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学术思想特色与清初经学的复兴——兼评《清初的群经辨伪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经学论文,清代论文,学术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发展的长河中，清代的学术思想是一个辉煌璀灿的重要时期。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到王、黄、顾等杰出思想家和学者的涌现，揭开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序幕。其后的发展，波澜壮阔，绚丽多采。由于社会的变化和学术思想自身的逻辑发展，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理学逐渐衰落，经学又重新复兴，一时间，经世致用成为学者的治学宗旨，崇实黜虚成为学者追求的目标。尔后，随着清朝政治上的稳固和经济的发展，统治者对思想领域的控制逐步加强，对学术思想的参与也大大增多，使清代学术进入对既往成果进行清理总结的时代。以考据为特征的乾嘉汉学风靡一时，与此相关的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版本、目录之学，也迅速发展并取得可观的成果。嘉、道以后，社会历史又发生了新的转折，今文经学兴起，乾嘉汉学走向衰落，伴随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清代的学术思想进入了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新阶段。可见，从明清之际迄鸦片战争，这二百多年的学术思想，既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集大成时期，又是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折时期。从汉之考据训诂到宋之义理再到清之朴学，恰好形成了一个正反合的辩证行程。抓住清代经学，加以解剖，看其脉络走向，至今仍是摆在学术文化界面前的重要课题。这对于深入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想，阐述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分析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无疑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综观清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到经学以及考据和辨伪，几乎是贯穿清代学术思想史始终的内容和方法。考据和辨伪，常常被人们视为是繁琐破碎的“下学”。但顾颉刚先生却说：“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底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集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以利唯物史观的‘上达’。”（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因此，本文将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与清初经学的复兴联系起来考察，同时兼评一部与论题关系较为密切的经学史著作——《清初的群经辨伪学》。
一、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
清代的学术思想有何特色？前哲与时贤对此都曾有所论列，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想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解决从何处入手的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思想史不能就思想论思想，因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而，要论述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首先应把握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特色。史学界多数学者公认的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主要历史特点是：第一，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它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终结，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起点，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第二，清朝统治者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它既发扬了满族英勇骁健、锐意进取的民族风貌，又充分吸收了汉族文化，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也使自明末以来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重新回光返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又有新发展。此时，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居主导支配地位，不过在社会经济中也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萌芽；第三，与清代建立统治政权的时间相同步，世界上的西欧各国已陆续由中世纪封建社会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时期。在这样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清朝统治者要想始终如一的“闭关自守”，以“天朝上国”自居已不可能。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必然要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猛烈冲击和极大影响，而发生许多变化。与清代这些社会历史特点相适应，且与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相联系，清代学术思想呈现出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和发展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自明代中叶出现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涌现了反对封建礼教，主张“人各有私”，提倡“个性解放”的市民意识。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中，一些进步思想家，在总结明朝灭亡的历史反思中，又进一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进行猛烈的抨击，倡导民主、批判封建专制几乎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潮流，这在思想家的著述中有突出反映。