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治学界主导政党体制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学界论文,政党论文,主导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0)02-0073-13
主导政党体制(Dominant Political Party System)①是指在多党竞争中，一党长期主导政权，其他反对党长期在野的一种特殊政党体制。对于这一现象，国外政治学界一直有学者关注。冷战结束后，国外政治学界更是对这一体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本文试图对这一领域的有关研究文献进行分类梳理与评述，以推动国内政治学对主导政党体制的关注与研究。
一、对主导政党体制定义的争论
最早提出主导政党体制概念的是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他首次对主导政党作了以下定义：“当一个政党顺应时代，也就是说，当它的主义、思想、方法、风格与所处的时代一致时，它就是主导政党……主导是一个影响力的问题，而不仅是力量。它还与信仰相关。一个主导政党正是公众舆论认为它是主导而成为主导政党。”②在这里，迪韦尔热对主导政党作了较为抽象的原则性的定义。他强调一个政党暂时比其他政党强大，并不能形成主导地位。一个政党只有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获得广泛的影响力才能成为主导政党。迪韦尔热对主导政党的定义过于抽象。他本人在其另一部著作中承认：“这一概念……很不明确，在实际应用中，在两极之间摇摆”③。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时，也较早地涉及了主导政党体制。他把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分为四类：独裁政党体制、主导非独裁体制、竞争两党制、竞争多党制，其中，主导非独裁的政党体制经常出现在民族运动成为争取解放工具的政体中。解放后，民族主义政党继续成为庞大的主导政党，仅仅在选举中受到一些小的左翼党、传统党和一些特别运动的反对。这类政党体制一般是自由竞争的，缺乏团结一致的反对党。如果该政党体制中的政治精英不引进反对党，那么，主导非独裁政党体制有可能转化为独裁体制④。阿尔蒙德最早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主导政党体制，扩展了主导政党体制研究的领域。
乔治·布兰克斯坦(George I.Blanksten)也把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体制称之为“主导非专权政党体制(dominant non-dictatorial party system)”。在这种体制中，一党长期垄断政治权力。它在历次选举中真实地取得了胜利。尽管如此，其他政党也是合法并且确实存在。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墨西哥、乌拉圭的政党体制属于这种体制⑤。很明显，这种政党体制与阿尔蒙德的“主导非独裁政党体制”没有多少区别。
在迪韦尔热研究的基础上，让·布隆代尔(Jean Blondel)进一步指出：20世纪70年代，丹麦、瑞典、挪威、意大利、爱尔兰、智利、以色列、印度、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政党体制是主导政党体制，并指出注意区分主导政党体制与一党制⑥。布隆代尔首次指出了最有典型意义的主导政党体制，其分类得到后来学者的承认。
艾伦·阿里(Alan Arian)和塞缪尔·巴恩斯(Samuel H.Barnes)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色列工党和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比较研究，认为主导政党体制依赖于主导政党的表现：只要主导政党表现机智，反对党很难有所作为；即使主导政党做出不恰当的决策，如果反对党不及时加以利用，主导政党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主导政党被等同于国家，甚至是时代的标志。反对党被降为只起着抱怨和微不足道的作用，而不是现有政权的替代力量⑦。
马泰斯·博高斯(Matthijs Bogaards)在对非洲政党体制的研究中，拓展了原有主导政党体制的定义。他认为现行主导政党体制的定义只适用于议会制国家，但是，非洲大多数国家总统有很大权力，因此，在总统制政府，主导政党不但必须控制议会，还得控制政府。他提出主导政党体制就是一个大党连续三次既赢得议会多数，同时，又赢得总统选举的政党体制⑧。
意大利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是政党体制类型研究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主导政党体制是指：只要大党持续地获得选举的胜利多数（席位的绝对多数）的支持，它就是主导政党体制。主导政党体制属于多元主义范畴。大党之外的政党不仅被允许存在，而且也作为主导党法律上的且合法的竞争者而确确实实存在，尽管它们不一定是有效的竞争者。因此，主导政党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存在一个以上政党的体制⑨。萨托利还进一步强调主导政党体制是“型”(type)，而不是“类”(kind)。也就是说，这里的标准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之间特殊的力量分布。主导政党体制处于竞争性政党制度的边缘，是多党制的一个型式⑩。从这里可以看出，萨托利的主导政党体制区别于专制的一党制。
