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私立高等教育及其对珠江三角洲教育发展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私立论文,其对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由于人为的因素，40多年来与祖国大陆分道扬镳，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经由海峡两岸这浓于水的血缘联系，透视其民间兴办高等教育的现状、走向与运行机制，相信可以给我们以“他山之石”（外国）不能取代的某些宝贵经验和教训。
一
稍具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民国时期我国的教育制度是以美国为蓝本的，尽管40余年来台湾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基本上延续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的教育传统和教育制度；亦无庸讳言，日本半个世纪殖民统治的教育传统与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湾高等教育的演变历程，尤其是台湾的医学、农业与工程教育的发展，不少台湾学者就认为是奠基于日据时期。平心而论，近几十年台湾高等教育虽说仍是一切向“美”看，但也依旧只是照搬了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些形式，而美国高等教育的地方分权和“教授治校”却始终没有扎下根来。特别是国民党溃退台湾后不断加强了对高等教育意识形态上的控制，私立高等院校接受当局的“指导”和控制多，接受政府的经费资助少。
50年代，台湾除了几所“复办”或重新创办的私立教会大学外，由台湾民间和私人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亦不过2、3所。60年代台湾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对初、中级技术人才的需求剧增，各种由私人或私营企业创办的专科学校应运而生，故此时有所谓“商而优则兴学”一说。少数历史稍长、教育质量较高的私立专科学校也陆续升格为大学或学院（按其“大学法”，拥有3所学院以上的学校方可称为大学）。“行政院”在《开放新设立私立学校处理要点》中明确规定，在该阶段开放新设立学校之范围类别为工学院、技术学校（以与工业有关科系——电子、机械、电机为主）、医学院、2年制专科学校商业类等5大类。〔1〕另据1993年1月出版的《中国台湾大专院校简介》（杨位平等编，香港汉荣书局出版）统计，台湾现有大学、学院39所，其中私立的22所（另有12所师范大学、学院）。据我们所知，除东海、辅仁、东吴、中原大学和静宜女子大学外，多数的私立大学、学院都与西方教会无关，基本保持了50年代前我国私立高等教育体系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共有6所医学院，私立就占了5所，可谓独领风骚。医学教育不仅曾开近代台湾高等教育之先河，迄今仍是台湾高等教育中具有领先地位的学科领域，故医学院一向为台湾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所青睐，而私立高雄医学院在所有私立医学院中，又享有“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设备最好”之美誉。〔2〕私立大同工学院则由于首开与企业合作风气，教育重“质”不重量，遵循所谓“精华教育”的指导思想（在校生保持在1000人左右），加上聘用年轻教员和实施“学生实习厂制度”（各系设有分厂，由学生担任干部主持），自1956年升格为大同工学院以来，毕业生一向“为各界争相聘用”〔3〕。
私立大学在台湾高等教育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就学术地位和影响而言，仍然只是“岛内大学”，远不能与国际上较知名的私立大学相提并论。台湾一位学者曾撰文指出：“私立大学在我国（指台湾——作者）高等教育中，虽然重要，却一直在夹缝中，微妙而缓慢地成长。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教育部对私立大学院校的经费补助十分微少，管制却十分繁多，可以说是些微的补助，进行实质的管辖，使私立大学既难有特色，又难有发展。（二）私立大学经费既不充足，运用又受限制，福利亦较公立大学差，聘请优良师资的条件不够好，故而学术水准不高。校内人才阵容不强，实在无法与世界一流大学并驾齐驱。”〔4〕该学者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对台湾私立本科以上教育现状的客观评价，确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相对而言，台湾私立专科教育由于办学方式多样，突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灵活性，能够及时满足社会对大量应用型初、中级人才需求，更加上有企业的积极参与，不论是经费来源还是毕业生就业等方面，不少学校口碑一向不错。据统计，台湾现在专科学校73所，其中私立就占了61所，私立大学、专科生合起来约占在校生总数的80%。可见在适应社会需求和促进市场经济繁荣方面，台湾私立高等教育，特别是私立专科教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民间兴学的热情，就不会有台湾今日繁荣的经济和丰裕的物质生活。但也不必否认，台湾私立高等学校质量和水平参差不齐，悬殊很大。为了保证教育质量，按照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时期就已颁布的有关法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的兼职教师不得超过3分之1，但实际上台湾今日许多私立高校兼职教师早已达到甚至超过3分之2。一般而言，办学历史较为悠久、学校基金较为丰厚或资助来源有保障的私立大学办学水平也相应较高。