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回顾：中国妇女研究的对外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交流论文,中国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勃兴于80年代中期的妇女研究，比起60年代兴起的西方妇女研究来，属于后发性的，但它绝不是被动地接受影响，更不是西方的衍生物、支流和附庸，而是根置于中国社会土壤，因时顺势而兴，由中国的研究者发起推动从而在短短十年内颇具规模气候的。学术需要交流，交流促进发展。交流又是双向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样，中国的经验，也可与他国共享。交流贯穿比较，明确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才能对客位文化有一个评价接纳的标准，尊重学习对方而不致迷失自己。回顾十年来在妇女研究的对外交流方面走过的道路，总结经验，确定方向，明确任务，提出对策，以利将中国的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推向更健康迅速发展的轨道。
一、我们做了些什么？
就妇女研究的对外交流历史而言，可将这十年分为两个阶段：
（一）、1985—1989：间接、分散的交流。
（二）1990—1995：直接、有组织的对话。
（一）
追溯起来，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是最早走出国门的个别女学者（以文史类居多）与一批女留学生（外语类为主）和受聘的外籍女专家（以教英语为多）带来了外国妇女研究的信息，国内妇女研究的主力军——学界（以高等院校、社科院、所为主）和女界（妇联）中土生土长于中国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当时并未走出国门，对国外研究动态知这甚少。以妇女研究丛书为例，除个别著作外，基本上沿袭了中国的学术传统，所用理论、方法也是中国式的。随着出入国门的中国学者们将感受到西方（主要是英、美、法）妇女研究的信息（主要是书刊）传递到中国，引起了国内研究者的关注，于是开始了译介出版工作。这一时期，西蒙娜·德·波瓦尔的《第二性》、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以不同的版本在国内面世，介绍西方妇女运动、妇女研究的译文、编著也散见于报刊，具体某学科领域的译作，如医学健康、心理、婚姻家庭方面的著作也得以译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但引进而且出版了比较娴熟地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研究中国文学和美学的颇具功力的著作。（如《风骚与艳情》，《浮出历史地表》，《女性审美意识探微》等）
译介，这种间接交流的方式在学术建树之初是非常必要的，它使国内学者多了一只审视自己的眼睛——看到与自己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别国妇女的生活经历和进行的理性思考，反观自身，就多了一种参照系，这也是中国妇女研究国际对话的前提。但这一时期的译介基本上停留在介绍新女权主义初创期的代表作，对其后发展形成的各个流派特别是20多年的学科建设成果几乎没有译介，至今仍付阙如。
国内的研究成果向国外的传播渠道有限，国外汉学家关注两种成果：一是将现状研究的调查成果作为分析的基础，二是中国化的学术专著（如“妇女研究丛书”在海外的反响）。国外汉学家也有到中国寻找合作伙伴进行田野调查；人口学的国际合作因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支助和中国政府的支持因而能较早地从女性人口切入研究。
（二）
进入90年代，国内妇女研究对外交流空前活跃：国际间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日趋频繁，国际合作项目和得到国际支助的项目如雨后春笋，学术交流的硕果一批批成熟，特别是借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在北京召开的东风，这种交往势头越来越频繁火热。当然这与蓬勃发展的国内妇女研究是互相借重与推动的。
（1）90—93年：
1990—1993年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发展期，国内高等院校最早建立妇女研究中心——号称“四大中心”的郑州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杭州大学自1990 年起召开了一系列的国际学术会议和研讨活动。 1990年3月在郑州举行的“中国妇女社会参与和发展”研讨会开其端， 国内研究者与来自美、加、德及港台地区学者首次聚会，各自用不同的思维方式、话语形式表达对中国妇女的认知与主张。那时双方尽管都真诚坦率，但确实又是在自说自话，甚至难以沟通。随着交住的深入，这种“不适”逐渐得到克服。1992年2 月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和威斯理学院联合举办的“用性别分析研究中国”的学术研讨会是一次真正的中西方学者在中国妇女研究方面的正式对话，是一次跨文化的讨论中国妇女在历史、文化和社会中地位作用的学术盛会，也是妇女学科诸如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人口学、性学等领域方法及具体应用的直接交流。在讨论中，中外学者曾就西方女权运动与女权主义是否具普遍性问题各抒已见。留学生中有人提出“西方女权主义已经多元化”因而它“不仅属于西方而且属于全世界”的论点，国内学者提出了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的主体性问题。反映到科学研究中即为民族性和国际性关系问题；伴随而来的是研究中“概述”“定义”等“话语”沟通问题。多数学者（包括英美学者）主张应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尊重各国妇女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与现实际遇作出自己的解放道路与研究方向、理论与方法甚至应包括概念的创新与选择。要做到这些，一个重要前提是交流：了解→引进→理解→取舍→创新→发展自己→交流分享——这种无限往复的过程应是妇女研究健康发展的逻辑。