萨托利对政党体制的分类和界定受到一些学者的推崇。德国不来梅国际大学的马泰斯·博高斯(Matthijs Bogaards)就认为萨托利对主导政党体制的界定具有五个方面的优点：(1)萨托利分析政党不是严格地依据其规模大小，而是考虑选举和政府组成中的许多相关因素；(2)萨托利不是通过政党数目来界定主导政党，而是考虑政党体制中各政党的权力分配关系；(3)萨托利对主导政党体制与主导专制政党体制的区分有利于更好地认识主导的性质；(4)主导政党体制成为政党体制型式的一种；(5)萨托利对主导政党体制的界定及其政党体制类型学提供了一个一致连贯的分析框架，对准确划分政党体制和分析主导政党体制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工具(11)。
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萨托利对主导政党体制的界定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以色列政治学家迈克尔·沙莱夫(Michael Shalev)认为从简单定义来看，“主导政党就是连续的或者只被简短打断的长时期领导政府的政党。它们不必是拥有绝对多数的政党，但是，它们在大选中经常拥有相对多数”(12)。
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在关于定义的争论中，尤其指出不能把主导政党体制与一党制相混淆，尽管它们有时展示出共同特征。他解释到，考虑到主导政党体制中仍然存在众多的政党在有规律的大选中为权力竞争，那么，可以认定主导政党体制还是有竞争的(13)。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在对日本自民党的研究中，把主导政党体制称之为“一党优位制”。佐藤诚三朗将其定义为“在先进民主主义国家，长时期在得票和议席方面超过其他政党、占据优势地位的大党叫主导政党；主导政党体制是某个政党单独或在联合政府中作为核心执政党长期执掌权柄的体制”(14)。
二、测量主导政党体制的不同标准
为了摆脱定义的模糊，很多学者使用具体的数量标准，来测量某个政党体制是否是主导政党体制。
詹姆斯·科莱曼(James S.Coleman)在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党中，首次以政党在国民议会中的议席来测量主导政党，认为当大党拥有70%以上议席时为主导政党体制；在主导政党体制中，反对党的力量是分散的，并且具有地区性和部落性的特征(15)。
让·布隆代尔在20世纪60年代考察西方民主国家政党体制时，降低了主导政党准入门槛。他的标准是：一个政党至少占有40%的选票份额以及比第二大党的选票多出两倍；如果主导政党愈接近50%的选票，愈能保证其主导地位，因为其越能获得绝对多数和第二大党愈加变小。布隆代尔同时还指出主导政党还需得到其卫星政党的支持，才能保住其主导地位。如瑞典、丹麦和意大利的主导政党都受益于其卫星政党(16)。
罗纳德·麦克唐纳(Ronald H Mcdonald)在对拉美政党体制研究的过程中，提出其测量标准：一个政党体制中，至少有60%的议席由一个政党控制的政党体制为主导政党体制(17)。麦克唐纳这一标准是根据一些拉美国家政党体制的案例提出来的，与工业化国家的政党体制不一定适应，并且，把让·布隆代尔所列举的典型主导政党体制的大多数排除出去了。
萨托利认为主导政党体制的测量标准既包括主导政党的准入门槛，也包括第一大党和第二大党之间的差距。他提出主导政党至少要获得50%以上的议席，并且主导政党和第二大党之间的差距是大的，那么主导政党连续三次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是主导政党体制形成的指标(18)。
彭佩尔(T.J.Pempel)认为在多党制中，一个政党一般不需要50%以上的议席就能成为主导政党。在有着四个、五个甚至更多政党的体制中，一个获得35%左右议席的政党就处于占优势的谈判地位，成为政府的核心(19)。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四个指标来测量主导政党体制：(1)大党必须在数量上处于主导地位；它必须比反对党赢得更多的议席；只有获得议席多数的政党才有资格成为主导政党。(2)大党必须拥有主导的谈判地位。即使它不拥有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它也处在战略位置。任何政府的组成如果排除它是不可能建成的。(3)大党必须在时间上连续主导；它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处在一国政府的核心，而不仅仅是几年时间，至少20年以上。(4)一个主导政党必须在政府中处于主导；由于它长期处于政府权力中心，因而，主导政党能够完成其重大的历史性事业，通过动员公众的支持改变国家的政治进程。总之，主导政党必须主导选举及其他政党、政府组成和公共政策议程(20)。
艾伦·韦尔(Alan Ware)认为一个大党只要获得45%-50%之间的议席，就能维持其主导地位；在这种主导政党体制中同时还存在一些比较小的政党。他把一个经常获得50%以上选票的政党称之为主导支配性政党。在主导政党体制中，反对党力量分散。即使第二大党通过选举联合增加其力量都比较困难，不太可能成为主导政党的替代力量(21)。
总之，不同的学者在研究不同政党体制样本中，会提出不同的定义和测量标准。不过，其核心内容“大党长期连续执政”，倒是大家都认同的。
三、主导政党体制的特点
塞缪尔·亨廷顿较早地对主导政党体制的特点作了观察。他发现在主导政党体制中，有一个单一的主要政党和多个较小的、地区性的、种族性并为意识形态所左右的党。例如，在印度和以色列具有这种体制的国家里，少数党起到领头羊或预警器的重要作用(22)。
