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计划编制的指导思想演变探析

徐 涛

〔摘要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共放弃了沿袭已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思想，使80年代初期高层推动的经济调整面临着诸多困难。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全党上下才从根本上实现了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作为改革开放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六五”计划的整个编制过程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时期。从最初毛泽东时代赶超战略的产物，到“文化大革命”后高层领导力推的“跃进”计划，再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发展规划，它反映了1978年以后经济建设思想的重大转变。

〔关键词 〕改革开放；“六五”计划；十年规划；指导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六五”计划)是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战略决策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也是继“一五”计划之后又一个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它的最初构想，同“五五”计划的基本内容一起，包含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之中。此后，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肇启，以及新时期国民经济调整的实施，“六五”计划的整个编制过程也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转变。从最初毛泽东时代赶超战略的产物，到“文化大革命”后高层领导力推的“跃进”计划，再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发展规划，它反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而在推动经济调整方针贯彻执行的过程中，高层领导也对过去30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总结，开始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新路子。

以往学界有关“六五”计划的研究，较多涉及计划的编制过程、决策机制、实施情况、绩效评估等内容[注] 相关研究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姚开建、陈勇勤主编：《改变中国——中国的十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鄢一龙、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中央政府决策模式演变——以五年计划编制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汪海波：《新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成就和经验》，《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鄢一龙、胡鞍钢：《中国十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情况回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鄢一龙、王亚华：《中国11个五年计划绩效定量评估》，《经济管理》2012年第10期。 。尽管已有研究者关注到，以1979年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为标志，中国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有两大明显的变化趋势，即从主观发展观到客观发展观的转变和从片面发展观到全面发展观的转变，[注] 王亚华、鄢一龙：《十个五年计划指导方针的演变》，《宏观经济管理》2007年第3期。 但相关论述略显单薄，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当时中共决策层之间的意见分歧着墨不多。本文拟以“六五”计划的制定过程为主线，重点分析改革开放初期中共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及其对计划编制的影响，以期呈现这一转变之中的复杂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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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跃进”与十年规划的制定

关于“六五”计划的构思和设想，可以说自始至终都是与“四个现代化”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他还阐述了为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设定的“两步走”战略方针。[注] 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9页。 但是，随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原来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这一现代化的蓝图也就未能完全实现。

8月21日，国家计委将《制定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下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征求意见。

“文化大革命”后期，为了使经济发展有一个战略性的安排，1974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关于拟定长远计划的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了制定1976年至1985年十年远景规划的设想，目的是为了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在20世纪内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战略构想，而规划的重点则是放在“五五”计划上。[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344页。 同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出的《关于拟定十年规划的通知》正式提出编制十年规划的任务[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第349页。 。不过，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这一年的国民经济建设遭到严重干扰，许多领域出现了混乱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编制工作的开展。11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先念关于当年钢铁生产和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汇报后，明确表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注] 《李先念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82页。 。他的这一指示，成为正在起草中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中心思想。

8月底至9月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八二年计划控制数字的说明》的汇报。在这期间，财经领导小组专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当年经济形势和“六五”计划设想：“六五”时期，工业、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准备定在4%。为了提高信心，宁可把计划放得低一点，将来能够完成，超过当然更好，不宜搞得太高。如果更多地考虑些经济效益，不忙于追求速度，总的经济情况会好。“六五”定到每年增长4%，决不是说我们的经济没有前途。会上，多数领导人都赞成把“六五”时期发展速度定为4%的设想，强调必须是没有水分的、扎扎实实的速度，这样才有后劲。李先念在讲话中还特意谈到：32年的经验说明，我们往往出问题是在形势很好的时候。究竟我们是低速度吃亏多，还是高速度吃亏多？还是高速度吃亏多一些。[注] 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1年卷)，第125—146页；《李先念传(1949—1992)》(下)，第1139—1141页。

1976年10月，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等高层领导人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然而，当全国上下都在欢呼这一伟大胜利之时，摆在领导人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恢复被“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改善亿万民众的生活。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在这一点上，几位主要领导人的想法和考虑较为一致，都希望能够“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补上去”[注] 转引自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第312页。 ，莫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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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6年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召开多次全国性的会议，研究和出台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方针和举措，以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经过努力，1977年的国民经济状况取得了实质性的改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978亿元，比1976年增长10.7%，其中农业尽管受自然灾害影响，未能完成原定计划，但总产值仍比上年增长1.7%[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4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不过应当看到的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低基础之上的回升，是具有恢复性质的发展，不少行业和领域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许多人对当时的经济状况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认为这种大好局面的出现，意味着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形势已经到来。中央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报告和报纸上的社论文章，也都一再强调要推动“国民经济新的跃进”。[注] 参见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314—315页。

而在调整方针出台前后，中共高层特别是邓小平，对于在20世纪末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目标也开始有了同以往不一样的认识。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在他看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必须看到中国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而即使到20世纪末达到某种目标，按人均水平来看也是比较低的，比如人均1000美元。他把这一目标称作是“小康”。[注] 相关论述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164、194、237页。 可以看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的提出，表明领导人开始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中国国情，对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上的巨大差距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继而引发了对经济发展长远规划的重新思考。

