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爱国主义新论（论文文献综述）
刘后德[1]（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李玫玫[2]（2020）在《革命与民族的分裂与弥合 ——以老舍《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讨论》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个“异族”建立的王朝,同时作为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清朝在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之初就面临着不同层面的民族问题:要统治一个以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汉族人为主、边疆地带又有着势力强大的蒙、回、藏等民族的国家,在面对汉族时,一方面要学习先进文化,争取正统地位的继承权;一方面也要警惕汉族文化的“腐蚀”,在这种文化包围中艰难地维持满洲民族的主体性;而在面对其他边疆民族时,同作为异族,清朝皇帝与整个满洲统治民族则扮演了与历代汉族皇帝不同的角色,满洲民族的族群性得到了丰富和凸显。清朝定鼎北京二百六十载,最终在内外夹击、风急浪紧的形势中覆灭,在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现代化潮流发生主动或被动交流的时候,在促使中国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同样留下了复杂的民族问题:一方面,由于革命的不彻底,封建势力不断地复辟,满洲贵族、遗老遗少还与日本人勾结建立了伪满洲国;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以来的“边疆中国”叙述在其“继承者”国民党的民族思想那里留下“后遗症”,给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带来了许多的变数。谁是这些问题最恰当又最深刻的思索者?老舍承担起了这样的任务。作为一位北京城旗兵家庭出身的满族作家,同时也是“进步作家”,老舍的创作和思想上包含了“革命”与“民族”这两个二十世纪关键词的复杂关系,他自身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最开始时因为革命排满风气带来的民族创伤而讳言自己的满族身份,到抗战时期面对外侮时以中华民族的认同“压倒”满族认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自信坦然地以满族历史的讲述者、满族文化的反思者的心态,创作出《茶馆》、《神拳》、《正红旗下》等经典传世之作。这三部作品都是历史题材,《茶馆》和《正红旗下》是老舍创作中较为少见、同时也非常大规模地描写晚清以来旗人的世风人情以及他们的经历遭遇的作品,而《神拳》则表现了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也是老舍直面中国与外国民族关系的集中体现。在这样的判断下,本文认为老舍建国后的作品《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中的满族/民族书写非常重要。在这三部作品中,老舍都将目光放在了晚清,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民族的问题进行追溯的努力。如果说在《茶馆》中,满族的问题表现在旗人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堕落、民族认同的迷惘上,在《神拳》中,满族的问题表现在满洲统治者政治的腐化和军事的失败上,那么在《正红旗下》中,满族的问题则更加深刻地表现在文化上,表现在普通旗人吃喝玩乐的日常生活中。这三部作品体现的是老舍对于近代以来满/汉/洋三者关系的整体思索,它们在表现和处理民族问题时贯穿着两条共同的主线,就是“反帝叙述”和“穷人叙述”,这是老舍自己的写作和思考历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法论”。通过这样的写作,老舍为自己取得了对民族进行陟罚臧否的文化自信,也为满族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确立了一种主体性。因此,本文的正文部分则以对这三部作品中满族书写的具体分析组成:对《茶馆》进行分析,抓住作品中几位重要的旗人形象,通过老舍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与借他们之口对民族关系与历史问题的表述,探索老舍创作《茶馆》时在民族意识的左右下对于历史认知的错位;对话剧《神拳》进行分析,通过老舍对于义和团的情感和评价去探索老舍的民族心理,阐述这种新的民族精神的发现如何影响他对革命的认知;分析《正红旗下》中的文化描写,考察所谓的“二百年旗人文化”的内涵,以及它在塑造民族意识中的作用。通过这样的考察,本文认为,在这三部作品中,作家的文艺思想与时代的政治要求得到较好的结合,老舍通过对于民族的书写,也讲出了深入人心的革命故事。这是老舍自身文学之路的又一座高峰,也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民族的问题的一个成功解答。
赵景磊[3]（2019）在《梅花拳传承中的身份认同研究》文中指出我国武术拳种丰富且各具特色,具有很高的文化与学术价值,其研究与保护工作既繁琐而又迫切。身份认同是群体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主要在于解读“我是谁”“我们是谁”的核心问题,是研究群体成员关系和组织特征的重要切入点。梅花拳是兼具组织传播和民间信仰特征的传统武术代表性拳种,在传承中群体成员间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身份认同危机对当前武术拳种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解读梅花拳弟子的身份认同问题有助于发现其传承机制和规律,有助于梅花拳等传统武术拳种的当代传承与保护。本研究以梅花拳弟子的身份认同问题为切入点,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深度访谈法、专家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实地考察法和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梅花拳传承中梅花拳弟子对于个体、群体认知的社会行为进行描述、判断与诠释。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从梅花拳弟子身份的获得、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身份认同的确认表征三个方面对梅花拳弟子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探究,以对梅花拳传承中具有较强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形成原因和表现特征进行深入剖析与阐释,进而为武术拳种的当代传承与发展提供启示。主要结论归纳如下。