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峰[1]2004年在《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文中研究说明巴赫金是前苏联着名的学者，被誉为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等。“狂欢化”理论是巴赫金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毕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一理论成果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兴趣。民间文化中诙谐因素的意义是巨大的，巴赫金独辟蹊径地对其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研究。巴赫金拓宽了民间诙谐文化思维空间，加深了其思想厚度，提示了许多一直被人们忽视的精神内涵。这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及现实生活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深入地研究，。本文集中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基本内容，就“狂欢化”理论中的诙谐文化的美学内涵及审美意义进行一番系统地疏理，对其多方面的意义和贡献加以肯定，并探讨了“狂欢化”理论视野中的中国文艺现象。
张玉宁[2]2012年在《论刘震云小说的狂欢化倾向》文中研究指明刘震云从1987年发表《塔铺》开始，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经过对刘震云小说的整体把握，会发现刘震云小说呈现出一种狂欢化倾向。所以，本文试图深入刘震云小说的文本内部，去发现和构建起刘震云小说的狂欢化世界，并且试图探究刘震云小说狂欢化的出发点，以期总结出刘震云小说狂欢化倾向的鲜明特点。经过对刘震云小说的细读，会发现：语言的污言秽语、戏谑调侃和杂语，结构的人物命运的交替和荒谬以及小说情节的交替和反复，还有人物形象的怪诞性和双重性共同构建起刘震云小说的狂欢化世界。另外，刘震云小说的狂欢化源于其小说的民间视角，这种民间视角突出的表现为“反讽”，刘震云利用反讽对政治权力、历史和人的生存状态进行着反思。刘震云的这种对政治、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的反思是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后所做的选择，在庙堂、广场和民间的跋涉中，刘震云选择了把民间作为自己的栖息之所，用民间视角对一切进行着审视。在刘震云看来，政治、历史和人的生存状态都存在于荒谬之中，政治权力是荒谬的、历史是轮回的，而人的存在则变得更加困顿与无奈，而在这种荒谬感之中流露出作者对自由平等交往的渴望。
吴文涛[3]2014年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审美人类学阐释》文中认为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1895-1975),前苏联着名的文艺学家、哲学家、批评家、哲学家,他的一系列的原创理论对文艺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都有重要影响。巴赫金的学术研究历时长久,驳杂斑斓,不仅建立了以“超语言学哲学”为基础的历史诗学,还在文艺作品形式的分析与探讨中提出了影响久远的“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复调小说以及“杂语”范畴,这些理论泽被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其恢宏的气度和开放大胆的独创精神在今天依然启迪着新世纪的学术研究者。在巴赫金众多的理论中,笔者选取了他的狂欢化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以审美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一理论的意义进行深入的挖掘。论文采用文献综述和跨学科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狂欢化理论的来龙去脉展开详细的分析。论文的引言综述了巴赫金的生平和研究现状,并对审美人类学的出现与发展的大致轮廓进行了勾勒,以便于在下文中对狂欢化理论进行审美人类学视角的阐释。最后说明了此选题的价值与意义,在于用一种新的学术视角来对狂欢化理论进行哲学层面的本体思考和当下依然具有相当生命力的说明。第一章论述狂欢化理论的内容。首先从欧洲古老的狂欢节这一民间传统节日溯源,说明狂欢化理论的出现是扎根于古老的民间文化土壤上的；接着从美学史的角度阐述狂欢化理论与前人理论的对比联系,巴赫金对尼采等哲学家的思想的扬弃；最后通过巴赫金对《巨人传》的研究成果来考察狂欢化理论的形成过程。在“狂欢节”、“狂欢式”和“狂欢化”相互比较中,说明巴赫金对文学作品直面人类的存在状态、追求人性的终极解放的理念的热切关注。第二章论述狂欢化理论产生的文化渊源和其蕴藏的本体意义。