面对这一形势，国务院先后三次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开会，研究如何在调整中把经济搞活，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国务院认为，第六个五年计划主要搞调整，调整时期速度不可能高，但也不能没有速度。没有一定速度，整个经济就会萎缩。如果工业速度老是在3%以下，不可能为“七五”积蓄力量。这样什么问题都会出来。为此，“六五”时期速度不低于4%，5%更好；“七五”不要低于6%。要研究这次调整和1962年调整的不同点，相较于1962年的调整，这次调整有很多有利条件。但不可能采取当年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全部问题。[注] 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1年卷)，第75—88页。 7月3日，邓小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也表示：“我们调整总要有个时间，在调整当中经济建设速度不可能快。但是，如果我们经过三年的调整之后，经济建设仍然没有一定的速度，就会发生一个问题：我们的调整方针是不是正确？我赞成这样一种意见，即现在就必须着眼考虑到三年以后经济建设的速度。现在不考虑，三年以后就来不及了，那时着急也没有用。”[注]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54页。 7月15日在同万里等人谈长期计划问题时，邓小平询问：“在今后20年中间，从比较长期的规划来看，我们可不可以以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速度前进？”姚依林回答说：今年我们的速度大体上可能就是百分之二点几，后四年计划4%，“七五”计划6%；1990年以后，大体上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八。邓小平表示同意，他还再次提醒说：“经济工作搞不好，我们要下台。”[注]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1年卷)，第90—91页。 由此看出，在长时间的比较、权衡之后，邓小平改变了起初关于“六五”时期增速定为6%的提议，想法更趋实际。

客观地说，新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出台，透露出整个高层致力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和急迫心情[注] 与过去不同，这次“跃进”计划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利用外资搞建设，因而被冠以“洋跃进”的帽子，受到非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相较于开展激烈的阶级斗争运动，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更看重的是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问题。据袁宝华回忆：“当时华国锋同志总有个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注] 《“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2年第7期。 而如前所述，有着和他类似想法的高层领导更是不在少数。所以，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新《纲要》的出台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它标志着中共高层的治国理念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反映了相当多的领导者对长期以来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思想未能予以正视。经济学家薛暮桥后来就曾批评说：“20多年来，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错误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注]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1页。 它所造成的后果，是经济建设方面再度出现脱离实际、求成过急的倾向，号召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因而促使领导人冷静下来，下定决心，对经济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

二、调整中的规划与论争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矛盾问题，非但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认真解决，反而更加突出。如果不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国民经济将面临严重危机，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将无从谈起。然而，在这次经济调整的初期，在调整是否有其必要性的问题上，党内同志之间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尽管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强调这是“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但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思想上不通，质疑为何在此时突然提出调整。经济发达的地区要求允许继续前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要求不要“一刀切”，特别是对于一些大项目都提出这也不能下那也不能下。[注] 《李先念传(1949—1992)》(下)，第1093页。 这不仅说明领导干部中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的建设思想根深蒂固，也预示着这次调整决策在贯彻执行上会遇到诸多困难和阻力。为此，在9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财经委会议上，陈云再次强调：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注] 《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6页。 。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高层决策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十年长远规划和发展速度问题，以求早日实现60年代中期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为此，华国锋提议重新修订《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并决定由李先念、余秋里具体负责[注] 《李先念传(1949—1992)》(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36页。 。紧接着，中央政治局连续听取了一系列关于“跃进”计划的汇报，提出要在今后23年的时间里，以一个更快的速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注] 《李先念传(1949—1992)》(下)，第974—975页。 。而在这期间，对高层决策起了重要影响的是11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汇报(报告题目是《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这份报告包括了二十三年设想、“五五”计划后三年安排、“六五”计划轮廓、十大重要政策措施等内容，实际上为新的十年规划纲要的编制提供了蓝本。报告提出：今后23年，要在经济战线上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的战役。其中，第一阶段，在1980年以前，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阶段，在1985年以前，把农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主要工业部门基本掌握现代先进技术，基本建成全国六个大区的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农轻重比较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第三阶段，在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现在的日本，接近现在的美国，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时设想：到198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6000万吨，煤9亿吨，石油2.5亿吨。拟新建和续建120个左右的大型工业项目，包括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油化工厂、十几个大化肥厂等，新建续建6条铁路干线，改造9条老干线，重点建设秦皇岛、连云港、上海、天津、黄埔等5个港口。[注]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2004年，第41—42、45—4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第385—386页。 在讨论中，华国锋着重谈了他对经济发展速度的看法。他认为：“粉碎了‘四人帮’，国民经济要搞上去。搞不上去，就显示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经济发展速度不如日本、朝鲜、越南，与苏修的距离拉大，说我们马列主义怎么好，怎么能说服人呢？粉碎‘四人帮’后，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要把速度搞上去。这个决心，一定要狠下。”而其他领导人也都肯定这是一个积极的计划，是有雄心壮志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注]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55—62页。