本研究将梅花拳弟子的身份认同明确为:个体基于获得梅花拳弟子的身份对于梅花拳门内个体或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主要通过“我是梅花拳弟子”“我们是梅花拳弟子”的社会行为来体现。进而结合身份认同理论将梅花拳弟子身份获得的标志明确为拜师递贴,拜师贴主要是在拜师仪式上递交,但也存在由于距离相距较远通过“飘贴”方式完成的情况。梅花拳传承中具有较强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形成原因包括:（1）梅花拳弟子身份的获得受单一或多重因素影响,主要包括:先赋条件的独特优势、治病养生的广泛影响、防身自卫的个性需求、学校传播的时代特征、文化感召的自身魅力等。因此在梅花拳弟子获得身份过程中已经对梅花拳的价值、理念等有了初步的见解和认同,并与其他已获得梅花拳弟子身份的个体有了一定的接触和了解。（2）梅花拳弟子身份获得的过程是受到严格规范的,具体表现为:通过长时间的考察、通过严格要求的选择、通过精细化的程序等。严格筛选的过程有助于提升门内弟子的整体结构与质量,也有助于获得梅花拳弟子身份的个体得到其他门内弟子的认同。（3）从梅花拳弟子身份获得表现来看,体现了人文关怀和集体理念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双向选择的准入理念;个体主动权让于集体;拜师入门不收取费用等。这使最终获得梅花拳弟子身份的个体充分感受到集体关怀,从而对门内群体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强。（4）梅花拳弟子身份认同建构的主要动机为技法追求、获得归属感与实现自我价值,这使获得梅花拳弟子身份的个体会主动通过模仿学习、沟通互动等方式建构身份认同。（5）集体制约也是梅花拳弟子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当群体中存在“不符合梅花拳规矩”的个体时,通过教化或对其已获得身份的“剥夺”也是维护门内弟子成员团结与稳定的重要方式。（6）梅花拳传承中有丰富的身份认同建构材料:具有“明文规训”作用的门规戒律;“约定俗成”形成的历史传统;“潜移默化”存在的文化底蕴。这有助于群体成员身份认同建构的充分性,也有助于梅花拳弟子间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建设。（7）梅花拳弟子身份认同建构的主要内容是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集体伦理关系建构、集体亲近关系建构、师徒传承关系建构。极具特色的关系建构方式有助于梅花拳传承有序、梅花拳弟子相互认同,也有助于梅花拳传承中形成较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关于梅花拳传承中具有较强凝聚力与向心力的表现特征,本研究主要从“我是谁”“我们是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他者的认同”三个方面来进行了阐述。（1）“我是谁”是指梅花拳弟子自我身份认同的确认,主要表现为:个体信仰特征的仪式表现;个体行为特征的显性表现;组织价值属性的认同表现。（2）“我们是谁”是指梅花拳弟子集体身份认同的确认,主要表现为:门内弟子间互相照应;严谨有序的伦理关系;门内弟子间技法相传;门内分支不影响认同。（3）“他者的认同”主要表现为梅花拳传承中的社会影响与评价。研究认为,梅花拳弟子在“他者的认同”方面表现较好主要是由于梅花拳良好社会形象的树立与沿承,具体体现在:义和团运动中梅花拳弟子的社会影响与评价;民国时期重要历史事件中梅花拳弟子的社会影响;当代社会他者对梅花拳弟子的认同表现。梅花拳弟子身份认同对武术拳种的当代传承与发展的启示:（1）对于群体成员身份获得过程进行把控,提升群体成员整体的结构和质量。（2）注重群体成员身份认同建构的充分性,增强群体成员的凝聚力与向心力。（3）群体成员应积极服务社会、参与社会治理,进而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支持。
张勇丽[4]（2019）在《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旨在以英敛之满族下层旗人、天主教徒和着名新闻人的三重身份特征,全面梳理英敛之的新闻实践活动,剖析新闻人英敛之与法国天主教势力、旗人英敛之与清末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客观全面认识在“天主教徒”和“满族人”等身份交织影响下的“新闻人”英敛之的新闻活动及其新闻思想在当时中国尤其是北方新闻业中的影响及历史贡献。内容主要涉及英敛之人生道路转折研究、新闻活动研究、与天主教、清末政治和辛亥革命之关系研究、新闻思想研究等方面,在结语中对英敛之的历史地位作了归纳性阐释。第一部分探讨英敛之人生道路的三次转折:从底层的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又从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报人,再从声名显赫的“舆论娇子”成为离世脱俗的“隐士”。三次人生转折与时代、社会和人物个性、人物出身、人物信仰紧密交织在一起,对英敛之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满族下层旗人的出身、生性好道的个性使其一直追寻挽回世道人心的办法,并因此与“博爱合群”的天主教结缘。成为天主教徒对英敛之一生影响重大;通过《益闻录》等天主教报刊开始涉足新闻界。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使英敛之意识到变法自强的重要性,决意通过办报继续戊戌政变后一度中断的变法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创办《大公报》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文章第二部分探讨英敛之的新闻实践活动。选取清王朝政治改革的早、中、晚三个阶段,系统梳理了英敛之创办和主持《大公报》期间在“拒俄运动”、“抵制美约运动”和“四川保路运动”中的态度和变化,呈现英敛之爱国主义和满族主义情绪的交织、矛盾和抉择。隐退之后英敛之的新闻活动着重于借助报刊宣扬天主教、为天主教辩诬和推动天主教中国化运动以及募捐赈灾等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对英敛之新闻实践活动的梳理,可以发现其以一生报刊实践践行着“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的报刊理想和人生信条。文章第三部分首先探讨了英敛之与清末政治（清末新政、君主立宪及君主）之关系。研究了英敛之推动清廷“预备立宪”以巩固清王朝统治而进行的舆论宣传,详细梳理了英敛之对清王朝统治从充满希望到逐渐失望的态度演变过程。认为英敛之虽对亲贵专政不满,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仍为保存清廷统治、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摇旗呐喊,表现浓郁的宗族情结。在“族”“国”二选一困境中,英敛之顺应时势接受共和政体以保存国家,展现了宗族情绪和爱国主义双重价值夹缝中报人英敛之的矛盾、挣扎和最终选择,肯定了英敛之的爱国情怀。