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的曲折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曲折论文,时期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黄河流域屡遭战乱，人口丧亡，城邑丘墟，生产废驰，市场萎缩，致使秦汉以来北方商品经济发达的势头严重受挫，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也因社会的激烈动荡而陷入到极度的困境之中。但是，从汉末丧乱到隋统一中国的400年间，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并不是业已“倒退到纯粹自然经济的时代”（注：语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3卷，第22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商业活动也不是完全消失或停滞不前。大体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的发展经历了“三起三落”，即有过三次发展与高涨期，也出现过三次破坏与衰落期。
一 魏晋时期北方商业的恢复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北方商业在遭受汉末战乱的严重破坏之后，而逐步走上恢复与发展的第一个高涨时期。
我们知道，在黄巾起义失败后到三国鼎立形成的这段时间里，黄河流域一直是豪强争斗的主要战场，干戈扰攘，疯狂屠杀，人口丧亡，生产停顿，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商业的凋弊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豪强割据，交通阻隔，昔日商品交换的繁忙景象不复再见。其次是商业都市遭到严重破坏，都邑空虚，城镇萧条。如东汉首都、商业中心洛阳，在董卓西迁时被烧成一片焦土，城内扫地殄尽。长安城在董卓死后，部下争权混战，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其他如南阳、临淄、定陶、邯郸等，在汉代都是商业繁华的城市，但经汉末战乱，这些城市也都衰落了。其三是货币制度的破坏。董卓攻下长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于是货轻而物重，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注：《三国志》卷6《魏志·董卓传》。），严重影响到商品交换的进行。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北方地区的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农业生产也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如洛阳和关中地区，流民还乡生产，逐渐改变了荒残破败的面貌。淮河流域也由于屯田兵民的辛勤垦殖，农业生产日益兴复。到曹魏末年，“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注：《晋书》卷26《食货志》。），农业生产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曹魏对手工业生产也很重视，无论是官营冶铁业，还是民间纺织业，都具有相当的规模。特别是马钧对纺织机械的改进，促进了北方丝织业的发展，以致成为曹魏政权的一项重要的赋税来源。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曹魏时的商业日见复苏，城市经济逐渐活跃起来。如河北地区的邺都（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在这时发展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左思《魏都赋》说：“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阛阓以襟带。……百隧毂击，连轸万贯，凭轼捶马，袖幕纷半。”（注：《文选》卷6。）可见邺都市内列肆兼罗，货贿山积，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其市场交易之盛，规模之大，跃然纸上。中原地区的洛阳，在汉末战乱中被毁。曹丕代汉，定都于此，在汉宫遗址上重建宫殿，人口渐至殷盛。“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注：《三国志》卷21《魏志·傅嘏传》注引《傅子》。）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北方的商业中心。魏明帝时，司马懿在长安“立军市”（注：《三国志》卷16《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由军市侯掌管贸易，以供军中所需。这虽非西汉时的旧观，但较之东汉末年的荒凉残破之状已有很大起色。
在农村，商品交换亦见恢复。经过战乱，北方耕牛十分缺乏，为了换购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农民在出售农副产品的同时，也有一些牧畜产品出售。当时有的地方官特别注意通过商贩在集市上组织耕牛的交易。如颜斐任京兆太守时，“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注：《三国志》卷16《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
随着商业的恢复，曹魏政权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措施和政策。汉末豪强割据，各地区纷纷加重关税，漫无章法。曹丕即位后下令减税，指出“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实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
