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东欧政策与苏东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赫鲁晓夫论文,东欧论文,苏联论文,时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苏联总的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内复杂多变的改革相联系，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年）苏联的东欧政策是复杂的、矛盾的，呈现出放松与控制、时而平行时而交错的特点。一方面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搞改革，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调整对外政策，包括苏的东欧政策。与斯大林全面的阵营对抗的战略不同，赫鲁晓夫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理论和战略，推动国际形势缓和。与斯大林对东欧实行高压控制的政策不完全一样，赫鲁晓夫对东欧实行比较放松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只看做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24页。）他的“缓和”只是为了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赢得时间，作为“和平过渡”的策略手段。赫鲁晓夫并没有突破斯大林关于两大阵营全面对抗的思想模式，在两大阵营谁战胜谁的斗争中，赫鲁晓夫更重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一致，对东欧毫不放手，对“异端的”或“越轨的”行为严惩不贷。
一
赫鲁晓夫对东欧政策的调整突出地表现在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正常化问题上。因为开除南斯拉夫是由斯大林亲自导演的、情报局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赫鲁晓夫想改善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的意图遭到了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等人的反对。于是赫鲁晓夫提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收集材料分析论证南斯拉夫国家到底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分析论证的结果，认为南斯拉夫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对南斯拉夫的谴责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苏联决定恢复与南斯拉夫的接触（注：《赫鲁晓夫回忆录》，（苏）《历史问题》1991年版，第 402页。）。为此，苏联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举措。1954年6月， 苏共中央致信南共联盟，建议实现双方关系的完全正常化（注：尤·格列科：《斯大林——铁托》，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9 1年版，第42页。）。 1955年5—6月间，赫鲁晓夫正式访问了南斯拉夫，承认苏联在两国关系中“犯了严重错误”，使苏南两国关系恢复了正常化。经过“有时是暴风骤雨”般的讨论和争吵，双方最后签订了一个由南斯拉夫人起草的、反映南斯拉夫人意愿的著名的文件—《贝尔格莱德宣言》。该宣言的核心内容是强调各党、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宣言明确指出：“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两国相互关系中以及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中的平等地位”，“承认并发展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不以任何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或是意识形态性质的理由干涉他国内政”，“谴责任何侵略和任何政治上及经济上支配他人的企图”（注：（苏）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4—465页。）。斯大林是通过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的，在赫鲁晓夫访南之后不久，经铁托一再要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也同各国党，首先是同共产党情报局成员党举行了会议。1956年4 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宣布解散。这也是赫鲁晓夫调整苏的东欧政策的重大举措。1957年6月，南共联盟代表团访问苏联， 苏南两党就两党关系发表了莫斯科宣言，再一次肯定了《贝尔格莱德宣言》是处理两国关系的基础，进而强调：“国家不同，情况各异，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各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形式问题上，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任何倾向，都是不能容许的”（注：（苏）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4页。）。该宣言正式承认并宣布了通向社会主义有不同道路的思想。
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推动和影响下，随着苏联国内平反运动的展开，苏联领导人正式或非正式地向东欧各国党表示，战后斯大林时期各国党很多领导人的蒙难属于冤案，他们的罪名是莫须有的。东欧各国分别为在40年代下半期受冤屈而被处死和逮捕的拉伊克（匈）、科斯托夫（保）、波特拉什卡努（罗）、斯兰斯基（捷）等人平反（注：伊日·贝利康：《禁止公布的文件》，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事实上，正是赫鲁晓夫促使波兰当局释放了40年代末以“右倾民族主义”罪名被逮捕的哥穆尔卡（注：《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页。）。正是在赫鲁晓夫时期， 苏共中央严厉批评了匈牙利“斯大林最好的学生”拉科西，支持了改革派代表人物纳吉·伊姆雷出任匈部长会议主席（注：《冷战时期的苏联外交》，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243页。）。赫鲁晓夫不再轻易插手各国党的人事安排，也不再轻易对意见不同的各国领导人采取可能的组织手法，如哥穆尔卡在1956年10月事件后当了波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也没有干预。1956年12月到1957年 6月，苏联与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签订了新的双边关系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缓和和协调苏东关系，东欧各国获得了更多的平等权利。1958年，赫鲁晓夫把苏联军队从罗马尼亚撤出来了。赫鲁晓夫还打算从波兰和匈牙利撤出苏军，因这两国的反对而作罢（注：《赫鲁晓夫回忆录》，（苏）《历史问题》1991年版，第402页。）。从1962年开始， 罗马尼亚政府分批分期地释放政治犯，其中有不少过去被称为反苏的或敌视苏联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到1965年，共释放政治犯12750 名（注：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第 411页。）。苏联这样做显然有其政治目的，以表示相信兄弟国家，不给西方帝国主义以攻击的口实，并推动欧洲和国际形势的缓和。
