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艺[1]2008年在《宋代俳谐词的解构主义观照》文中指出很久以来,俳谐词都沉默在一个不为人所重的角落里,无人问津,“小言破义,君子弗尚”。解构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标榜差异多元的文化走向,为俳谐词的解读带来了新的契机。俳谐词之所以能产生喜剧性的艺术效果,引人发笑,一方面与它极端的游戏精神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强烈的解构性。它常常通过庄谐两端在同一文本下双重书写的俳谐手法,给人一种颠覆和解构的快感;通过对主流、对正统的游戏、调侃态度,解构主流和正统在传统文化中的绝对权威,使其从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变为尚可质疑的相对存在。作为论述的逻辑起点,本文首先简要介绍解构主义的有关理论,为后文宋代俳谐词的解读打下基础。解构主义反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揭示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无限开放性,也就是意义的延异与播撒功能的理论主张,为我们今天解读宋代俳谐词对主流正统权威的绝对性的质疑和消解提供了理论支持。随后,本文以解构主义的眼光对俳谐概念和宋代俳谐词的发展做一个纵向的历史性观照,揭示宋代俳谐词的解构性不断从形式向内容发展的演变过程,其发展越高级、越成熟,其内涵越丰富,悲伤酸楚的意味反而越浓重的演变形态对俳谐概念的颠覆。最后结合宋代俳谐词的游戏性和喜剧性这两大最为重要的特征,详细具体地分析宋代俳谐词解构性的文本特征,这是本文的重点。宋代俳谐词的游戏性作为一种精神植入文本,喜剧性的叁个要素,作为宋代俳谐词致笑因素的根本所在,为后文宋代俳谐词解构性阅读和阐释奠定了基础。它在创作态度上的游戏精神,为它对绝对权威、绝对价值标准的谐谑和调侃,进而解构其绝对性提供了可能。它在文本上对庄谐、正反、崇高卑微等强烈冲突的价值两极的描写和对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喜剧性效果,为解构主义的延异、播撒、双重书写等解构策略提供了发挥空间(当然,这在创作主体是无意的),形成对庄谐、正反、崇高卑微等价值体系的全面颠覆与质疑。虽然,解构主义并非对宋代俳谐词的唯一解读方法,但人类思维的共通性,使得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类精神产物在某些层面上产生某种程度的契合是完全可能的。本文无意于树立一个绝对的结论观点,而主要着力于一种方法论上的尝试与创新,希望通过对宋代俳谐词的解构主义观照,能够为宋代俳谐词的批评研究提供一个多元开放的全新视角。
王毅[2]2003年在《宋代俳谐词研究》文中提出俳谐词在词史上一向不为人所重，被贬为俚俗，“小言破义，君子弗尚”。本文以“恢复文学史的原生状态”为出发点，对宋代的俳谐词创作进行整体的梳理、分析并进行相关问题的探讨。 全宋词中现存约七百首俳谐词。本文首先借用西方喜剧理论对俳谐词概念加以界定，认为广义的俳谐词包括回文、药名等文字游戏之作；戏作之词；内容轻薄、语言俚俗之词等。俳谐词有雅有俗，既有无名氏的通俗之作，也有苏辛等大家的高雅之作。本文从俳谐词对宋代社会文化的展示和对宋人心灵世界的折射两方面进行分析。从前一方面我们看到，宋词在审美愉情性之外还有娱乐功能和社会功能：俳谐词成了一种无名氏和下层文人讽刺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武器，同时也是判案、解决矛盾和进行日常人际交往的工具；从俳谐词的创作中，我们也看到宋代人民生活的趣味化、艺术化和在风俗节序中的五彩画卷。第二方面主要分析了宋代士人行藏出处的心灵矛盾、与自然物“嘲风咏月”的新型关系以及雅俗兼济的开放心理；他们游戏于文物书卷，也游戏于勾栏瓦舍，他们理论上黜俗，实际上讲求世俗生活的快乐，在道德理想的大旗下有一颗通俗之心。 俳谐词最大的特色是喜剧之趣，这种趣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少有提及，而俳谐词的滑稽风趣则开了元明以后诗文越发注重“趣”的先声。西方文学家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游戏，对趣的重视也是对文学本质的重视。另外本文还探讨了俳谐词的以文为词以及与杂剧、元曲之间的关系。
刘欣[3]2015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宋俳谐词研究综述》文中提出俳谐词一直是宋词研究者关注的边缘地带,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俳谐词,研究者们对俳谐词概念的界定进行了拓展,认为不仅包括让人觉得有趣的作品,还涵盖了不符合儒家传统诗教的词作。论者对俳谐词作家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苏轼和辛弃疾,认为二人由于坎坷经历造成的内心愤懑成为其创作俳谐词的诱因。此外,对俳谐词产生原因的讨论主要是从历史和社会背景、文化氛围以及文人性格诸方面展开的。