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注：《三国志》卷2《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由于关税税率定为什一，比过去减轻，有利于贩运贸易的发展和各地区之间的物质交流。另外，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亦有密切关系。汉末战乱，原来的货币制度被董卓破坏殆尽。曹魏初年，魏文帝曹丕曾一度恢复五铢钱的使用，但以后又以谷贵，“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注：《晋书》卷26《食货志》。）。到魏明帝曹叡时，谷帛作为交换手段已不能适应日益恢复的商品流通的需要，于是在太和元年（227年），再用五铢钱，此后一直到晋代仍行用五铢钱，不闻有所改制，这对便利商品流通自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国内商业日趋活跃的同时，曹魏时的民族贸易与对外贸易也有较大的发展。如西域各族与曹魏之间以贡献与回赐为形式的贸易交往，还是比较经常的。曹魏在北部边境与鲜卑族开展互市活动，即所谓“通胡市”。由于曹魏在三国时版图最大，国力最强，而且自汉代以来中外经济交往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也在曹魏境内，从而为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曹魏与康居、大月氏、大宛等葱岭以西诸国保持着传统的内陆国际贸易关系，与朝鲜半岛诸国发生过海外贸易，与日本的经济交往也十分频繁。
经过曹魏一代的治理，北方的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商业有了起色，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到魏晋禅代，晋武帝灭吴，全国又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完成了统一事业。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兴复，商业也随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是南北两地的交通阻隔被打破，商路通畅，关梁无阻，地区间的贩运贸易日趋兴盛。由于当时贩运商人往来各地，活动频繁，故交通线上居停商客的逆旅业也跟着发达起来。如《晋书·潘岳传》载：“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写鞍，皆有所憩。”可见贩运业与逆旅业的繁荣景象。分布在商业交通线上的客舍和旅店，使“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值，交易贸迁，各有其所”（注：《晋书》卷55《潘岳传》。），因而对商品流通和远路客商是十分有利的。
其次是城市商业日益繁荣。西晋统一后，首都洛阳再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史称洛阳“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西蜀之用”（注：《晋书》卷26《食货志》。），在曹魏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与南部中国的经济交往又趋密切，商业活动很盛。据《太平御览》卷827引陆机《洛阳记》说，西晋洛阳有三市，“大市名金市，在大城中，马市在城东，阳市在城南。”则洛阳商业区的建置与规模，已远远超过魏时。洛阳市内的交易活动也十分热闹，既有列肆贩卖各种商品的，也有叫卖茶粥与饼一类饮食的。傅咸《司隶校尉教》中提到：“闻南方有蜀妪作茶粥卖，廉事欧其器具，无为又卖饼于市”（注：《太平御览》卷867引。），就是指此事而言。在市中交易的经纪人，仍和汉时一样称为“侩”，如牛侩、马侩、市侩等，但社会地位很低。如《晋令》规定：“侩卖者皆当著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注：《太平御览》卷828引。），以此双足异履的特殊装束，表明他们低人一等。在其他城市中，也都有资本雄厚的商人在活动。《傅子·检商贾篇》说：“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商贾富乎公室”，就是对城市商业普遍发展的真实写照。
其三是由于商业的发展，弃农经商与官僚经商之风日渐盛行。早在晋武帝平吴之前，西晋政府就屡有禁止游食商贩的诏令。如泰始二年（266年）晋武帝下诏：“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营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末作不可禁也。”泰始五年（269年），又“敕戒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力，禁游食商贩”（注：《晋书》卷26《食货志》。）。时齐王攸上疏亦称：“都邑之内，游食滋多，巧使末业，服饰奢丽，富人兼美，犹有魏之遗弊，染化日深，靡财害谷，动以万计。”（注：《晋书》卷38《齐王攸传》。）这些话说明当时弃农经商的小商贩不少，那些囤积居奇手握巨资的大商人也相当活跃，他们积累了巨额资财，生活就奢侈。因此西晋政府禁止游食商贩，提倡去奢即俭，正是商品交换活动日趋发展的一个侧面反映。西晋一代，官僚经商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如大官僚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实积聚钱，不知纪极”；“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穿其核。”（注：《晋书》卷43《王戎传》。）到后来，贵为皇太子的司马遹亦命“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注：《晋书》卷53《愍怀太子遹传》。）。时任太子洗马的江统愤然感叹道：“秦汉以来，风俗渐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冉相仿，莫以为耻，乘以古道，诚可愧也。今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亏败国体，贬损令闻。”（注：《晋书》卷56《江统传》。）西晋官僚经商之风日盛，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商业确有较高的发展水平。
第四是由于国家统一，政治影响扩大，对外贸易也获得较大发展。西晋与东南亚的林邑、扶南等国，有过以朝贡形式的商品交易活动，与朝鲜半岛诸国和日本继续保持着海外贸易关系，与中亚诸国以及天竺、安息、大秦等保持和发展了汉魏以来的国际贸易关系。当时洛阳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对外经济交往的中心和各国朝贡贸易的大都市。