其次考察了英敛之与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包括法国天主教和法国领事馆）的关系及其演变。考察了创办《大公报》时期英敛之对法国天主教势力的巧妙借助、《大公报》创刊初期双方短暂的“蜜月期”、报纸出版后不久英敛之即陷入与法国天主教势力的纠集矛盾,以及最后彻底摆脱法国天主教势力控制的详细过程,展示了晚清报人在清朝统治集团和洋人势力双重压力为实现“言论救国”的报刊理想经历的曲折和艰难。最后研究英敛之与辛亥革命及共和之关系,考察了英敛之对辛亥革命和民主政权的关系和态度变化,呈现了英敛之在辛亥首义爆发到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这一阶段态度的转变过程,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第四部分是对英敛之新闻思想的研究。提出了英敛之新闻思想有三个来源的观点,以之为主线从新闻功能观、新闻自由观、新闻本体论、新闻编辑思想等方面探讨英敛之富有特色的新闻思想,归纳出英敛之以“政治救亡、延续朝廷”为核心的新闻实践;以“服务社会、引导民众为先”的新闻独立精神;以“仁爱合群、改造人心”为办报宗旨的新闻追求等新闻思想特征。通过对英敛之人生经历、新闻活动、新闻思想的全面梳理,本文认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是一个在外敌侵略面前主张自强兴国的爱国新闻人;是一个在封建专制环境下推进君主立宪的进步新闻人;也是一个迷惘无奈借助天主教“聚心育民”的宗教新闻人;更是一个在氏族情感上忠于清廷但未逆民主共和大势的明智新闻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应具有相应的历史地位。
胡盼盼[5]（2018）在《“现代化范式”的主将 ——李时岳的近代史研究述论》文中提出作为当代中国着名的近代史专家,李时岳早年以辛亥革命为基点,深入探寻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厘清许多重要问题,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还十分重视被众多研究者忽视的民众运动研究,在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研究领域做出了拓荒性贡献。改革开放启幕之初,李时岳即从为洋务运动翻案入手,以极大的理论勇气,突破传统的以“两个过程”为依据形成的以“阶级斗争”、“根本矛盾”等作为基本线索的“革命史范式”,着重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线索来探索中国近代的发展历程,提出了影响巨大的“四个阶梯说”,从而构造出与“革命史范式”并驾齐驱的“现代化范式”。李时岳通过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重新认识和论述,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现代化范式”竖起了标杆。李时岳为史学事业殚精竭虑、耗尽心神,他的史学思想至今依旧光彩夺目。他具有丰富的史学思想,主张以宏观的视野,将历史发展作为一个运动的整体来考察,并通过衡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起历史作用的好坏、大小对其进行客观、不苛求的评价;他认为史论的辩证结合才是正确理解、运用二者关系的原则,强调必须站在时代高度推动史学的革新,才能克尽历史学探究历史发展规律、解释社会发展进程、指明历史发展方向的功能。在近代史研究过程中兼具才华与智慧的李时岳,在史学作品中展现了其视角独特、取材丰富,概念先行、文思畅达,善用修辞、文采出众的写作风格。
石仲泉[6]（2018）在《胡绳是怎样成为学界大师的(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三本书,成就了胡绳作为大师的晚年辉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胡绳的成就,说得直白一点,有如俄罗斯国徽形象"双头鹰"。一"头"是有如前述,他是我们党两代领导核心的"一支笔",为党的重要文献的形成和阐述,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头"是个人着书立说,在以《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对近代史展开专题研究的基础
崔志海[7]（2014）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和最后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运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回顾六十余年来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单纯政治事件史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转变过程,并取得丰硕成果。但鉴于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它本质上也是一场比较奇特的中外战争,加强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方面的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既是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同时也是一个突破点。国内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在进行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拓展之后,有必要重新回归政治事件史的研究。
王德民[8]（2013）在《做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历史教师 ——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之案例研究》文中提出回首近十余年的新课程改革不难发现,一个幽灵始终在中学历史课堂中徘徊,挥之不去,那就是教学内容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史学曾历经深深的时代扭曲和主流烙印,是背着刻骨内伤和众多桎梏与教条进入中学课程的。这使历史教师在这大变革的时代必然比其它学科的教师承担更多的义务,甚至远繁于和难于《政治》。新课程促进了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更新与进步,但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鉴于中国近代史课程的重要性,帮助广大高中历史教师从实践到理论地分析与解决这些问题,对提升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质量,保证学生正确认识与理解中国近代史,培育学生的公民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解决上述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有不同的层面与角度。