诸如，王夫之对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从哲学高度做出总结性的批判，使理学一蹶不振、走向终结；在政治思想方面，黄宗羲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极为尖锐地指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唐甄更把帝王与盗贼并提：“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在社会经济方面，思想家们提出“均田”说和“工商皆本”论。如果将这些思想与时代发展联系起来考察，应该说这正是社会经济中出现的新的因素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不能完全否认这些思想的“反封建性质”，仅将其视为“是中国古代儒学的一个构成部分”。也不能认为提出这些思想的学者的思想中还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便否定他们提出的新思想也不具备进步性质。要知道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不可能纯而又纯，新旧思想在其思想中杂陈并列、彼此共在反而是正常现象。同时，也不能依据十八世纪的清代思想发生逆转，出现了“汉学”复兴，就将其视为是十七世纪的学术思想导致的必然结果，进而得出结论：十七世纪的进步思潮不具有启蒙性质。事实上，十八世纪出现的学术思想状况，既是清盛世的产物，又是清廷强化思想专制的结果，不能将罪责强加在十七世纪进步思想家头上。何况，十八世纪在乾嘉汉学居支配地位、思想领域比较沉寂的状况下，仍出现了戴震、曹雪芹这样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著作中的反理学思想和塑造的封建叛逆形象，仍然继承和发展了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这表明十七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潮在十八世纪并未中断，直到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当时的思想家、革命家，依然将王、黄、顾等人的进步思想视为是自己的思想先驱。梁启超曾肯定《明夷待访录》对他的启迪，认为“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五《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黄黎洲》）谭嗣同也高度赞扬王夫之和黄宗羲；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们又一再阐发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太炎则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思想，都深受顾炎武的影响。如果十七世纪的进步思潮不具有启蒙性质，便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时，发生那么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而这种作用和影响本身也恰恰证明十七世纪进步思潮的启蒙性质和作用。
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又处在世界历史向资本主义迈进时期，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必然有所反映。而十七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在十八世纪并未完全中断，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又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正是历史转变在学术思想文化方面的折射。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进步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多半是通过以注疏阐发儒家经书的形式表现的，从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到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无不是披着经学的外衣而表现出新的思想。而且这种形式，也为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开了先路。
第二，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文化的总结和整理
学术思想的发展与人类认识的不断提高相一致，总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粗疏到缜密，在不断地总结与反思中得到发展和提高。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高、最完备的形态，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此时比之前代都有进一步发展。这就为总结和整理传统学术文化提供了客观基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传统的学术思想文化也有丰厚的积累，这也为清代对之进行总结和整理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清前期的几代皇帝，又都“稽古右文”，“崇儒重道”，热心提倡学术与文化，其积极层面对推进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清代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与整理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纂，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之大成；乾隆时期又调集大量人力物力编纂了丛书《四库全书》，收书三千五百多种、七万九千多卷、总量达九亿九千多万字，分经、史、子、集四部，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献典籍，成为“震古铄今”迄今为止世界上文字数量最大的丛书，使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得以流传和保存，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
清代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还表现在对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各种古籍的训诂、注疏、校勘、考订方面。清代的学术思想，从明清之际起，就呈现出由宋返汉、通经服古的趋势。在扭转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过程中，汉代经学对经典的注疏、训释、校笺学风受到重视和弘扬，致使考据学兴起并走向鼎盛，从清初到乾嘉，形成了声势显赫的乾嘉考据学派。考据学派对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典籍，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一一加以考订，使一些艰涩难解的古书，通过训诂注疏，达到通晓能读；又将一些章简错乱、讹误甚多的古书，通过校勘，予以纠正；还使一些年久失传、真伪难辨的古书，通过辑佚和辨伪，得以辨明和流传。正是通过清代学者对古代典籍所做的这些基础性的整理，既为后人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方便，也为总结和清理传统学术文化奠定了基础。
