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文艺学学科生机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生机论文,学科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3-0151-05
近20多年来，文艺学是疆域拓展得最快的学科，以至于成为最不稳定的学科。这种不稳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边化。假如要想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目前文艺学的学科现状而又不引起大的争议，恐怕没有比“无边的文艺学”更合适了。形象一点说就是：文艺学矫健的身影，活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里。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文艺学向文化研究转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如何看待这种转向及其后续效应呢？首先，这绝对是好事，一门学科如果缺乏走出“家门”的胆识，缺乏吸收、综合、融化其他学科知识的能力，其发展前景是难以乐观的。其次，这也有令人担忧之处：文化这个范畴比意识形态要大多了，可以说无所不包。文艺学曾经几乎等同于意识形态，殷鉴不远，现在又几乎等同于文化，难免令人担忧。一门学科一旦什么都是，可能意味着什么都不是；一旦无边化了，甚至可能意味着自我消解。
第二，取消论。这个话题，是由文学终结论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而来的。现在的论者，一般都把“文学终结论”的帽子戴在J.希利斯·米勒教授的头上，其实多少有点冤枉他。2000年7月29至31日，“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米勒教授在会上的发言引起轩然大波。杜书瀛先生的专著《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对此有过详细的交代。[1](P3-29)自那以后，有关“终结”的话语就开始流行起来。美国阿瑟·丹托的一本论文集，本名应该是《哲学对艺术的剥夺》，①托时尚之福，也被翻译为《艺术的终结》。[2]如今市面上以“哲学或……的终结”为书名的译著还不少呢！
说多少有点冤枉米勒教授，是因为他在会上只不过转述了雅克·德里达的看法：“在特定的电信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3]当然，在具体阐释过程中，米勒认为德里达确有“文学终结”的意思，也同意他的观点。这里的“文学”，是有特定历史含义的：“‘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3]而西方美学史上，有关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的定型时间，正好也是在17与18世纪。[4](P6-7)所以，我认为，德里达及米勒所说的将要终结的文学，并不是我们今天在谈论文学时内心里默认的文学，而是指进入电信时代之后，原先在印刷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在他们看来，电信时代的文学与印刷时代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问题当由另文细说。需要强调的是，近年关于文学终结论的说法，确实由此而来。
由陶东风等一批青年学者所引发的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多少与此有关，也与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和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有关。[1](P244-247)陶东风本人其实并未明言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生活化是否导致艺术终结，倒是指出应当重构文艺社会学。[5]问题在于，文学终结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消失了，结果如何，自有别人来得出结论；而结论肯定不会是单一的，其中自然就会包括：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文艺学，将随着文学的终结而被取消。这一潜在的结论，恐怕也是这场争论之所以产生的潜在原因之一。
第三，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我国文论界的后现代思潮极大地开辟了学科空间的话，那么时至今日，随着后现代削平深度模式、反中心主义等等观念的流行，已使得文艺学面临严重的学科生存危机。对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汤一介有精当的见解：“后现代主义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进入中国，但是并没有广泛流行，但到90年代突然成为当时中国哲学界（不仅是哲学而且其他学科，如文学、艺术等）注意的一个焦点”。原因何在？就在于不同于现代理论的明晰性、确定性、终极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等等，后现代思潮追求不确定性、无层次性、反中心主义等等。[6](P11-12)
具体到文艺学，后现代思潮的挑战表现为反本质主义。其影响之大，已经足以颠覆现行文艺学教材体系了：近年来出版的文艺学教科书，鲜有以“本质论”为全书基点的；而在此之前，“本质论”可是任何一本教材都不可或缺的“通灵宝玉”呀！
说以上三者造成了文艺学的学科危机，应当是不为过的。现在的关键是，如何看待这种危机并找出生机，或者指出生机的方向何在。
在我国高校文科课程体系里面，文艺学作为一门基础课，已有几十年历史，她早已被体制化了。直接受苏联影响，从上个世纪50年代设置之日起，文艺学就被赋予“扛旗”、“打头”的使命。按说，文艺学应当紧密结合文学作品的，但实际上，文艺学的“理论色彩”日益浓厚，越来越拔高、抽象、稀薄，甚至于置具体的文学作品于不顾，可以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纵横驰骋。个中缘由，是不是当初设置之日的“充足底气”所致？总之，有体制化这块坚硬的基石垫底，文艺学的无边化还有可持续的空间。
对于取消论，只要能够分清印刷时代的文学与电信时代的文学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只要这两个时代还可以并存，取消论就难以大行其道，或者说没法彻底。更何况，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尚在继续，一时也无法产生具有绝对权威性的结论。