本研究试图从课程建设的高度,在分析与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探讨如何做一名有思想、负责任的历史教师。按照“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本研究在大量教学调查的基础上,筛选了具有普遍性、方向性问题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并按其“病因”与教师的关系从近到远逐次考察。依次分为：与教师学养有关的问题；与教材编写有关的问题；与高考试题有关的问题；与课程标准有关的问题。按照上述逻辑顺序进行考察,可能既有利于回答教学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也有利于作为实践主体的教师总结经验,提升认识,通过自身的专业发展提升课程质量。本研究的创新在于研究视角与教学实践中的探索与拓展。第一,通过考察与教师学养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提升自身学养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读教材要读到它的“背面”去；辩证法的实质是使思想更符合事实；逻辑的正确性靠历史的逻辑来检验；学风比知识更重要。第二,通过考察与教材编写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纠正教材编写失误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及时纠正教材的“滞后之意”；正确修订教材的“错达之意”；深入剖析教材的“难达之意”；适当补充教材的“未达之意”。第三,通过考察与高考试题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处理高考试题之问题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读懂试题的文字符号；理解试题的思维逻辑；透视试题的史实、史观；把握试题的测量技术。第四,通过考察与课程标准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对待课程标准之不足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补订课程标准“知识与能力”的疏漏；补订课程标准“过程与方法”的疏漏；补订课程标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疏漏。以上四部分的探讨,所秉持的是从案例考察到理论归纳的研究路线,由此所归纳出的方法与策略并不能涵盖它们各自领域的全部。不过,由于它们源于教师鲜活的教学实践,确实反映着教师解决与应对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的关键“节点”,因之,与之相关的探讨又有着一定的代表性与启发意义。如果说,以上四方面的考察与研究仅仅是帮助教师解决改革中面临的直接问题和难点,那么,帮助教师有思想、负责任地创造课程则更为重要,也是根本之策。考察近百年来中国近代史认识视角的嬗变与发展,探讨自清末民国时期、共和国诞生以来高中中国近代史史观的演变轨迹,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当今时代背景下,聚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以民族复兴的视角审视与创新中国近代史课程,可能更近历史真相,更合时代要求,也更具教育意义。建设民族复兴视野下的高中中国近代史课程是个系统改革。这不仅要按照世界近代化潮流中中华民族复兴的视角来选择和整合史实,而且要从课程和学习的角度提出立体的目标要求,并对高中历史教师提出更高层次的挑战。
党为[9]（2010）在《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文中认为19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出现了被他们称为“新清史”的研究思潮,其主要目标在于重估清帝国长城内外,包括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等广泛领域内的历史,至少具有三个鲜明的核心特征：一,质疑清廷及满族的“汉化说”,强调清朝的满洲特质,重视民族关系的研究,认为正是清廷的少数族背景,使得它能够超越传统的夷夏观,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长城内外的一体融合,从而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最大的政治遗产——多民族聚居的广袤领土；二,进而质疑清的“汉本位”王朝说,反对清对外关系中的“朝贡体制”观点,强调清廷处理周边关系的多样性的同时,认为清帝国也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帝国进行着毫不落后的竞争；三,在对内反“汉化”和对外反“汉本位”的立场下,对少数族和边陲地带的关注使得原来处于历史研究视野边缘的群体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妇女、胥吏等。“新清史”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学术基础,即中国大陆的各种历史档案等原始材料与实地考察访问机会对美国学者的开放和强调中国内部因素的反西方中心论的“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最晚都可追溯到1980年代初。1980年代以来的清史研究,在不断扬弃旧研究方法和观点中,发掘着新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及中国“内生”的历史动力,是“新清史”当然的准备阶段。同时由于柯文、黄宗智等学者已经对1980年代以前的美国清史研究状况作了杰出的总结。因此,文章对美国清史研究的论述从1980年代开始,并以其与“新清史”的联系为线索。美国新清史的研究,由于具有在“纵横”上将中国分为不同层面和区域,“内外”上将清朝放入世界背景中,“上下”上关注边陲地带和族群关系等特点,从而具有了既向综合也向细化无限扩张的趋势。因此,必须对论述对象有所取舍,这样文章将主要集中于专着和文集,只有前两者不能满足论述需要时才补充以必要的期刊论文。文章将1980年以来的每一次“新”突破或“新”推进作为一个专题,同时也是论文的一章展开。为论述清晰计,章内又基本以重要论着出版时间为序进行述评。如此,大体上分为：民众史、经济史、精英史、法律史、城市史、民族史、外交边疆史和妇女史等,共计八个专题（章）。其中后三章集中体现了新清史的三个核心特征,而属于相对传统的研究领域的前五章既是新清史的准备阶段,又在发展中与新清史交织在一起,成为新清史的一部分。第一章“民众之作为群体”,论述了清代民众群体事件史研究,包括华北农民的求生策略的生态根源分析、义和团运动的民间文化要素、清末新政时期的农村反抗、民众叛乱的宗教动力和东南沿海的海盗研究等,强调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的内部动力机制,打破了原来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这些都为新清史的兴起提供了学术氛围和一定的方法论准备。