早在3月份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修改1979年计划的汇报提纲》时，国家计委就提出：要使经济走上轨道，必须有一个经过周密综合平衡的、切合实际的、留有余地的中期计划。1978年通过的十年规划纲要，只是一个大体轮廓，急需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加以修订和具体化。[注] 房维中编： 《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9年卷)，2004年，第42页。 而华国锋也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外界宣布：“国务院在努力做好当前发展国民经济的各项工作的同时，正在充分研究前两年多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原订的十年规划纲要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订。”[注]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0页。 不过，当时经济工作的着重点是如何贯彻调整方针和对年度计划进行修改、完善，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领导层并未开展长期规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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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至4月24日，国务院主持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部门主管计划的负责人，以及40多名社会科学专家和自然科学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座谈会上，围绕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制定长期规划的三个题目(总结30年的经验，分析现状，今后五年计划、十年计划、二十年设想)，以及会议期间国家计委提出的十几个问题，与会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从高层领导人的相关意见和会议召开情况来看，当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积累率和增长速度这两个问题上。

关于积累率，最初是由陈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他认为：根据30年来的经验，找出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这一条杠杠，是必要的，这样才是实事求是[注] 《陈云文选(1956—1985)》，第236页。 。据统计，整个70年代，国民经济的积累率都维持在30%以上，1978年更是达到36.5%[注] 参见朱镕基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46页。 。这种高积累的发展方式，势必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3月19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首次谈到长远规划的问题。他指出：今年要抓好两件大事，一件是写好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件是搞好长期规划。而关于积累率，他根据中央办公厅研究室提供的一份材料，明确提出：“我们这次搞长期规划，积累率就定在25%这个杠杠上。”[注]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10—611页；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0年卷)，2004年，第21页。 在这次座谈会行将结束时，姚依林传达了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他们都对邓小平提出的积累率定为25%的想法表示赞同。

不过，据薛暮桥回忆，在这个问题上，国家计委内部存在争议。有人计算过，1979年积累率降为33%，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已从14%降到8%，1980年决不能把积累率压到30%以下，再要压缩投资，连简单再生产也难维持，今后几年生产增长速度会持续下降，到1985年可能降到零。他们认为，如果积累率降到25%，生产就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会下降。对此，也有领导同志表示了不同看法。在姚依林接任国家计委主任后的第一次党组会议上，廖季立认为，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就应当使经济结构“轻型”化。在压缩投资的同时，提高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而在加快农业发展方面，主要依靠政策，既不需要增加很多能源消耗，也不要多少投资。[注] 参见《薛暮桥回忆录》，第343—344页。 薛暮桥同意廖季立的观点。他在发言中着重批评了过去那种追求高速度、高积累，片面发展重工业，无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错误做法。他主张，要下决心进行调整，不调整就无法前进，这才是遵守客观经济规律。[注] 参见薛暮桥：《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1—119页。 在中央决定继续坚决执行调整方针后，这一争论才最终平息。

而有关增长速度的问题，决策层也有不同看法。4月2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等人谈话时说：“本世纪末能不能达到平均每人一千美元？如果能达到，前十年应该快一点，速度要高一点，比现在要增加一倍多一点。因为后十年基数大了，可能慢一点。”[注]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0年卷)，第21页。 可以看出，邓小平是从能否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的角度来看待发展速度问题的。他在1979年底提出“小康”目标时，是希望能在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依照1979年人均253美元的发展水平，需要“翻两番”才能实现。坦白说，没有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要想达成这一目标是不太容易的。4月28日、5月5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长期规划。会上，胡耀邦认为高指标是一个“悬案”，不赞成把历史上出现的问题归因于高指标。他还提出，要克服工作中右的思想，要相信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彻底解放思想，才能搞好计划。但也有同志指出：高指标危害性不可低估，后果是造成巨大浪费。多少年经验，高指标不一定完成得好，指标低可能完成得好一些。[注] 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0年卷)，第57—62页。 的确，以往推行的赶超战略，其显著特点就是盲目扩大投资，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导致生产质量和经济效益长期得不到提升，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吃了急于求成的苦头。

5月20日，邓小平召集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编制长期规划的问题。他认为，最近日本学者提出的两条意见不错，在编制长期计划时要加以考虑。“现在看来，最近几年内速度快不了，应该把主要力量用在打基础上。”关于长期规划的速度，姚依林汇报说：搞了几个预测，5%、6%、7%、8%。四个方案究竟哪个合适，现正在计算，没有定下来。邓小平说：“看来，增长8%不可能，是不是7%，恐怕最近几年之内也不行。如果不行，6%也可以，特别是第六个五年计划定在6%也可以。”他还指出：要分两个阶段，第六个五年计划速度慢一点，把基础打好了，第七个五年计划可能快一些。谈话中，邓小平还特别提到体制改革和利用外资的问题。他认为，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势在必行”。方向是彻底改革，工作要分步走。而在利用外资上，“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拖延了”。拖延下去，“七五”“八五”发挥不了作用。[注] 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0年卷)，第62—64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36—637页。 这次谈话，透露出邓小平开始有了关于“六五”期间经济上放慢增速、打好基础的考虑。