首先,狂欢化理论建立在对民间文化尤其是阶级前的农业社会朴素浑然的生活状态的深刻理解上,并通过对延续不断的狂欢节传统的研究,发现了一直存在于人类潜意识里的对新生、自由和平等世界的向往；其次,狂欢化理论是与巴赫金进行的文学批评互相推进而逐渐成熟的。这一理论与生俱来的开放自由特征,使其不仅在当时对《巨人传》等一批文学作品重新审视,而且也在当代的文艺批评可以发出“狂欢”式的批评之声。后者表现在狂欢化理论在当下的众声喧哗的赛博空间对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形成了理论层面的认同和指导,也使狂欢化理论自身有了广阔的批评空间；最后通过对本体论历史流变的梳理,指出在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消亡的今天,在赛博空间日益使人类重返“部落化”的今天,哲学更加注重“此岸”的存在,人类生存的本质追求就是在不断的交往、整合中达到最后的自由、平等和新生的“狂欢”境界。狂欢于是成为人类为新本体斗争的旨归,狂欢化理论也不同是遥远的乌托邦之梦。第叁章回到当下的赛博空间,从狂欢化理论所张扬的狂欢化人类审美来分析人类生存的形态和种种不同以往的交往融合的可能。赛博空间使人类进入了“后地理”和“后历史”时代,人类的交流以光速的飞快与清洁创造了崭新的时空观念。为此,人类的审美世界也必将随之发生巨变。科技与人文、语言、种族、文化上的单一与多元、身体与心灵这些种种的概念都将容纳进新的更加包容的定义,因为一切都在以看不见的速度流变,向人类向往的自由的乌托邦进变。第四章论述了狂欢化理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与价值意义。首先说明巴赫金的其它理论与狂欢化理论呈现出的交集相生的现象,并指出其理论的独创性和在当时存在的主观臆断成分。巴赫金没有进行纵深的史料性的全面分析,而是按其个人的主观取舍,将狂欢化广场上形形色色的具有个体身份的人抽象到整体的人民性,从而取代了可贵的民主。这与巴赫金自己提倡的社会分析式的研究是自相矛盾的,换言之,形式主义在社会与文本中间犯了绝对的二元对立思维的错误,而巴赫金在社会分析内部有些想当然地将具体与抽象的关系也对立化了；其次指出狂欢化理论在今天的赛博空间里迎来了它灿烂的春天,得到了真正的落地新生；最后从理论上实践两个层面上来总体观看狂欢化理论对当代的学术研究、跨学科实践、学术精神和人类的全面发展的启示和意义。结语部分从狂欢化理论本身、狂欢化理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反思和狂欢化理论在赛博空间的新生进行了总结。一、狂欢化理论不是一个完全自足的理论。一方面,它和巴赫金的其它理论交织,互相生发影响；另一方面,它本身具有鲜明的对话性、开放性,这也是它能影响今天的时代的重要原因之一；二、狂欢化理论追根可数到先民的原始思维和宗教层面,它体现的思想作为人类思想里面的“意识流”,一直流淌到今天,体现着人类对审美自由生存的向往和追求；叁、在赛博空间里,狂欢化理论真正地实现着无处不在的交流与融合,人类被高度技术化的同时也在交往能力上达到了空前的便利,狂欢化理论对人类社会如今出现的负面的冷漠现象提供了反思,也保持了一种昂扬的打破界限的理论热情。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审美人类学的新视角去研究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在赛博空间里真正得以践行的可能。论文适当地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人类学、民俗学等可资利用的学科知识进行了相应的借鉴,以期论证狂欢化理论对文艺学研究的理论启示和在今天的新生价值,并试图表明,狂欢化理论研究是一个系统性的学术工程,不仅贯穿在巴赫金的多种理论中,还勾连古今多个学科的知识点,并在赛博空间里大放异彩。
宋春香[4]2008年在《狂欢的宗教之维—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文中认为在宏大的宗教文化历史背景下,此文考察了狂欢与宗教(主要是多神教和基督教)丰富的渊源关系及巴赫金狂欢理论内容中的宗教性主题和宗教文化意义,并试图通过狂欢理论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个案分析,强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进行一种跨文学、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的理论尝试。宗教是狂欢得以产生的基本起源,也是巴赫金狂欢理论形成体系规模的理论生发点。如果从史的角度来考察,学界有关狂欢与宗教的探讨可以在此达成共识,即狂欢源于宗教。若对此再加以细化考量,狂欢同宗教的渊源关系不容质疑:一方面狂欢源于多神教,一方面狂欢源于基督教。狂欢可谓是多神教和基督教综合作用的产物,这在欧洲文化史上都有着清晰的记载。巴赫金博古通今,在其代表性的学术着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直接陈述的宗教观念是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间接表达的宗教理想是其重要叙事策略。