第二章“‘新经济史’中的清代”。在注重世界背景和制度分析的世界“新经济史”潮流中,学者们重估了西方入侵前的中国经济。黄宗智教授深具影响地挪用了“内卷化”概念将中国经济定性为“没有增长的发展”,而濮德培的湖南经济研究则证明清代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有所作为而且达臻传统国家的最大经济潜能。高家龙的企业史研究关注的是中国经济中的帝国主义因素,曾小萍的盐业研究考察的是中国传统要素,前者打破了原来在华帝国主义的同质性假定,后者则证明了传统因素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王国斌和彭慕兰将中国经济置入世界视野下,证明中国经济甚至领先同时代的西方,驳斥了中国要为自己在近代被西方侵略负责的观点。曾小萍和王国斌等在清代财政和粮仓制度的考察中,揭示了清代国家在财政和食物储备上的成就。这里,新经济史所体现的中外比较的世界视野恰恰也正是后来新清史的基本视角。第三章“‘新’官方史——18世纪清代国家与精英研究”,考察了美国学者对西方入侵前的中国国家的研究。与前两章一样,在新材料的刺激下,学者们重新评估了中国国家的政治和精英阶层。由于18世纪的中国既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盛世”政治-经济体,也可能埋下了此后中国衰落的种子,因此这一时段的中国历史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而同时,18世纪中国研究不仅是新清史的直接来源,也是新清史的重要特点之一。第四章“司法档案里的清代社会”,指出主要在黄宗智的倡导下,中国法律史研究从制度史的研究过渡到了法律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在大量存世的清代基层司法档案和中央存档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个活跃的“民法”社会,不仅打碎了关于中国传统法律只有刑法没有民法的论断,也借以复活了讼师、胥吏和妇女等原来历史研究中边缘人群的历史。虽然黄的研究不属于新清史范畴,但其追随者基于法律文件的社会史研究却已属于新清史关注边缘人群思潮的一部分了。第五章“新观点下的清代城市”。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经济活力和民间团体的活跃,也引发了关于“公共领域”等西方理论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大讨论。关于承德的研究,作为新清史的典型案例,论证了承德在清代帝国建构中的独特作用,提出了新清史中关于清代皇帝的多重身份和帝国多元性的典型观点。梅尔清的清初扬州研究,则展示了清代城市的文化史维度。在这一章的论述中,美国学者实现了对清代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样本式还原。其中,罗威廉和梅尔清的研究分别体现了新清史的世界史视角和注重清前中期史的特点,而承德研究则直接就是新清史最具理论色彩的部分。从第六章开始,进入新清史应该毫无争议的部分。第六章“满洲及清代族群研究”,是新清史的第一个核心特征的集中体现。学者们强调正是满洲特质使清王朝在中华帝国序列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彻底融合了长城内外,为现代中国国家留下了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政治遗产。第七章“外交与边疆史：清帝国主义?”在全球史视野下,美国学者将清帝国置于同时代的国际帝国竞争环境中,研究了清帝国在外交事务和中亚地区等方面与西方帝国主义进行的竞争,认为清帝国与当时咄咄逼人的英帝国、俄帝国等一样都是谋求殖民和扩张的帝国形态,从而为当代中国国家留下了一个广袤的领土遗产。汪荣祖先生和部分美国学者对这种比附进行了严厉批判。我们必须警惕其这里及前面的族群研究中可能的政治影响。第八章“能动的清代女性”。在新清史的去中心倾向和少数族裔女性对西方女性研究中的白人女性立场不满的双重影响下,西方中国学者在对中国女性的历史研究中率先实现了关于传统社会架构下妇女权力新认识的突破。尽管有局限于上层的弊端和过度诠释的嫌疑,她们的研究依然揭示了中国清代妇女在清初的多姿生活、中期的社会中心地位和晚期的顽强人生态度,实现了对清代妇女群像的刻画,颠覆了关于传统中国妇女备受压迫的悲剧形象。“结语”部分,笔者主要对美国的新清史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和批评反思,并在最后探讨了一下走出西方话语的可能,给出了一个谨慎乐观的结论。
郭震旦[10]（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研究指明“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二、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爱国主义新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爱国主义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1）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革命与民族的分裂与弥合 ——以老舍《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民族问题在革命时代的浮沉 |
| 第二节 革命话语对民族叙述的整合 |
| 第一章 “旗人”与“汉奸”——《茶馆》历史认知的错位与修整 |
| 第一节 从“汉奸”的文学穿越说起 |
| 第二节 松二爷与旗人的生计问题 |
| 第三节 常四爷与旗人的民族认同 |
| 小结 “葬送”:埋葬还是悼念? |
| 第二章 “吐了一口气”——《神拳》写作的民族心理 |
| 第一节 《神拳》创作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因 |
| 第二节 《神拳》文本的艺术风格和民间色彩 |
| 小结 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义和团故事 |
| 第三章 “糊涂”与“明白”——《正红旗下》历史与文化的重构 |
| 第一节 “糊涂”与“明白”的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艺术化的旗人日常生活 |
| 第三节 “圆圈”式文化的隐喻与冲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梅花拳传承中的身份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梅花拳传承研究 |
| (二)身份认同研究 |
| (三)梅花拳弟子的身份认同研究 |
| 四、研究对象、方法与说明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设计说明 |
| (四)信度效度说明 |
| (五)研究伦理说明 |
| 五、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六、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身份获得是梅花拳弟子身份认同的基础 |
| 第一节 梅花拳弟子身份获得的标志 |