总之，在三国分立的半个多世纪里，黄河流域经过曹魏政权的治理，经济不断发展，商业再见起色。继曹魏而起的西晋，虽然统一全国的时间不长，但也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商业亦因之而日趋繁荣，从而形成了自汉末以来北方商业恢复与发展的第一个高涨时期。
二 十六国时期北方商业的破坏与重新恢复
从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开始，先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酿成了“八王之乱”；随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的割据势力相续入据中原，建立了许多政权，北方又形成了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这次动乱的时间比汉末豪强割据更长，因而对北方社会经济的破坏程度也更加惨烈。在八王之乱和十六国混战中，黄河流域的大量人口在兵燹中被杀戮，许多地方被夷为平地。如洛阳在八王之乱中已遭破坏，永嘉五年（311年）刘曜攻破洛阳，将城内洗劫一空，长期荒废不能恢复。长安一毁于刘曜之攻占，再毁于刘曜之败亡，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最惨时城中户不盈百。史载“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墟，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注：《晋书》卷56《孙绰传》。）又说：“自元康（292年）以来，……戎翟及于中国，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炊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注：《晋书》卷82《虞预传》。）可见历经魏晋两朝而发展起来的北方经济，在战乱中大受摧残，百姓流亡，阡陌夷灭，田野荒芜，城邑萧条，商业的发展再一次停滞和趋于衰落。
但是，在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年代里，尽管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社会经济复苏的生机并未斫丧殆尽，商业也不是始终停滞不前的。事实上，当时各族的割据政权出于保境安民而实施的鼓励生产、促进经济复兴的措施和政策，使各区域内的地方经济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如后赵石勒时核定户籍，劝课农桑，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他又制定律令，减轻租调，革除本族落后习俗，推行汉化政策，因而控制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在社会相对安定的时间里，生产有了恢复，商品流通亦日见活跃。据《晋书·石勒载记》记载，后赵时有“襄国市”，“乐平市”，说明城市中的商业活动已逐渐恢复。丰国也有市，“五日一会”（注：《太平御览》卷827引《赵书》。），是定期一聚的集市。由于商业恢复，石勒曾开铸“丰货钱”，令公私行钱，以便利商品流通和作为支付工具之用。石虎时也曾下令“解西山禁，蒲苇鱼盐除岁供之外，皆无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规占山泽，夺百姓之利”（注：《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给予小工商业者以一定的发展机会。后赵全盛时，与周边各族的贡献或聘使贸易比较频繁，与南方东晋政权的经济贸易交往也时有发生。因此在后赵统治的一段时间里，残破的社会经济有了一点转机，商业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后赵灭亡以后，慕容燕南入中原，苻秦雄据关中，在北方形成前燕与前秦对峙的局面。前秦在苻健称帝时，轻徭薄赋，注重发展生产，关中地区一时出现了比较安定的环境，经济也大有起色。史称苻健时“野蚕成茧，野禾被野，百姓采野茧而衣，收野粟而食，关西家给人足。”（注：《太平御览》卷121引《前秦苻健》。）及苻坚为帝，重用汉人王猛治理国家，“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注：《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结果在苻秦统治区域内，“田畴修辞，帑藏充盈”，经济日益发展，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从公元370年到公元376年，前秦先后灭掉了前燕、前凉和代，不久又夺取巴蜀，进入西域。这样，北方地区又出现了统一的局面。前秦统一北方后，商业的发展一时又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气象。所谓“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注：《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从长安到各地的道路驿亭得到修复，商旅往来，络绎不绝，贩运贸易十分活跃。京师长安经重建后，逐渐恢复了往昔的繁荣。“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注：《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当时西域与中亚各国的胡商，也纷纷来到长安。车频《秦书》说：“四夷宾客，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注：《太平御览》卷363引。），可见前秦与西域各族以及对外贸易是比较发达的。随着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前秦时出现了不少家累千金的富商大贾。如赵掇、丁妃、邹瓮等，“皆商贩丑竖，市郭小人，来马衣服，僭同王者”，“车服之盛，拟则王侯”（注：《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苻坚为了抑制奢靡之风，还专门下了一道诏令：“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注：《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前秦商人资本的大量积累及其生活的豪华侈靡，足以说明他们在经商之中积钱之多，获利之丰，这也正是商品交易活跃的一个侧面反映。因此，前秦时期商业的重新恢复与发展，乃是自魏晋以来北方商业的第二次回升与高涨时期。可惜好景不长，这样一种难得的繁荣兴旺景象还不到20年，随着前秦政权的瓦解和继之而起的战乱，北方商业又陷入到不可避免的衰退之内。