诸如:巴赫金的宗教人生,反映了鲜明的宗教意识;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影响,成为其理论得以产生的宗教背景;对话理论和酒神理论成为其可供挖掘的理论资源之一;狂欢的笑和宗教禁忌、狂欢的身体和宗教美学、狂欢的形象和宗教圣贤、狂欢的戏仿和宗教文本等,都通过狂欢理论的内容要素同宗教主题取得了紧密的联系,张扬着宗教精神诉求,构建了文学与宗教文化亲和中的乌托邦理想,从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宗教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批驳其超离现实的虚幻性同时,肯定了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内涵和对文学研究和宗教研究的重要价值。全文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是概述巴赫金狂欢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狂欢与宗教关系的历史渊源追溯、宗教与巴赫金思想体系的建构问题、国内外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研究现状和本论文研究方法及相关术语的范围界定,进一步厘清狂欢理论中基本概念的客观含义,进一步明确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研究对象、论证方法、研究原则和基本内容,并有针对性地说明本论文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框架。巴赫金狂欢理论同宗教的联系有着历史和逻辑两方面的依据。如果从史的角度来考察,学界有关狂欢与宗教的探讨可以在此达成共识,即狂欢源于宗教。在巴赫金的着作中,以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论证方法、以民间立场为研究原则、以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叁个关键词为基本范畴、以宗教层、文化层、文学层为具体的分析结构,从而体现出一种理论建构的体系性特征。关于巴赫金的研究现状问题,东西方各不相同。巴赫金研究在其故乡最突出的研究特色就是——俄罗斯的巴赫金研究注重俄国本土精神文化内涵的挖掘,明显地走着一条“本土化”的研究路线。比如,探讨狂欢同古罗斯之笑的关系、研究狂欢同中世纪的历史渊源、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等。在西方不仅首次发现了巴赫金,而且对巴赫金的研究更多的是迎合当时文论思潮的话语解读,表现为解读视角与20世纪西方文论关键词的某种契合及其相关焦点问题的论争。西方的巴赫金研究明显不同于俄罗斯的巴赫金研究。二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西方的巴赫金研究并不注重俄国本土精神文化内涵的挖掘,而是在还未充分理解巴赫金概念及其内涵之前,就已经强化了诠释其理论的“拓展与挑战”的学术情绪。在我国,巴赫金研究与俄国的“本土化”路线和西方的“他者化”路线截然不同,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可以说已经大致走出搜集整理的初级研究阶段,向着渊源探索、文化寻根和中西文化比较的更高研究阶段迈进。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的宗教人格及其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从微观角度把握巴赫金的宗教人生和“非宗教的宗教追求”。巴赫金关注狂欢与宗教并不偶然,有着主观和客观的环境因素。主观在于本身的基督徒身份和世界观,客观在于俄罗斯东正教的氛围,巴赫金学术研讨兴趣起初就是围绕着宗教哲学来展开的。若从巴赫金的宗教身份来考证的话,巴赫金本人是一个基督徒,而且终身信仰宗教。可以说,巴赫金的一生,凝结了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在童年,巴赫金就受到了俄国东正教的熏陶。一个没有宗教意识的思想家,是绝对创作不出具有宗教内涵的理论的。巴赫金是一位拥有宗教意识的思想家。在他的学术人生和研究理论中,不时闪现宗教的真知灼见。早期,巴赫金关于主体的哲学和美学思考,就具有浓厚的新康德主义色彩。巴赫金同本国宗教思想家的对话与交流,更是其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第叁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渊源和学理基础。巴赫金在其狂欢理论的论述中,无论在思维方式,还是在理论借鉴和影响上,都有着深刻的学理基础。这主要是对对话理论和酒神理论的承接与发展。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侧重论述对话理论和酒神理论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哲学基础。一方面,就对话理论来讲,从哲学的高度而言,对话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从语言的角度而言,语言的本质是对话,对话是与独白相对立并存的两种言语方式;不管巴赫金的“他人”与“我”具有怎样的基督教人格论意义,也不管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彰显怎样的自由精神,仅是巴赫金的这种对话理想,就已经承继了宗教话语“我/你”关系的阐释问题。