依据这次长期规划座谈会前后的讨论意见，国家计委拟定了一份《制定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的报告，并于7月中旬分别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该报告第一次总结了新中国30多年经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教训。它明确提出，要把积累率从1980年的30%逐步降到1985年的25%左右，五年平均积累率为27%。在发展速度上，预计十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其中工业5.3%，农业4%。报告认为，按照这个速度，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大体上需要14年才能增长1倍。但是如果我们今后十年的工作做得扎实，继续搞好整顿，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话，完成“翻一番”所需时间是有可能提前的。[注] 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0年卷)，第67—83页。

本文针对复杂探测场景中杂波分布偏离高斯分布的情况，采用Alpha稳定分布建立杂波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分数低阶矩的SAR-STAP杂波抑制算法。文中通过对仿真实验及多组多通道SAR实测数据处理对算法性能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该算法在非高斯环境中性能明显优于原有算法，并表现出良好的鲁棒性，是一种实用且有效的多通道SAR杂波抑制算法。

随后，胡耀邦等人专程赴武汉征询邓小平的意见。关于十年的速度，邓小平提出：“再研究一下，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的时间能不能提前一点。这里有个鼓舞人心的问题。”不难看出，邓小平对此前的设想有些不太满意。他们回答说，同依林同志商量过，工农业总产值十年有可能翻一番，但现在感到没有太大把握。计划可以这样写：十年或者略多一点时间翻一番。“六五”不搞高了，“七五”可以高一点。胡耀邦说：十年或者略多一点时间翻一番，加一个“争取”。前五年和后五年有所不同，订6%，或者高一点。每年增长百分之六、七、八，都不能叫高指标。邓小平指出：考虑分两段。十年或者略多一点时间翻一番。“六五”放在现在计划上，如5.5%；“七五”搞到6.5%。实在不行，按现在提的指标定下来也可以。总之，要靠得住，要能超过。姚依林认为，每年增长7.2%，10年可以翻一番；每年增长6%，12年可以翻一番。“六五”时期，速度可以低些，有利于继续调整；“七五”时期可以稍高些。对此，邓小平表示同意，提出“六五”还要调整，还要搞好体制改革。[注]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0年卷)，第103—104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57页。

图6为满载下的实验波形,图6中,vgs、vds分别为LLC原边管子的驱动电压和漏源电压,可以发现,开关管实现了软开关。ir为谐振腔电流,满载下谐振腔峰值电流为26.3 A。vCr为谐振电容两端电压。

三、新方针下五年计划的调整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调整在促进农业轻工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纠正失调比例关系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搞活”了经济。但是，过去那种急于求成、盲目快上的思想仍然在对经济工作起着影响，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过来。尽管经济形势是好的，但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注] 参见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第508页。 到1980年第四季度，许多中央领导都已感觉到，此前一年半调整方针的贯彻执行很不得力。如果再不进一步贯彻调整方针，国民经济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注] 《薛暮桥回忆录》，第363页。 有鉴于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连续开会讨论经济形势，听取有关部门的汇报，在反复酝酿和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进一步调整的设想。10月24日，邓小平肯定了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的这一设想。他说，就是这个方针，不要硬着头皮硬干，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注]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0年卷)，第155页。

为了再一次统一党内思想认识，“把调整的道理讲清楚”，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研究经济调整一步退够的问题。经过充分讨论，这次会议确定了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方针，并决定延长调整工作的时间，整个“六五”时期都要进行调整。除此之外，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过去30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总结，对长久以来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思想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了经济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注] 对这次会议，邓小平在1983年曾评价说：“没有那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八字方针，而且以调整为核心，就没有今天的形势。”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95页。 。尽管目前尚未见到有关这次会议的更进一步的史料，但通过以下几则材料已可以体会到中央领导对经济建设指导思想转变的思考和认识。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领导财经工作的负责人，陈云对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自然为与会者高度关注。在第一天的会议上，陈云谈了14条意见。概括起来有5点内容：第一，关于经济调整。他说：“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可能有些议论：‘这会耽误三几年。’不怕。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耽误了一百多年。而且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第二，关于经济建设。陈云强调，我们是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则没有8亿农民这个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如超英赶美等等。第三，关于历史经验教训。陈云尖锐地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第四，关于经济改革。陈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如各地区盲目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他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使改革有利于调整。第五，关于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陈云说：“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也是必要的。”但是对外债要分析，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注] 《陈云文选(1956—1985)》，第248—254页。 总的来看，陈云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旨发言。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围绕进一步调整的必要性和具体方案、调整与改革的关系、提高经济效果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关于当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成因，认为主要是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纠正。工业生产上追求高指标，基本建设摊子铺得很大，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比例关系出现了严重失调。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我们没有足够估量十年破坏所造成的后果，也没有清理经济指导工作上“左”的错误，还是急于求成，提出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把已经超过国力的基本建设规模又搞大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端正过来，并且坚持下去。至于调整和改革的关系，实际上改革搞好了，不仅不会妨碍调整，而且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调整的进行。不过在调整时期，各项改革要服从于调整。调整搞好了，就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关于提高经济效果的问题，多年来，在经济工作中形成了一种争投资、争物资，争去以后不问使用是否合理、不问投资效果好坏、不问创造财富多少的坏习气、坏作风。这几乎成了一种顽症，使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条路子，是靠紧缩人民消费、保持过高的积累率来维持的。表面上看，生产的增长速度并不算慢，但是真正创造的社会财富很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今后再也不能走这条老路了。[注] 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808—809、814—816页。