哈佛会议交流的直接成果之一是促成了天津师范大学1993年暑期“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班的举办。这次研讨活动就与中国妇女发展相关的地位、健康、就业等方面进行中西交流——而这种交流是在不同文化学术背景的华人学者中进行的，但不约而同的是，来自美国和本土的妇女研究学者比以往更自觉运用性别分析和女性视角的方法；在将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最核心的概念引入分析中国妇女时，又始终贯穿中西比较方法。特别强调不同历史背景下中西发展模式和妇女解放途径的差异。
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自1992年开始每年定期召开一次国际研讨会。1992年围绕“改革与妇女”、“妇女生育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文化”等题目展开了中、美、英、澳、日等国学者的交流。1993年的研讨会更多加入了南亚的妇女学者与活动家；将该地区妇女的声音带到了中国，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杭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于1993年10月举办了“当代职业妇女角色冲突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更多地吸引着亚洲圈的妇女研究者，来自东、西、南亚的学者们发现，在角色冲突方面，亚洲妇女竟有那么多共性。
作为这四家中心办国际活动和哈佛会议的研究成果，分别有论文与专辑出版印行，成为这三年学术交流的代表作（见附表1）。
附表11990—1993 中国妇女研究国际研讨会成果
1.《妇女研究在中国》(李小江、谭深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国妇女分析研究》(李小江、谭深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3.《性别与中国》(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三联书店1994)
4.《中国妇女与发展》(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5.《妇女与发展》(译集，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1993)
6.北京大学分别于1992、1993年印行了第一次、 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杭州大学的论文集也即将出版)
（2）94—95年
随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会期的临近，国际交往日繁，妇女研究与妇女活动已难以严格判分，地区性的，联合国NGO 论坛筹备会一个接一个，更多的妇女学者走出了国门，国内的论坛筹备会、研讨会此落彼起，各地新建的妇女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对外交流联络日广，北京更成为交流热潮的中心。一年来妇联系统、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高校会议连台； 国际合作项目和得到国外资助的研究项目遍地开花。 进入95年，学术研讨会议更多让位于筹备NGO论坛的研讨会议。一年来， 冠以“国际”和与具体国度交往的会议不下20次（附表2）。评价1994 年以来会议与活动的特点以及较前取得的突破， 可以归纳为几点：1、直接由西方学者引进女权主义观点，并涉猎到敏感的性和生育伦理法律问题（中国社科院哲学所）；2、围绕世界妇女大会的主题和次主题， 突出发展特别是农村妇女发展、女童教育、妇女健康等方面；3、 与东亚邻国交往密切（北京大学等）；4、 与“国际家庭年”活动配合（京伦中心等）；5、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的引进，如口述史和口述方法、 人类学方法和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特别应提及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举办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妇女”国际研讨会，是第一次在中国本土由东亚文化圈的汉学家就“五四”以前中国传统文化与妇女的关系进行的探讨与交流。
再看国际合作和由国际支助机构的项目。作为承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东道国，中国妇女和妇女研究一时成为国际发展项目和妇女研究项目的合作、支助热点。联合国人口基金、妇女发展基金、美国福特基金会、环球妇女基金等国际组织和基金会为筹备大会扶植妇女研究做出了努力。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支助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等单位，承担了“当代中国妇女地位研究”的合作项目，项目的前期成果《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资料》和《面对21世纪的选择》问世。