萨托利敏锐地抓住了主导政党体制的主要特点：处于竞争性政党制度的边缘，以至于使该体制中的一些国家被错误地划分到一党制。他指出：“一个主导政党体制遵守竞争规则，实际情况证明它处于低度的竞争性，或者甚至接近没有竞争的状态。”(23)应该说，萨托利正确地概括出了主导政党体制的弱竞争性的特点。
德国海德尔堡大学教授克劳斯·冯·拜梅也指出只有当大多数或全部反对党联合起来时，才能取代主导政党。主导政党体制中的竞争受到最大地限制。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现象。冯·拜梅认为发展中国家很少存在政党之间的充分竞争。在很多情况下，竞争由于议席的比例安排受到人为压制(24)。
布伦登·奥利里(Brendan O'Leary)在彭佩尔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民主体制中的主导政党有以下特点：(1)该政党必须在数量上主导。必须经常在议会或国会的选举中比其对手赢得更多的议席。(2)该政党一定拥有主导的谈判地位。(3)主导政党必须连续长时间地执政。连续获得三次到四次的选举胜利是主导的基准点。(4)主导政党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主导地位。它必须有能力运用政府去改变公共政策，以致在它主导的国家和社会的性质都发生了变化(25)。很明显可以看出，奥利里基本上承袭了彭佩尔的分析框架，对其观点有所发展。
安德鲁·海伍德(Andrew·Heywood)也认同就有许多政党竞争而言，主导政党是有竞争的，不过，被一个大党主导，并且由它长期执政(26)。
弗朗索瓦丝·鲍切克(Fran? oise Boucek)进一步提出主导政党体制的三大特点：(1)主导政党拥有选举主导。主导政党通过使其选举支持的最大化，取得选举主导。主导政党在改变选民和重塑选民偏好上有自己的优势。在政党资金分配上，主导政党处于优势。因为资金是按照政党议会代表数量来进行比例分配。大党总是获得更多的份额，而一些小党因为达不到议会门槛的要求，而被排除在外。(2)主导政党拥有议会主导。通过获得选举市场的最大比例，主导政党相应取得议会主导。他们利用选举法的有利条款，能够把自己在议会的代表最大化。(3)主导政党拥有行政主导。主导政党在选举和议会竞争最大化的结果是获得执政权。主导政党的中间位置赋予它在与左右翼小党谈判中的杠杆效应，利用某个政党或更多政党反对其他政党。与此同时，对政策的掌控和其庇护网提高了主导政党在未来选举中获胜及连续执政的可能性(27)。
总之，以上学者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主导政党特点，并部分地揭示了主导政党形成的原因。
四、主导政党体制的形成原因
（一）政党处于意识形态分层的中间有利于形成主导政党体制
关于主导政党体制形成原因，早期的一些学者主要强调政党在领导民族主义运动或独立运动中的作用。亨廷顿论证到：一党政权的稳定性来自其起源而不是其特点。它通常是激起广泛动员并形成制度化的民族斗争或革命斗争的产物(28)。迪韦尔热直接认为政党的这种作用激化公民的信任。一个主导政党之所以是主导政党，是因为人民相信它是主导政党(29)。
不过，萨托利的研究发现力量较大的政党处于意识形态分层的中间位置，而左右两翼处于两极时，中间政党会对两边其他政党产生向心力，在联合政府的组建中拥有主导地位(30)。
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指出印度国大党自1951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三十多年中的大多数时间处于主导地位，尽管国大党的候选人从来没有在大选中获得50%的选票。但是，在印度的多党制中，国大党能够把选举的相对多数转变为议会的多数，因为国大党处在意识形态分层中的中间位置，吸引了许多中间选民。国大党在大多数时间成为左右选民的次优选择(31)。
无独有偶，以色列的阿米塔伊·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在分析以色列马帕伊的主导地位时指出，如果在意识形态光谱中处于中间位置的政党力量较大时，那么，缺少中间政党便无法组成稳定的政府。马帕伊就是这样的中间政党。它的左边是统一工人党(Mapam)、劳工联盟(Ahdut Haavoda)和共产党；它的右边是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自由运动党和宗教政党。马帕伊在每次大选时都拥有极为关键的30%以上的选票。1977年以前，以色列各届政府都离不开中间政党——马帕伊(32)。
艾伦·阿里和塞缪尔·巴恩斯也论证到意大利和以色列的主导政党维持着足够的“弹性边界”巩固其政治中心，使反对党们处在政党光谱中的边缘。(33)对于这一点，彭佩尔同样强调主导政党意识形态弹性的好处。他发现：“主导政党就是玩意识形态弹性游戏的政党；这种弹性足够长期维持其政权，以至于它能够实施有助于强化其权力基础的各种政策。”(34)
米歇尔·拉弗(Michael Laver)和诺曼·斯科菲尔德(Norman Schofield)把萨托利以上的论断用于分析极化多元主义(PolarizedPluralism)的政党体制。他们以意大利为例，设计了一个按照单一尺度的左右意识形态间隔组成联合政府的模型。通过模型计量分析，他们发现中间政党将主导联合政府的组成(35)。事过六年之后，米歇尔·拉弗与肯尼思·谢普斯勒(Kenneth A.Shepsle)运用联合政府组成的一般模型再一次证明意识形态处于中间地位的政党会主导联合政府的组成(36)。
