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建派中，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因其鲜明的方法和独特的观点而引人注目。该学派主张用分析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工具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以便重建马克思主义。那么，分析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许下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诺言？其重建的方法和内容是什么？重建的效果又如何？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
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以后，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狂潮，许多人高呼：“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德里达，第52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不仅是冷战的结束，而且是历史自身的终结；民主与自由的理念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类的最佳选择，它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历史将终结于此。(参见福山，代序，第1-4页)
苏东剧变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一些西方左派理论家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未来。罗默在他主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就表达了对这种危机的思考。在序言中，罗默写道：“这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胜利表现出盛衰无常，说资本主义必然衰败的断言令人将信将疑。这种现象无疑是对从上世纪继承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挑战。”(Roemer，p.2)罗默指出，对于这种挑战有四种反应方式：第一种是退回到对马克思的概念进行犹太经典式的辩护，去寻找一种符合既往历史的解释。第二种是否认那些看来是历史事实的东西。第三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基本上是错误的东西加以抛弃。第四种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社会科学，因而按照现代的标准，它必然是粗糙的、在细节上是有错误的，甚至某些基本主张也是错误的；但在解释某些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时又表现出很强的说服力，因而人们觉得其中必定有一个需要澄清和阐发的合理内核。(ibid)罗默表示这就是他们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动因。
然而，苏东剧变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信仰——对资本主义的反感和厌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向往。正如伍德在他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第二版序言里所写的：“我对马克思的立场所抱的同情是毫不掩饰的，这正像我对资本主义的厌恶一样——不仅厌恶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而且也厌恶我所处的时代的资本主义。”(伍德，第4页)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莱文说：“不论某一具体实践者的命运如何，只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存在，就会有坚持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家。”(转引自韦尔、尼尔森，第45页)柯亨说：“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信仰对我本人的生命之影响是相当重大的。”(Cohen，2000，p.X)罗默认为，社会主义是关于平等的理论，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代表了获得平等的最大希望，苏联型计划经济的失败并没有使这种希望破灭。(参见罗默，扉页)英国学者贝塔姆在《剖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只是暂时现象：20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会再继续努力20年。到目前为止，尽管存在挫折，献身于人类平等和民主事业的人们，继续缜密地和创造性地探索通向未来社会的途径”。(贝塔姆，第36页)
由此可见，分析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承诺，一方面是源于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及其所导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的政治担当。他们接过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大纛，提出了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柯亨1978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则可视为这一承诺的滥觞。在该书序言中柯亨写道：“马克思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和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在很多方面都提出了丰富的思想。但他没有时间，也不打算，更没有书斋的宁静，来把这些思想全部整理出来。对他的主要思想提供比他本人更精练的表述，这并不是一种佞妄的要求。”(柯亨，1989年，序言第1页)
分析马克思主义提出，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拒斥辩证法而使用当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分析哲学的方法和实证社会科学的方法，走一条不同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辨方法的道路。(参见埃尔斯特，第3-4页；柯亨，1996年，第53-55页)威廉·肖归纳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两大缺陷：一是割断了马克思理论的连续性，很少以这个理论所需要的持续和系统的方式予以阐述；二是很少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理论很少问津。关于马克思的研究已经变得更加牵强附会，没有始终保持严谨的学风，缺乏耐心细致的分析和严密有条理的解释，从而使人们难以公正地去考察马克思的思想。(参见肖，第1-2页)柯亨认为，阿尔都塞的《阅读〈资本论〉》“极其不明确”。他批评道：“阿尔都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不幸，在那里明晰性是一种严格的传统，而且那里普遍不认为一个理论陈述……一定是难于理解的。”(柯亨，1989年，序言第2页)柯亨决心用分析哲学的明晰性和精确性来重建马克思的学说。他说：“表述受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马克思所写的，另一方面是作为20世纪分析哲学特征的那些清晰性和精确性的标准。目标是建立一种站得住脚的历史理论”。(同上，第1页)继柯亨之后，一大批哲学家如威廉·肖、伍德等人纷纷效仿，并且顺应分析哲学的“应用转向”，出现了一大批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重建马克思思想的论著。
分析马克思主义除了哲学家之外还有社会科学家，包括罗默(经济学家)、埃尔斯特(政治学家)和普泽沃斯基(社会学家)等人：他们深受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对分析哲学的方法并不完全同意，而是特别推崇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韦尔与尼尔森在其主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的序言中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分析”对于其中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分析”对于像科亨这样的哲学家意味着分析哲学的要求，即标志20世纪分析哲学的那些清晰性和严谨性的标准。但对于像罗默、埃尔斯特这些社会科学家，“分析”则意味着极为不同的东西。他指出，在社会科学家中广为流行的兴趣，是运用某种形式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将社会现象分析为个人行为。这种情况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于埃尔斯特、普泽沃斯基和泰勒的论著中。他们全都提倡应用现在被称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东西研究个人合理选择的微观基础。(参见韦尔、尼尔森，第3-5页)