刘佳宁[4]2015年在《北宋中期俳谐诗研究》文中提出在宋代的俳谐文学发展史上，北宋中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北宋初年的俳谐诗创作不及中晚唐时期发达，处于一个低谷阶段，而北宋中期则是俳谐诗创作由衰转盛的时期。北宋中期的俳谐诗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北宋初期，文人有意识的俳谐诗创作时时有之。若没有北宋中期俳谐诗的发展，就不会有北宋后期的俳谐诗的兴盛。作为俳谐诗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一环，北宋中期俳谐诗自有其不可取代的文学史价值，值得我们注意。本文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俳谐诗的概念及其流变。本章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俳谐的涵义及其流变，并梳理了宋前俳谐文学的发展状况。第二部分为俳谐诗作出概念的界定。本文中所讨论的俳谐诗指的是通过戏谑或讽刺的笔法来造成幽默效果的诗歌，无论一首诗的思想内核是幽默滑稽还是严肃庄重，语言风格是尚雅还是浅俗，格律是谨严规范还是宽松不拘，皆可归入俳谐诗之中。第叁部分则从诗人的群体结构角度出发，分析了北宋中期俳谐诗创作的大致情况。第二章以诗歌的思想内容为中心，考察北宋中期俳谐诗的功用。本章从叁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讽刺规谏的社会需求；其二，酬唱嘲戏的交际功能；其叁，明理自适的人生感悟。俳谐诗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感，令这些诗作具有了别样的严肃意味，使我们能够体察到宋代文人丰富的人格内涵和广阔的精神世界。第叁章探讨北宋中期俳谐诗以雅化俗、庄重于谐的特质。从题材、修辞、语言等角度分析诗中谐趣的建构，考察其立意上的严肃和审美上的求雅，并将北宋中期俳谐诗与北宋后期的俳谐文学作一对比，总结出二者之间的差异。第四章为个案研究。欧阳修、梅尧臣和王安石都为北宋中期俳谐诗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其俳谐诗的价值不容忽视。
郑晓欢[5]2011年在《北宋中后期俳谐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宋中后期词坛是新体新派迭起兴盛的重要时期,古今词学家对这一词坛的兴趣,大都集中到苏轼的“以诗为词”、周邦彦的“浑厚和雅”,而俳谐词则被遗弃在不为人所重的角落里,无人问津。本文以北宋中后期俳谐词为研究对象,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外,共分四部分。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北宋中后期俳谐词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近年来,俳谐词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相关研究没能完全展示出俳谐词的发展脉络,突显其繁盛时期的创作态势。本文勾勒出北宋中后期俳谐词的发展概貌,并尝试着揭示了这一阶段俳谐词存在发展的词学价值与意义,以期对俳谐词研究做出有益的补充。第一章是对俳谐词概念的界定及其发展过程的梳理。本文采用王毅所界定的俳谐词概念,从动态的角度对俳谐词进行了一个纵的关照,确定了北宋中后期俳谐词在整个俳谐词发展中所处的承上启下的地位。第二章探讨北宋中后期俳谐词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随着城市经济的崛起,商业经济的繁荣,整个社会弥漫着奢靡享乐之风,为俳谐词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党派纷争、朝政黑暗,给文人士大夫们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俳谐词成为他们“宣情”的安全通道；随着市民阶层的形成,市民文学兴起,为俳谐词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第叁章论述北宋中后期俳谐词繁荣兴盛的表现。一是社会各阶层的人参与到俳谐词创作中来,形成一个广泛的作家队伍。二是在题材内容上有广泛而深远的突破,既有对社会现实针砭批判的嘲讽之作,又有展现宋代士人交往酬和、情感世界和描写百姓生活场景、风俗百态的作品。叁是艺术手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语言技巧、修辞手法和语言运用上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第四章探究北宋中后期俳谐词的价值意义。此时期俳谐词对整个俳谐词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对于整个宋词来说,此时期俳谐词扩大了宋词的题材范围,丰富了宋词的审美形态。结语部分阐释了北宋中后期俳谐词所表现的世俗观念思想,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反映出宋代文人尚俗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李扬[6]1998年在《宋代俳谐词创作审美文化阐论——兼及中国传统喜剧精神的思考》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宋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宋词中俳谐一体的产生和发展,既受传统诗文中源远流长的俳谐作品的影响,又跟词这种俗文学样式的娱宾遣兴的性质有关。对这种特殊的词作进行解读与观照,将使我们获得关于宋代词坛风尚、宋人词学审美观念等文学原生态问题的较为深入的认识。所谓俳谐词,指的是运用隐喻、反讽、夸张、嘲谑等手法写成
