如果学者的活动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触犯了国家与社会的法制，应当诉诸法制，以法论处。但是，不能以任何借口对学术研究进行行政性批判、围攻和人身攻击。这和不同学术见解的批评与反批评是有本质不同的。任何学者在学术辩论中都有彼此平等的反批评别人的权力，也都有彼此平等的批评别人的权力，可以公开批评某一种学术观点，也允许公开维护个人的学术观点。这就是真正的发扬学术民主。例如，目前关于“国学”问题的讨论，最好不要只发表一种观点的文章，要发表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可以有根据地批评“国粹主义”、“复古倾向”的表现，被批评者、持不同意见者也可以进行答辩，统统提供给社会进行审视，不要轻易做结论，可以求同存异、各抒己见，让社会与历史去做评判。
最后再谈一点研究“国学”应该形成不同学派问题。形成学派是艺术繁荣的表现。研究“国学”，自古以来就有形成不同学派的优良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才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基础。儒家自孔子死后分为八派，墨家自墨翟死后离为三派，道家在老子死后分为庄子学派、黄老学派，道教在后期又分为正一道教与全真道教等等，佛教在中国也有华严、天台、唯识、净土、禅宗等不同宗派。本世纪20—30年代的国学研究思潮，也是形成不同学派的，吴密为首的“学衡”派，清华国学研究院，胡适的“整理国故”派，后来顾颉刚的“疑古”学派，“现代新儒学”等等都是研究“国学”所形成的重要学派，他们各自从不同方面对国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表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形成了研究“国学”的优良传统和优良学风。可是，近几十年由于教条主义、一元文化史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干扰，批判和中断了国学研究的传统，致使有些人数典忘祖、断源截流，盲目崇拜外国，唯洋人是举，使另外一些人习惯过“国学低温”生活，“国学”稍有升温，就大惊小怪，若有所失。我认为当前的“国学热”还很不够，还应当在科学方法论指导下继续升温，因为这才是国学研究振兴的开始，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如何与中国国学相融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还有很多国学难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有用的资源，中华民族文化与道德素养的提高更需要国学研究的帮助。
近几十年由于国学研究传统的中断，几乎没有形成国学研究的不同学派，近十多年来，虽然出现了“国学热”，也发表了诸多不同的学术见解，但是（除了现代新儒家、疑古派的后继学者）也很难看到持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见解的不同学派的形成。这是一个应当引起学者、特别是肩负重任的学者们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个局面不改变，不同的学派就难以建立，国学研究很难继续深入，国学研究的时代使命很难预期达到。我建议有关领导、管理学术研究的职能部门，应当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制定扶持、培育不同学派形成与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
近十多年来在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虽然出现过“全盘西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河殇现象）鼓噪一时的情景，虽然还有过教条主义的阴影，但是，多数学者对这些文化现象都开展过正常的学术批评，表明过自己的学术见解，我看是极为正常的。这些年来学术界讨论了许多问题，但是多数学者集中地探讨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学”结构与重建问题，一个是“国学”价值即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关系问题。在讨论中难免有各种歧异的意见发表，也有发思古之幽情者，也有赞成“儒学复兴”论者，更有不赞成这些意见者。这是完全正常的，这是学术繁荣的表现。总之“国学热”的氛围是好的、是适宜的。疑古派应当发展，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冯友兰、张岱年等人的国学研究应当形成学派。研究“国学”的方法也出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很多学者愿意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文化现象，很多学者愿意运用施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方法论对文化进行分类研究，还有的学者试用贝塔朗菲的系统论方法研究传统文化，还有的学者专门运用电子计算机、运用现代计量方法研究国学问题，还有的学者专门运用汉学方法对传统文化问题进行训诂、考据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培育、扶持、建设，培养研究生，召开学术讨论会，创办杂志，发行丛书，就可以形成不同的新兴学派。到那时，“国学”研究的百花园里便可出现万紫千红、奇花盛开、园丁满园的文化景观，中国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
注释：
〔1〕见《清华周刊》第531期，1925年9月18日。
〔2〕《清华周刊》第25卷第4期，1926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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