虽然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借以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不同：哲学家使用的是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社会科学家使用的是实证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拒斥辩证法。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并不拥有自己独特的和有价值的方法即辩证法。那种认为辩证法构成推理的可靠方式，并认为从阐明社会理论的目的来看辩证法优于形式逻辑的想法，既是错误的又是有害的；这种来自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可理解性，使一些不能成立的论证混入了理论论争，造成大量复杂的广为流传的迷误，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柯亨说：“虽然‘辩证的’这个词在被使用时并不总是含义不清，但它从未被明确用来指称一种同分析的方法相匹敌的方法。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种能向分析的推理形式挑战的辩证的推理形式。对辩证法的信仰只存活于思想不清醒的状态下。”罗默认为“辩证法是‘蒙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瑜伽”。埃尔斯特则说：“只有实证主义这副严厉的药方才能拯救马克思主义。”(以上均见曾枝盛，第84页)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包括三个方面，即方法论、经验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规范理论。它主要是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重建，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由于国内学术界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经验理论介绍和评价较多，限于篇幅，这里仅就其规范理论加以介绍。
规范理论主要是对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的重构，包括正义、自由、平等等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问题，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三大主题中的核心问题。埃尔斯特说：“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实现、社会公正是很重要的，从这一点上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转引自余文烈，第21页)柯亨说：“公正的观念在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内居于中心位置。由于缺乏对自己的本质的清晰意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经常错误描述自己，马克思主义对公正思想的贬抑就是缺乏自我理解的好例子。马克思主义者，我将努力说服你们，一定要有强烈的公正信念，不管你们可能如何看待自己。”(Cohen，1988，pp.297-298)他并且指出：当今有三个问题应当引起那些从事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的人注意，它们是关于反对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案的设计、正确性和策略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形式，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设想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第三个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ibid，p.Ⅻ)用罗默的话说就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的使命恐怕就是建构一种现代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理论必须包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无效性和不公正性的解释，也必须包括一套能在可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消除这些缺陷的理论蓝图。”(Roemer，p.2)
柯亨和罗默所说的问题和使命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正义论的内容；围绕这一主题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早在1972年，由伍德发表在《哲学与公共事务》上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对社会正义的批判》，拉开了分析马克思主义探讨正义问题的序幕；随后出现了一大批争论性的文章和著作，形成了认为马克思赞成正义和认为马克思反对正义的两派对峙局面。随着争论的深入，两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反对派”中的伍德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基于非道德的善(自我实现、福利、安全、自由等)，而不是道德的善(正义、美德、权利、义务等)；布伦克特则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是基于资本主义缺乏自由和它造成的奴役，马克思持有一种自由的伦理观。“赞成派”虽然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正义，但对于剥削之非正义性的根据则意见不一。罗默认为剥削的非正义性来源于最初的财产分配的不平等；柯亨则认为仅有财产分配的不平等还不能说明剥削的非正义性，必须再加上劳动产品的无偿占有。赖曼对罗默和柯亨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称之为“分配的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对应，他称自己的理论为“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他从“平等主权论”出发，强调剥削中的暴力因素，论证了剥削非正义性的根据就在于它违背了人们的“平等主权”思想。最后，两派围绕正义问题进行的争论集中于平等能否成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罗默等人希望通过市场社会主义来实现平等主义的目标，而伍德和米勒等人则认为平等既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正义目标。(参见曹玉涛，第40-45页)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虽然仍然保留了其科学分析的研究路径和风格，文本中无不显示出“主流方法论”的特征，但其论域已不再局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而是开始了与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诺齐克的论战与合流，如在柯亨的《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1995)与《如果你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你怎样变得这么富有？》(2000)中、罗默的《分配正义理论》(1996)与《民主、教育和平等》(2006)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保留了马克思的平等主义和民主价值理念，但他们正在放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细节、方法和对未来社会的描绘。至于是否仍将保留‘马克思主义’的称谓，这将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或政治学问题”。(贝塔姆，第37页)而罗默则干脆承认：“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与诸如罗纳德·德沃金、约翰·罗尔斯和阿马蒂亚·森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没有明显的区别。”(Roemer，p.99)
迄今，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已经走过了30余年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或为之辩护，或进行修正，或加以否定。其理论观点既有合理和创新之处，亦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背离。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分析马克思主义。
笔者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在当代具有如下积极意义：