| 一、拜师递贴是获得梅花拳弟子身份的显性标志 |
| 二、“飘贴”是特殊场域中拜师递贴的独特方式 |
| 第二节 梅花拳弟子身份获得的影响因素 |
| 一、先赋条件的独特优势 |
| 二、治病养生的广泛影响 |
| 三、防身自卫的个性需求 |
| 四、学校传播的时代特征 |
| 五、文化感召的自身魅力 |
| 第三节 梅花拳弟子身份获得的过程 |
| 一、通过长时间的考察 |
| 二、通过严格要求的选择 |
| 三、通过精细化的拜师程序 |
| 四、特殊情况的出现 |
| 第四节 梅花拳弟子身份获得的特征 |
| 一、双向选择的准入理念 |
| 二、个体主动权让与集体 |
| 三、拜师入门不收取费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梅花拳弟子身份认同建构的过程 |
| 第一节 梅花拳弟子身份认同建构的主要动因 |
| 第二节 梅花拳弟子身份认同建构的主要路径 |
| 一、模仿学习促进梅花拳弟子身份认同的自我提升 |
| 二、沟通互动促进梅花拳弟子身份认同的集体强化 |
| 三、集体制约促进梅花拳弟子身份认同的组织规范 |
| 第三节 梅花拳弟子身份认同建构的主要材料 |
| 一、制度规范:门规戒律的“明文规训” |
| 二、惯例制约:约定俗成的“历史传统” |
| 三、思想浸染:潜移默化的“文化底蕴” |
| 第四节 梅花拳弟子身份认同建构的主要内容 |
| 一、集体伦理关系建构 |
| 二、集体亲近关系建构 |
| 三、师徒传承关系建构 |
| 小结 |
| 第三章 梅花拳弟子身份认同的确认表征 |
| 第一节 我是谁:梅花拳弟子自我身份认同的确认 |
| 一、梅花拳弟子个体信仰特征的仪式表现 |
| 二、梅花拳弟子个体行为特征的显性表现 |
| 三、梅花拳弟子组织价值属性的认同表现 |
| 第二节 我们是谁:梅花拳弟子集体身份认同的确认 |
| 一、门内弟子间相互照应 |
| 二、严谨有序的伦理关系 |
| 三、门内弟子间技法相传 |
| 四、门内分支不影响认同 |
| 第三节 他者的认同:梅花拳传承中的社会影响与评价 |
| 一、梅花拳弟子自身良好社会形象的树立与沿承 |
| 二、义和团运动中梅花拳弟子的社会影响与评价 |
| 三、民国时期重要事件中梅花拳弟子的社会影响 |
| 四、当代社会中他者对于梅花拳弟子的认同表现 |
| 小结 |
| 第四章 梅花拳弟子身份认同对当代武术拳种传承与发展的启示 |
| 一、对于群体成员身份获得过程进行把控,提升群体成员整体的结构和质量 |
| 二、注重群体成员身份认同建构的充分性,增强群体成员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
| 三、群体成员应积极服务社会、参与社会治理,进而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支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主要学习经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经历 |
（4）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现状述评 |
| 一、英敛之的生平与经历研究 |
| 二、英敛之的新闻思想研究 |
| 三、英敛之的新闻活动研究 |
| 四、相关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点及不足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创新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英敛之人生道路转折与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从下层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 |
| 一、家世并不显赫的满洲旗人 |
| 二、历经艰辛后信奉天主教 |
| 三、英敛之放弃儒释道皈依天主教的原因与影响 |
| 第二节 从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报人 |
| 一、与皇室“淑”女联姻 |
| 二、恐因言获罪远避滇越 |
| 三、庚子奇祸无完卵 |
| 四、友人出资邀办报 |
| 第三节 从名声显赫的“言论骄子”成为出世离俗的“隐士” |
| 一、民国初创与英敛之退隐 |
| 二、英敛之退隐原因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英敛之的新闻实践活动研究 |
| 第一节 报人生涯的开端 |
| 一、诗文投稿《益闻录》初涉新闻界 |
| 二、通过“提问”与《格致新报》初识 |
| 三、撰写“论说”在维新报刊发声 |
| 第二节 新闻生涯的峰巅:《大公报》十年 |
| 一、《大公报》创办前天津的新闻环境 |
| 二、英敛之创设《大公报》对社会关系的“借助” |
| 三、英敛之时期《大公报》与社会运动 |
| 第三节 退隐后借助新闻媒介的有关活动 |
| 一、提倡创办天主教报刊 |
| 二、利用《大公报》宣传天主教 |
| 三、在报刊发声为天主教辩诬 |
| 四、撰文鼓吹天主教“中国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英敛之与天主教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创办《大公报》中对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的借助 |
| 一、筹创《大公报》时期对天主教的“借助” |
| 二、天主教“多方”助力英敛之创设《大公报》动因剖析 |
| 第二节 与法人在华天主教势力的短暂“蜜月期” |
| 一、在“教案”报道中“护教” |
| 二、宣扬天主教教义引导中国旧风俗改良 |
| 第三节 与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的“抵牾纠结”期 |
| 一、天主教对英敛之及《大公报》的“两手” |
| 二、英敛之对抗天主教的“两手” |
| 第四节 摆脱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对《大公报》的干预 |
| 一、拒俄运动成为英敛之“亲日疏法”的导火索 |
| 二、日俄战争期间《大公报》的舆论立场及馆址迁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英敛之与清末政治研究 |
| 第一节 英敛之与“清末新政”关系之研究 |
| 一、主张改革社会政治生态 |
| 二、致力开智化俗为推行新政奠定民智基础 |
| 第二节 英敛之与“预备立宪”关系之研究 |
| 一、《大公报》呼吁“预备立宪”的言论 |
| 二、英敛之支持、监督清廷推行预备立宪的言论 |
| 三、推动社会改革以适应“预备立宪” |
| 第三节 英敛之与清朝“君主”关系之研究 |
| 一、真诚称颂“英明果敢”的光绪帝 |
| 二、遵循前朝遗诏支持摄政王辅政 |
| 三、失望于摄政王任用亲贵的辅政举措 |
| 四、默认隆裕太后降“退位”旨以保国家和平统一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英敛之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促成辛亥革命的三重势力 |
| 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兼领导者 |
