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官”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稗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如淳、颜师古注文的辨误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小序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又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这段文字长期以来屡屡为学人所征引，成为研究中国小说起源、早期小说观念的重要资料，而其中的“稗官”一词，更演变为后世小说的代名词。但遗憾的是，对“稗官”的解释迄今仍无定论。由于现在可以见到的“稗官”材料仅存于《汉书·艺文志》，因此，今人对该词的理解，基本上依赖于三国魏如淳和唐颜师古的两段注文，然而，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两段注文均有着一定程度的错误，下面试为析之。
1.如淳注云：“《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语，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此注后几句未说明出处，不免有臆测之嫌，余嘉锡先生《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以下简称《余文》）、周椤伽先生《稗官考》（以下简称《周文》）（注：两文分别载于：《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古典文学论丛》第三辑，齐鲁书社1982版。）均判其为“望文生义”，可谓一针见血。事实上，经我们仔细检查，注文所谓“《九章》‘细米为稗’”云云，也是如淳杜撰出来的，《九章》根本没有“细米为稗”之语，《九章算术》卷二“粟米”载：
粟率五十，粝米三十，粺米二十七，糳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晋刘徽注曰：“《诗大雅》郑笺云：米之率，粝十粺九糳八侍御七。疏云：《九章》粟米之法，粟率五十，粝米三十，粺二十七，糳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为粝米三升，已下则米渐绌，故数益少。今考záo鑿糳，古多通用。”（注：丛书集成本第1263册。）
很明显，这里的“粝”、“粺”、“粝”、“御”等字，乃是稻谷经过不同程度加工之后的米之名称。大概因为粺米是其中较为精细的一种，而“粺”、“稗”又同从“卑”声，故如淳自己推出了“细米为稗”的结论。不过，“粺”与“稗”虽然同声，其义却有差别：《说文解字》“米”部载：“毇，毇也，从米卑声”；“禾”部载：“稗，禾别也，从禾卑声。琅邪有稗县”，许慎在编排《说文解字》时，有着十分严格的体例，即将同一边旁、具有相近意思的字排在一起，“粺”与“稗”分属不同的部首，表明两字意思有区别。晋杜预称“稗”为“草之似谷者”（注：见《左传·定公十年》“若其不具，用秕稗也”杜预集解。）；清段玉裁注“稗”为“禾类而别于禾也”，十分准确。笔者家乡江苏省常熟市，民间犹呼形似稻苗的草为“稗”（音[ba]），称芟除此草的农活为“拔稗”。如淳释“稗”为细碎之义，这对后人理解“稗官”产生了不小的误导作用，就连博学的颜师古也未能幸免。
2.颜师古注云：“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颜将“稗”释为“小”，一方面显然是受了如淳“细米为稗”的影响，另一方面盖源于《广雅》，《广雅》卷二“释诂”说：“稗，小也。”但是，《广雅》乃三国魏张揖所撰，书名首见于《旧唐书·经籍志》，颜师古以“稗”的后出之义来训西汉文献中“稗官”，其结论的准确性便值得怀疑。我们查阅了原燕京大学所编的先秦两汉文献引得，找到了六个使用“稗”字的例句：
《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言：“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辱君，弃礼名恶，子盍图之？”晋杜预集解：“秕，谷不成者。稗，草之似谷者。言享不具礼，秽薄若秕稗。”
《庄子·知北游》云：“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
《孟子·告子上》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
《盐铁论·散不足》云：“古者燔黍食稗而
豚以相飨。”
《论衡·感虚篇》云：“建武三十一年，陈留雨谷，谷下蔽地。案视谷形，若茨而黑，有似于稗实。”