何亚静[7]2014年在《宋代戏作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宋代“以词为戏”的文学思潮以及北宋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较快发展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宋代戏作词自北宋中后期开始发轫。经过苏轼这一戏作词的奠基人的开拓，黄庭坚、周紫芝、向子諲等一批词人对其内容、形式、思想、境界的不断发展，宋代戏作词羽翼渐丰。到了南宋时期，宋代词人对于戏作词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儒家正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根深蒂固，历代文人为文尚雅正，视词为“薄技”、“小道”，戏作词更是难以引起重视。本文以宋代戏作词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了宋代戏作词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并对戏作词的类型进行分类，结合词人的创作思想、创作动机等文艺心理学理论对其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并结合对几位较有特色的词人的戏作词的个案研究，从而对宋代戏作词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全文除了绪论之外共分叁章：第一章对于宋代戏作词的分布进行了梳理，尽可能完整的呈现出宋代戏作词的风貌，以南渡为界论述了南北宋两个时间段里宋代戏作词从产生到蓬勃发展的历程，为下文更深入的研究宋代戏作词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章着力探讨宋代戏作词的内容分类与创作特征，深入研究在不同的分类里戏作词内涵的差异，并结合宋代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创作背景分析宋代戏作词的创作特征。第叁章是对于宋代戏作词的个案研究，在这一章里，从宋代戏作词中挑选出了黄庭坚、向子諲、辛弃疾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词人词作，并结合词人的人生阅历及其文艺创作思想对于其戏作词进行分别研究。
王毅[8]2005年在《且嘲风咏月常相谑——论以自然见谐趣的宋代俳谐词》文中研究表明宋代俳谐词的谐趣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词人在以自然见谐趣的俳谐词中表情达意、或抒写不平心绪,或以自然山水悟道,表现了宋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和诙谐风趣俏皮的新的词作风格。
李静[9]2014年在《宋代“戏作”词的体类及其嬗变》文中认为作为宋词的一个独特品类,"戏作"词与俳谐词有交集,但不可混为一谈,二者在雅俗、有无讽刺意味等方面有所区分;至若以带有自谦或尝试意味为特征的"戏作"词则与俳谐词并无关涉。宋代的"戏作"词有戏人、自戏和戏物等叁种类型,戏人词以调笑为基底,展示朋辈友情;自戏词通常是某种情愫如叹老嗟卑、感时抚事等的一种感发;戏物词的主要作者为辛弃疾。"戏作"词从北宋中期出现以后以迄南宋后期,在词调的取用等方面由简趋繁,表现功能上亦由浅转深,从初期的多止于娱乐,到后期的娱乐、社交、抒情言志等多种功能迭加。
邵琰泽[10]2012年在《全真七子词在宋金俗词流变中的作用》文中指出据《全金元词》统计，有叁分之二的词作都是道士词，全真七子及其师王重阳的词作又是道士词的主体，全真七子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金元词典型性的代表。为了传教的方便，全真七子选择在社会中下层广泛流传的俗词作为自己主要的传媒工具，不仅有效的吸引了传教对象的注意，达到了传教的目的，还在客观上为宋金俗词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俗词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唐五代，并在宋金时期经历了叁个阶段，分别是北宋前中期之俗词发展期、宋晚期之繁荣期、金源鼎盛期。代表人物分别是前中期的柳永等文人，北宋晚期的俳谐词派，金源的全真道士。作为全真道士的代表——全真七子，不仅总结了北宋中前期和晚期的俗词创作成果，还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促使金源俗词发生了质的飞跃。地处北方的金，地广人稀，战争频繁，民风粗犷，苏轼词风靡一时；在吴激、蔡松年、元好问等人的努力下，形成了不同于南方词风的北宗词派。受其影响，七子不但更深层次的引用民间俗语，还进一步扩大了俗词的功用。最终在俗词和曲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为后人摸索词曲之间的渊源提供了一条线索。当然，这些变化都是客观上引起的。我们为了更清晰的探讨全真七子对宋金俗词的总结、升华，需要从七子的创作实践层面去论述，也就是七子词对宋金俗词的接受层面。从整个词史的发展长河中来看，以全真七子词为主体的道士词又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宋代俳谐词的解构主义观照[D]. 刘艺. 湘潭大学. 2008
[2]. 宋代俳谐词研究[D]. 王毅.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宋俳谐词研究综述[J]. 刘欣.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
[4]. 北宋中期俳谐诗研究[D]. 刘佳宁. 吉林大学. 2015
[5]. 北宋中后期俳谐词研究[D]. 郑晓欢. 曲阜师范大学. 2011
[6]. 宋代俳谐词创作审美文化阐论——兼及中国传统喜剧精神的思考[C]. 李扬. 东方丛刊（1998年第1辑 总第二十叁辑）. 1998
[7]. 宋代戏作词研究[D]. 何亚静. 东华理工大学. 2014
[8]. 且嘲风咏月常相谑——论以自然见谐趣的宋代俳谐词[J]. 王毅. 重庆社会科学. 2005
[9]. 宋代“戏作”词的体类及其嬗变[J]. 李静.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10]. 全真七子词在宋金俗词流变中的作用[D]. 邵琰泽. 宁波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