三 北朝商业的恢复与发展
前秦瓦解后，原来降附苻坚的各族上层分子纷纷独立，建立了十多个割据政权。其中，鲜卑族的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北魏政权，大破后燕，据有中原黄河以北之地。到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的势力日益强盛，先后攻灭了一度与之并存的夏、北燕、北凉三个残余的割据政权，于公元439年重新统一北方，形成与刘宋南北对峙之局。但是，在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三朝，北魏商业的恢复与发展是不快的。史称“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注：《魏书》卷110《食货志》。），正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不发达的状况。
北方统一之后，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复苏，商业也有了一点起色。北魏前期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道武帝时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灅南宫，“规立外城，引沟穿池，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途洞达”（注：《魏书》卷2《太祖纪》。）；“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注：《魏书》卷66《韩显宗传》。）。则平城外城是重要的商业区，市里分设，整然有序，道路通达，商沽云集。文成帝时，富商大贾已日趋活跃，他们勾结官府，要射时利，“每因发调，逼民假贷”，“旬日之间，增赢十倍”（注：《魏书》卷4《恭宗纪》。）。当时弃农经商的小商贩也不少，恭宗拓跋余曾下令“禁饮食杂戏，弃本沽贩者”(34)，说明民间商业正在逐步恢复。由于商品交换活动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官僚经商之风也日渐盛行，所谓“牧守之官，颇为货利”（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就是指此而言。到孝文帝元宏即位以后，北方经济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已经有了明显发展。尤其是太和年间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整顿吏治，实行班禄，推行均田制与三长制，改革鲜卑旧俗，迁都洛阳和进一步推行汉化等，把北魏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商业也因此而出现了新的发展与繁荣。
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这个几经波折的昔日名都，又成为北方的商业中心，户口殷盛，市场繁荣。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洛阳有二百多个里坊，居民十万九千户。城内建立了许多商业区，有洛阳大市、洛阳小市和四通市，又有通商、达货、调音、乐律、退酤、治觞、慈孝、奉终、准财、金肆十里。“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昧八珍，仆隶毕口。”（注：《洛阳伽蓝记》卷4《法云寺》。）在城南特定的区域内，北魏政府还专门设置了金陵、燕然、扶桑、崦嵘四馆与归正、归德、慕化、慕义四里，以安置四方附化之民和域外的商人。洛阳与外国的经济往来也颇为频繁，大批外商胡客纷至沓来，成群结队的商贾络绎而至。“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来洛阳贸易的各国商客，因“乐中国土风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注：《洛阳伽蓝记》卷3《龙华寺》。）可见洛阳不仅是北方的商业中心，还是国际性的商业大都会。除洛阳外，邺城也是河北地区的一大都会。史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注：《魏书》卷66《李崇传》。）；又说“邺、洛市廛，收擅其利”(39)。只是在北魏时，邺城商业繁盛的程度尚不及洛阳。
随着商业的发展，农村中的商品交换活动也逐渐兴盛。如元淑在“孝文帝时为河东太守，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注：《北史》卷15《常山王遵传附元淑传》。）说明河东地区从事商品交易的人很多，贸易关系比较发达。此外，在均田制推行后，自耕民经济相当活跃，农民有一些剩余生产物要出售，也有一些购买力换回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也加强了农村与市场的联系。至于那些大田庄主，也有一部分自给有余的产品要投入市场，从事商业活动。如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就对田庄主在一年中应做的商业活动列了一个理想的规划：二月，可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等，收薪炭；三月，可粜黍、买布；四月，可籴面及大麦、弊絮；五月，可粜大小豆、胡麻、籴
大小麦，收弊絮及布帛；七月，粜大小豆麦，收缣练；八月，粜种麦，籴黍；十月，卖缣、帛、弊絮，籴粟、豆、麻子；十一月，籴粳稻、豆、粟、麻子。在这种情况下，地主不仅出售自己田庄的农副产品，还从事农副产品的买贱卖贵来获取利润，这也使得地主同市场的关系较为密切，商品交换日益活跃。