当伊凡诺夫从酒神迷狂状态中总结出了“我”和“你”关系在超越个体经验的集体无意识中所具有的“绝对平等”性质时,巴赫金在对话基础上的兼收并蓄,完全使得狂欢-宗教之间的对立和共存成为对话后的必然结果。也正是在对话这个层面上,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始终以对话哲学为基础,不断延伸深化,形成同上帝的长久对话取向。另一方面,就酒神理论来讲,酒神理论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重要基础来源之一。从始作俑者角度讲,德国的尼采和俄罗斯的维·伊凡诺夫是其直接影响者。若从酒神理论对巴赫金的影响来讲,巴赫金从中汲取的主要是宗教的生死哲学观,而远非酒神的短暂狂欢。一段源于神话的故事,在经尼采和伊万诺夫的形而上升华诠释后,强烈地影响了巴赫金的理论起点和价值取向。尼采的酒神理论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之间,存在着无比亲密的“对话关系”:一方面巴赫金从神话世界中索取理论资源,通过话语的置换,用“狂欢”取代了“酒神”,将尼采倡导的酒神精神发展成自己独特的狂欢精神;另一方面巴赫金又在遵循酒神理论精髓的同时,在阐释语境、宗教态度、精神所指上,与尼采存在明显的不同,并最终将尼采“梦与醉”的审美艺术理想转换为走向“两种生活”的宗教精神诉求,实现了一种“从神到人的超越之路”。在俄罗斯本土,伊凡诺夫有关酒神理论的宗教阐释视角,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某些论说。显然,俄罗斯本土文化的亲和性与地域沟通的便利性,无疑强化了巴赫金对酒神理论的深层次解读和理解,而对酒神理论的接受就更加偏重于宗教层面。第二,侧重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产生的宗教背景基础,这以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和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为代表,尤其是从宏观角度叙述俄罗斯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宗教背景。诸如拜占庭文化影响的东正教传统,割舍不掉的基督教文化渊源,宗教哲学复兴的“白银时代”等。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要素及其宗教主题。通过狂欢的“笑”论与宗教冲突问题、狂欢的身体与宗教亲和问题、狂欢的形象与宗教圣贤的问题、狂欢的戏仿与宗教文本问题四个方面内容来论述狂欢理论同宗教文化的内在联系与文化内涵。其间,笑是狂欢同宗教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在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狂欢之“笑”与渎神游戏唇齿相依,狂欢之“笑”与宗教禁忌互动共生,狂欢之“笑”与宗教态度相辅相成,由此巴赫金极力批驳那些将诙谐与宗教相对立的观念,提倡二者的亲和与关联。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由于同宗教的亲和关系,狂欢的身体是走出了禁欲的樊篱,突破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论认知,拥有了一种宗教文化内涵,一种“宗教价值”和一种宗教美学蕴涵。在狂欢理论的阐释中,巴赫金史无前例地将小丑、傻瓜和骗子列入文学形象体系之中,并且认为这些形象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意义,同时,巴赫金又赋予“小丑”和“傻瓜”一种神秘的内涵。这同古老神话中的文化英雄——造物主,及俄罗斯传统中的“圣愚”,都有着亲缘关系,并在巴赫金所言及的颠覆、“贬低化”、“加冕和脱冕”和“他者”的视野中,获得了独特的宗教性内涵,拥有着宗教圣贤的文化原型。若从正统文学的角度来审视的话,狂欢化文学无疑是“下里巴人”对“阳春白雪”的勇敢挑战。但是,若从宗教的视角来考察的话,这不为人正视的“小丑”和“傻瓜”,恰是由宗教中的“文化英雄”和“圣愚”原型演化而来。因为,无论是“文化英雄”,还是“圣愚”现象,都绝非为单一的“敌基督教的”文化,反而是一种亲基督教的文化。在狂欢的戏仿和宗教文本的论述中,巴赫金强调了“梅尼普体和狂欢化”对宗教文本创作的影响、“基督文学”中的“狂欢化”因素和“拉丁语诙谐文学”与“神圣的戏仿”的密切关系,更为直接地表述了狂欢同宗教文学创作之间的文化联系。第五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精神诉求问题。不可否认,“理想世界是宗教和文学的永恒主题”。作为宗教,都含有一种否定现实人生的怀疑态度。如佛教的追求来世、基督教的救赎意识,最终在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选择中,获得精神的满足和心理的安慰。在狂欢理论中,从表面看,巴赫金对狂欢活动中的物质存在大加描摹,但从深层次讲,他在颠覆现有存在的众多束缚中,始终期盼一种人的精神存在和精神彼岸,一种十分抽象的宗教精神上的东西。