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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曼心理学强调“目的和认知是行为的血和肉，是行为的直接特征。”[ 转引自 章益辑译.新行为主义学习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327.]所谓目的性即人类的整体行为总会指向一定的目标或对象；所谓认知性则是人类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总会选择一定的方式途径，而这种方式遵循最小努力原则即较适合自身而容易的手段。[ 详见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第二版）[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235.] 韩愈乃普通常人而非完美无疵之仙神，故实具有人类普遍之人性，则韩愈贬潮期间所作《潮州谢表》及《祭鳄鱼文》作为整体反应行为之一部分，多少含有符合人类常规心理的某些目的性与认知性，它们受刺激因素影响，而由中介变量决定。
（一）目的性：获得宪宗原谅与实现回朝
韩愈行为的中介变量是以“忧惶惭悸、内迁回潮”为主调的，作为行为产物的《潮州刺史谢上表》开篇即道：“臣以狂妄戆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显然，此为惶恐而痛定思痛忏愧悔过中所作出的行为反应，目的在于向宪宗表明自己承认进谏方式与态度失当并道歉。其次，在一段常规性的述职后，韩愈笔锋转对贬地环境恶劣及自身早衰身体素质差等的描述，并在段末点睛：“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向宪宗暗示自己渴望回朝的愿望。进而韩愈又将笔锋转为对自己特长的强调：“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所见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闳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之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之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显然，该部分是提醒宪宗勿忘韩愈写作才能。循此，韩愈再歌颂宪宗贤明，建议皇帝泰山封禅，最终点睛：“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罪过。”表明自身必定运用才能为皇帝效劳。综而言之，韩愈创作《潮州刺史谢上表》等行为的目的性是：（1）承认进谏态度不当并表明向皇帝道歉；（2）希望皇帝原谅批准回朝；（3）表明自身有写作才能，愿意为皇帝尽忠尽劳。
（二）潜伏学习：融入日常的儒家君父政治伦理与思想
儒家政治伦理认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伦理篇》）[ 《荀子·伦理篇》转引自张毅.儒家文艺美学: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7.] 《孝经》亦言：“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强调礼乐教化、人文化成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官方意识形态，尽管中唐是儒学式微的阶段，然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篇》）为核心的儒家政治伦理早已渗透到当时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家国同构的传统里，“君”被放在了礼之三本中而与天地并列，故“事君如事父”在封建时代乃天经地义之常情，不足为奇。正如托尔曼的迷津实验，人类在没有强化刺激的情况下实则会受环境影响潜移默化地“学习”，韩愈处于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内亦多少会有亲君情节。况且韩愈乃中唐儒学复兴的摇旗呐喊者，为此一生致力于建立道统，力排佛老，其《原道》言：“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栗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转引自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15:323.] 在《送浮屠文畅师序》亦指出：“是故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53.] 因之，在韩愈身上必然有极深的事君如事父情结，这种情节一旦受贬潮期间的刺激及中介变量的强化后，必然会因景生情，迅速显示。故读韩愈《潮州谢表》及《祭鳄鱼文》中为后人所议论的“奉承”部分实则应将之放置于韩愈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怀历史之同情理解。至于两文中歌颂皇帝的内容如：“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祭鳄鱼文》）、“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听断，旋乾转坤，关机阖开，雷厉风飞，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宁顺，大宇之下，生息理极。高祖创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宝之后，接因循之余，六七十年之外，赫然兴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潮州谢表》）多少是符合事实的。从新旧《唐书》以及历代史料来看，宪宗在位十五年，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了中央政府的威望，某种程度实现了唐代中兴，因之，宪宗虽没能像太宗和玄宗那样开创辉煌盛世，但在唐史中却在某种程度上可和太、玄二宗相提并论。而从韩愈的《平淮西碑》、《论佛骨表》等文章中看，韩愈也一直都有尊崇宪宗的立场，即使《论佛骨表》慷慨激昂、正义凛然，也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这样的尊崇宪宗之词。
这样看来，则韩愈所谓奉承皇帝的文辞实则是在刺激（S）和中介变量（O）强化下“恋君”反应（R），该情节在韩愈贬潮以前的文章也出现过，是正常的现象，只是在刺激强化下这种程度有所加强，故文辞有所溢美但基本有史实依据。
（三）认知性：多渠道发挥自身杰出文章才能
作为百代文宗的韩愈，为完成目标而选择的方式毫无疑问是充分发挥自身文才，作为中唐文坛领袖者，显然“写作”这一途径是符合其最小努力原则的，换言之，此为韩愈达到回朝目标的最容易争取方式。根据上文所分析韩愈创作《潮州刺史谢上表》等行为的三个目的性再分析《祭鳄鱼文》，我们认为两文互为表里。《鳄鱼文》一文虽为驱鳄，实则乃恋君之作，全文短短数百字竟有 “今天子嗣唐位”、“刺史受天子命”、“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以避天子之命吏”以及“夫傲天子之命吏”等五处提及“天子”， 开篇即道：“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泽，罔绳擉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接而笔调一转又曰：“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显然韩愈通过对比的手法，以后王的德薄对比突出今天子宪宗的神武。而这些溢美之词正好和《潮州刺史谢上表》中“朝廷治平，天子神圣，威武慈仁，子养亿兆人庶，无有亲疏远迩，虽在万里之外，岭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间，辇毂之下”“ 自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克不刚。孽臣奸隶，蠹居棋处，摇毒自防，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贡不朝，六七十年。四圣传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听断，旋乾转坤，关机阖开，雷厉风飞，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宁顺，大宇之下，生息理极”如出一辙。显然，《祭鳄鱼文》与《潮州谢表》一样都具有“表明自身有写作才能，愿意为皇帝竭尽忠尽劳的目的性”。但其文体形式上却与《潮州谢表》截然不同。韩文的显著艺术特色是“尚奇”，“不平则鸣”“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送穷文》、《进学解》、《伯乐与千里马说》、《鳄鱼文》或化“今”为“古”，或化“平”为“奇”，或“无”中生“有”，如云中游龙，变化莫测，充分显示了韩愈“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的高超技艺。[ 曹础基.中国古代文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尽管韩愈这些文章被部分人讥为“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以文为戏”，然而“道、气、不平与游戏的相互交通、相互渗透，使得他们的文章既有社会性，又有个性；既有思想性，又有感情性；既有既有现实功用性，又有审美愉悦性。”[ 黄霖主编,罗书华著.中国分体文学学史散文学卷（上）[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208.]
论文作者:程圳生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7年8月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7/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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