经费不足与办学缺乏自主权，一直是困扰台湾私立大学提高水准的两个首要问题。自台湾当局于1985年解除开办私立学校禁令起，不少台湾学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期望当局从此进一步放宽对私立大学的控制与监督，并提供更多的经费资助，以刺激更多的民间资金流入高等教育领域，为台湾创办出一流的私立大学提供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亦使有志兴学者能够真正为社会作贡献。但理想与现实仍有很大距离，有的学者在报刊上毫不客气的批评道：“……教育部对私立学校的补助，杯水车薪，却剥夺了财团法人应有的权利，实有违背权责合一的原理。”这种“舍弃责任而追求权利”的做法，“实有失公允”。〔5〕尽管台湾国民党的头面人物早就声称：学校有公立私立之分，但培养的学生皆为“国家”的人才，绝无公私立之分。但迄今至少在经费投入上并无明显改善，1993年度台湾教科文预算（主要用于高教）为1619.8亿元台币，分配给私立大专院校为69.3亿元，仅占4.3%。而私立中小学得到的资助则更少，去年台北市教育预算290多亿元台币，私校得1200万元，仅占0.04%，〔6〕实在不成比例。
必须肯定，台湾私立高等教育有今日如此规模并在培养初、中级专业技术人才上一枝独秀，与台湾当局的法规保障、监督和政策导向有密切的关系。台湾“宪法”第162条规定：“全国私立之教育文化机构，依法律受国家之监督。”1955年订定“私立学校奖励办法”，每年编列专项预算，对于私人办学中“董事会健全，遵守法令，办妥财团法人登记，所聘校长合格且处理校务具有优良成绩者”均核给奖助金，以协助增建校舍，充实或改进教学设备，促使继续发展。1974年修订了“私立学校法”。1975年又颁布了“私立学校法施行细则”。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台湾陆续出台或修订了近20个与民间兴学有关的法规，如“各级各类私立学校设立标准”、“私立学校教职员保险条例”、“私立学校设立会计制度实施办法”等等。尽管也有人批评台湾当局法规的制定范围过宽、规定过严、资助太少，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对私校内部事务干预过多，但实践证明，法规的健全化过程，也就是事物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过程，如果一开始就追求立法的“尽善尽美”，“依法治教”可能永远只存在于理想之中。
二
有人说过，世界上办得最好的与最差的学校都是私立的。此话不无道理，台湾私立高校能够长期与台湾公立高校平分秋色，就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管理与教学方面，台湾私立高校有其独特之处，可以说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和近代某些优良的教育传统，也体现了台湾民间兴学者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不断进取的教育家精神。本文仅择其要者略述几点：一是执校政与执教的统一（即我们所说的双肩挑）；二是精干的管理队伍；三是教学相长，自立自强；四是校友会的巨大影响。
“长校者必执教”是我国古代私人办学传统。这一传统在台湾私立高等学校得到了继承发扬。多数私立学校的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秘书长等，皆学有专长，在职期间担任教学工作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事。此外，私立学校的校长大多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一般不受政局变化的干扰。许多校长本身就是学校的创办人，筹措经费，营建校舍，规划校务皆独任其劳，是当之无愧的学校负责人。尤其是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与当局摇摆不定的教育政策，校长的“长治”往往对学校的“久安”起到了关键作用。
民国时期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学生达1000多人时，全校职员仍仅5人：教务处长1人，注册员1人，训导处训育兼总务1人，舍监1人；事务处会计1人，如此精干的行政队伍，不仅“空前”，恐怕也是“绝后”。今日台湾私立高等学校的师生比远高于台湾公立高等学校，例如，公立大学师生比例是1∶8，而私立大学则为1∶20，“一以当十”的传统使得有限的教育资源发挥了尽可能大的效益。台湾私立高校在勤俭办学、合理支出经费、精简机构等方面的努力可谓不遗余力，这与其“与生俱来”的独立办学实体有着本质上的联系，长期的努力也使这类学校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师生关系密切，教学相长。平等（相对官办学府而言）、真诚、密切的交往是中国古代私学师生关系的一大特色。与此一脉相承，台湾私立高校的校长、教师、员工和学生大都能与学校结成一体，它集中体现在教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教师，师生共同爱护学校上。过去，民国时期教育界有“南开精神”、“复旦精神”、“南强精神（厦门大学）”之说，南开、复旦、厦大皆为当年著名的私立大学，今日台湾私立大学如中国文化大学（在校生数全台湾第一）、淡江大学、东吴大学等仍保持着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并以民间的身份，突破当局的禁令，为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一些私立大学的各级委员会也吸收学生代表出席或列席。如淡江大学为培养学生参与校务的能力并广纳建言，在校务委员会中增加了学生代表，学生代表与教授代表享有同样权力。两年前，该校为修订《训导法规》还特别成立了一个教授学生各半的委员会，共同研议新法规，使训导法规不被视为校方单方面用来惩罚学生的工具，而是一个为了维护校内学习秩序由教师学生共同制订的规范。