清代学者在总结清理古代典籍过程中，所运用的一些方法和手段，诸如考据、辨伪、辑佚、校勘、目录、版本……等等，也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成为专门之学，对以后从事古籍的整理也从方法上留下值得借鉴的遗产。
第三，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融与冲突
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本国家的思想文化，又吸收其它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单一的、自我繁殖的思想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优秀文化，显示出源远流长、气势恢宏、博大精深、不断发展和更新的特点，就在于她既能保持民族特色，又能容纳百川，不断地吸收外来思想文化。自古以来，就曾吸收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儒、佛、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而其中的佛教文化就是从印度传入的。到了明末清初，西欧各国陆续进入资本主义，并积极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其触角也进一步伸展到中国，与之相伴随，有大批耶稣会士东来传教，并带来西方的科技文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
利玛窦等数百名西方传教士，从南到北，深入中国各地。当时，从宫廷中的皇帝、王公大臣，到不少思想家和学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无不受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以传教士为媒介，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大炮、机械等科技文化知识，逐步树立了近代世界观念，不仅扩大了视野，也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化。同时，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一方面使西学东渐，另方面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和传播，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儒家的《四书》、《五经》等典籍，以及文学艺术、中医、园林建筑，也大量传入西方，给予西方文化以巨大影响。甚至于西方学者也承认“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不仅胜过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而且比多年来人们一般想象要大得多”。例如法国传教士马约瑟曾将元代剧作《赵氏孤儿》译成法文，传入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看到译本后，便予高度肯定说：“《赵氏孤儿》是第一流的作品，其中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超过了所有过去以至于今后关于那个广大疆域的表述”。（米歇尔·德韦兹《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对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影响》，载《法国研究》1985年第2期）这些话虽有夸张之处，但中西文化交流倘能照当时的势头继续发展，不仅能促进世界对中国的更多了解，也必将加快中国近代化进程。但由于中西文化之间既有互相交融的方面，又有彼此排斥和冲突的方面，特别是由于当时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保守，至雍正年间，西方传教士陆续被逐出国门，乾隆皇帝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然而其在对外关系方面，却推行了顽固保守的闭关政策，拒绝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遂使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了一百多年，使中国封建社会直至鸦片战争前，一直在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下蹒跚不前。
不过，历史的客观进程，决定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必然瓦解崩溃和新的因素的生长，中西文化交流的潮流也势不可阻。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文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在船坚炮利和鸦片烟毒的伴随下，进一步输入中国。一些先进的逐步觉醒的封建士大夫、学者和思想家，为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了近百年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从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咸丰、同治年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学说，揭开了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内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矛盾和斗争的序幕。自此之后，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始终没有间断。中西文化交流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对待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抱什么态度问题。就中国社会来说，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盲目肯定或者是持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对西方文化盲目排斥或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的进步思想家，在阐述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时，也往往以中国的经学做护身符，从魏源到康有为，乃至章太炎，都分别以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为武器。因此，把新内容镶嵌到旧形式中，便必然在企求“新生”的过程中保存着旧的外壳，仍不可能有真正的新生。但它给“新生”提供了条件，也给剥除旧躯壳的“五四”留下了任务。到新文化的主将鲁迅等群体彻底抛弃“尊孔读经”的外壳，提倡“白话文”使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时，一条充满希望的“新生之路”就真正开始了……。
二、清初经学的复兴与《清初的群经辨伪学》