加里·考克斯(Gary Cox)进一步把主导政党意识形态位置的中间定位看作是一个策略协调问题。他认为反对党之间的协调失败和主导政党的成功协调是一个政党取得主导地位的重要因素。考克斯认为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和印度国大党所处意识形态的中间位置使它们在大选竞争和政府组成中取得成功(37)。
（二）比例代表选举制促进主导政党体制的形成
国外许多学者极为关注选举制度，尤其是比例代表制对主导政党体制形成的影响。
迪韦尔热较早地认识到在选民一定的情况下，选举规则决定了议席的分配；在多数决定制下，议席非比例分配有利于大党，趋向于形成两党制；比例代表制趋向于多党制，使政党数目激增(38)。萨托利则直接把选举制度称之为“最特别的政治操纵工具”(39)。
彭佩尔认为主导政党现象经常发生在不同的比例代表选举制度之中。这些比例代表选举制有利于促进多党制。尽管许多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并没有出现一党主导，但是，出现主导政党的国家都有比例代表制。因此，有利于促进多党制的选举制必定是出现一党主导的先决条件。比例代表选举制有利于促成一党主导，体现在四个方面：(1)比例代表制经常允许主导政党的内部各派在大选时分别参加选举，从而防止党内摩擦。比例代表制允许一个政党不必获得50%的选票就能执政。(2)比例代表制迫使各反对党相互竞争，从而阻止它们联盟反对执政党。当存在多个反对党时，反对党从整体上缺乏对主导政党的挑战，主导政党维系政权的能力相应增强了。(3)比例代表制经常阻止选民统一行动反对执政党。在多党制里，反对党是分裂的。那些反对执政党的选民很难准确地知道哪一个反对党有可能战胜执政党，所以，不可能轻易投反对党的票。(4)比例代表制允许主导政党不需要获得绝对多数就能执政。意识形态两极化的政党体制更容易使一党不需要获得绝对多数就能主导政权。拥有较高多数的政党就比其他小党拥有更多的谈判权。在很多情况下，只拥有相对多数的政党的谈判艺术弥补了其不足(40)。
阿伦·李帕特(Arend Lijphart)在1994年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大多数选举制度都偏袒大党。选举中的机制因素(mechanical factor)(41)与心理因素对于大党议席过半数和营造的过半数有不同的影响。在人为地营造出的过半数当中，心理因素对于增加大党的得票率或许扮演了某种角色，但是，选举机制因素明显地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42)。
阿德里亚诺·帕帕拉尔多(Adriano Pappalardo)在阿伦·李帕特研究数据的基础上，扩展选举时间到2002年11月1日，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系统地检验了选举制度对政党体制的形成以及一党多数内阁频率的影响。其检验结果的相关性，比李帕特检验的相关性还要强(43)。
史蒂文·里德(Steven R.Reed)在研究日本选举制度时，发现在实行比例代表选举制的国家，那些极左右思想特殊的政党会毫无困难地获得议席。任何政党都不可能获得绝对多数，因此，只有通过联合政府的方式组成政府。像日本实行多名选区制，并明显是个人投票(Personal Vote)(44)的国家，容易产生主导政党(45)。
（三）执政党运用政府资源形成其主导地位的良性循环
除了从主导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定位和选举制度探讨主导政党体制形成外，有些学者还从政府资源的运用挖掘主导政党体制形成原因。
安杰洛·帕内比安科(Angelo Panebianco)观察到长期执政能够给予主导政党改变其追随者的机会。一个政党执政时间越长，它就有更多的机会运用政府资源来调整和重建其追随者(46)。
彭佩尔也发现执政党会利用其掌握的政府资源对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社会动员以争取选举时获得更多的选票。如果主导政党获得相对多数，它必须充分利用其关键地位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但是，一旦组成政府，主导政党就会实行有利于其支持者的公共政策。其公共政策成功与否决定其在下一次大选中的命运，也反过来影响其未来回报支持者和潜在支持者的能力。彭佩尔为此提出“主导良性循环”的理论，即执政党利用其掌握的资源实行有利于其支持者的公共政策，来巩固其选民基础，并且吸引新的选民，为下一次赢得大选打下基础。如此循环，主导政党能够在多次选举中赢得大选的胜利(47)。
马尔科·里马内利(Marco Rimanelli)在总结彭佩尔对主导政党形成原因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的三个共同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主导政党的形成、维持和延续。它们是：(1)每一个主导政党都受益于促进多党制的比例代表选举制，而不是单名选区制和两党制。比例代表选举制比单名选举制更能确保力量分散的多党制和多数党代表的稳定性。因为比例代表制可以确保政党在多党制中获得不少于50%的相对多数，也能获得主导地位。(2)主导政党体制受益于主导的良性循环，把许多最初的胜利转变为一系列持久地长期胜利。主导政党体制起因于“动员危机”或者是新的动员机会，从而使某党能够获得主导地位并在以后的岁月也能维持下去。(3)长期的胜利允许主导政党运用政府资源为未来的选举成功提供机会，运用政府权威不断地有策略地改变国家公共政策、政治进程，为其支持的社会经济团体提供实惠，通过意识形态两极化疏远其反对者(48)。
肯尼思·格林(Kenneth Greene)发现主导政党利用国家资源——公共财政和行政资源，去收买众多的选民和潜在的反对者，使现有的反对党处于政党光谱的边缘。主导政党必须建立庞大的公共部门和使官僚队伍行政化，以维系主导政党的收支平衡。当政府收入减少时，执政党的主导地位也就缩小了(49)。