《论衡·谈天》云：“在东南隅名曰赤县神州，复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环之，名曰稗海。”
前五例中的“稗”字，皆用“稗”之本义，即稗草；前三例中的“秕稗”、“稊稗”、“荑稗”均含有鄙野俚俗（注：本文中的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之义；末例以“稗”来命名环洲浩瀚大海，显然也无“小”的含义。可见：“稗”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并没有“小”之引申义，颜师古将《汉书·艺文志》中的“稗官”释为小官，是缺少历史文献证据的；解释“稗官”，还须从“稗”字的“鄙野俚俗”义项着手。
二、“稗官”是汉代的惯用称法
《汉书·艺文志》（注：根据《汉书·艺文志》“总序”所言，此志乃由班固将刘歆《七略》“删其要”而成，班固本人并没有添加任何文字，因此，《汉书·艺文志》完全可以直接视为刘向、刘歆的作品。）是一份由专家奉旨编撰、具有谨严体例的国家藏书目录（注：根据《汉书·刘向传》及《汉书·艺文志》“总序”的记载：刘向的生活、仕途皆较为坎坷，曾因反对宦官和外戚专权，被罢官。至成帝时复出，授为光禄大夫，奉旨校理国家藏书，同时参与的有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他们的工作遵循着严格的文献学规程展开，即所谓“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最为关键的是最后还须“录而奏之”，呈成帝御览，因此，无论就公还是就私而言，刘向都会以严谨、条实的态度来对待这项工作。事实证明他比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小小的例子：譬如，刘向自己是专政今文经学的，但他在《六艺略》中仍然客观地描述了古文经的发现过程，记录了有关作品，对古文经学的优点作了充分肯定，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排斥的痕迹；再如刘歆曾任“羲和”之官，可知其乃继承着阴阳学说，但在《诸子略》中亦未见有任何溢美阴阳家的文字。凡此皆表明：由刘氏父子主持的这次校书工作，不仅具有严谨科学的编撰体例，而且还体现出了“学术本位”的可贵特点；《艺文志》所表达的各种学术观点，不仅仅是刘向、刘歆个人的观点，也代表了当时官方或知识界的观点，这些对于我们现在准确阅读《汉书艺文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此，可参见王小盾《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大义》“关于中国学术的传统”部分，未刊稿。），其《诸子略》并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则表明十家的学术文献地位可以平等视之，为了表达这一观点，刘向特意使用了极为相似的话语方式来撰写各家的“小序”：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此其所长也。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礼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上述十篇“小序”均可分解为三个部分：其一为“某家”，提示语为“者流”；其二为“某官”，提示语为“盖出于”；其三为该官的主要行政职能，提示语为“此其所长也”。这种叙述方式，体现了汉代人的一个基本学术观点，即认为诸子之学，源于周代的“王官之学”；诸子十家既是学术流派，也是政治流派，其学说观念的分野，乃源于行政职能的不同。此处，刘向使用了“盖”这样一个推测性的词语，提及官名时又使用了“某某之官”的句式，很明显，他所谓的“某家出于某官”，并非实指，而是针对该官的行政职能而言的。事实上，十官之中，除“司徒”、“行人”两官外，余皆未见于周官。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稗官”不是事实存在的职官名，而是泛指某种行政职能，所以其名不载于《汉书·百官表》和《后汉书·百官志》，亦不见于《汉官》、《汉官仪》、《汉官典职仪式选用》等由汉代人编成的职官专书。据“小说家”小序，“稗官”所指代的行政职能十分明确，即将“街谈巷语”及“道听途说者所造”说与王者听闻，以供其观风俗，知厚薄，因其内容“鄙野俚俗”，如同稗草，故以“稗”名。
值得一提的是，“稗官”并非出于刘向的随手生造，而是当时的惯用称法，因为它还见于一部现在已经亡佚的古书——《汉名臣奏》。
查《隋书·经籍志》“史部·刑法”，录《汉名臣奏事》三十卷，未题撰人；《旧唐书·经籍志》“史部·刑法”亦录《汉名臣奏》三十卷，题陈寿撰，另有一部二十九卷本，未言撰者，则该书成书于三国，尚存于隋唐，身为朝廷秘书少监、弘文馆学士的颜师古当然可以亲自看到原书，因此他注文所云“《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其资料的可靠性是不容置疑的。