25日的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支持陈云的意见。他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他认为，这次调整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关于经济调整与现代化目标的关系，他指出：这次对经济作进一步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利于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他还特别强调：“为了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讲话中，邓小平还用很大的篇幅谈了政治上安定团结的问题。[注]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4、356、358、369—374页。 经济工作搞不好，会影响政治形势的稳定。

从上面引述的材料来看，虽然内容涉及经济建设中许多细节性的问题，但背后都有一个主线，那就是如何找寻一条切合实际的经济发展新路子。而这一点，正是此后“六五”计划编制工作所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关于经济发展新路子的想法，实际上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主管经济事务之初就已开始酝酿。在1980年召开的长期规划座谈会上，财经领导小组提出：“制订长期计划要认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重要课题。到2000年达到什么目标？小平同志提出达到‘小康’水平的概念。这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除了这个目标外，还有四化的路子究竟怎么走，怎样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课题。”[注]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0年卷)，第38页。 这条新路子的具体内容集中反映在1981年底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篇报告把此后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概括为10条，即：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报告还特别指出，“六五”计划在指导思想上和具体安排上都要有一个大的转变，以充分体现对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要求，走出一条发展国民经济的新路子，体现经济建设十条方针及其提高经济效益的中心思想。[注] 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60—1378页。 这十条方针的提出，清楚地表明高层决策者在全面反思和检讨过去经济建设中的战略失误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之路，同时也体现了对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及其实现路径认识的根本转变。

针对学校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多开设一些具有当地工业生产特点的实验内容，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教学要紧扣地方需要，增强实践教学的针对性、目的性，与地方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转变教育观念，从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协调发展来构筑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当地所需的应用型高级人才，使毕业生能以最短的时间适应工作岗位，走出校门就能上岗，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近几年，胜利学院结合当地油田特点，开设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实验内容，例如“储油罐油水界面检测装置”、“抽油机负载检测”、“PLC在输油系统中的应用”等。这些实验内容的开设，既解决了油田实际问题，又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此外，这一时期，有关中长期规划编制工作的部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在1980年10月11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国务院领导人在谈到长远规划时说：“制定长远规划的工作已经搞了半年，现在已有了一个十年规划的初步设想。这个设想，距离制定一个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十年规划，这个规划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还差得很远。”所以，考虑“着重制定一个从明年开始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要求详实一些、准确一些”。而在编制方式上，他认为：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应当采取五年滚动计划，即每年修订一次。在他看来，采取这样的办法，对提高我们制定长远规划的水平，对我们整个经济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注]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0年卷)，第148—149页。 这里，他实际上放弃了最初制定十年长远规划的想法，提出要认真编制出一个详实准确的五年计划，而且是采取一种滚动计划的方式。10月20日，他将上述想法致信中央常委，他认为，受几个因素的制约，要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前编制出十年规划纲要，要求似乎高了。“可否不搞十年建设规划纲要，而是搞一个十年建设轮廓设想。不是规划，而是一种设想，一种预测。”“明年是‘六五’的第一年。要着重搞好五年计划。”[注]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0年卷)，第152—153页。 陈云收到信后，表示同意这个意见[注]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96页。 。11月28日，在听取1981年计划调整方案的汇报时，邓小平也明确表示：“赞成只搞五年计划，不搞长远规划。”“但是十二大对国家的经济政策要有一个东西，或者请陈云同志作一篇发言”，“要带有纲领性的、总结经验性的东西”。[注] 转引自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00页。

按照这个意见，在1981年3月国家计委召开的会议上，姚依林作了关于拟定“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的有关问题的说明。他指出：“要在去年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近半年来了解的新情况，重新制订十年规划设想，并着重拟定‘六五’计划。”他还对“六五”计划的编制工作提出了五个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注]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1年卷)，2004年，第18—1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第438—439页。 由此，中长期计划的编制工作开始以“六五”计划为主要任务，十年规划则为十年设想所代替。