真正从学理上挑战文艺学的，就是反本质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恐怕还得追溯到欧洲中世纪以奥卡姆为代表的唯名论对实在论的批判，以及波普尔的反本质主义，下来才是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现代哲学大家。
学术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以社会现实中的日常经验为依据，是无法应对学术论争的。否则，对待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仅用一句“艺术至今仍然存在”足矣，不需要克罗齐煞费苦心构建另外的逻辑理论，通过指出黑格尔逻辑理论的不足即可驳倒“艺术终结论”。附带说一句，杜书瀛对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也有十分精辟的辨析，指出我们同样误解了黑格尔：“终结”不是“消亡”。[1](P18-21)
后现代思潮虽然没有运用像黑格尔那种一以贯之的逻辑理论，但其基本出发点是语言，却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的反中心主义就是直接来源于他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独到辨析。相比之下，我们文艺学的理论色彩，比较偏向于形而上的思辨那一块，而对于语言学这一块则比较忽略一些。
其实，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不啻文艺学的资源宝库。比如，对于《诗经》中的“国风”，多年来无人提出任何疑问。而根据新近出土文献《孔子诗论》，我们得知：“国风”二字，是避刘邦之讳的结果，原为“邦风”。[7]虽一字之别，然而个中大有深意。最起码来说，文艺学“无边化”过程中所包含的走向“田野”，如果指的是田野出土的资料，那真是太好了！密切关注最新出土的资料，对比、对照古籍中关键字词的异同，对文艺学的基础工作来说，意义重大。
又如，一直争论不休的“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的问题，要是仅只停留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分歧恐怕永远得不到解决。我国著名甲骨文研究专家陈炜湛从甲骨文入手，指出许慎的误解，证实了“羊人为美”：“早期的甲骨文里美字就不少，也有好几种写法……美字也是一个象形字，本是一个人戴着两双羊角而正立的形象……人正立而戴羊角，所强调的正是美好的装饰，亦即装饰之美”。[8](P246-247)我国甲骨文里“美”字的来历，与普列汉诺夫考察原始人关于美的概念的产生过程，有惊人的一致性：“野蛮人在使用虎的皮、爪和牙齿或是野牛的皮和角来装饰自己的时候，他是在暗示自己的灵巧和有力，因为谁战胜了灵巧的东西，谁自己就是灵巧的人，谁战胜了力大的东西，谁自己就是有力的人”。[10](P135-314)时间一长，这些起初只是作为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记而佩戴的东西便渐渐引起审美的感觉，演变为装饰品了。这不正好说明人类艺术的起源和美感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吗？而到目前为止，本质主义思路存在的主要问题，不也就是执着于探讨文学艺术的共同性本质吗？如果世上确实存在着共同性本质，或者说人们确实可以从现象中概括出共同性本质，那么，大大方方地进行探讨又有何妨？没有必要因为这种思路也确实存在问题就刻意回避或一概否定。所以，企图追求并运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本质来规定人类文学艺术的特性及发展，肯定行不通，但是，如果通过反本质主义来反对本质主义的话，恐怕也行不通。我非常赞同杜书瀛先生的意见：要本质、要普遍，但是不要主义；要规律，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1](P239)
以上皆为文艺学的学科生机或生机的重要因素，而这生机主要指产生文艺学的土壤：文学经典。
文艺学作为我国的一门学科，在被体制化之初直接承袭于苏联，随后就一直在通过吸收西方经典文论的养分得到成长。综观我们自己编纂的或者直接翻译过来的任何一本西方文论史，像康德那样较少涉及艺术、主要只谈纯理论的大家，非常之少！大多数经典文论，都是以文学经典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古希腊悲剧，黑格尔的《美学》与古希腊戏剧，狄德罗的《论戏剧艺术》，莱辛的《汉堡剧评》，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弗莱的《批评的解剖》，等等，不一而足。要想穷尽的话，那将是一份十分可观的目录清单。尤其是，作为文论基础的马列文论，几乎全是在对具体作品的批评中产生的。现在，我们自己的文论著作，也可以开列出一份长长的清单了，其中的理论色彩，显然要比西方的浓厚得多；以分析作品为基础的，又比西方的少得多。既然这门学科的现代形态是从学习西方开始的，那就应该从基础的东西学起：通过精细研读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从中概括、提炼出一些虽不是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确实具有一定程度普遍性的结论，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总结经验，提供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依据。康德的东西，可以说是极高层次、甚至迄今最高层次的理论形态。没有长期而扎实深厚的积累，一上来就学康德的路数，只能是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看看那些除了作品什么都包括、什么都涉及的文论著作或文章，再对比一下康德的东西，欲速则不达的结论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也许有人会说，人家那是先有了理论框架，再去用文学的材料予以填充而已。比如黑格尔，艺术史只不过是他用来证明“绝对理念”显现过程的材料。这又涉及学术研究的思维过程问题，尤其是材料与观点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另文细谈。就文艺学而言，借鉴史学研究的思路，还是应当论从史出吧。