唐林，附传于《汉书·鲍宣传》，另在《汉书·云敞传》、《孙宝传》、《傅喜传》、《何武传》、《师丹传》、《儒林周堪传》、《王莽传》等篇中有零星记载，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知：唐林，字子高，西汉沛郡人，与同乡唐尊（字伯高）并称“两唐”，皆以“明经饬行”显名于汉成帝至王莽新政时期（注：《汉书·鲍宣传》。）。曾师从名儒许商学《易》，专攻德行。后经公卿何武举荐，仕于朝廷（注：《汉书·何武传》云：“（武）在沛郡厚两唐，及为公卿，荐之朝廷。此人显于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唐林敢直谏，哀帝时，任尚书仆射，因替入狱的孙宝鸣不平，被责以“朋党比周”（注：《汉书·孙宝传》。），左迁为敦煌渔泽障侯。后复为尚书令，先后为师丹、傅喜等人仗义上疏，均为帝所采纳。王莽篡位后，唐林得重用，“封侯贵重，历公卿位”，官拜胥附，为太子四友之一。新始建国四年（公元12）五月，王莽下诏曰：
保成师友祭酒唐林、故谏议祭酒琅邪纪逡，孝弟忠恕，敬上爱下，博通旧闻，德行醇备，至于黄发，靡有愆失。其封林为建德侯，逡为封德侯，位皆特进，见礼如三公。赐弟一区，钱三百万，授几杖焉。（注：《汉书·王莽传》。）
可谓权倾一时。我们推测：唐林很有可能就是在王莽新政时期提出上述裁官建议的。这是因为：其一，王莽篡权后，首先进行的是吏制改革，所谓“百官改更，职事分移”（注：《汉书·王莽传》。），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封官，导致官员人数急剧膨胀，而经济改革的失败，却又使他根本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维持朝野的开支，甚至连官员的俸禄亦难以按制度兑现（注：见《汉书·王莽传》载天凤三年，王莽诏书。又，地皇元年为镇压盗贼，王莽再次大封官员，结果“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仓无见谷以给，传车马不能足，赋取道中车马，取办于民。”），在这种背景下，唐林提出大幅度(30%)裁减官员，才最为合理；其二，在王莽新政之前，唐林的官职为尚书令，新政之后，始位列九卿，以这样的身份提出裁减“公卿大夫”，也才最为合情。退一步说，即使上述推断不能成立，我们也至少可以断定：唐林是在成帝至王莽新政时期，即公元前32年至公元23年之间提出裁官的，而这正是刘向、刘歆父子校定群书，编写《别录》、《七略》的时间。因此，刘向说“小说家盖出于稗官”，唐林说“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绝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皆应是对现实惯用称法的真实记录。
更为有意思的是，《汉名臣奏》的这段记载，恰可证明我们上文所得出的结论：“稗官”是对某种行政职能的泛称。《汉名臣奏》的书名告诉我们，唐林乃是在向皇帝所上的奏书中提出裁官建议的，其裁官上限为“公卿大夫”，下限为“都官稗官”。这里，“都官”与“稗官”连书并称，可知它们是两个性质相同的名词，因此，对“都官”的理解便直接影响到对“稗官”的理解。《余文》云：
《汉书昭帝纪食货志》注并云：“中都官，京师诸官府也。”中都官，即都官也，故司隶校尉有都官从事一人，主察举百官犯法者。夫都官既为京官之通称，唐林以都官稗官并言，是稗官亦小官之通称矣。
余说基本正确，颜师古在《宣帝纪》、《酷吏赵禹传》、《伍被传》、《魏相传》、《杜周传》、《公孙贺传》等篇中均注称“中都官，京师诸官府也”，但余说“中都官，即都官也”，实误！《后汉书·舆服下》注引《东观书》云：
尚书、中谒者、黄门冗从、四仆射、诸都监、中外诸都官令、都侯、司农部丞、郡国长史、丞、侯、司马、千人，秩皆六百石。
可见，“都官”乃有中、外之分。汉代官吏有内朝、外朝之分，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注：《汉书·刘辅传》注引孟康之语。），“中外都官”盖即由此而来。“都官”既为泛称，则“稗官”自亦为泛称；“都官”既有令、丞、从事、长史、书佐、侯、司马等属，已经包括了大小官员，则“稗官”便不会也不应是“小官之通称”，而应具有某种特别的指向，即泛指那些将如稗草一般“鄙野俚俗”之内容说与王者听闻的官员，这一义项的“稗”字正可与“都”字相对应。
三、周官中的“稗官”
按照诸子学术源于西周“王官之学”的说法，“稗官”应该可以在周官系统中找到相对应的职官，这已经获得了研究者的一致肯定，但“稗官”究竟指代着周官中的哪个或哪些官呢？却是人言人殊。目前最主要的观点是由余嘉锡、周楞伽两先生提出的“士”说，《余文》、《周文》所据材料主要为：颜师古注“稗官，小官”、《周礼》郑玄注“小官，士也”及《左传·襄公十四年》“士传言”三条。我们在上文已经辨明，释“稗”为“小”是不能成立的，因此，余、周两文之推断便失去了可靠的前提；另外，两文还存在一个较为致命的“疑点”，那就是袁行霈先生在《〈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中所指出的：