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贩运贸易的发达与商业资本的膨胀。在洛阳的通商、达货里中，就居住着许多资财巨万的大商人，他们南北穿行，足迹遍及全国。“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一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注：《洛阳伽蓝记》卷4《法云寺》。）可见当时富商大贾足迹之广和财富之丰。而像刘宝这样的巨商，竟能操纵各地的物价，使之一致，此益见其经济力量之大了。
孝文帝改制以来，北魏与西域各族及北境各族的贸易也有长足发展，与南朝的通商互市也颇为活跃。史载“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及宣武帝元恪即位后，这种经济交往更盛于太和之时。邢峦曾上书宣武帝说：“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世，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藩贡继路，商贾交入。诸多献贸，倍多于常。”（注：《魏书》卷65《邢峦传》。）北魏与周边各国的经济联系亦相当密切。如洛阳为各国商人的荟萃之地，“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四方风俗，万国千城”（注：《洛阳伽蓝记》卷3《龙华寺》。）。北魏与日本及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百济和新罗等，经常往来，贡使相寻；与中亚诸国以及波斯、天竺、大秦等国，贸易往来更为频繁。通过贸易来往，互通有无，不仅丰富了北魏的国内市场，而且对加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具有积极意义。
总之，从孝文帝迁都洛阳（495年）到孝明帝孝昌之前（525年）的三十多年间，由于北魏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生产的发展，商业也因之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这是魏晋以来北方商业的第三次回升与发展时期。
但是，如同前两次一样，北魏商业发展的势头也未能持续下去。自孝昌以后，北魏政治日益腐败，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使北魏王朝迅速衰亡，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后来高洋废东魏建立北齐，宇文觉废西魏建立北周，北方又形成北齐、北周东西对峙的局面。在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相争的年代里，黄河流域又一次陷入动乱和破坏之中。其时“征伐不息，百姓疲敝”（注：《隋书》卷22《五行志》上。），“郡国荒残，农商废业”（注：《周书》卷15《于谨传》）。繁华的洛阳城在东魏孝静帝迁邺时又遭破坏，“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注：《洛阳伽蓝记》序。），一片荒凉凄惨景象。经过战乱，刚刚恢复的北方经济又遭摧残，商业的发展亦形停滞和趋于衰落。
在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相峙之时，除了战乱的影响，双方在各自的统治区域里，或是注意并发展生产，或是推行汉化政策和实行改革，从而使商业得到一些恢复和发展的机会。如北齐高氏以邺为都城，营构建筑比魏时更加宏伟。邺都城内有东西二市，“四民辐凑，里闾阗溢”（注：《嘉靖彰德府志》卷8《邺都宫室志》。），是河北地区的商业中心。长安为西魏、北周之都，城市经济也相当活跃。西魏大统年间（535-551年），“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交易”（注：《周书》卷22《柳庆传》。），足见都市商业的繁荣。长安还是西域商人荟萃之所，“卉服毡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注：《周书》卷49《异域传》序。）。西域商贾到中原贸易，多先集中于此，然后再转往内地。此外，北齐、北周与柔然、突厥、吐谷浑等周边各族也有贸易往来，同中亚诸国也保持着比较密切的经济贸易联系。特别是西魏、北周时又从南朝手中夺取成都与江陵两个城市。成都历来就是“水陆所凑，货殖所萃”之地，为西南的一大都会，到此时更是“商贩百倍”（注：《隋书》卷29《地理志》上。），商品流通格外活跃。江陵南接襄阳，西通岷蜀，物产丰富，商货聚集，是重要的货物集散中心。这两个商业城市的获得，不仅扩大了西魏北周时商品流通的范围，加强了南北两地的经济联系，而且也增加了北周的国力，并为周武帝攻灭北齐，重新统一黄河流域地区奠定了物质基础。不过，西魏、北周商业的再度兴复，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发展的尾声了。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北方经济巨大波动的时期，也是北方商业经历的一个极为艰难曲折的发展时期。但是，尽管有上述种种困难和阻力，生产力的发展仍然不依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而是冲破重重障碍，在艰难曲折中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在北方重归统一和社会比较安定的情况下，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和重新发展，商业也会得到迅速复苏的机会又转趋兴盛，以致出现了破坏——恢复——再破坏——再恢复的循环往复规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商业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同时，六期时期的商业则随着江南经济持续开发，一直保持着蓬勃发展昂扬向上的勃勃生机，并形成一种持久的历史发展趋势。所以，就整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不同政权、不同地域下的劳动人民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辛勤劳作，共同促进南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不仅为隋唐时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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