私立高校的学生们亦深知是父兄的加倍辛劳才换来自己求学机会，而学校办得好坏，名气大小也与已息息相关。因此爱护学校名誉，促进学校发展，都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校友会发挥重要作用。广大校友强烈的爱校、护校意识，通过校友会这一组织在台湾私立高校得以充分体现。许多私立学校创办不久就很重视校友会的工作。有的学校专门建有校友楼，校友可以在校友楼食宿。台湾私立大学组织的校友活动也都各具特色。校友会一般都出版有会刊或通讯，有的学校定有校友返校日，届时校友返校欢聚。反哺母校、造福后人也成为校友们的一致奋斗目标。不少私立大学每年都从新老校友那里得到相当可观的捐赠，校友向母校图书馆赠书则蔚然成风。一些50年代在台湾“复校”的私立大学如今每年的建校纪念日几乎是全球性的，“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新老几代的校友，他们对母校的感情已融入其身为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一同构成了维系中华民族的纽带，可见一所办得好的大学对学子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三
近年来，台湾私立高校，特别是私立大学在自身发展与造福社会上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这可以从台湾当前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讨论中看出端倪。有人就曾在台湾《国魂》月刊上撰文指出：“多年来人们已惯于沉醉在‘台湾经验’、‘经济奇迹’等近乎恭维的称颂之中。但曾几何时，当我们沾沾自喜于既有的成就时，各种社会问题却以令人瞠目的速度一一出现；原本祥和乐利的社会，如今却到处充斥着暴利、色情和投机的气焰，创造奇迹的四小龙之首，则沦为‘贪婪之岛’。”〔7〕尽管台湾“总统”李登辉也曾呼吁台湾高校校长应注重“全人教育”，让大学生懂得注重价值而不只是价格，懂得重视生命而不只是生活，懂得努力事业而不只是职业，懂得追求幸福而不只是财富。不久前台湾大学一位法律系教授在《自立晚报》上撰文，矛头依然直指当局，称台湾“强力的政治和经济霸权主宰着教育的发展，以致各级教育都模糊了目标，驯服地配合着经济需求，成为‘人力训练所’，……虽然教育法令多如牛毛，却绝大多数违背宪法所揭示的学术自由精神，一切教育措施，全凭主持者个人的认知好恶来决定。”〔8〕不容否认的是，所谓“富而好礼”的追求，已成为当前台湾主流文化的一股强劲势头，因而有人认为一向突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台湾私立高等教育从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但也有人出于大学生在商业社会就业的考虑，为避免重蹈“毕业即失业”之覆辙，鼓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应放弃所谓的“本位主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宜重质不重量。事实上，台湾当局早就明文规定的面向全体大学生的“通识教育”实施方案所取得的成效究竟有多大也的确让人怀疑，不少学者曾一再批评方案“徒具虚名”。所以，台湾私立高等教育要想在引导精英文化走向、提升社会精神文明水准上有更大的作为也决非易事。但无论如何，私立高等学校在宏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受教育者个人提供愈加丰富、愈加多样的“精神食粮”；尤其是满足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志趣者不断变化的需求上正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台湾教育界不少人士一向认为，大学是追求学问、探究真理、论证是非及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天堂，肩负着批判、引领社会之责，然而若要大学担此重责大任，“非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不能竟其功”。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是，随着台湾所谓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台湾私立高等学校将逐步得到更大的自主、自治权。台湾“教育部”1993年度高等教育简报就承认，“由于社会急剧变迁并加速其多元化的发展”，大学教育“正面临巨大的冲击。不但各大学纷纷要求自主化，同时社会各界对大学教育也有更多的期许。”因此，为“调整教育部与大学之间新的运作关系架构”及“因应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需求”，今后的大学教育必须作适时与必要的调整，使大学发挥其引导社会进步的功能。〔9〕但受制于其他外部因素与自身条件，台湾私立高等教育在某些方面在短时期内尚难以与公立高等教育并驾齐驱，例如在成本较高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台湾私立大学在近期内就难有大的作为。毫无疑问，硕士、博士生教育阶段仍需要当局的大量经费投入与扶持，而当前台湾隐性失业问题（即大才小用）已日趋突出，如不久前某银行招募95人，竟有1.4万多人报考，其中不少是硕士博士。基于多方面的原因，研究生培养的数量、类型与学科方向等，当局必然要严加控制，私立高校的回旋余地似乎不大。研究生教育如果不能唱重头戏，台湾一些私立大学想在21世纪到来之时“冲出岛外”，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一流大学的夙愿，又如何能够成为现实？更何况“民主”、“自治”等与其说是一种全新的制度，不如说是一种长期精神陶冶导致的观念与行为，一蹴而就的大学自治与校园民主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如前所述，台湾私立高等教育与中国数千年的私人（民间）兴学史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其未来走向与台湾社会的转变当然也是密不可分的。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当前在校园内外滋长的某种分离主义倾向对民间办学者育才兴国的热忱构成了新的挑战。超然世外的清高、独立与现代学校教育无缘，台湾私立高等学校能否在这一“历史巨变”中不随波逐流，坚持其一向发扬光大我国已有文化传统，为21世纪造就中华英才的使命，相信也是海内外华人有识之士共同关心、期盼的。