四、速度与效益的平衡：保四争五

1981年上半年，为了贯彻好“一步退够”的要求，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虽然这种严厉措施有利于把计划外投资压缩下来，但也使生产和流通发生了困难。当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比上年同期下降0.2%，其中轻工业增长9.9%，重工业则下降8.7%，机械工业更是大幅度下降。[注] 《薛暮桥回忆录》，第366页。 为了避免这种下降态势进一步升级，国务院接连发出通知，要求促进生产稳定回升，以确保完成国家计划[注] 参见萧冬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的经济调整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 。

由于在设计指标体系的过程中，默认指标层因素都是同等重要，因此，在同一因素层下的各指标因素都具有相同的权重，这也说明他们具有相同的影响力，例如对企业有形资源能力而言，固定资产情况、现金资源充足度、市场占有度、员工数量、员工素质以及网站注册会员数都具有相同程度的影响力，其他指标层各因素权重结果分析以此类推。

根据《汇报要点》，国家计委在会后对1975年拟订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进行了修订，而修订后的草案也在1978年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注] 需要说明的是，修订后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并未公布下达，只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其中的主要指标。参见谭宗级、叶心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4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6—108页。 。新的十年规划纲要，同1975年制定的纲要文本相比较，很多具体指标和要求又进一步提高了。比如，在发展速度上，原《纲要》要求1976年至1985年这十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5%至8.1%，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19%至5.3%，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8%至9.2%；新《纲要》则规定，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5%，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7%，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不包括1976年——引者注)。在1985年主要产品产量的指标上，钢产量由原《纲要》设想的5500万吨增加到6000万吨，煤炭产量由7亿吨至7.5亿吨增加到9亿吨，发电量由原先的4300亿度至4400亿度提高到4800亿度至5000亿度，化学纤维由80万吨至100万吨提高到150万吨，等等。在基本建设投资上，原《纲要》只安排了“五五”计划时期1780亿元的预算，而新《纲要》则加上了“六五”预算2800亿元，十年共计4580亿元。[注] 《李先念传(1949—1992)》(下)，第1036—1037页；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87页。 在这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一些会议，又根据“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的设想，在原先通过的草案基础上对发展速度和若干经济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注] 参见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322—323、351页。 。

在1975年初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方针。他特别强调，今后十年是实现“两步走”设想的关键十年，将按照这个目标制定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注]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9页。 会后不久，邓小平接替病重住院的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对经济工作进行全面整顿。邓小平重点抓的几项工作，就包括制定十年长远规划。为此，国家计委按照1975年3月初《关于拟订长远规划的补充通知》中的要求，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关于十年规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几经讨论和修改，最终于1975年底形成了《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注] 关于该草案的起草过程，参见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243—244、252—256页；王瑞璞等主编：《共和国经济大决策》第2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308—309页。 关于此后十年的奋斗目标，《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在1980年以前，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85年，进一步完善全国的经济体系，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实现笨重体力劳动机械化。基本建成六个大区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农轻重比较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此外，《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还对“五五”和“六五”时期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作了要求。[注] 参见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第254—255页。 但是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已经发动起来，“四人帮”把《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诬蔑为“修正主义文件”加以批判，所以这个草案也就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作出修订并对外公布。

电影中往往含有大量的文化信息，如生态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制度文化、语言文化、价值文化等。《英伦对决》这部电影以英国北爱尔兰问题为政治背景，因此其中蕴含了大量相关文化信息，然而带有这些文化特色的事实或假设在中国观众的认知环境中可能会是缺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是如何使其译文在中国观众的认知环境中取得最佳关联呢？下面我们来看译者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翻译策略。

事物质的规定性必须针对特定层次或维度而言，例如，不同化学元素的区别是在原子层次上的质的差别，而在更微观的量子层次上，不同化学元素仅仅是量的差别[20]。“质”与“量”作为哲学上的对应范畴，二者应当结合起来理解。哲学上有“量中有质的规定性，质中有量的规定性”一说，这实际上是从两个不同层次上观察到的结果。而所谓“从量变到质变”乃是在同一层次上发生的改变[21]。或者说，“任何量变都是较低一个层次质变的累积；一切质变都表现为较高一个层次的量变。”[22]因此，此处所谓的“质”应指决定某物独立存在并区别于同一层次的其他事物的特性，而非宽泛意义上的全部“质性”。

10月8日至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第六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这次会议确定：把提高经济效率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后20年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打基础，后10年振兴；“六五”期间的发展速度定为4%，争取5%，即“保四争五”。[注] 《李先念年谱》第6卷，第152页。 应当讲，这三点构成了整个“六五”计划最核心的内容，也反映了中共高层关于把发展建设中经济效益、战略目标、增长速度三者相协调的指导思想。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胡耀邦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这一指导思想作了充分的阐述。报告明确提出：今后20年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而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关于“六五”计划，报告强调：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行现有企业的整顿、改组和联合，有重点地开展企业的技术改造，同时要巩固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实行的初步改革，抓紧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注]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16—17页。

