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图书馆转型发展中的几个突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大学图书馆论文,突出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入驱动下，在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加的经济环境中，我国高校图书馆在馆舍空间、文献资源、人力资源、数字图书馆建设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并在继续发展。与此同时，高校图书馆自身也同样面临着转型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诸多考验，值得反思和警惕，如有关“传统资源与数字资源”、“虚拟服务与实体服务”、“信息技术与人文传统”、“数字安全与文化传承”、“大学服务与社会服务”等需要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和理性应对，进而为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1 传统资源VS数字资源
目前，网络社会正朝着纵深方向发展，深刻影响着人的成长、学习、工作等人生诸多方面，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校图书馆事业同样面临网络社会带来的现实影响，其中，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便是对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问题。一直以来，在图书馆界充斥着“图书馆消亡论”，认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深入发展，传统的实体图书馆必将走向死亡，现代化的网络在线资源与服务必将取代传统图书馆提供的读者服务。不过，此种论调近年来已经在图书馆界影响渐微，但同时又确实对图书馆事业本身造成了客观影响。据此，在高校图书馆内部出现了重视数字资源而轻视传统资源的采购倾向，特别是在部分馆员的认识中，也出现了类似于“图书馆消亡论”的倾向，认为在网络社会的今天，大学图书馆只要能够提供足够的数字资源和便捷的数字服务即可满足新环境下大学读者对图书馆的服务需求。为此，在部分大学图书馆出现了过分强调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而忽视对传统纸本资源的爱护与开发。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历史近视”与“文化短视”行为。且不问数字资源诞生的历史时间之短，也不问数字资源的安全保存问题，就拿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问题来说，目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等，还没有形成具有检验性的长期保存方案可供参考，而同时我们已经面临着数字资源自身带来的现实挑战，如数字资源的长期可获取性、数字资源标准问题、数字资源的安全风险等均面临严重挑战。而就在大学图书馆加大经费采购电子资源的今天，每年的巨额费用和数字资源版权与产权问题已经引起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
为此，作为大学图书馆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大学图书馆管理层，需要对传统资源与数字资源有理性的认识，不能厚此薄彼。应该在理性对待数字资源便利、快捷的基础上，科学认识其自身的风险性，同时充分认识传统文献资源的传承价值与文化价值，特别是在网络社会中，传统文献资源的文化符号价值和文物实体价值必将进一步凸显，这也将是未来大学图书馆文化功能彰显的重要文献基础。
2 虚拟服务VS实体服务
目前，大学图书馆均面临着传统图书借阅业务呈明显下降趋势的现状。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目精灵”2013年7月统计：该馆“图书借出量在2009年达到峰值599 230册，其后开始逐步下降，2010年为586 518册，2011年为534 777册，2012年更是大幅降至440 627册”。同时，她从毕业生角度根据读者库信息，对不同年份入学、现已毕业学生的借书情况汇总统计发现：本科生和研究生年均借书均呈下降趋势，研究生尤为明显。与此同时，未借书者的比例逐年上升，研究生更是以5%比率逐年增加，4年翻了2倍多，2013年毕业研究生中超过1/5从未在图书馆借过书，是毕业本科生的1倍。总体来说，借书的人越来越少；来借书的人借的书也越来越少，研究生尤其明显，借书者的借书量也减少了一半[1]。毋庸置疑，在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的图书馆虚拟服务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且显示出不错的社会效益，直接表现为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率的明显快速增长与各类虚拟服务的推出和应用。前者集中表现为高校图书馆文献传递量与电子资源下载量两个方面，后者表现为高校图书馆积极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尤其是与Web2.0技术密切相关的Lib2.0服务的广泛推出，不仅为高校图书馆虚拟服务的应用拓展了空间，而且也为传统图书馆读者服务渠道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笔者通过“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对“2012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图书馆资源利用情况”（见表1）与“2012年上海地区主要大学图书馆资源利用情况”进行统计（见表2）发现：作为国内一流大学杰出代表的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相对纸质资源利用率，其优势明显；而在上海地区主要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利用统计中，我们同样对其纸本资源利用中“书刊借阅”及“馆际互借”与数字资源利用中的“文献传递”及“电子资源下载”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数字资源的利用在上海地区主要高校图书馆资源服务中的地位非同一般，特别是在综合型大学图书馆中，数字资源利用率更高一筹，优势明显。