四
从某种意义上说，台湾与珠江三角洲有着更大的可比性，这不仅在于两地经济起飞一前一后但契机类似，而且两地的人口、地理位置与面积也近似。两地人口均为2000万左右；台湾人口主要集中于台湾本岛，面积约3万6千平方公里，甚至略小于4万平方公里左右的珠江三角洲。但两地的高等教育规模则不可同日而语，台湾10年前普通高等学校就已超过100所，有在校生约40万人；珠江三角洲现有高校仅40所左右，在校生不足10万，且主要集中于广州，真正面向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高校屈指可数。再看人口仅2500万的加拿大，30年代就有了近70所的综合性大学和近200所的社区大学，全日制在校生约80万。因此，不论从经济发展的水平、现实的需要还是发展趋势来说，珠江三角洲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都是不可避免的，其驱动力将主要源自于民间而非当地政府，广东教育理界应对此作更多的前瞻性研究以为宏观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此为启示之一。
如前所述，台湾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私立化”在经济腾飞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高等教育的“职业化”也是当代世界不可避免的趋势之一。而教育的这一目标取向历来为国内外不少学者所诟病，因而出现实际教育工作者实践者多，“坐而论道”者则批评有加。实际上，为学术界所津津乐道的西方“博雅教育”、“自由教育”传统本来就是典型的职业教育目标模式，欧洲中世纪大学教育培养的是神父和律师等“自由职业”者，所谓“七艺”与他们所需要的基本技能如雄辩等密切相关，其功利性并不亚于今日的职业培训中心。台湾私立专科学校办学方式多样化对于珠江三角洲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特别有借鉴意义。“书到用时方恨少”，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人在社会上拼搏了一阵子后，会深感知识有限，或是转职转行困难，因而总希望有深造的机会，但要再花三至四年时间攻读学校位，多数人可能踌躇不前，如有长短灵活的各类专业课程可以选择，求学者必如过江之鲫，投资高等教育，也将成为一项风险低、回报时间短、有利可图的事业。在此，应当在政策上鼓励和吸引企业和私人大量发展学制灵活、实用性强的高中后教育，此可谓启示之二。
早在若干年前，我国一位著名的大学教育家就提出，“教育改革也要开‘特区’”，并认为“特区教育不‘特’是个大问题。”依笔者浅见，之所以会出现特区教育不“特”，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立法的滞后（所谓“红头文件大学”一说即可说明问题的症结所在）。随着地方自主权的逐步获得，广东省完全有可能有条件在地方立法上先行一步并争取突破。台湾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就是政府既要慎之于始，更要积极扶持于后，而立法则是民间办学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私立学校作为“与生俱来”的办学实体，完全有条件在依法办学上先行一步。广东应当首先制定一个基本的“私立学校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制定一系列有关的法规条例，最终形成具有广东特色，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办（私立）高等教育法规体系，此为启示之三。
台湾私立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呈金字塔型，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合理的结构，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以学术为导向的研究型大学是当代“精英教育”不可替代的机构，也是一个地区文明乃至综合实力的象征。改革开放以来，在珠江三角洲创建高水平的私立大学之议迭起，但囿于种种原因，迄今仍未出现一所名符其实的本科层次以上的私立大学，不能不说是一种并不正常的现象。从台湾私立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来看，着眼于未来，在珠江三角洲创建若干所能够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私立大学并不是不可能的，此乃启示之四。
注释：
〔1〕参见（台）《中央日报》1985年4月5日第二版。
〔2〕〔3〕（台）《中华民国大学暨独立学院概况》，1981年版，第49页，第48页。
〔4〕穆闽珠：《二十一世纪的私立大学》，（台）《明日世界》 月刊，1988年第7期。
〔5〕张镜湖：《大学行政单位，教师和学生的权力》，（台）《中央日报》1988年9月22日第三版。
〔6〕引自《世界教育信息》，1994年第6期，第21页。
〔7〕邓克雄：《教育源头，文化活水》，（台）《国魂》1992 年5月号。
〔8〕参见《台湾第一部（高教白皮书）出台》，《世界教育信息》1993年第7期。
〔9〕参见《台湾高等教育政策的挑战与前瞻》，《世界教育信息》1994年第9期。
〔10〕参见《光明日报》，1992年3月22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