至于我们自己的传统，中国古代文艺学的典型形态就是诗文评。[10]我们可以随手列出一个单子来：《毛诗序》、《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诗式》、《闲情偶寄》、《原诗》，以及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诗话、词话、点评等等之类，这些经典文论著作或文章都是以研读作品为基础的。说起来，也许这些诗文评的理论色彩远不及今天的文论著作和文章，但是也从来没有听谁说过它们的价值远不及今天的文论著作和文章。通过从古代文论宝库里吸收珍贵营养来发展今天的文艺学，这种呼吁倒是不绝于耳。文艺学是研究文学艺术的，研读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当为必备功课。古今中外的经典文论著作和文章，大多产生于对作品的精细分析。反躬自问，我们的文艺学对这一基本功课是不是有点忽略？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思潮的解构力量，同样已经作用于人们关于经典的认识。对经典的注重与讨论，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之一。张荣翼的文章指出，在当代，传统的经典机制已经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文学评奖制、文学演进中的潮流化趋势和视觉文化的崛起，张荣翼称之为“后文学经典机制”。[11]黄浩的文章提出了“经典文学”或“文学经典主义”的概念。他对经典文学的界定非常有个性：“文学经典能不能产生，……取决于人们是否把文学文本当作经典来阅读”；经典文学时代都发生在人类社会经济不发达的历史时期，那个时代的文学之所以被当作经典，不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具有很高的鉴赏力，而是因为那时的文学资源匮乏，“人们除了把文学文本当作经典来阅读之外，别无其他可能”。[12]
由文学史常识可知：经典的形成过程非常漫长且情况千差万别。比如《西游记》，成书过程就经过了历史故事、佛教文学和民间传说、平话、戏曲和长篇小说等五个阶段，从“西游记”故事的产生、流传和演变，到吴承恩最后加工成书，期间长达900余年。据说，《红与黑》出版之后几乎无人问津，直到司汤达去世之后，才逐渐得到世人的重视。总之，对经典的认定，常常是当代人难以完成的工作。
就对经典的认识而言，本文认同童庆炳和刘象愚的看法。童先生认为，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至少包括六大要素：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品的可阐释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发现人”。[13]刘先生的文章指出，经典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和无限的可读性等内在特征；同时，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大师的肯定、教育机构的传授以及读者的阅读与判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典不可能消失，它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因素。[14]
文艺学重视经典，其实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任务：既要仔细研读历代流传下来、已经得到公认的经典，更要在重读过程中重新组合经典名单。能够成功做翻案文章的，必定是大师或成为大师。比如建国后郭沫若为曹操翻案成功，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决不可因为经典的鉴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成功，就放弃对当代经典作品的挑选与推荐。即便出错的几率非常高，文学史上推荐同时代经典的这个传统也不能在当代中断。现在，学界对建国后文学史上的“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堪称当代文学经典，已达成一定共识。对新时期以来具有极高经典性作品的认定，比如《班主任》之类，也正在进行之中。这项工作的阅读量之大，是不可预知的。据统计，近几年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上千部之多。
当代人挑选与推荐当代经典作品，视野不能局限于文学领域，还必须意识到：我们确实已经身处印刷时代与电信时代并存的社会。因此，除了重视印刷文本之外，一定要高度关注重视图像文本，高度重视承担图像展示重任的表演（身体）语言文本。像《亮剑》中李云龙的扮演者李幼斌、《暗算》中黄依依的扮演者陈澍，他们的身体语言文本，应该进入研究范围。尤其是陈澍，她对角色的演绎，的确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让她扮演林黛玉，能与她竞争的对手肯定多多；然而，如果让她扮演安娜·卡列尼娜，估计一时少有人可敌。对于像《狼图腾》（姜戎）和《悲悯大地》（范稳）这样一类优秀长篇小说，以后结合图像文本进行综合研究，阐释空间可能会更大些，阐释效果可能会更好些。其中的蕴涵对文艺学的支撑也可能更有力些。
从目前情况来看，文艺学在应对诸多挑战时，已经隐隐约约显示出一种分野的趋势：以注重经典为基础的文艺学，大致被看作传统文艺学或经典文艺学；同时，顺应文化研究与反本质主义思路，将目光转向其他学科，转向历史上和现实中被忽视的非经典文学现象，转向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审美现象乃至民间习俗等等之类的文艺学，大致被视为非经典文艺学或非经典诗学。这种分野的发展状态和效果，现在难以预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如胡适当年的《白话文学史》，如今已是规范的、评述经典文学的经典文学史，现在支撑非经典文艺学的非经典文学现象，以后未必不会成为经典文学现象。分野不会、也没法造成两者的截然分离或分割。当代著名摇滚歌手崔健的歌词《一无所有》等，已经进入学者圈定的经典名单，[15](P47-49;P326-328)这就足以说明问题。古人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即包含一代有一代之经典的意蕴。在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文学经典的支撑下，文艺学的发展永葆生机。
注释：
①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不好译为《艺术的终结》，因为Disenfranchisement一词意味着“对…的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