弗朗索瓦丝·鲍切克(Fran? oise Boucek)还建立了一个主导政党体制的分析框架，分析了主导政党的行为、制度对主导政党的影响。他认为一个政党建立主导地位的能力主要依靠其成功地把选举支持最大化，以保证其得票率足够高到能执政。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主导政党根据选民的偏好而改变其策略。其策略的选择按照当前选举市场的状况，依据选票追求、执政追求和政策追求之间的平衡来决定。制度能够直接地影响政党的执政；这些制度有助于政党巩固其执政权。由于制度是人为制定的，这些制度给执政党提供了加强其执政地位的机会。主导政党在选民、议会和行政的体现方面都能对各种制度产生间接影响(50)。
本杰明·尼布拉德(Benjamin Nyblade)总结前人的分析，也提出了一个系统分析框架。他认为主导政党取得和维持主导地位可分为三个阶段：在议会大选时争取选票，把选票转化为议席，把议席转化为对政权的控制。在议会民主国家，控制政权依赖于议会的支持；控制议会中议席多数的党能够控制政府；政府的组建建立在各个政党和政党议员之间的协调基础之上，并受议会规则的制约。在多党制下，很少有绝对多数的政党。复杂的组阁谈判经常发生。多党联合政府需要党内和党外之间的议会协调。因此，理解议会协调是解释把议会中议席转为政府控制的关键。议席是选票的函数。把选票转换成议席主要取决于选举制度和选举协调。一个政党不能够维持原有选票份额，不能有效地把其选票转化为议席，从而影响其控制政府的能力，最终会丧失主导地位(51)。
（四）人口规模与主导政党体制的形成
颇为有趣的是，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和爱德华·塔夫特(Edward Tufte)从国家规模的角度论证到一个同质同种社会有可能形成一党主导政党体制。他认为政治实体规模越大，民众的冲突程度就越大，解决冲突的方式是通过正式的非个人化的各种组织来解决，而不像小的政治单位通过非正式地面对面的直接谈判来解决。政党是解决公众冲突的最重要的组织。在小国的议会民主制中，对多数人拥有的观点表示反对的人也比较少。人数少促进了和谐和同质。因此，小国的政党很少。当社会出现同质同种时，有可能出现一党主导。而政治实体愈大，小党的规模就愈大(52)。
达格·安克尔(Dag Anckar)把达尔和塔夫特的理论用来分析太平洋上小岛屿国的政党体制。他们认为大约只有10万人口或更少的国家极有可能要么没有政党，要么就是主导政党体制。他们按照萨托利判断主导政党的标准：三次连续在大选中获得多数，得出：安提瓜工党(1984-1994)、多米尼加自由党(1980-1990)、圣卢西亚联合工党(1987-1992)、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新民主党(1984-1994)、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西萨摩亚人权保护党(1985-1991)为主导政党；政党主导性的根源在于社会的人口结构和分层结构。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面对着分裂的人口少数时，代表绝大多数的政党会成为主导政党(53)。
五、主导政党体制衰落的原因
迪韦尔热指出主导政党的衰落是因为其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按照他的观点：“主导政党因长期执政精疲力竭，失去了活力，其动脉已硬化，因此显示出每一个主导本身就埋藏着其毁灭的种子。”(54)
阿里和巴恩斯通过对意大利和以色列主导政党体制的研究，得出了与迪韦尔热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主导政党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保持自己处于行动的中心；对权力的追求鼓励主导政党不断改变公众舆论而不顾其意识形态。同时，他们也指出左翼主导政党比右翼主导政党有更多的弹性和反应能力。政党能否长期执政，主要依靠其党内精英作出的战略性决策(55)。
埃利斯·克劳斯(Ellis S.Krauss)和容·皮埃尔(Jon Pierre)不同意以上两种观点。他们通过对瑞典社民党和日本自民党的考察发现，主导政党和反对党的弹性与刚性在各国有不同的表现；主导政党在建立自己主导地位时，其意识形态呈现刚性，但是，一旦确立主导地位或面临衰落时，每个主导政党都会很现实地以意识形态换出议会的权力；在有些问题上，他们也会作出让步。此外，克劳斯和皮埃尔没有发现任何事实支持阿里和巴恩斯的判断：左翼主导政党更具有弹性和反应能力。他们认为当主导政党在面临与反对党合作时，表现出没有弹性和保守，其组成联合政府的策略失误，那么，其执政能力便出现问题，催生其衰落的趋势(56)。
彭佩尔认为一个政党执政时期越长，它就越难看到变化的必要。当社会环境变化时，如果主导政党仍然只依靠其原有的选民基础，不对政策作出调整，那么这种僵硬保守在短期会导致政治僵化，长期会使主导政党失去政权(57)。
阿里尔·莱维特(Ariel Levite)和悉尼·塔鲁(Sidney Tarrow)通过比较分析以色列和意大利两国主导政党体制解体的原因，发现两国主导政党剥夺主要竞争者的合法性是维持主导地位的手段，但是两国主导政党在困难之际错误地使反对党合法化，并让其加入联合政府，埋藏了主导政党体制解体的根子(58)。
史蒂文·里德(Steven R.Reed)认为主导政党内部派别的背叛是导致主导政党体制终结的原因。1993年日本大选前，由于对本党政治改革现状的不满，日本自民党党内46名议员脱离本党另组两个新党：羽田孜－小泽派组成日本新生党、武村正义派组成日本新党先驱党。1993年大选时，日本新党、新生党、新党先驱、社会党、民社党、公明党、社民联等非自民党和非共产党八党联盟共获得260席，取得议会多数；而自民党只获得228席，即时加上另5位独立保守派议席，也只有233席，从而结束了自民党的主导地位(59)。