在经济方面，从1953年起，苏联逐步把斯大林时期与东欧国家合营的联合公司转让给东欧国家。这些公司合作的条件对于东欧来说是极不利的。赫鲁晓夫还放弃了一些东欧国家对苏联的战争赔款。在经互会的活动方面，赫鲁晓夫结束了斯大林的完全脱离自由市场的、政治因素起决定作用的“电话命令”的时期，经济因素开始起更大的作用。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给予东欧政府某些自主权，满足东欧国家的某些经济要求，允许它们同外部世界，主要是同西方有一定数量的经济往来（注：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华东华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如1957—1961年， 东欧国家向西方国家的贸易出口增加了56%，从西方国家的贸易进口增加了55%。赫鲁晓夫力图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科技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力图提高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总体经济水平，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阵营。对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形式，赫鲁晓夫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兴趣和理解。他说：“南斯拉夫的形式有可取之处，它既然已经存在就没有必要去否定……尽管我们不公开宣布这一点”（注：（俄）布尔拉茨基：《领袖与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二
但是，赫鲁晓夫远没有摆脱阶级斗争和阵营对抗思想。他对东欧的让步和放松是有限度的，有分寸的。和平共处只是策略手段，阵营对抗才是本质内容。赫鲁晓夫的东欧政策也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总的路线。东欧仍然被看做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一旦东欧有失控的危险，赫鲁晓夫总是毫不犹豫地予以干预，甚至不惜动用武力。1955年，作为对北大西洋组织和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反应，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与其分庭抗礼的军事政治集团—华沙条约组织。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运动对东欧各国影响是很大的，不久波兰和匈牙利均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件。在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中，赫鲁晓夫担心波兰失控，先是不请自来，强行要求参加波兰共产党的会议。赫鲁晓夫一下飞机就气势汹汹地叫嚷：“为什么一切都打上反苏的旗号？为什么？”（注：《赫鲁晓夫回忆录》，（苏）《历史问题》1991年版，第74页。）赫鲁晓夫最担心的就是波兰退出华沙条约，从而退出社会主义阵营，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威胁波兰：“我们为这个国家留了血，而有人却企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绝对办不到！”（注：刘祖熙：《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接着来的匈牙利事件，苏联不惜两度出兵，镇压“暴乱”，恢复了“正常”秩序。苏联称匈牙利事件为“反革命事件”。1958年处死了纳吉·伊姆雷，并以此警告东欧其他国家领导人。对于南斯拉夫拒绝参加华沙条约组织，赫鲁晓夫感到特别气愤（注：（俄）布尔拉茨基：《领袖与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1958年，柏林危机爆发， 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通过决议支持民主德国修筑柏林墙，其目的就是迫使西方承认民主德国为主权国家，以巩固社会主义的势力范围。
赫鲁晓夫解散情报局，一来是因为情报局声名不佳，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同意解散。二来赫鲁晓夫找到了新的包括东欧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形式，这就是共产党国际会议，并以联合声明的形式来确立其领导地位和指挥各党一致行动。这些共产党国际会议大多是在苏联召开。“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个词正是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才开始普遍采用的（注：（美）J ·布朗：《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0页。）。 《莫斯科宣言》总结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9条共同规律， 强调这些规律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并明确指出了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带头人作用（注：参见《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声明进一步指出，苏共“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先锋队。苏共的经验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原则的意义”（注：参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人民出版社196 0年版。）。 赫鲁晓夫认为南斯拉夫也应该像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南斯拉夫在两大阵营之间采取中间立场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注：（南）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70页。）。1957 年南斯拉夫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但拒绝在12个执政的共产党宣言上签字。赫鲁晓夫大为光火，对铁托一直怀有戒心，认为在揭露斯大林的暴行后，铁托明显地在追求南斯拉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注：《赫鲁晓夫回忆录》，（苏）《历史问题》1991年版，第85页。）。赫鲁晓夫还担心铁托企图削弱苏共对东欧各国党的影响而扩大南共的影响（注：《赫鲁晓夫回忆录》，（苏）《历史问题》1991年版，第 402页。）。纳吉被杀事件使苏南关系再度恶化。1958年6月， 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称铁托为“特洛伊木马”，并且声明1948年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注：（美）拉尼森·拉西诺：《南斯拉夫的实践：1948—197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 苏联还反对南斯拉夫的新宪法，引起了南斯拉夫的强烈不满。苏南关系再次恶化。