在诸如“交替与更新”、“肯定与否定”、“第二种生活”等看似对立的二元论概念中,巴赫金都赋予其精神解放的深刻内涵,从而在人性追问中,显出人类生命诉求间的原初样态,在狂欢中寻找人终极的归宿,在颠覆中期盼人的精神解放,凸显一种宗教精神诉求。第六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宗教史研究中的宗教反馈问题。巴赫金狂欢理论宗教性维度的价值还不仅在于它同宗教传统、宗教观念的关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狂欢理论也拓展了人们对宗教传统和宗教观念的理解,甚至使“狂欢”本身成为带有某种宗教意味的元素,以至于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宗教史研究中,不时地反馈着由“狂欢”带来的新鲜视点。在中国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狂欢化文学创作和对狂欢理论进行宗教视角的探讨和研究。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俄国文学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和法国文学的拉伯雷研究中,巴赫金狂欢理论丰富了相关研究的理论视角,并且为如上文学作品宗教层面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可资运用的话语资源和方法论基础。同时,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远远超出文艺学和哲学的范畴,一定程度上介入到宗教史研究的学理层面,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宗教史理解的多元性特征,深深影响了宗教史中的狂欢研究和笑研究,诸如儒思·蔻斯、英格维尔特·萨利特·吉尔胡斯等,就将巴赫金的狂欢思想同基督教相联系,同宗教史相沟通,在充分认识到狂欢的宗教价值的同时,进行了有益的吸收和改造,从而使宗教史研究呈现出较之从前截然不同的理论风貌。总之,狂欢与宗教的关系复杂而暧昧,其文化亲和中的乌托邦理想日益成为学人予以褒奖的论题。而狂欢与宗教的暧昧关系问题,狂欢文化与宗教文化的亲和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巴赫金的宗教观问题和生命哲学问题,也将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互通中,在当代学者的阐释中获得新的内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狂欢在宗教方面的意义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巴赫金狂欢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宗教视角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学术课题。
李圣[5]2017年在《巴赫金文学理论与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文中认为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的批评话语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立足于文本,成为批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成功范例。中国的批评者运用巴赫金批评概念阐释中国文学文本和文学观念,对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共分六章,分别论述了巴赫金的复调批评、狂欢批评和对话批评在90年代后中国文学观念和批评话语转型的语境下,如何革新了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为中国文论的重新整合提供了新的思路。论文的绪论首先对巴赫金的学术历程进行简要的回顾,介绍了巴赫金重要的批评理论和概念。接下来,研究了巴赫金文学理论与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建构间的关系,指出巴赫金的批评理论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面貌,为中国文学批评与西方文论间对话提供了基础。此外,还对本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进行了梳理和阐释。第一章,巴赫金的复调批评。巴赫金复调理论最先引入中国,引发了作者问题和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巴赫金重视批评者的“主体性”,强调主人公与作者间的平等对话的地位。90年代后,先锋小说革新了叙事的观念,以复调的叙事来实现文学观念的多元。巴赫金的复调批评立足于文本,可以有效地解读先锋小说的“主人公”问题和叙事方式的转变。第二章,民间批评话语。90年代后,大众文化与消费社会的出现,启蒙主体面临着解构的命运。陈思和以民间文学的理想为知识分子建构了一个审美空间,巴赫金民间理论中包含着的人文精神,为中国民间批评话语和小说诗性体裁的建构提供了基础。