同时，我们从近年来高校图书馆推出的各种虚拟服务措施来看，高校图书馆在Web2.0技术运用上走在其他类型图书馆的前列，而且具有高度的技术敏感性，善于将前沿信息网络技术及时应用到图书馆实践之中，并结合图书馆实际推出相关虚拟服务，不断满足网络环境下读者的多元需求。Web2.0技术与图书馆之间的亲密接触，诞生了Lib2.0这朵美丽之花，在图书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先后在上海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上海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召开了有关Web 2.0及Lib 2.0的研讨会，多次就Web 2.0与图书馆进行专题讨论，这不仅是图书馆虚拟服务发展迅速的直接推动力，而且为传统图书馆实体服务的功能拓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有利于全面推动图书馆服务方式的拓展与服务水平的提升。最为重要的是，它激发了众多大学图书馆员的工作热情。
新形势下，虽然以数字图书馆为核心的大学图书馆虚拟服务得以快速发展，但是传统图书馆实体服务仍然不容忽视。目前，诸多高校图书馆面临入馆读者趋少的现实矛盾，这一方面固然与互联网迅速发展以及图书馆虚拟服务的快速发展等息息相关，但另一方面，若大学图书馆虚拟服务持续快速发展就会不断消解其传统实体服务，甚至可能造成实体图书馆“空壳化”的结果，这是图书馆人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为此，在图书馆界，有关图书馆的“空间”或“场所”价值问题近年来被广泛提及，并引起业界高度关注，如信息共享空间、图书馆公共空间、图书馆社交功能的彰显以及图书馆的教育与文化价值等被学界与业界广为关注，成为大学图书馆传统实体服务的转型之基。
3 技术主义VS人文传统
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图书馆界便有学者开始对图书馆的技术主义与人文传统给予了关注和思考，并对图书馆学的技术传统与人文传统进行了历史考察与分析，其观点依然值得今天的图书馆人思考。如蒋永福认为[3]，纵观图书馆学20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依稀可以看出有两条思想主线贯穿始终：一是技术传统，二是人文传统”，其中，图书馆学的技术传统“是指把图书馆学理论看作是以实用操作为目的的经验与技术总和的思维模式”，这一传统自从图书馆诞生之日起就已深深扎根在图书馆学的有机体中，融进了图书馆学的血脉里，现已逐步演化成了图书馆学不可或缺的学术基因；而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是指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突出人的因素、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与作用，并以人为轴心来展开学科理论体系的学术风尚或理论模式”。中山大学卢泰宏认为[4]，“在图书馆学理论中，人文主义、面向人的思想已构筑了一块理论基石，强调人文传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和延续不断的学术传统”，并从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P.巴特勒（P.Butler）（1886—1953年）、世界著名图书馆学家J.H.谢拉（J.H.Shera）（1903—1982年）、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S.R.阮冈纳赞（S.R.Ranganathan）（1892—1972年）等的学术观点中进一步阐述了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
当下，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大学图书馆，以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为核心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在整个图书馆界发展迅速。在此背景下，图书馆界的“技术主义”与“人文传统”再次被广为关注并引起学界的纷争，前者表现出对技术的推崇与膜拜，认为技术乃推动图书馆的力量之源，数字图书馆将是图书馆价值的核心基础，传统的图书馆纸本文献服务与实体空间服务终将被以数字图书馆为核心的数字资源服务与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的在线虚拟服务所替代。如中山大学曹树金教授认为，“高校图书馆的外部环境正在向‘泛在知识环境’发展，移动网络技术、电子书技术、社会网络、微博、博客等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图书馆的变革……不仅外在的‘泛在知识环境’推动高校图书馆的技术变革，而且内在的用户对新技术应用的需求同样推动高校图书馆的技术变革”[5]；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则认为：目前高校图书馆外部环境是一个“泛在知识环境”，图书馆要主动融入“泛在知识环境”，积极开展泛在图书馆的构想和建设，满足人们在信息活动中对信息发现、知识产生、知识传播等随时随地的需求[6]。而“人文传统”的拥趸者则有传统图书馆的人文关怀，认为图书馆的纸本文献资源乃是图书馆价值的核心所在，具有鲜明的文化符号之价值，承载着厚重的文明记忆和文化传承之功能，而技术只不过是图书馆传统人文价值的辅助而已。国外如著名图书馆学家谢拉一贯坚持其图书馆学的人文立场，认为“尽管现代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正在被打破，图书馆学在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靠拢，但图书馆学的根基和实质仍属人文科学”[4]。而在国内，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先生可谓是图书馆“人文传统”的典型代表，2012年底，他在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年会的主题演讲中以《图书馆的价值与使命》为题，全面、系统地表达了他作为图书馆“人文传统”坚守者角色的理念表达，并鲜明地指出“资源为王，服务为妃，技术为婢”、“图书馆应该保存一切有文字的纸片”、“一个好的图书馆一定是一个有文化的图书馆”、“图书馆不仅具有保存和传承历史文化的使命，还具有展现现代文化的使命，特别是为文化多样性提供自由表达的使命”等重要论断，而且还表达了对目前图书馆“技术主义”学派的学术调侃，认为他们是“图书馆界的巫师，蛊惑人心的巫师”[7]。