从我们对清代学术思想特色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经学一直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从清初的学者强调“通经服古”，到清中期训诂注疏儒家典籍，再到晚清今文经学兴起，无不由经学贯穿着。因此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发展和演变。
就中国经学演变的大势而言，汉人建立了训诂考据的经学学风，到了宋代，学者们认为汉学未能尽“圣人”之精微，甚至讥刺“汉儒穷经而经绝”，遂大反汉儒之经学，又建立起以阐发义理为主要特征的“宋学”经说系统。此后，全然是宋学笼罩的时代。但至明中叶之后，理学从讲义理走向空谈心性，甚至纂改说学本义以合己意，使经学渐失古义，日趋浅薄，遂导致经学衰落。于是明末清初的学者又对宋学进行反省修正，他们拟将经书中非“圣人”所传的部分加以厘清，重新重视经学研究中的文字、音韵、训诂工作，由宋返汉，使经学逐渐复兴。因此清末著名经学史家皮锡瑞将清代视为“经学复盛时代”。这也就是宋明理学对汉代经学的否定和清代朴学对宋明理学再否定的可称之为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行程（但未完成）。而清初的顺治、康熙、雍正这九十年，正是经学由宋学转向汉学的关键阶段，要了解经学演变的轨迹，理清经学史的发展脉络，以及经学何以能在清代复兴，理应重视对清初经学史的研究。
但清季以降，在反对封建专制并荡涤其思想影响的时代潮流中，作为封建文化主要载体的儒家经典，其命运却岌岌可危。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除少数对经学深有研究的老专家外，学界新进专事经学者实乃凤毛麟角。确有见地的经学研究成果，自然也就寥若晨星。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经学与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密切联系，要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就应重视对经学的研究。就此而论，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台湾学者林庆彰教授多年来一直在孜孜不懈地从事中国经学史研究，且尤专于明清经学。最近，又读到他的新著——《清代的群经辨伪学》，深感这是一部窥见清代经学堂奥的力作。因再将其置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经学史的研究视野下，予以评论。
《清初的群经辨伪学》（以下简称《群经辨伪》）计三十余万言，共分十章。首章《导论》，叙述本书的研究范围、研究价值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估；第二章《清初辨伪风气的兴起》，探讨了清初辨伪学兴起的内在原因，同时对清初十大辨伪学家以概括介绍；第三章至第九章，分别评述了清初学者对《易图》、《古文尚书》、《诗传》、《诗说》、《周礼》、《大学》、《中庸》、《石经大学》等经学的考辨成就，并指出考辨各部经书真伪背后潜藏的学术思想意义；第十章《结论》，综论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在经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的意义，归结到“清初的群经辨伪，实为当时经学家‘回归原典’运动的一个环节。它是宋明理学内部冲突过程中，用来解决争端的一帖妙方良药，更开启了清代汉学研究的先声”。很显然，《群经辨伪》并非只是罗列清初学者对各部经书的具体考辨状况，孤立进行群经辨伪，而是将其置于中国经学史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作为经学发展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来研究。从这一视角出发，著者在是书中广泛征引中国台湾、大陆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惮繁劳，从大量的明清经学著述中，发掘整理出许多业已散佚的清初群经辨伪学的成果，纠正了前代学者（如梁启超等）的疏失，彰显出一批过去为人忽视的辨伪学者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建树，并以开阔的视野分析探讨了清初群经辨伪学在经学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从经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入手，抓住了中国经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和重要特征。
著者在本书《自序》中指出：“经学史的研究所以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因为经学史的基础工作一直未有效的拓展所致”。“基础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编纂《十三经书目》，这是经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掌握资料的最有效的方法。二是阶段或专题研究，某一阶段的经学，各有其特殊面貌，如果不了解这些面貌，如何能写出一部条理清晰的经学史？”林庆彰先生撰写的本书，正是实现其整个中国经学史的研究设想——从“基础工作”入手的具体体现。就我们所知，林先生在著成本书之前，已经主编并出版了《经学研究论著目录》、《丰坊与姚士粦》、《明代考据学研究》等多种书籍、专著。
经学历经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各朝代，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呈现不同的形态和特点，诸如汉学、宋学（理学）和清代汉学（考据学）等，而魏晋、晚唐宋初、明末清初等时期，都是经学发展演变的关键时期，而明末清初，经历了明中叶之后，由于学风空疏，使经学逐渐衰落之后，学者们又逐渐走向由宋返汉，复兴汉代经学的道路。因而，此时无疑是中国经学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时期。林著以清初的经学作为研究对象，显然是抓住了经学发展演变的一个关键环节。
明末清初的学者们在恢复汉代经说传统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回归原典”的工作，诸如追寻经学的授受源流；斥责疑经改经之作、考辨经书真伪、考订文字音义、考订名物制度、搜集经书佚文等。他们在从事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发现经书历先秦、两汉、隋唐、宋元，迄于明末，在这两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却产生和存在着种种值得注意的问题，诸如阙脱亡佚、误认作者、伪造仿冒、依托附会、删改填补……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为恢复经书本来面目，制造了许多障碍。因此，排除障碍，剔除经书中非孔门真传的部分，考辨经书的真伪，便成为明末清初经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所以，自明末起，考辨经书真伪之风日益盛行，至清初更是蔚然成风，当时参予辨伪的人数之多，辨伪涉及领域之广，实为历来所少见。这样一种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辨伪活动，大大促进了辨伪方法的发展，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善的辨伪方法论，并产生了阎若璩、胡渭、姚际恒、毛奇龄等一批辨伪大家，也使辨伪成为清初经学的重要特征。因而，欲研究清初的经学，如不从辨伪研究入手，就难以窥见经学的堂奥，不能把握清初经学的真谛。而《群经辨伪》正是以清初、群经、辨伪为研究对象。所以，我们说他抓住了中国经学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及其重要特征，进而形成本书独具的突出特色。