| 二、立宪派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辅助力量 |
| 三、西方列强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间接推动力量 |
| 第二节 英敛之对辛亥首义及共和态度之演变 |
| 一、为清廷维稳献计做最后呐喊 |
| 二、对武昌起义和革命党人的态度发生变化 |
| 三、关注君主民主立宪政体之解决 |
| 第三节 英敛之对创设民国和南北和议态度的变化 |
| 一、指责革命军在议和期间选举临时大总统是“行共和专制” |
| 二、批评孙(中山)推袁(世凯)继任大总统是“私相授受” |
| 三、批评朝廷与民军和谈拉锯是“各谋私利” |
| 四、顺应民心大势认同共和政体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英敛之的新闻思想研究 |
| 第一节 英敛之新闻思想的三个来源 |
| 一、传统士人“修齐治平”理想的现代化转换 |
| 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念的影响 |
| 三、天主教“仁爱合群”观念的糅合 |
| 第二节 英敛之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英敛之关于“新闻功能”的思想 |
| 二、英敛之关于“新闻自由”的思想 |
| 三、英敛之关于“新闻本体”的思想 |
| 四、英敛之的报刊编辑思想 |
| 第三节 英敛之新闻思想的主要特征 |
| 一、以“政治救亡、延续朝廷”为核心的新闻实践宗旨 |
| 二、以“服务社会、引导民众为先”的新闻独立精神 |
| 三、以“仁爱合群、改造人心”为办报宗旨的新闻追求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在列强侵略面前主张自强兴国的爱国新闻人 |
| 二、在封建君主制度下推进君主立宪的进步新闻人 |
| 三、迷惘无奈借助天主教“聚心育民”的宗教新闻人 |
| 四、在氏族情感上忠于清廷但未逆大势的明智新闻人 |
| 附录·英敛之新闻活动日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5）“现代化范式”的主将 ——李时岳的近代史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李时岳近代史专题领域研究简论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史研究 |
| 第二节 近代反洋教运动史研究 |
| 第三节 洋务运动史研究 |
| 第二章 质疑“革命史范式”,扛起“现代化范式”的大旗 |
| 第一节 对“革命史范式”的质疑 |
| 第二节 扛起“现代化范式”的大旗 |
| 第三节 李时岳构建的新体系产生的影响 |
| 第三章 李时岳的史学思想与史学风格 |
| 第一节 史学思想 |
| 第二节 史学风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李时岳的生平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胡绳是怎样成为学界大师的(下)（论文提纲范文）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三本书, 成就了胡绳作为大师的晚年辉煌 |
| 作者附记: |
（8）做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历史教师 ——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之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课题之缘起和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一) 高中中国近代史课程的重要性 |
| (二) 新课程改革以来的巨大进步和乱象 |
| (三) 课题的界定：高中、中国近代史课程、教学内容 |
| (四) 研究的基本思路：从课程建设的高度回答教学实践的问题 |
| (五) 研究的主要方法：调查法、文献法、案例法 |
| 一、君欲发展学生,必先提高自己——与教师学养有关的问题 |
| (一) 读教材一定要读到它的“背面”去 |
| 案例1：鸦片战争的内因,课本分散在三个专题中 |
| 案例2：不要把海龄的表现误读为镇江战役的全貌 |
| 案例3：你关注到教材已加了“清军”这个变化吗 |
| 案例4：要重视课本为何删除了“但是……”之说 |
| 案例5：不要忽略“民族工商业者”对运动的推动 |
| 案例6：国人知道马克思和共产党是个复杂的过程 |
| (二) 辩证法的实质是使思想更符合事实 |
| 案例7：不能只用“魔鬼的化身”来评价太平天国 |
| 案例8：为李鸿章正名,但也不必过分拔高和美化 |
| 案例9：是否想过把学生辩论双方的评价合起来呢 |
| 案例10：要历史地评价“火烧曹宅”的合法性问题 |
| (三) 逻辑的正确性靠历史的逻辑来检验 |
| 案例11：“假如你是谭嗣同……”就一定是慷慨赴死 |
| 案例12：“孔家店”和“儒家文化”不是同一个概念 |
| 案例13：教学设计要从“说教材”到凝意、通史、明目标 |
| (四) 强词夺理掩盖的是无知与文过饰非 |
| 案例14：不明白就坦言不明白,学风比知识更重要 |
| 小结：要“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不吃“老本”不取宠 |
| 二、历史,永远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与教材编写有关的问题 |
| (一) 及时纠正教材的“滞后之意” |
| 案例1：因广东“防御严密”英军进攻厦门之说,是个硬伤 |
| 案例2：“公车上书”的问题,茅海建先生的考证值得一读 |
| 案例3：“教材既说袁世凯窃国又说当国,到底有什么区别” |
| 案例4：一战后中国民族工业“迅速萧条”之断是错误的 |
| (二) 正确修订教材的“错达之意” |
| 案例5：请读一下这个“田凭”,能判断其是发给农民的吗 |
| 案例6：“第一批赴美幼童”照片中有个细节使其令人生疑 |
| 案例7：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究竟发表在何处 |
| (三) 深入剖析教材的“难达之意” |
| 案例8：“李鸿章对添舰的两种说法,你觉得应该如何解释” |
| 案例9：“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种表述确实不明不白 |
| (四) 适当补充教材的“未达之意” |
| 案例10：《资政新篇》未能实行,不只是因“迫于当时形势” |
| 案例11：教材作者可能没有细察课标为何改为“经济结构” |
| 小结：“尽信书不如无书”,教材是“苗圃”不是“雷池” |
| 三、考试是课程的主人,还是仆人——与高考试题有关的问题 |
| (一) 读懂试题的文字符号 |
| 案例1：所谓“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相反的 |
| 案例2：正确选项应是“关税收入有了最为显着地增长” |
| 案例3：这四个字是否反映严复的社会发展观还是个谜 |
| (二) 理解试题的思维逻辑 |
| 案例4：这道试题实际上绑架了学生进行非历史的思考 |
| 案例5：引用历史名人语录要慎之又慎,不要断章取义 |