笔者以为，两种观点各有千秋，“对图书馆活动来说，技术手段的现代化从来都是事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因此我们无需也无心鄙视技术传统”[3]。同时，“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创新变革既需要围绕资源基础，也需要紧跟信息技术发展，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升级的同时，实现资源整合，为用户提供多元化的个性服务，最终满足用户的需求，提高用户对图书馆的满意度”[5]，关键是在大学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如何既拥抱技术同时又坚守传统，使得“技术主义”的技术特长与“人文传统”的文化坚守融合发展，共同推动大学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既使得大学图书馆的读者服务不断拓展，同时又能使其文化功能得到继承和创新。
4 数字安全VS文化传承
21世纪是信息的时代，信息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安全保障能力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安全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8]。一般来说，信息安全是指“信息系统（包括硬件、软件、数据、人、物理环境及其基础设施）受到保护，不受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而遭到破坏、更改、泄露，系统连续可靠正常地运行，信息服务不中断，最终实现业务连续性”[9]，主要包括信息设备安全、数据安全、内容安全和行为安全等方面，涉及信息的保密性、真实性、完整性、未授权拷贝和所寄生系统的安全性等内容。数字安全概念与信息安全概念紧密联系，它是信息安全内涵的又一重要表述。所谓数字安全，主要是指“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中，信息不被篡改，网络不被破坏，网站不遭袭击，计算机软硬件系统不受损害”[10]等，特别强调信息内容安全、信息载体安全、信息网络安全以及信息系统安全四个方面。其中，信息内容安全主要涉及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等；信息载体安全主要强调信息内容的可读性及其长期保存；信息网络安全即指信息网络系统不受破坏威胁，能够抵御各类网络风险因素的侵蚀；信息系统安全即指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应用软件等相关构件不受损害，包括软硬件两大方面。
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数字信息资源已经成为数字图书馆赖以生存的基础要素，并以其自身的极大优势获得用户的青睐和图书馆的垂青，在大学图书馆领域也不例外。各高校图书馆都纷纷加大对数字资源的投入，有的高校甚至在数据库资源的投入上已经超越传统纸质文献资源的采购，加上数字图书馆平台系统软硬件的构建与维护，可以说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经费投入已经成为高校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重中之重。但相应的，数字安全问题在高校图书馆界也须引起注意，特别是数字资源本身的风险因素为数字资源的未来敲响了警钟。而对于大学图书馆来说，我们虽然拥抱数字技术，但是却难以掌握数字技术，我们毕竟只是技术的使用者，难以驾驭技术前沿，特别是数字资源的各类风险，除了一定的防范外，我们难以驾驭结果。尽管已经获取了丰富的数字资源并以此为核心推出的虚拟服务获得了用户的认同，但是，作为承担文化传承、文明记忆功能的大学图书馆，其所蕴含的文化功能包括“文化象征功能，文化凝聚功能及对大学乃至全社会的精神引领功能，知识、文化和信息的辐射传承功能，倡导文化价值和文化尊严的文化导向功能，公共娱乐功能等”[11]诸方面，这些功能的实现需要大学图书馆自身勇于担当，担负起时代与历史赋予大学图书馆的文化使命。不能因为数字安全带来的风险使数字资源本身内涵的数字记忆走向消逝，甚至成为当下人类文明传承的灾难。
图书馆的文化传承功能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图书馆学百科全书》将图书馆定义为“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并向读者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12]。1975年，国际图联在法国里昂召开的图书馆职能科学讨论会上，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确立为图书馆的首要职能；2009年8月，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第75届IFLA大会的主题是“图书馆创造未来：筑就于文化遗产之上”（Libraries Create Futures:Building on Cultural Heritage）[13]。2012年11月，清华大学图书馆举行建馆百年庆典暨清华—康奈尔未来图书馆国际研讨会，会议主题定为“21世纪大学图书馆文化传承与创新”。可见，大学图书馆的文化传承功能已经备受重视，大学图书馆不仅是知识的殿堂与学术领地，而且是大学最具有文化气息、人文精神和人文氛围的地方。大学图书馆文化功能不仅体现于校园文化传承之中，是一个大学精神和灵魂的真正体现，而且广存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传承之中。