美国福特基金会支助的妇女研究课题侧重于生育与健康、生育伦理、农村妇女发展、妇女教育、女性人口流动、妇女立法等方面，如：前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生育伦理”项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担的国际合作、跨省市的“妇女生育与健康项目”，以及由医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妇女学家和妇联、妇幼保健工作者协作的跨省市的生育健康项目在国内就有若干个。云南省作为生育健康、扶贫、妇女参与研究项目外资集中省份，汇聚并锻炼了一大批从事妇女研究的人才，如，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成立一年来就集结了上百名从事医学、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中青年男女学者，在寻求医学健康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上积极引进国外最新成果，并融化吸收运用于中国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聚居的社区中去，最近又译介了国外这一领域最新成果，不久即问世。在操作上，“生育伦理”项目直接延请国外女权主义学者介绍西方的观点，全国妇联的国际合作项目采取“请进来、走出去”方法（请国外健康学家、社会学家讲授有关理论与方法，派国内项目骨干到国外深造）是很有效的，它较快地培训了一批学术骨干操作人员，有助于将生育健康研究引入社会学、人类学和健康学的“科学研究”轨道，又对有关外来研究方法在中国的“适用度”进行了试验与检测，有助于该领域的“本土化”探索。受资助的项目还有关于妇女立法（中国社科院法律所、北京大学、陕西妇联等）、妇女教育（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农村妇女发展与区域文化研究（北京农业大学、天津师大、郑州大学等）、女性人口流动区域（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妇女热线”（中管院妇女研究所）和婚姻家庭研究（京伦家庭科学中心）、妇女健康项目（中国心理健康学会妇女研究会）等等。
特别应提及由男性学者牵头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小组完成的关于中国两性关系史的一部著作《阳刚阴柔的变奏——中国圣杯与剑》即将问世，这部书是接受美国女学者艾斯勒的《圣杯与剑》（该书近年来在国内译出）的影响、由国内十多位从事考古学、哲学、史学、妇女学、法律学的专家合作完成的，它勾勒出中国性别关系史大致轮廓，和艾斯勒所论证欧州的性别史模式颇有异同。
学术交流是双向的，中国妇女研究吸收外来研究经验，再创自己研究体系取得的成果，同样有益于别国的妇女研究与妇女运动。象在国外影响颇广的“妇女研究丛书”，其中有的被译成不同文字，象全国妇联编著的《中国妇女运动史》在日本出版了日译本，象一批妇女研究的先驱在国外参加学术研讨、讲学所受到的欢迎，及至今日国际妇女研究界对中国妇女研究热的不断升温，都与国内妇女研究的学术成就和交流有效分不开。但从整个看来，仍存在引进不够、输出更少的不对等交流。总起来说，中国的妇女研究对外交流走过十年不寻常的道路，并沿着这样的轨迹前进：由自说自话互不理喻到接触了解，到分享经验，丰富自己，指导行动，改变现状。如此往复，形成中国妇研究蓬勃发展的推动力。
附表2 1994年—1995年国内国际研讨会一览表
1、生育、性、伦理学和妇女权益：女权主义观点国际研讨会（1994年
2月，中国社会科院哲学所）
2.94农村妇女发展研讨会(1994年2月，新华社、北京妇联)
3.20世纪口述史座谈会(1994年3月，郑州大学国际女子联谊学院)
4.现代家庭与科技发展国际研讨会(1994年4月，北京妇联)
5.国际妇女生殖健康研讨会(1994年5月，中华预防医学会)
6.儒家文化与中韩妇女地位学术研讨会(1994年8月，北京大学等)
7.西北地区女童教育国际研讨会(1994年8月，北京大学等)
8.走向21世纪的女性、家庭和将来世代国际学术研究会(1994年9月，
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等)
9.家庭与年轻一代国际学术研讨会(1994年10月，京伦家庭科学中心等)
10.传统文化与中国妇女国际研讨会(1994年，北京大学)
11.妇女生殖道感染国际研讨会(1995年3月，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等)
12.中国女性学比较研讨会(1995年6月，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日本城西大学)
13.女权主义理论国际研讨班(1995年6月，中国社科学院哲学所)
14.女性文学国际研讨会(1995年6月，北京大学英语系等)
二、我们应该做什么？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妇女研究及其对外交流仍存着局限并面临困境：（1）在理论上，中国妇女研究尚未解决学科化与科学化、 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前者是使妇女研究超越前科学阶段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关键，后者正是在了解本民族历史文化基础上广采博纳国外研究经验，丰富完善自己，建立中国妇女研究学科学的必由之途。（2） 在认识上，我们一方面强调开放与交流对学术研究的重要，另一方面却以意识形态差异为由对女权主义有本能的抵御，致使时至今日我们仍不甚了了国外妇女研究实际进展与趋势，又由于我们过多地强调研究对决策的影响，关注现实问题大大超过学科建设的兴趣，这也是导致我们缺乏引进妇女学科的热情动力所在。（3）在实践方面， 妇女研究对外交流的基础还十分脆弱，特别是分学科的学术交流。在投入研究的人员和经费上都很匮乏，得不到国家经济支助的研究难以支持长久，学界依然漠视甚至歧视妇女研究。没有学校队伍作后盾只靠几次学术会议甚至这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声势也难以将妇女研究引向深入持久。
关于妇女研究的对外交流的日后发展，我想提几点看法：
（1）提高认识，给予支持
有关部门（决策与管理）与人士应提高对妇女研究及对外合作意义的认识，在建立相关机构／支持有关工作（研究与交流），诸如创造宽松政治环境，提供必要的支援方面采取积极态度，特别在世界妇女大会闭幕后，妇女研究可能走入低潮、国际支助削减时要有填补“空缺”的应对措施。
（2）壮大队伍、优化人员
妇女研究者要在为妇女解放进步事业的目标下集结，加强国内外的联系、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以行业、学科、课题为基础的交流合作。以促进质量水平的提高。
（3）锲而不舍，有所突破
对于妇女研究者来说，真正有益的贡献是不断创造与突破。面对学术交流中的首要之务——用“他山之石”，攻已之玉，不但吸取世界各国妇女研究的经验，来发展自己，而且还要与“他山”之人分享，这就更加任重而道远了。我们应脚踏实地，走出浮躁，抛弃急功近利之心，为建立较为完备的中国妇女学体系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