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的理论构想与现代回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OO1-5019(2005)03-0015-06
康德传记作家阿尔森·古留加指出，“形形色色的现代哲学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几乎全都渊源于康德”。
一、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整个文化的最后完成”
康德哲学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其一是关于科学知识思想，其二是有关理念本体学问。二者的内在关系是，前一部分是后一部分的理论前导，康德谈科学知识其基本目的在于重新建设本体论，力求通过关于人类科学知识的讨论对怎样建立起科学的形而上学做出提示与解答。康德认为，人类天性是倾向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整个文化的最后完成”。但近代流行的是以莱布尼茨—沃尔夫为代表的独断论的形而上学，缺乏科学的基础与方法，正因为如此，休谟把一切局限于知觉以内而表现出的对形而上学的怀疑主义，已使旧形而上学名誉扫地，也把康德从独断的形而上学迷梦中惊醒。康德认识到，要改造旧形而上学，就必须确立起能够使形而上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方法和途径。从其最基本的方面说，就是对人类的纯粹理性加以审视和批判，认识理性能力的限度、范围，从而把知识与理性、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科学知识与形而上学真正区别开来，只有通过这种区别和划界才可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故而，康德批判.旧形而上学是为了建立新形而上学并取而代之，《纯粹理性批判》只是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的导论，为建构起新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开辟了道路和方向。
在康德看来，一切其他科学尤其是数学已有快速发展，但形而上学却在原地踏步。特别是以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为首的独断论形而上学混淆了宇宙本体与现象的界限，把关于本体之学问与关于现象之学问相互等同，武断认定自在之物能够认识，并以原本只能有效用以理解现象世界的概念、范畴僣越地用于对宇宙本体的分析。康德指出，这种旧形而上学是极其错误的，一是没有对现象界与本体界、科学知识领域与道德信仰领域做出严格区分；二是混同了范畴与理念，把用以解释有限的局部的事物的先验范畴推用到无限的整体的超验本体领域，其结果是，形而上学处处受到攻击，丧失了存在理由和依据。因此，要挽救形而上学于危难之时，就必须破旧立新，重新为形而上学寻找到科学的合法基础，进而建立起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认为，独断主义形而上学与真正形而上学的关系，就如同炼金术与化学、占星术与天文学的关系一样，前者是前科学甚至是伪科学，后者才是真正的科学。康德认为，休谟思想打出了一颗火星，这颗火星给如何构建起科学的形而上学带来了一些光明。康德寄予自己哲学工作的总体纲领就是努力说明概念、范畴的有效使用范围，并以此表明用概念、范畴去解释本体之物就会产生“二律背反”，真正的形而上学问题是存在于科学知识领域范围之外的。具体地说，一方面辨析将知性概念、范畴运用于有限的经验、具体的科学上是合理的合法的，另一方面证明将这些概念、范畴运用于对超验的无限的东西（如上帝、世界和灵魂等）上去，却是不合理的、非法的。通过这种区分，康德就给关于现象界的知识与本体论的学问划分了各自的有效范围及其相互间的界限。当然，康德并非只是为了区分而作区分，其根本目的还是力图通过这种区分，来说明建立一门科学的本体论学科是如何可能的。正如联邦德国哲学家皮希特(Georg Picht)所指出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为数学和精确的自然科学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个转向为宗教和道德提供哲学依据。
二、“为了另一种科学——形而上学”
要真正理解康德对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如何进行思考的，就必须认清知性“范畴”与“理念”问题之间的区别。康德明确谈到：“把理念（即纯粹理性概念）同范畴（即纯粹理智概念）区别开来作为在种类上、来源上和使用上完全不同的知识，这对于建立一种应该包括所有这些先天知识的体系的科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种区别，形而上学就完全不可能，或者充其量只能说是拼凑，跟既不认识所使用的材料，也不知道这些材料适合做什么，就拼凑空中楼阁一样，不过是一种不合规格的、拙劣的打算而已。”[1](P105-106)按照康德的看法，范畴只是对有限东西的联系或者说关系的反映，它与经验对象相应；而理念则不同，它以把握全体为目标，是一种理想性的东西，不受任何条件限制，是“条件的绝对全体”。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指出，理念乃是指必然的理性概念，对于这种概念，没有与之相应的对象能在感官的经验中被给予，理念是超验的，而且超越一切经验的界限，因而没有一个适合于先验理念的对象能在经验中显现。质言之，理念问题就是本体论问题，理念之学问即为形而上学之学问。
范畴与有限东西相关，而理念则与无限的全体相联，那么，人类能否以范畴去认知理念呢？为此，康德考察了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康德的理性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上的理性是指人们认知世界的全部能力，包括感性、知性等；狭义上的理性则是指把握整体即灵魂、宇宙、上帝之本体的能力，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属于形而上学的东西。康德就是从广义理性的角度对人类的认知能力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康德指明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有限制的，只能局限于现象世界，而对物自体的本体世界却无能为力，这就是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能认识无限的整体。当用有限的知性概念、范畴（如因果性、必然性、可能性、现实性等等）去认知无限的物自身、整体、本体而必然产生的矛盾（“二律背反”）就充分说明知性的概念、范畴不能有效地表达超越现象界之外的无限性存在。知性认识只能局限于有限范围之内的东西，而无法认知和穷尽无所不包的无限整体。
