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韩国现代化①
车海兰
（山东科技大学，山东 青岛 266590）
摘 要： 本文从儒家文化对韩国现代化影响这一角度，分析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儒家文化因素，探讨韩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尝试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中寻找其意识形态的背景，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 ：儒家文化；韩国现代化；意识形态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东亚国家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中国周边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范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诸多领域。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体系的一个重要层面。韩国通过儒家文化的传承，实现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现代融合，从而对本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对儒家文化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意义加以考察。
（1）基层锯缝时间确定。采用预锯缝防治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收缩裂缝时，应确定合理的锯缝时机，以使基层有规则地断开以释放基层内的温缩应力。锯缝时间过早会因基层强度不够导致缝槽出现不规则毛边；锯缝太晚基层裂缝已产生，预锯缝则失去防治效果。锯缝时间确定方法为：在基层碾压完成，水泥终凝结束后开始钻芯取样测取间接抗拉强度，并且每隔1.5h钻芯一次，绘制温度应力—时间关系曲线，两者第一次相交的时间即为锯缝极限时间。
一、儒家文化与朝鲜半岛的渊源
在朝鲜三国时期，儒学传入到朝鲜半岛，[1]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开始普及，很多人能背诵《诗经》《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统一新罗时代，在中央设立国学，传授中国的儒家经典。新罗为了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派出了很多留学生到唐朝学习。这些向中国派遣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为儒学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918年高丽王朝成立后，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地方设有乡校，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更加深入。而且，统一新罗时期尚处在萌芽状态的科举制度，在高丽王朝得以正式实施，儒家经典成为主要考试科目。1392朝鲜王朝成立后，儒学成为朝鲜半岛的正统思想，逐步形成了富有本土化特色的儒家传统文化。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朝鲜王朝的为政者更加重视儒学教育。朝鲜王朝的儒学教育主要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在官学教育方面，朝鲜王朝在中央设立成均馆，地方的各道、各邑都设有乡校。在私学教育方面，朝鲜王朝各地的名儒或者是隐退后的高级官吏，纷纷开办私塾或书堂，积极推广儒学。与高丽王朝一样，朝鲜王朝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任用各级官吏。朝鲜王朝时期把儒教定为国教，实行“斥佛扬儒”政策，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学，确立了在朝鲜半岛的正统文化地位，并且在随后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儒家思想支配了朝鲜半岛政治、经济、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
试验设5个处理，处理一：无肥对照，不施用任何肥料；处理二：常规无氮，按照本地常规施肥习惯施用磷钾肥，不施用氮肥；处理三：配方无氮，按照土壤供肥和作物需肥特点合理配方施用磷钾肥，不施用氮肥；处理四：常规施肥，按照本地常规施肥习惯施用氮磷钾肥；处理五：配方施肥，按照土壤供肥和作物需肥情况合理配方施用氮磷钾肥。
二、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儒家文化传承
儒家伦理强调“天下一家”，注重集体主义精神。儒家文化中的“家天下”的思想使韩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具有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韩国的儒家文化经过长期的演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号召机制，不仅使得韩国政府在二战后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得以顺利实施，也为家族集团主义的生长提供了肥沃土壤。在韩国经济起飞时，出现了很多家族企业，这是一种泛血缘关系的家族式经营，例如韩国的三星、现代等企业集团。
1.儒家文化的中央集权政治思想是韩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保障
儒家文化所强调的集体主义精神，还体现于韩国的“新村运动”之中。[3]朴正熙执政后，韩国政府开始实施经济发展计划，积极推动产业化的发展。这一时期，韩国政府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鼓励企业出口，从轻工业逐渐向重化工业产业过渡。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为了改变落后的农村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朴正熙的带领下韩国开始了“新村运动”。这一运动，以“勤勉”“自助”“协作”为基本精神，强调先公后私、集体协作、共同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村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完善和丰富，社会影响面和感染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互助运动。“新村运动”为韩国举办汉城奥运会和渡过亚洲金融危机也做出了贡献。可以说，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思想对推动韩国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尽管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但南北分治，而且三年的战争严重摧毁了经济，国家贫困，民不聊生。但是，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实行了出口主导型经济开发战略，推动了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韩国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了由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过渡。在这一经济奇迹的背后，韩国政府的作用巨大。1961年5月开始掌握政权的朴正熙，在其执政的十八年间，强有力地推行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朴正熙时代这种政府主导的，强调经济发展中政府作用的发展模式，虽与当时韩国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尚不健全，民族资本尚未成长等因素不无相关，但儒家文化中的注重“统一”、强调“集中”的理念，显然是其深层次的文化因素。不可否认，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有其局限性。韩国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显然也是韩国社会意识到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问题所在而做出的改变。朴正熙时代的经济发展，虽然在韩国国内饱受“军人独裁”的指责，但强有力的政府，在当时的背景下，也许可以说是留给韩国的唯一选择。