为此，大学图书馆无论是作为图书馆家族的重要成员，还是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着文化传承之功能，同时，大学图书馆作为大学的心脏和知识的荟萃场所，它不仅是文化的殿堂，而且是大学精神的守护者与人类文化的传承者，作为当下数字记忆的参与者与管理者，其传统文化传承功能不仅未被消解，而且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由过去纸质资源为主的文化传承载体转变为纸质与数字共存的文化传承载体，同时，数字资源所承载的数字文化记忆特点突出，但因为其技术本身原因，其风险也难以估测。诚如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在对技术与图书馆问题的点评中所说：“在技术方面，近年来我国图书馆界对世界潮流跟得很快。但是，我们要明白，虽然跟得很快，但鲜有创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在理念上没有创新。因为只有先进的理念才有先进的技术。如果没有正确的理念，技术应用就会偏离方向”[14]。可见，大学图书馆在应对数字资源、前沿技术所带来便利的同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科学的图书馆技术理念，对当下技术带来的数字安全问题和大学图书馆的文化传承使命进行理性思考和科学应对，确保大学图书馆在网络社会中承担起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继续担当人类文化遗产的守护者，承载思想文化创新的支持者。
5 大学服务VS社会服务
毫无疑问，大学服务即服务于本校师生的教学、科研、学习需求乃大学图书馆的天职，且为核心职责，本校师生为服务对象的绝对主体。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图书馆社会服务（即满足校外用户对大学图书馆的利用需求所提供的图书馆服务）也被提上日程并被广泛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今的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与社会之间开展密切协作成为现代大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这是因为大学图书馆所蕴含的丰富馆藏资源被社会关注所致。2012年，《光明日报》就“高校资源对外开放是否现实？高校文化资源该如何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等议题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公众“赞成高校资源开放，能方便很多有需要的人”，高校“支持图书馆对外开放，具体的开放程序和管理方法仍在研究”，专家认为“图书馆对外开放是未来的趋势”[15]。这正反映了当下大学图书馆社会服务需求的现实生态环境。大学图书馆作为重要的文化机构，不仅馆藏资源丰富，而且文化氛围浓厚，通过有效的合作共建，可以在服务于学校师生需求的同时，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尤其是在满足公民文化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向社会开放并开展社会服务固然能够迎合社会需求并迎来社会一片赞扬声，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当前环境下，大学图书馆开展社会服务必须是在满足本校师生需求并不制约本校师生需求的前提下进行。这在国内大学图书馆界已经形成共识，其中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图书馆馆长对此进行了正面应对，理性表达了大学图书馆对社会开放服务的现实态度。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认为，大学图书馆向社会开放是传统，但是基于大学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和空间资源都非常紧张，大学图书馆向全社会、所有普通市民开放，条件还未成熟，只能“有限”开放；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燕今伟教授认为，大学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倡议是“政府积极推动、大学积极响应”的产物，武大图书馆一直都对外开放，而且“以后会开放得更好、更方便、更主动”[16]；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认为，大学图书馆使用纳税人的钱，不为纳税人服务，是一种民粹思想，倒不如政府拿钱直接建设公共图书馆，会更有效、更有针对性。不向公众开放是因为服务主体是大学读者，必须优先满足本校科研人员、师生的需求，有余力才能服务公众[17]；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大椿教授认为，“书是公共品，图书馆应该为所有的人服务，应强调图书馆的公共属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学图书馆逐步开放，为社会服务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大学的图书馆基本职能还是为大学教学科研服务，这是第一位的，如果简单地一刀切，会适得其反”[18]。无论是社会对大学图书馆社会服务的期待还是大学图书馆对社会有限服务的无奈，至少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开放是一种底线共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大学图书馆社会服务的拓展与深化需要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并在社会服务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完善，确保大学图书馆社会服务既不损害传统的校园师生利益，又能有效满足社会对大学图书馆服务的切实需求，在大学图书馆与社会互动中实现双赢，不断拓展大学图书馆公共性的实践途径，不断提升大学图书馆公共性的价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