关于士的职责，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国语·周语》及韦昭注，《国语·晋语》，《国语·楚语》，《吕氏春秋·达郁篇》，《新书·保傅篇》，《淮南子·主训术》，以及贾山《至言》等书，都是传庶人谤言，目的在于谏王之过。但《汉志》小说十五家却没有一家是士传谤言的内容。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疑惑：稗官究竟是不是天子之士呢？（注：文载《文史》第七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我们认为：欲找出周官系统中的“稗官”，关键还得紧紧扣住“稗官”的若干特征：
其一，按照刘向“小说家出于稗官”的观点，“稗官”首先应该具有“说”的职能。检阅《周礼》（注：本文所引《周礼》为清孙诒让《周礼正义》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符合此条件者有三官：“地官”的“土训”、“诵训”和“夏官”的“训方氏”。
《周礼·地官·土训》曰：“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王巡守，则夹王车。”
《周礼·地官·诵训》曰：“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
《周礼·夏官·训方氏》曰：“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正岁，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
这里的“道”，注云“道，说也”、“道犹言也，为王说之”，可见此三官的主要行政职能便是“说”，所以《周礼》在叙述时特意于“掌”字之后加一“道”字，以示与其它百官相区别。
其二、据《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小序，“稗官”所说内容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均为鄙野俚俗、不登大雅之言。我们来看土训、诵训、训方氏三官所说内容：
土训“道地图，以诏地事”，注，“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清孙诒让正义：“九州形势山川所宜，若职方氏所述各州山镇、泽薮、川浸及畜谷所宜之属”；“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注云：“地慝，若障蛊然也。辨其物者，别其所有所无。原其生，生有时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无及物未生，则不求也。郑司农云：‘地慝，地所生恶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属”，疏云：“贾疏云：‘谓土地所生恶物，障即障气，出于地也，蛊即蛊毒，人所为也’”。
诵训“道方志，以诏观事”，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疏云：“方志，即外史四方之志，所以识记久远掌故”；“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注云：“方慝，四方言语所恶也。不辟其忌，则其方以为苟于言语也。知地俗，博事也。郑司农云：‘以诏辟忌，不违其俗也’”，孙诒让正义：“上诏观事，是博古事，此知地俗，是博今事也”。
训方氏“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注云：“传道，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也。为王诵之，若今论圣德尧舜之道矣”，疏云：“谓上古以来，传闻言说之事”；“正岁，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注云：“布告以教天下，使知世所善恶”，疏云：“亦谓四方政事等，既为王道诵之，又以布告于天下，使人知世所善恶，以为法戒”。
这里提及的“地慝”、“方慝”、“地事”、“地俗”及“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等等，不正是刘向所言“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么？！若将上述记载证之“小说家”所录诸作品，其间的对应关系就更为清晰了：