第叁章,后现代批评话语。巴赫金批评话语以边缘的视角和多元化立场形成了解构性质的批评话语,符合90年代后中国文学反规训的文学创作潮流。巴赫金对官方权威的戏谑化修辞,被中国批评者广泛运用于对先锋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的解读过程中。第四章,大众文化批评。90年代后,中国进入到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时代,巴赫金的狂欢批评话语被泛化地运用于解读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现象当中,被误读成为大众休闲文化的注脚。在消费社会,身体话语的革命性和颠覆性淡化,被个人化及欲望化替代。巴赫金的怪诞身体话语超越了个体化的视角,使中国的身体批评重返对生命感性的关注。第五章,媒体批评。传媒时代的技术革新,打开了封闭的文本,巴赫金文本理论中的文本间性思想,使媒体文本既具有间性特征又不丧失其“主体性”。巴赫金文本理论中体现的“互文性”和广场话语中的多元性成为媒介时代网络批评的关键词。媒体技术使网络批评成为了草根话语的自由言说的广场,其中的颠覆性与反抗性正契合了巴赫金广场话语对正统权威的消解。第六章,文化批评。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向外转”,走向了文化批评。在中国的文化批评谱系中,出现了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这两个重要的流脉。巴赫金的文化批评,强调文本艺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结合,以“主体性”和“文学性”为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田佳潓[6]2016年在《狂欢化视角下西方女性作家文本》文中提出狂欢化理论是俄国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在其论着《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提出并全面阐述的理论。由于其理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由于其理论在巴赫金研究中与文学文本紧密的结合,后世的研究不断地扩展了狂欢化理论观照的范畴,同时也致力于狂欢化理论在文学文本批评中的应用。女性作家在写作中对颠覆现有的菲勒斯-逻格斯中心主义和积极建构理想的、多元化的性别蓝图的努力,与狂欢化理论不谋而合。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女性作家对多种文本策略的成熟运用,如对戏仿、身体欲望表达的重视以及对多元化的追求,都更突显出使用狂欢化理论观照的必要。本论文以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作为基础,把握了狂欢化理论中的众多形式,探究出狂欢化理论深层次精神是颠覆与重建的双重性,是对多元平等交流对话的追求,把狂欢化理论的众多表现形式与其精神实质结合起来。以众多批评实例作为启示,将狂欢化理论与文本批评结合起来,更好地理解了狂欢化理论的众多表现。界定女性作家文本的范畴,指出女性作家文本中颠覆与重建的诉求。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女性作家文本中多种策略的运用,指出狂欢化理论观照20世纪70年代以后女性作家文本的可行性。从狂欢化的表现上具体分析了女性作家在使用戏仿与身体欲望表达层面策略上的异同,以及从写作策略上揭示出女性作家对颠覆与建构、多元平等的追求。以文本为例,从全面整体的文本分析出发,以狂欢化理论为根据来揭示文本所蕴含的狂欢化色彩及背后蕴含的意义。
龙溪虎, 王玉花[7]2004年在《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喜剧精神》文中认为巴赫金植根于中世纪诙谐文化和拉伯雷创作实践的狂欢化理论,蕴含了丰富的喜剧美学思想,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把握住了喜剧精神的本质和精髓,使"狂欢化"成了喜剧的一大特点,体现了一种喜剧精神,具有很强的喜剧意识。他对狂欢式"笑"的双重性的思考和阐释,具有哲理深度和积极的建设性,有助于我们全面、辩证地理解和把握喜剧的实质和审美功能;他的狂欢化理论所体现出的相对性思想,揭示了喜剧思维的重要特征。
孙磊[8]2018年在《西方文论关键词 狂欢化》文中提出"狂欢化"是巴赫金文论思想的核心术语之一,与他的一系列术语,诸如"复调""对话""时空体""体裁诗学"等互为支撑,成为他思想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狂欢化是巴赫金借用民间诙谐文化所体现的"狂欢"精神提出的有关阅读、解析文学作品与审视文学历史的一个全新策略。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的文学作品,是指作品中所体现的一种"狂欢"精神,亦即创作主体狂欢化的世界观和客体文本所呈现的狂欢化的生活。本文从狂欢化的源头民间诙谐文化中的狂欢节谈起,从民间诙谐文化与拉伯雷的创作、狂欢化的"笑文学"与果戈理的创作、狂欢化小说的体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等叁个方面具体、详细地解析狂欢化的丰富内涵。