第一，引领了英美哲学发展的新方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特别是英美国家的传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得了一席之地。第二，分析马克思主义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追求语言的清晰性、准确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这对于梳理、澄清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概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缺乏分析传统的中国学者来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启迪。第三，分析马克思主义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致力于探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微观基础，力图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这些对于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四，分析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计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但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在总体上来说是不成功的：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批判精神，没有能够正确地领会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精神实质。
首先，就方法论而言，分析马克思主义由于过分推崇分析方法而拒斥辩证法，因而在对马克思文本的分析和重建中，对同样一段文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采取的态度是避而不谈。他们对有利于自己、能够证明自己观点的文本大段地引用，而对不利于自己、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文本则弃之不顾。这种实用主义的“文本方法”与他们拒绝辩证法有着很大的关系。由于拒斥辩证法，他们只重分析，不重综合；只看到文本的表面上的对立，而没有看到其实质上的统一；也不能历史地看待马克思的思想。这种非辩证的、非历史的思维方式使其陷入了分析方法的陷阱之中，这是导致他们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当分析哲学应用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哲学时……不仅没有达到清晰和严密，相反却导致系统的误解和曲解。”(韦尔、尼尔森，第67页)这表明，要重建马克思主义，仅有形式上的严谨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内容上的严肃；而这一点恰恰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所缺乏的。
其次，就内容而言，分析马克思主义在重建马克思主义时奉行的是一种“没有敬畏感的承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不但有错误和缺陷，而且有的理论已经过时需要抛弃。柯亨说：“在我们所有的著作中，作为探究对象的总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分析的方法，而分析的方法则被运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究。这已经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论点已被抛弃，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的运动虽然保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热点问题，保存了它的志向和价值观，但拒绝了它的很多经典的观点。”(柯亨，1996年，第55页)事实正是如此：分析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他们的重建是以牺牲辩证法、剩余价值论和共产主义学说为代价的。由此可见，他们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发展，而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和命题来阐发自己的“自由话语”。
最后，就性质而言，构成分析马克思主义实质的主要是它的方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一致性表现在研究方法上，而不是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上。马克思主义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理想的讲坛、一个对话的场所，而不是一个科学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体系。柯亨直言不讳地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构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方法的信奉是绝对的。无论是就广义的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狭义的分析方法而言，我们对分析的方法的力量的相信是不可改变的。”(同上)还说：“就三个创立者的情况而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的赞同在程度上并不像对分析的方法的赞同那样绝对。”(同上)普泽沃斯基说：“对那些喜欢贴标签的人来说，这就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我首先接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前提，然后用社会科学家今天所了解的知识，研究相对应的结论是否出现。一个人可能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只把‘分析’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职业行为’，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引自王福兴、那凤琴，第30页)既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定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那么为什么要用“分析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来命名这些学者所从事的工作呢？对此，罗默写道：“为什么这类工作能够被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呢？我不能确定它应该如此；但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标记至少告诉我们，它的某些基本的洞见都来自马克思。”(Roemer，p.2)此外，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多只是半心半意的马克思主义者。譬如，1988年埃尔斯特在中国讲学时，当有人问起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十分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不能肯定。但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实现、社会公正是很重要的，从这一点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转引自余文烈，第21页)1995年9月，柯亨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学时回答听众的提问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非常小的马克思主义，我不想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解释剥削等问题，那我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转引自曾枝盛，第85页)
2009年8月，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旗手、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斗士柯亨教授去世，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势头开始式微。但尽管如此，认真汲取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潜心研究资本主义变化了的现实，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新境界，仍然是时代赋予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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