《汉书·艺文志》所录十五篇作品，已多亡佚，今天我们已无法知道它们的真面目，但仅从篇名看，《伊尹说》、《周考》、《师旷》、《天乙》、《黄帝说》、《臣寿周纪》、《虞初周说》等篇，无疑就是诵训、训方氏所说的“四方所道久远之事”、“上古以来传闻言说之事”；
《说文》“栌”字下载：“伊尹曰：‘果之美者，箕山之东，青凫之所，有甘栌焉，夏熟也’”，“秏字下载：“伊尹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秏’”，此两段据考为《伊尹说》遗文，《太平御览》卷三引《周书》云：“
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圆，神经光之所司也”，此段据考为《虞初周说》遗文，这些内容显然就是土训所说的“山镇、泽薮、川浸及畜谷所宜之属”；
汉张衡《西京赋》描述帝王出巡景象：“千乘雷动，万骑龙趋。属车之簉，载猃
獢。匪惟玩好，乃有秘术。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侍实储。于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螭魅魍魉，莫能逢旃。”李善注引《左传》：“王孙满谓楚子曰：昔夏铸鼎象物，使人知神奸。故人入川泽，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旃。”这里，帝王因为听了小说家的诵说，遂知旧事古迹，避妖魔鬼怪，据此亦可推断《虞初周说》很可能含有类似于土训所说“地慝”的内容。
另外，班固在《伊尹说》、《师旷》、《务成子》、《黄帝说》等篇下，注称“其语浅薄”、“其言浅薄”、“非古语”、“迂诞依托”，这种言语风格与土训、诵训、训方氏诵说“地慝”、“方慝”也是相当一致的。
其三、《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录《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班固注曰：“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文选》中张衡《西京赋》李善注引班固语：“河南人也，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车使者”（注：班固的注文当以李善所引为是，虞初乃武帝时方士，故“衣黄衣”，此是汉魏方士的曲型装束，《晋书·王恭传》载：“淮陵内史虞子妻裴氏有服食之术，常衣黄衣，状如天师。”），两段文字稍有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稗官”时常要伴驾出巡，随时待“说”，故号“黄车使者”，恰如《西京赋》所云“匪惟玩好，乃有秘术，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侍实储”，薛综注：“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我们再来看“土训”、“诵训”两官，《周礼》皆称其“王巡守，夹王车”，疏云：“夹王车者，从行备顾问”，“王行在道，此官则左右夹王车而行”，正与“黄车使者”之说相吻合，“黄车”一词亦因此成为小说之典故：近代常熟人徐光玮曾编撰有一部通俗小说资料汇编，名为《黄车掌录》；1907年黄摩西在《小说林发刊词》中亦称“《小说林》者，沪上黄车掌录之职志也”。
据上我们认为：土训、诵训、训方氏就是周官系统的“稗官”，事实上，《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早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文曰：“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公诵箴谏，大夫规诲，土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惜语焉不详，故一直未能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视。
四、汉代的“稗官”
在《汉书·艺文志》所载十五篇作品中，有三篇其作者的身份可以确定：《心术》、《未央术》作者饶、安成均为“待诏臣”；《虞初周说》作者虞初为“方士侍郎”，刘向将这几篇作品收入小说家，同时又言“小说家盖出于稗官”，说明他认可“待诏臣”、“方士侍郎”之类，就是汉代所谓的“稗官”。