儒家是一个以教化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思想。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的伦理结构体系。儒家思想可以说是政治伦理道德哲学，它对韩国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总是同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特色。政治的统治依靠伦理教化的支持，一切伦理教化的原则规范，都力求适应政治的需要。儒家认为社会的安定主要依靠道德和刑法，但二者中，道德具有更根本，更重要的意义。儒家特别强调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敬臣忠，官府对民众要宽仁，为人要正直，为官要清廉等。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在推进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世界罕见的韩国民众对历届韩国总统近乎刻薄的伦理道德要求以及历任总统的悲惨末路可窥一斑。韩国第一代总统李承晚，因不正选举，被迫下台，流亡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是“汉江奇迹”的缔造者，在执政韩国的十八年间，带领韩国实现了产业化和经济腾飞。虽然朴正熙一生廉洁奉公，但作为独裁者，他饱受诟病，韩国民众至今对他不依不饶。军人出身的全斗焕、卢泰愚，在总统退任后，遭到了被捕、死刑、抄家等悲惨的结局。金泳三和金大中在总统在位期间，金泳三的一个儿子，金大中的二个儿子都因贪污罪被判入狱。卢武铉退任后，涉嫌受贿，自杀身亡。2018年3月，李明博被韩国法院批捕，随后被检方以受贿、贪污、逃税、滥用职权等十六项罪名起诉。朴正熙之女朴谨惠，因“亲信干政门”事件，在总统在任期间被弹劾。随后，韩国检察机关以受贿、滥用职权等多项罪名对朴槿惠提起了公诉。2018年4月，朴谨惠一审被判监禁二十四年。
2.儒家文化的集体主义思想是韩国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基石
儒家文化是韩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诸多因素对其社会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儒家的“大一统”理念，强调政治上高度统一，思想文化上高度集中。自统一新罗以来，朝鲜半岛一直都保持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韩国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2]
3.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思想是韩国精神文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邦伟(1900—1978)，字兆奎，无锡宜兴人，著名体育理论家和社会体育实践家。1918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毕业后任教于各个大学，广泛参与社会体育组织与指导活动；后赴江苏任职，为江苏的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的推进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爆发后入川任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编订国民体育实施大纲，为旧中国的体育事业添砖加瓦；解放后，于上海任教，著书立说，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体育理论研究人才，参与构建了中国体育理论学科体系。
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本世纪的半个多世纪里，韩国先后经历了战争、独裁、产业化、民主化，完成了从世界最贫国到发达国家的过渡。从韩国的政治史来看，这一期间同时也是一部气势磅礴的韩国总统受难史。韩国的大多数总统对韩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贡献不可否认。但韩国民众，在道德伦理上，对韩国总统的要求近乎于圣人，绝不可有任何瑕疵。不用说是过大于功，即便是功过相抵，甚至是功大于过，只要有一点不是，韩国民众都无法容忍。韩国民众对历届韩国总统近乎于刻薄的伦理道德要求与儒家文化特别强调最高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一脉相承。不得不说，二十一世纪的韩国民众对总统的伦理道德绑架，到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地步。
4.儒家文化的重教思想是韩国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儒家文化的长期积淀影响着韩国社会的教育观，即高度重视教育，尊重知识与人才。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一片废墟，哀鸿遍地。但即使是在这种条件下，在家庭的层面上，对教育热心的韩国父母们，节衣缩食，卖牛卖地，仍然是为子女们的教育全力以赴。长期以来，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韩国公共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多年来保持较高水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中，仅次于以色列。韩国私人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居世界第一位。公私教育投入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世界第二位。从统计上看，韩国教育发展的每一项指标都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它的各级教育机构升学率大大超过欧美国家，用于教育的人均支出排在世界第一。民众识字率达百分之九十八，这一数值，大大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4]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不断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区域间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深化区域创新合作，现已成为我国最具竞争力的区域之一。
教育是韩国从经济废墟中崛起的决定性因素，没有对教育的痴迷，韩国不可能成为今天的经济强国。韩国的“教育立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众对教育改革发展关注和参与度很高，这对韩国的教育事业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儒家的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韩国能够实现从世界最贫国到发达国家的华丽转变，首先是离不开韩国民众所付出的血与泪的巨大努力，还有国家领导人的决策与执行的意志力，以及有利的国际大环境等等。但是，在这些因素的背后，如果一定要指出其深层次的文化要素，不得不说提及中国儒家文化与韩国社会的关系。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儒家文化带来了韩国的现代化，但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资本主义要素的有机结合，实实在在地作用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韩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也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可以说，儒家文化对韩国的经济产业化、政治民主化这一韩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韩㳓劤.韩国通史[M].首尔：乙酉文化社，199 3.
[2]柳汉佑.韩国의 产业化战略[M].首尔：学文社，2003.
[3]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 07.
[4]韩国产业情报院韩国教育统计年鉴编撰会.韩国教育统计年鉴[M].首尔：韩国产业情报院，2 015.
中图分类号 ：G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564（2019）04-0100-03
收稿日期 ：2019—06—02
①基金项目：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儒家文化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4245）。
作者简介： 车海兰（1975— ），女，朝鲜族，吉林图们人，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韩国古典文学、中韩文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