第二，采取以经书为经，以时代和人物为纬的叙述体例，既反映了辨伪学的发展演变，也突出了清初辨伪学的成就。
每个时代的学术思潮不是个别学者的独角戏，而是众多学者共同演奏的多声部协奏曲。一个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只有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才能形成，也只有被置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加以考察，才能显示其本身的学术价值。因此，要揭示一个时代文化思想演变的内在底蕴，仅剖析其纵向发展线索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探讨其横向展开的学术结构，这是传统个案叙述体例所难以解决的。
具体到清初的群经辨伪来说，清初是思想文化与经学剧烈转变的时代，理学家确立的传统经典骤然崩塌，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对各种长期奉为圭臬的经典提出质疑，为恢复经书的本来面目，纷纷转向经典辨伪研究，形成波澜状阔的群经辨伪风气，对于这种学术格局，如仍采用传统体例，不仅无法再现当时辨伪学的盛况，且会陷于两难的境地。林著跳出了传统的叙述体例，根据本书的内容——群经辨伪主要集中于几部经典的特点，在总论之后，采用以经书为经，以时代和人物为纬的体例，按经书分章，既能在纷繁的学术表象中条理出清晰的线索，又能涵盖群经辨伪发展的全貌，点面结合，恰如其分地把清初学者围绕各部经书激烈纷争的历史画卷，生动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这里还需着重指出的是，由于林著采用新的叙述体例，在分别论述每部经书的辨伪时，都拿出一定的篇幅，较为详细地阐发宋、元、明诸儒在群经辨伪方面的建树与得失，这就勾勒出宋以降辨伪学发展的历史，纠正了以往学术界的某些偏见。如关于《易图》有陆九韶、陆九渊兄弟，还有宋濂、杨慎等人，关于《古文尚书》有吴棫、朱熹、吴澄、梅
等，关于《诗传》、《诗说》有周应宾、陈弘绪、陈元龄等。傅斯年先生就曾明确地指出：清儒讨论的“经学大题目，每得之宋儒”。（《性命古训辨证》第二章《理学的地位》宋明诸儒的考证、心得也使清儒省却了诸多重复性工作。林著对此都有所阐述，他中肯地指出：宋明诸儒的建树“已为后人的论辩指出正确方向，清儒在此水平上继续研究，自然事半功倍”。这些阐述对于正确认识宋明学者在文献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汉学与宋学的相互关系，都有积极意义。
第三，融考据辨伪与思想史为一体，进行了考据与义理的双向诠释。
从明中叶以后，学术界面对理学空谈心性，援佛入儒，以及层出不穷的义理纠纷，开始对儒学本质加以反省，要求穷究六经，通过解释经典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现实危机的途径。这种主张至清初而达到高潮，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群经辨伪研究。林著的分析较前代更深入地把握清初群经辨伪学与理学批判思潮的内在关联，他从明中后期的理学批判暗流探寻清初群经辨伪的思想渊源（见前），更使人耳目一新，因为目前大陆学者较少注意晚明学术对清初群经辨伪研究的正面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清初群经辨伪学的发展与当时学术思想的变迁固然相辅相成，但又有各自独立内在发展的逻辑。群经辨伪研究不一定完全与当时义理论争相呼应，激烈的义理论争带给群经辨伪学的也不都是正面效应。林著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确实，如果忽略辨伪学的特性，把它完全从属于义理之争，那么，不论这种义理动机进步与否，都会限制辨伪学本身的发展。
《群经辨伪》虽取得相当的成功，但对有的问题的论述与评析，也还有进一步补充的余地或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全书对清初群经辨伪学的成就及其意义做了充分论述，但对其局限，特别是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的缺陷则论述不足。作者认为辨伪学当限定于著者、成书年代及文字章节等三个层面。而这三个层面也是清初诸儒辨伪学者的基本思路。他们认为，一部典籍的文字风格、典章制度等方面所代表的年代若有悖于该典籍标注的著者及其年代，这部典籍即可判为伪书。但这种辨伪的假设和判断，却忽视了古代著作体例的变化性，乃以静止的观点看待古代著作体例的发展。其实古代著述的体例是不断变化的，特定个人著作的形式是后来产生的。现存的三代著作多是古人代代相传的典籍，后人在研习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夹杂自己时代的语汇、风格和制度。所以，以静态的观点看待著作体例、考辨古籍真伪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早在三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就注意到清人辨伪方法这一局限，他说：“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时一人之所作，其误固不俟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其二，是书在每章设专节论述宋明有关辨伪学成果得失，展示它们与清初群经辨伪研究的历史连续性，但对清初诸儒直接吸收宋明诸儒学成果的史实则缺乏阐述。如阎若璩辨《古文尚书》、毛奇龄、胡渭考《易图》都曾大量利用前代学术成果。如果著者能对此进行阐述，也许会把清初学者青出于蓝，后出转精的发展轨迹勾勒得更加清晰。
清代学术思想史提出和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只有批判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时吸收和借鉴西方的优秀文化，才能更好地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过去的尊孔读经是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是巩固其统治的手段，我们今天研究经学，却是要研究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经学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如果可以把经学的发展变化视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那么，我们就要用这面镜子照一照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是如何由兴旺、发达到衰落的历史路途。经学是无可幸免地终结了，但关于经学的研究却应该而且必须开展起来。因为，不仅现今学术界对经学的研究较为薄弱，致使它的庐山本来面目没有凸现，有很多糟粕还没有为人们正视，还被有些人当作正面的东西宣传，把孔孟的教条拿来当作今日搞好市场经济的“良方佳药”，而且经学中的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如训诂、考据等，由于少人问津而识者日寡，这对于厘清汉语言至今仍在甚至渗透到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中的含混模糊、模棱两可的毛病是大为不利的。如何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至今仍是问题。笔者志于此久矣，昔未能如愿。今缀此数语，吁请学者同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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