“待诏”之制始设于秦（注：《史记·叔孙通传》载：“叔孙通，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盛行于汉武帝、宣帝、成帝及哀帝数朝，《汉书·夏贺良传》注引应劭语云：“诸以材技征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诏”，可知其性质类似于候补官员。从《汉书》的记载来看，待诏之地有金马门、公车、丞相府、宦者署、黄门等处，待诏者所恃之才亦各不相同，譬如有治历法的李信，有通经术的孙宠、息夫躬、蔡义、贾护，有“知音善鼓雅琴”的赵定、龚德，有“善格五”的吾丘寿王，有骁勇善战的韩说等等。“侍郎”，帝王侍从郎官之一，入则宿卫宫殿，出则侍从左右，备帝王随时顾问或差遣，《汉书·百官表》载其秩“比四百石”，其人选来自于重臣子弟、帝王佞幸及待诏等（注：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录《雅琴庞氏》九十九篇，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亦魏相所奏也，与赵定俱召见待诏，后拜为侍郎。”另请参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5年版。）。“待诏”与“侍郎”在汉代皆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们大多活跃在帝王周围，其中有不少乃是帝王的心腹亲信，因此，颜师古将“稗官”释为“小官”，显然欠妥。而资料显示，汉时召为待诏及担任侍郎的人数极多，如《汉书·百官表》云侍郎曾“多至千人”，故唐林才会有裁减“都官稗官”的建议。在汉代成份复杂的“待诏”、“侍郎”之中，值得我们尤加注意的，乃是以下两类人物：
其一为方土。《史记·孝武本纪》、《史记·封禅书》、《后汉书·方术传》皆云武帝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注：《后汉书·方术传》“序”。）。为求见仙人，武帝数次东巡海上，时“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武帝“与方士传车及闲使求仙人以千数”（注：《史记·孝武本纪》。），不少燕齐方士因此得显，如少翁被拜为文成将军，栾大被拜为五利将军，公孙卿被拜为郎、中大夫，东郭先生则“以方士待诏公车”（注：《史记·东郭先生传》。）。宣帝成帝对此亦笃信不疑，《汉书·郊祀志》云，成帝时“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这些方术待诏成为帝王的高级顾问，其中的宠臣还常伴驾巡游，储秘术以备问，其功能和周官中的土训、诵训、训方氏等相同，故刘向将其视为“稗官”，十分正确。《汉书艺文志》所录十五篇小说家作品中，至少有五篇其作者和方士有关，其内容则涉及方术，且多为武帝时作品：
1.《黄帝说》四十八篇。方士公孙卿、公玉带曾屡向武帝言黄帝修道成仙逸事，仅《史记·孝武本纪》所载就有“黄帝鼎湖飞升”、“黄帝封禅”、“黄帝乾封”、“黄帝治明庭”、“黄帝迎年”、“黄帝封泰山”等多则，可以说，武帝的修仙活动基本上就是效仿黄帝展开的，故此篇盖即公孙卿等所作。
2.《封禅方说》十八篇。班注：“武帝时”。据《史记·孝武本纪》、《史记·封禅书》载，武帝因得宝鼎，决意封禅，但“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遂命公卿诸生议论，公孙卿等方士亦皆上言，武帝信之，遂尽罢诸儒不用，此《封禅方说》盖即为公孙卿等方士所言封禅礼仪。
3.《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班注：“武帝时。”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也。”齐人多为方士，另《宋子》亦有一篇名《心术》，既然《宋子》其言多“黄老意”，那么此篇内容应该也和方术有关。
4.《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注云：“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应劭注文朱言安成生平，但从此篇在小说家目录中的位置来看，其亦当是武帝时作品。
5.《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班注明言虞初为方士侍郎，《史记·孝武本纪》载武帝太初元年，“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则此篇亦为武帝时作品。
其二为文学之士。仔细检阅《汉书》诸传，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那些曾经被召为待诏者，大多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存有赋作，如：吾丘寿王赋十五篇、光禄大夫张子侨赋三篇、刘向赋三十三篇、王褒赋十六篇、枚皋赋百二十篇、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郎中臣婴齐赋十篇、臣说赋九篇（注：即待诏韩说，后因伐匈奴有功，被封为横海将军。）、萧望之赋四篇、扬雄赋十二篇、待诏冯商赋九篇、汉中都尉丞华龙赋二篇等；而且，其中有不少作品乃是随帝王出巡时所作，如《汉书·王褒传》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汉书·枚皋传》载皋随帝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训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蹵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