根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要求，国家计委开始将“六五”计划同十年规划、二十年设想结合起来考虑，使现阶段的建设安排能够兼顾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计委认为，在具体安排上还存在一个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投资的问题，主要是能源和交通领域。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此前高层讨论十年长远规划的时候就曾被反复强调过。1981年夏天，邓小平在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出，要在长期计划中树立一些骨干企业，拿能源、交通带动整个工业前进[注]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1年卷)，第89页。 。此后，国家计委在向中央汇报“六五”计划控制数字时，也认为要适当扩大能源、交通的建设规模，为“七五”的发展做必要的准备[注]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1年卷)，第103页。 。1981年11月的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其中第三条就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不过，尽管高层有此认识，但在保证重点建设投资的资金安排上仍然存在紧张状况，因为这涉及集中与分散、保持“全国一盘棋”的问题。

1980年初召开的国务院和财经委员会办公会议，确定这一年在经济工作方面主要抓三件事，其中一项就是长期规划和1981年计划的制定[注] 《李先念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 。2月13日，根据李先念等人的指示，国务院发出《关于拟定长期计划的通知》，决定着手进行1981年至1990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的制定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年内先搞出一个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注] 《通知》要求，草案内容包括：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基本方针和主要比例关系，各行各业必须采取的技术政策，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各项事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设想。参见《李先念年谱》第6卷，第10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第422页。 。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五五”计划时期还剩下一年时间，再对原有十年规划进行修订，似无太大的指导意义，所以中央决定根据新的情况，重新制定一个十年长远规划，并将其时间跨度改为1981年至1990年，这样做可以使计划更具前瞻性和实践性。而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撤销原有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新的中央经济决策机构，财经领导小组甫一设立，便将工作重心放在制定长远规划的任务上。

1982年4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所作的《关于拟定“六五”计划中几个问题的请示汇报》。国家计委认为，在原来安排的“六五”计划控制数字中，还有三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财政有很大的赤字，没有平衡下来；第二，能源的产量不能适应工业生产每年增长4%的需要；第三，为“七五”发展所准备的重点项目太少，与“七五”发展的要求衔接不上。关于“六五”基本建设投资，国家计委提出，在原来安排的2000亿元方案基础上，拟再增加200亿元投资，主要安排在：为保证“六五”生产所必需增加的能源、交通建设，必须救活的引进项目建设，地质、森工、水泥、冶金矿山四个行业的建设，以及中央、国务院已经批准的项目。此外，加上部门自筹资金和国外借款100亿元，整个“六五”期间基本建设总规模为2300亿元。而在这200亿元资金的筹措办法中，计委设想，可以从部门、地方和企业自筹资金以及部分用于扩大加工生产能力的更改资金中，每年按10%的比例提取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六五”后三年共计60亿元。讨论中，财经领导小组认为：长期计划打点赤字也不要紧，现在有赤字，年度努力结果可能没有赤字。外贸上有些逆差，借一点外债。这些都是在可能承受的基础上。对增加200亿元投资的问题，请国家计委再进行研究。[注] 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2年卷)，第46、53—55、57—5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第456页。

7月21日至8月1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六五”计划和1983年计划控制数字。其间，国家计委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着重谈了财力集中问题。汇报中提到，关于筹集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地方省、市意见很大，认为这样一来就把地方经济搞死了。希望集中不要搞得过多，步子不要太急，办法不要繁琐，不要“一刀切”。他们还提出，在2300亿基建规模的基础上再增加300亿元。当时国务院对于集中200亿元搞重点建设的问题还没有定下来。矛盾在于，如果不集中，建设的规模就不能搞得那么大，就必然影响今后十年、二十年的发展；但是集中了，就会挫伤大家的积极性，影响企业技术改造的开展。[注] 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2年卷)，第133—134、136、141—145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第460页。

会后，国务院为保证重点建设，同意财政再集中一些资金，建议向所有有收入的单位征收能源交通建设附加费或者叫能源交通建设基金[注]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2年卷)，第147页。 。根据这个意见，国家计委在同财政部研究后，于9月12日、13日分别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国家计委提出：后三年重点建设投资增加200亿元，其中有一半左右是保证“六五”时期的增长速度，其余一半左右是为“七五”作准备的。拟采取发行国库券、征收能源交通附加费和银行转过来的中短期贷款等办法解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第461—462页；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2年卷)，第162—163页。 经过热烈讨论，中央书记处表示同意这一方案。

中共十二大上，胡耀邦在论述经济建设问题时指出，当前能源和交通的紧张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实现今后20年的战略目标，必须由国家集中必要的资金，分清轻重缓急，进行重点建设。[注]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18页。 为了使地方领导同志充分理解和支持关于集中200亿元资金保证重点建设的决策，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三天，中央就把刚参加完大会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负责人召集起来，座谈讨论。会上，由姚依林向他们介绍了集中200亿元资金的四条办法。他们一致赞成中央提出的原则和办法，认为集中一些资金搞能源和交通建设很有必要，提出的办法是好的、可行的。[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第462页。 解决完这一问题后，“六五”计划的最终文本就算大致确定下来了。在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后，12月10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了第六个五年计划和关于“六五”计划的报告。