另外，赫鲁晓夫虽然口口声声说社会主义各国平等，却恶化了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关系。这方面既有经济、安全等国家利益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和领导个人因素的原因。在经济方面，赫鲁晓夫加强了经互会的作用。他说：“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不仅仅是一种各国社会政治的联盟，它也是一种世界经济体系”（注：赫鲁晓夫：《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重大问题》，载（苏）《共产党人》1962年8月第12期，第9页。）。社会主义的国际“劳动分工”和生产专门化， 一方面固然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但另一方面引起了经济不发达国家的不满，以及它们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经济较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如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再加上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赫鲁晓夫盛气凌人的态度，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两国的矛盾激化。在华沙条约内，苏联对阿尔巴尼亚实行冷淡和排斥政策，对罗马尼亚实行遏制政策。从1962年起，阿尔巴尼亚不再参加经互会和华约的活动，事实上退出了社会主义阵营。罗马尼亚虽然没有退出阵营，但不参加华约的联合军事演习，在阵营内经常发出不谐之音。在赫鲁晓夫下台前夕，即1964年4 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发表了《罗马尼亚工人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的声明》，即有名的《四月提纲》，表达了要求中苏两党停止公开论战的强烈愿望，并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及其战略策略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本国独立自主立场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声明。声明强调“国家独立和主权、权利平等、互利、同志式的互助、互不干涉内政、尊重领土完整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原则”，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外关系的准则；声明指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老子’党和什么‘儿子’党，‘上级’党和‘下级’党”；任何国家的党“都不能把它的路线和意见强加给其它的党”（注：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632页。）。1961年苏共二十大期间， 赫鲁晓夫对罗马尼亚的农业集体化进行了近乎粗鲁的直率的批评，使他与罗共领袖乔治乌·德治本来就不够融洽的关系更加冷淡，此后，乔治乌·德治总是力图避免与赫鲁晓夫见面，常常有意回避“大家庭”的双边和多边会议。赫鲁晓夫与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的关系搞得很僵，甚至到了对骂的地步。从60年代初起，阿尔巴尼亚基本上不再参加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活动。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出现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从苏联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出发，在处理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很多错误。作为斯大林亲信之一的赫鲁晓夫，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着手改革，纠正错误，探索新的办法，调整苏东关系，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出了社会主义各国平等、通向社会主义有不同道路的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赫鲁晓夫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高于他后来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的地方，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由于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局限性，赫鲁晓夫一直找不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因此，他的东欧政策及这一时期苏东关系经常处于矛盾、不稳定的状态，他一方面解散了共产党情报局，另一方面又建立华沙条约组织；一方面降尊纾贵主动同南斯拉夫和解，另一方面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匈牙利大动干戈；一方面宣称社会主义有不同道路，另一方面对南斯拉夫不加入苏联阵营而耿耿于怀。赫鲁晓夫仍然继承了斯大林的阵营对抗战略，把东欧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没有完全跳出斯大林东欧模式的框框。他一方面展开反对斯大林的运动，另一方面又采用斯大林的方法；他对中欧发动攻势（1958年柏林危机），却以守势告终（1961年修建柏林墙）。大国外交和强权政治，盛气凌人和反复无常，经常在他的东欧政策和苏东关系中表现出来。他虽有处理好苏东关系的愿望，但未见到有解决苏东关系的成功。因此，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和操作国际主义，以及国际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这确是赫鲁晓夫留给后人的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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