李元厂[9]2004年在《美丑并存 庄谐共生》文中研究指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力图把人们对文学的观照从上层的官方视角转向底层的民间视角，重视其民间诙谐文化的重要传统，拓展了诗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作为其理论组成部分之一的怪诞丑角理论，主张从民间诙谐文化和狂欢节文化角度对文学中包括怪诞人体、骗子、小丑、傻瓜等在内的丑角式形象进行重新的认知。 本文力图从纷繁复杂的狂欢化理论中树立和归纳出这一独特的人物理论：不仅对其特定的对象、来源、分类及特征作以相对清晰的界定，而且总结了怪诞丑角的文本功能，探讨了其美学贡献和其中所蕴涵的丰富而独特的人文内涵。我们认为，这种对狂欢化理论研究的“细化”和“具体化”的尝试和努力对于更深入的理解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怪诞丑角概念的提出和界定、其功能和美学贡献的分析是本文重要的理论创新。
张婷[10]2015年在《周星驰喜剧电影人物的狂欢化特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周星驰的电影作为中国喜剧电影的一个里程碑,已经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尤其是他在影片中刻画的一个个具有鲜明特点的小人物,更是深入人心。这些主人公多以身份卑微、性格多样、外貌丑怪以及言语行为夸张、粗鄙的形象示人,因而一度受到很多影评人的严厉抨击,但事实却是这些作品在电影市场上因为深受观众的喜爱而经久不衰。这一类主人公是如何颠覆一个个传统形象并被成功地塑造成一系列反常独特的形象,而这些形象又为何能抓住观众的心。本文将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试图找到其理论依据,从人物的身份、性格、外形、语言、动作以及人物所处的环境的角度,发掘这些喜剧电影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狂欢化元素。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狂欢化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中国喜剧电影的发展现状,初步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方向、意义与特点。第二章主要研究喜剧电影人物身份性格的狂欢化,即分别对人物边缘化的身份和矛盾化的性格进行了分析。第叁章从喜剧电影人物的动作、形象、语言等方面分析人物表现形式的狂欢化。第四章从时空环境和人文环境两部分研究人物所处的环境的狂欢化。第五章总结了喜剧对于当代生活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全文通过分析周星驰喜剧电影人物的狂欢化特征,扩大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应用面,也为今后的喜剧电影人物的塑造提供了理论支点。
参考文献：
[1]. 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D]. 王立峰. 河北大学. 2004
[2]. 论刘震云小说的狂欢化倾向[D]. 张玉宁. 广西师范学院. 2012
[3]. 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审美人类学阐释[D]. 吴文涛. 广西师范大学. 2014
[4]. 狂欢的宗教之维—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D]. 宋春香. 中国人民大学. 2008
[5]. 巴赫金文学理论与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D]. 李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6]. 狂欢化视角下西方女性作家文本[D]. 田佳潓. 青海师范大学. 2016
[7]. 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喜剧精神[J]. 龙溪虎, 王玉花.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4
[8]. 西方文论关键词 狂欢化[J]. 孙磊. 外国文学. 2018
[9]. 美丑并存 庄谐共生[D]. 李元厂.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10]. 周星驰喜剧电影人物的狂欢化特征[D]. 张婷. 西北大学. 2015
标签：世界文学论文; 巴赫金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酒神精神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艺术论文; 人物分析论文; 刘震云论文; 宗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