五、结 语

透过上述对“六五”计划制定过程的大致梳理，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总结和思考。

据此可知，闻一多将1930年作为学术研究的节点，其意向是十分鲜明的。之所以说“(三)至(八)进行迄今已三年”，是因为在此期间，他集中精力研究杜甫，并构建了全方位的唐诗研究格局。然推测其意，则“毛诗字典”和“楚辞校议”的研究尚未开展。闻一多对唐诗的研究开始由“向内发展的工作”转向向外，从诗歌考证到“以诗论诗”。1933年6月15日，与朱自清谈初唐文学，《朱自清日记》回忆道:

第一，十年规划和“六五”计划编制任务的提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工作重点发生转移的一个重要标志。从1953年开始进行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以来，除了“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外，之后的几个五年计划都未能得到认真有效的贯彻和执行。这其中自然有经济形势方面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当时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冲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间，国民经济的发展遭受严重干扰，几起几落。而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被称为“历史性转折”，一个突出原因在于，中共放弃了沿袭已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转移，也为制定十年规划和“六五”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伴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六五”计划的编制工作体现了中共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在深刻总结过去30多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完成的。一是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在经济工作中逐渐形成了“速度中心论”的发展理念，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推出一些脱离实际、求成过急的口号和政策，其结果是导致了低效率、低消费，生产质量和效益得不到提高，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二是在经济结构上，过分注重重工业建设，强调“以钢为纲”，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从而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能显著改善。而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恰恰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三是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尝试过“企业下放”，但始终没有触及体制方面的根本问题，企业成为各级行政部门的附属物，不讲经济效益、不负经济责任，地方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无法充分发挥。四是新中国成立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国家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尊重科学知识、不尊重人才的风气在全社会蔓延开来，进而使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得不到应有发挥。

本次研究通过软件SPSS22.0进行统计学数据分析，其中计数资料通过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通过标准差表示，通过t检验，如果差异明显，则P＜0.05。

第三，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改弦更张，反映到“六五”计划的内容上来，就是由过去以速度为中心转向以效益为中心的发展轨道。一是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而其中，提高效益是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此外，这里所谓的“比较实在的速度”，指的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速度，体现了速度与效益的相统一。二是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六五”计划吸取过去过分突出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教训，提出要抓紧农业生产，着力推动消费品工业发展，努力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以进一步合理优化产业结构，带动经济向平衡发展转变。三是强调科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认为：经济振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注]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98页。 为此，“六五”计划提出，有计划有重点地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组织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大力发展科教、文化事业。四是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从“二五”计划开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中往往搞所谓的“先生产、后生活”，造成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社会矛盾激增。而“六五”计划则根据经济建设十条方针，专门提出了“社会发展计划”，对教育、科学、劳动就业、居民收入支出、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作了详细的安排。这实际上是对过去经济建设中较少关注民生问题的一种纠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第四，中共十二大报告中对于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和“翻两番”任务的确认，表明高层决策者依据对中国国情的准确判断，制定出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概括而言，这一新的战略构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和特点：一是在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目标问题上，从之前急于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转变为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即邓小平倡导的“小康”目标，强调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而在发展任务上，则是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二是把20世纪最后20年明确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经济振兴，因而80年代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太快。同时考虑到经济调整工作还很繁重，“六五”计划将增长速度指标设定为“保四争五”，努力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三是所谓“前十年打好基础”，除了调整经济结构、整顿经济秩序、进行技术改造、培养科技人才等措施外，还包括一批重大能源、交通项目的提前布局，集中200亿元资金保证重点建设，为之后的经济发展做必要的准备。四是“六五”计划既要求继续贯彻好调整方针，也包含了推进经济改革的任务，而这一点同过去的发展计划有着根本不同。实践证明，由于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发展活力，使“六五”时期的实际增长速度远高于原定的“保四争五”指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定指标抑制了各方积极性。正如有研究者所言，调整是“稳定器”，改革是“动力源”[注] 萧冬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的经济调整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 。

在经历了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和连续多年的经济调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才真正走上了一条健康、稳定的轨道，并为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A Discussion on the Guiding Ideology i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6th Five -Year Plan ”

Xu Tao

Abstract : The convening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in 1978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CPC’s abandonment of the long-standing line “taking class struggle as the key link” and shifted the focus of party and state work to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However, the long-standing erroneous “leftist” thinking in economic work resulted in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economic adjustment promoted by the high-level leaders in the early 1980s. After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more than thirty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guiding ideology for economic work was fundamentally corrected by the entire party. As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formulated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eriod, the entire preparatory process for the Sixth Five-Year Plan consisted of two stages-one before and one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From the product of the catch-up strategy of the Mao-era, to the “leaping forward” plan implemented by the political leaders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n to the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t reflects the post-1978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bout economic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F123.36；D2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15(2019)-02-0057-14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北京 100091]

(责任编辑 朱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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