埃里克·布朗(Eric C.Browne)和金淳宇(Sunwoong Kim)通过研究日本自民党(1958-1990)的派系竞争时认为，主导政党内存在组织派系就会在党内出现就权力和政策的政治斗争，从而有可能损害党内团结；而党内团结正是政党主导地位的依靠。党内派系面临着矛盾的处境，一方面要在党内竞争职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为了使党控制议会，又必须团结。当公众对主导政党不满或冷淡时，某个派系领导人认为其个人目标通过反对自己党能够得到更好实现，他会脱离本党，另组新党。如1993年日本自民党的小泽和武村正义脱离自民党另组“新党先驱”，从而结束日本自民党的主导地位(60)。
坎切·钱德拉(Kanchan Chandra)在分析印度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 Party)在北方邦崛起的原因时也发现，经济危机使国大党无暇庇护其地方支持者，国大党领导层的派系活动直接疏远了政党的支持者，从而导致了国大党在北方邦的失利(61)。
贾弗里洛特·克里斯托夫(Jaffrelot Christophe)在研究印度人民党发展的历史中，指出印度国大党主导政党的结束是由于反对党努力的结束，并不是因为主导政党的自身(62)。肯尼思·格林(Kenneth F.Greene)在研究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时，指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失去主导地位正是因为墨西哥反对党们抓住时机，推翻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长期统治。他分析到1982年开始有经济危机使很多选民不满，越来越多的人投反对党的票。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大大下降，革命制度党的庇护资源干涸。反对党在选举中的成绩大大提高。反对党设法克服了自己的惰性，最后结束了革命制度党的多数地位(63)。
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和约瑟夫·翁(Joseph Wong)提出各种政治危机有可能导致主导政党体制转型的理论。他们认为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政治危机会对主导政党产生无法预测的结果。有些主导政党体制解体甚至消失；有些勉强生存接受对权力的挑战；有些再次获得国家权力。危机迫使主导政党采取适应性的策略。有些主导政党重新界定其身份和意识形态，以博取其他阶层的支持。以往的经验显示突发性的政治偶然事件有可能导致主导政党体制转型(64)。
本文只是从众多研究主导政党体制的文献中，评述了主要的和经典的文献。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讨论了主导政党体制的定义、特点、形成和衰落的原因，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促进了政党学的发展。不过，目前，国外政治学界在对主导政党体制研究中既存在纯学术争论，同时也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歧。西方学者主要依据其对民主的理解来评价主导政党体制。中国学者为此应保持足够的清醒。尽管如此，国外政治学界对主导政党体制的讨论与研究，仍然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界对政党学的研究。
注释：
①国内又译“一党独大体制”、“独大型政党体制”、“优位政党体制”和“优势政党体制”等。
②Maurice Dauverger,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Methuen,1955,pp.308-309.
③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83页。
④Gabriel A.Almond and James S.Coleman (eds.),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p.40-42.
⑤George I.Blanksten,"The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in Gabriel A.Almond and James S.Coleman (eds.),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p.480-481.
⑥Jean Blonde,Comparing Political Systems,New York:Praeger,1972,pp.99-102.
⑦Alan Arian and Samuel H.Barnes,"The Dominant Party System:A Neglected Model of Democratic Stability",Journal of Politics,Vol.36,No.3,1974,pp.592-614.
⑧Matthijs Bagaards,"Counting Parties and Identifying Dominant Party Systems in Africa",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43,No.2,2004,pp.177-182.