| 案例6：这幅楹联必须放到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去解读 |
| (三) 透视试题的史实、史观 |
| 案例7：那时候总理衙门可能依据《战争与和平法》吗 |
| 案例8：这份“和约”究竟是谁所作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
| 案例9：慈禧这段辩白中所称的“他们”指的是顽固派 |
| (四) 把握试题的测量技术 |
| 案例10：对历史统计数据要客观地解释,不要凭已所好 |
| 案例11：有效性及其可行性是利用近代漫画的重要标准 |
| 小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要坚信高考也在进步 |
| 四、课标是课改的逗号,并非句号——与课程标准有关的问题 |
| (一) 补订课程标准“知识与能力”的疏漏 |
| 案例1：“中国资本主义”与“民族工业”之区别 |
| 案例2：史学界对立宪派的重要性已取得基本共识 |
| (二) 补订课程标准“过程与方法”的疏漏 |
| 案例3：可以说北洋政府充当了“革命遗嘱执行人” |
| 案例4：应当补充“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大结局 |
| 案例5：以专题还是章节体为主,可以从实际出发 |
| (三) 补订课程标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疏漏 |
| 案例6：近代社会生活是黄土地沉沦中的新旧杂糅 |
| 案例7：应当建议课标中增加来华洋人的积极作用 |
| 案例8：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当引入课程案例 |
| 小结：君子“为仁由己”,让我们为课标修订建言献策 |
| 五、聚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与视角创新有关的问题 |
| (一) 近百年来中国近代史认识视角的嬗变与发展 |
| (二) 清末、民国时期高中中国近代史史观之轨迹 |
| (三) 共和国以来高中中国近代史史观的转承起伏 |
| (四) 建设民族复兴视野下的高中中国近代史课程 |
| (五) “书山有路勤为径”：给高中教师的读书建议 |
| 结语：时汹汹兮斯任重,路漫漫兮其修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ABSTRACT 前言 |
| 论文的论述对象及学术史回顾 |
| 论述内容的取舍原则 |
| 以清史研究为叙述线索的美国中国学分期 |
| (一) "·新闻报道":美国传教士的人类学式在场 |
| (二) "冲击-反应":美国中国学的创立与成熟 |
| (三) "中国中心":批判、提升与过渡 |
| (四) "乱花渐欲迷人眼":1975年以来的清史研究 |
| (1) 以中国为中心的清史研究 |
| (2) 拒绝中心:"新"清史 |
| 文章的篇目结构与论述逻辑 第一章 民众之作为群体 |
| 华北:求生策略的生态根源 |
| 义和团:民间文化的作用 |
| 新政下的乡村:反现代性? |
| 千禧年暴动:异端信仰的力量 |
| 海盗:内因抑或外因? 第二章 "新经济史"中的清代 |
| 内卷化:国家的有限性 |
| 湖南:清代中国国家的经济极限 |
| 商业史:帝国主义的不同面孔 |
| 盐业:中国传统商业的活力 |
| 世界背景下的清代经济:大分流? |
| 传统国家的经管能力:清代的财政和粮仓 第三章 "新"官方史-18世纪清代国家与精英研究 |
| 军机处、流放、武风:18世纪中国的政治 |
| 新文化史:18世纪的精英、地方与国家 第四章 法律-社会史:司法档案里的清代 |
| 旧法律研究的特征 |
| 黄宗智:清代的"民法" |
| 讼师:传统法律的实践与道义 |
| 胥吏:清代基层政府的法律运作 |
| 清代法律对两性关系的规范 |
| 书写与法律:传统法律研究中的新文化史动向 第五章 新观点下的清代城市 |
| 汉口:"公共领域"的适用性 |
| 承德:真正的帝国之都 |
| 扬州:空间·符号·文化 第六章 满洲及清代族群研究 |
| 族群研究的兴起与清史研究的族际转向 |
| 满族的最终形成:清末 |
| 满族的建构: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乾隆 |
| 宫廷:多种族起源的证据 |
| 上层:王朝中期维护满洲特质的努力 |
| 下层:革命之殇 |
| 其他族群研究及这种研究的潜在颠覆性 第七章 外交与边疆史:清帝国主义? |
| 外交:与英国和列强的纠结 |
| 中亚:平定准噶尔 |
| 新疆:帝国的创建 第八章 能动的清代女性 |
| 新清史兴起与妇女研究的兴盛 |
| 家门内外:明末清初妇女的多姿生活 |
| 闺阁世界: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盛清妇女 |
| 颠沛流离:清末的坚强女性 |
| 下层及少数族妇女研究 |
| 过度诠释嫌疑:以曼素恩对汉女缠足的解释为例 结语:总结、批评与展望 |
| 新清史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
| 对文中1980年代以来清代史新观点新方法的总结 |
| 几点批评与反思 |
| 展望:走出西方话语的可能 参考文献 后记 |
（10）“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爱国主义新论（论文参考文献）
- [1]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2]革命与民族的分裂与弥合 ——以老舍《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讨论[D]. 李玫玫.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3]梅花拳传承中的身份认同研究[D]. 赵景磊. 上海体育学院, 2019(01)
- [4]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D]. 张勇丽.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7)
- [5]“现代化范式”的主将 ——李时岳的近代史研究述论[D]. 胡盼盼. 山东大学, 2018(12)
- [6]胡绳是怎样成为学界大师的(下)[J]. 石仲泉. 百年潮, 2018(03)
- [7]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J]. 崔志海. 史学月刊, 2014(09)
- [8]做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历史教师 ——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之案例研究[D]. 王德民.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9]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D]. 党为.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2)
- [10]“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