这里，作为小说家的“稗官”与作为赋家的文学之士，同以待诏、侍郎之职活跃于帝王周围，上有所感，则问于“稗官”，上有所感，则使文学之士“赋之”，职责颇为分明。刘向只将方士之作品录入“小说家”，表明他对两者也有着严格的区分，即认为汉代“稗官”最主要的成员乃是方士待诏、方士侍郎之类。就此而言，王瑶先生“小说本自方士”（注：见王瑶《小说与方术》，文载《中古文学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的观点是非常准确的。不过，由于上述两者在工作环境、表演方式（同为“诵说”）、知识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文学之士的赋家亦对小说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魏略》载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注：《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裴松之注引。），小说家的这种“俳优”性格盖即源于汉赋，《汉书·枚皋传》载：“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媟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汉书·东方朔传》载：“朔口谐辞洽……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赞曰：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辞，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今后世多传闻者”，另外，小说家言原本为“丛残小语”，今却连诵“数千言”，其铺陈之势，当亦得之于赋。反之，汉赋也受到了小说家言的影响，譬如汉赋内容庞杂、喜广征博引、喜用方言僻语、多识“草木鸟兽之名”（注：《汉书·王褒传》载有武帝一段评价辞赋的文字：“‘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少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的特征，就应与小说家有关。
上文，我们粗粗勾勒了“稗官”自周至汉的演变过程：在周官中，它就是土训、诵训、训方氏，其职能专为王者诵说远古传闻之事和九州风俗地理、地慝方慝；在汉代，它就是待诏臣、方士侍郎一类人物，其诵说内容除古事、风俗之外，多为修仙养生之术。《汉书·艺文志》所录十五篇作品，汉代以后逐渐亡佚：阮孝绪《七录》“子兵录·小说部”录存十种十二帙六十三卷，其真实面目已皆不明，至《隋书·经籍志》此剩下《青史子》一篇。“小说家”作为一个流派的衰落，乃标志着两种学术传统的转变，即由口述传统向书写传统的转变。当《史记》、《汉书》、《东观汉纪》、《风俗通义》等书籍问世之后，“小说家”便开始失去存在的必要意义。
《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家”，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其名虽同，其义却“相去天渊”（注：清刘廷玑《在园杂志》云：“小说至今日，滥觞极矣，几与六经史函相埒，但鄙秽不堪寓目者居多。盖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不过，“稗官”的演变过程表明：作为文学概念的“小说”，正是在作为学术流派的“小说家”的衰落中蜕变而出的。虽然刘向通过目录学确立的“小说”观念与汉魏六朝实际存在的小说作品是分离的，但是，汉魏六朝小说的基本内容（除佛教题材外）却大多可在“稗官”的职能中找到合理的对应关系，譬如以《山海经》、《博物志》、《十洲记》等为代表的博物地理类小说，事实上就是土训、诵训所谓的“道地图”、“辨地物”；以《穆天子传》、《燕丹子》等为代表的小说，即为土训、诵训、训方氏所说的“四方所道久远之事”、“上古以来传闻言说之事”；而以《列仙传》、《神异经》、《汉武》系列（注：指《汉武故事》、《汉武内传》、《汉武洞冥记》等小说。）等为代表的有关神仙方术的作品，也无疑是“本自虞初”，即本自汉代“稗官”新增的诵说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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