⑨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88页。
⑩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94页。
(11)Matthijs Bogaads,"Counting Parties and Identifying Dominant Party Systems in Africa",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43,No.1,2004,pp.173-197.
(12)Michael Shalev,"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bor-party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Israel",in T.J.Pempel (ed.),Uncommon Democracies:The One-Party Dominant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83.
(13)Andrew Heywood,Politics,Basingstoke:Macmillan/Palgrave,1997,p.243.
(14)［日］佐藤诚三朗等著：《自民党政权》，中央公论社1986年版，第9页。
(15)James S.Coleman,"The Politics of Sub-Saharan Africa",in Gabriel A.Almond and James S.Coleman (eds.),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p.295-296.
(16)Jean Blondel,"Party Systems and Patterns of Government in Western Democracies",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No.2,1968,pp.196-197.
(17)Ronald H.Mcdonald,Party System and Elections in Latin America,Chicago:Markham,1971,p.220.
(18)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90-293页。
(19)T.J.Pempel,Uncommon Democracies:The One-Party Dominant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336-337.
(20)T.J.Pempel,Uncommon Democracies:The One-Party Dominant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3-4.
(21)Alan Ware,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58-162.
(22)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147.
(23)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99页。
(24)Klaus Von Beyme,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Aldershot: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1985,p.263.
(25)Brendan O,learry,"Britain's Japanese Question:Is There a Dominant Party?",in Margetts,Helen and Smyth,Gavin(eds.),Turning Japanese:Britain with a Permanent Party of Government,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94,p.4.
(26)Andrew Heywood,Politics,Basingstoke:Macmillan/Palgrave,1997,pp.243-244.
(27)Francoise Boucek,"Electoral and Parliamentary Aspects of Dominant Party" in Paul Penning and Jan-Erik Lane(eds.),Comparing Party System Chan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p.104-108.
(28)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424.
(29)Maurice Dauverger,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Methuen,1955,p.308.
(30)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92页。
(31)William H.Riker,"The Two-Party System and Duverger's Law:A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6,No.4,1982,pp.753-766.
(32)Amitai Etzioni,"Alternative Ways to Democracy:The Example of Israe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74,No.2,1959,pp.196-214.
(33)Alan Arian and Samuel H.Barnes,"The Dominant Party System:A Neglected Model of Democratic Stability",Journal of Politics,Vol.36,No.3,1974,pp.592-614.
(34)T.J.Pempel,Uncommon Democracies:The One-Party Dominant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16.
(35)Michael Laver and Norman Schofield,Multiparty Government: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 in Europ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62-68.
(36)Michael Laver and Kenneth A.Shepsle,Making and Breaking Government:Cabinets and Legislatures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95-277.
(37)Gary W.Cox,Making Vote Count: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238-250.
(38)Maurice Dauverger,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Methuen,1955,pp.206-254.
(39)G.Sartori,"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Engineering",in T.D.Montgomery and A.O.Hirschman (eds.),Public Policy,CAMB,MA,Vol.17,1968,p.273.
(40)T.J.Pempel,Uncommon Democracies:The One-Party Dominant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338-339.
(41)谢岳译的阿伦·李帕特《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1945-1990年27个国家的实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把“mechanical factor”译为“机械因素”，似有不妥，实际应为“机制因素”。
(42)［美］阿伦·李帕特：《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1945-1990年27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74页。
(43)Adriano Pappalardo,"Electoral Systems,Party Systems",Party Politics,Vol.13,No.6,2007,pp.721-740.
(44)个人投票是指在选区竞选时，候选人突出强调个人资质以及如果当选能给本选区带来的好处。与个人投票相对应的是政党投票，即候选人突出他的党派属性；如果他的党当选将会实行何种政策。
(45)Steven R.Reed,"Democracy and the Personal Vote:A Cautionary Tale From Japan",Electoral Studies,Vol.13,No.1,1994,pp.18-23.
(46)Angelo Panebianc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4.
(47)T.J.Pempel,Uncommon Democracies:The One-Party Dominant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15-16.
(48)Marco Rimanelli (ed.),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 and Peaceful Change in Single-Party-Dominant Countrie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9,pp.10-12.
(49)Kenneth Greene,Why Dominant Parties Lose:Mexico's Democrat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39-42.
(50)Francoise Boucek,"Electoral and Parliamentary Aspects of Dominant Party" in Paul Penning and Jan-Erik Lane(eds.),Comparing Party System Chan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p.104-106.
(51)Benjamin Nyblade,The Dynamics of Dominance,http://socsciz.ucsd.edu/～ aronatas/secret treat/Nyblade.Ben.pdf
(52)Robert Dahl and Edward R.Tufte,Size and Democrac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73.
(53)Dag Anckar,"Dominating Smallness:Big Parties in Lilliputian Systems",Party Politics,Vol.3,No.2,1997,pp.243-263.
(54)Maurice Dauverger,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Methuen,1955,p.312.
(55)Alan Arian and Samuel H.Barnes,"The Dominant Party System:A Neglected Model of Democratic Stability",Journal of Politics,Vol.36,No.3,1974,pp.592-614.
(56)Ellis S.Krauss and Jon Pierre,"The Decline of Dominant Parties:Parliamentary Politics in Sweden and Japan in the 1970s",in T.J.Pempel(ed.),Uncommon Democracy:The One-Party Dominant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229-259.
(57)T.J.Pempel (ed.),Uncommon Democracy:The One-Party Dominant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348-352.
(58)Ariel Levite and Sidney Tarrow,"The Legitimation of Excluded Parties in Dominant Party System:A Comparison of Israel and Italy",Comparative Politics,Vol.15,No.3,1983,pp.295-327.
(59)Steven R.Reed,"The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of 1993",Electoral Studies,Vol.13,No.1,1994,pp.80-82.
(60)Eric C.Browne & Sunwoong Kim,"Factional Rival and Electoral Competition in A Dominant Party:Inside Japan'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42,No.1,2003,pp.107-134.
(61)Kanchan Chandra,"The Transformation of Ethnic Politics in India:The Decline of Congress and the Rise of the Bahujan Samaj Party in Hoshiarpur",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9,No.1,2000,pp.26-61.
(62)Jaffrelot Christophe,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and Indian Politics:1925 to the 1990s,London:C.Hurst & Co.Ltd.,1996,pp.411-448.
(63)Kenneth F.Greene,Why Dominant Parties Lose:Mexico's Democrat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7-8.
(64)Edward Friedman and Joseph Wong,Political Transitions in Dominant Party System:Learning to Los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