既然物自体存在不能被有限的知性范畴所表述、所认知，那么，人们怎样才能把握物自体这种无限的整体呢？康德认为，尽管无限整体不能被认识，但却是可以信仰的。这个无限的统一整体是人类的理性所公设的东西，它确实存在，但又不同于我们日常所见的有限对象，它只是一个理想、一种信仰，即是一个人类理性的“公设”(postalat)。当然，这种“公设”不是任意的胡思乱想，也不是基督教等宗教中的信仰或者神秘论者的灵感、启示之类东西，它完全是理性主义的，奠定于人类理性基础之上，是人类理性自然倾向的必然要求。这样一来，康德提出了超验本体不能从现象界的科学知识中获得存在的保证，相反，只能也应该以道德意识、宗教信仰作为根据。康德正是这样通过限定现象、知性和知识的范围来为本体、理性和信仰留地盘，康德公开宜称：“我必须限制知识，以便给信仰留地盘。”[2](P25)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康德限制知识并非不要知识，只是把知识局限于现象范围内，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对数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什么条件才能成为科学的分析，来为建立关于主体、本体、整体的未来形而上学消除障碍，开辟道路。这就是说，康德最终关注的，不是认识论，而是未来的形而上学。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就明确声明：“对这两种科学（指纯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引者）之需要进行研究，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是为了另一种科学——形而上学。”[2](P10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思想线索是通过对个别的有限的感性认识和概念、范畴的知性认识的分析，一方面为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确立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使人们从无限事物走向无所不包的无限整体，为建立起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作出重要提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便是这一线索的延续，具体而详尽地阐述了道德行为理论及其本体学说。
关于康德哲学两大部分的理论逻辑联系，德国哲学家皮希特在《康德的宗教哲学》一书中作过充分的论证，指出康德的三个《批判》具有“统一性”，《纯粹理性批判》的双重目的具有“统一性”，康德的知识论与本体学说（即宗教和道德学说）具有“统一性”。然而，对于这一点，康德思想却在西方哲学的现代发展中遭到了拆解并对拆解出来的部分加以了孤立的强调和发展。大体上说，注重认识论还是注重本体论，就决定了康德哲学对现代哲学发展的双面影响。注重认识论就直接启发、引导和推进了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哲学派系；而注重本体论则引发、激励和孕育了以现象学——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派系。我们认为，从内容实质而论，现代西方哲学大多可以归结到这两大派系，而这两大派系从思想渊源上又都与康德哲学密切相关。应该说，康德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了全面、深刻并且是错综复杂的影响。
三、从康德到现代的理论链结点
现代西方哲学是古近代西方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两大派系都渊源于近代西方哲学。英国的经验主义直接影响了科学主义思潮的产生，而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则直接转化成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近代西方唯理论与经验论是在反封建反神学旗帜下的近代哲学内部的两个派别。唯理论强调要以理性来批判上帝的权威和宗教的虚妄，倡导一切要在理性的法庭上予以审判，只有确切无疑、清楚明白的才是真理，反之便是谬误；经验论则高举“经验”大旗，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只有符合经验，为观察与实验所能证实的才是真理，否则即是谬误。唯理论与经验论在反封建神学的战斗中共同起到了积极的历史进步作用，但它们之间的分歧或者说各自的极端性、片面性也是明显的。唯理论强调理性，主张演绎主义方法，但却贬低或否定经验；经验论强调经验，主张归纳主义，但却贬低或否定理性。可以说，这两派各执一端，片面夸大，并进行相互的理论攻击。经验论者主张，科学的方法必须能够对经验事实进行归纳，能够给人类提供新的知识，但演绎法却难为此任，因为演绎法通过推演得出的结论实际上预先就蕴含于前提之中，而并非是新知识，同时，要保证推演结论的正确，必须要以前提正确为必要条件，而要证明前提正确，又必须证明另一个前提的正确……这样就自然要确定一个没有经过证明的前提，而这就犯了“窃取论据”（或称丐词）的错误。而在唯理论者看来，人类理性中存在有不证自明、绝对正确的先验真理，其自然科学根据就是欧氏几何。可以认为，欧氏几何的公理便是清楚明白、无需证明的先验真理。反观经验归纳主义，虽然它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能够增加知识新内容，但却无法保证知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归纳法只是从有限推知无限，从过去推知未来，从局部推知整体，它永远只有或然性。经验的多次重复不等于理性上的必然重复。同时，即便是完全归纳法也不是一种科学方法，因为它无法给人以预见性知识，而预见性恰恰是科学知识的必要条件。
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的论争在康德哲学中得到了调和。康德通过提出和论证“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阐述了科学知识因是先天的故而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因是综合的所以又具有知识的增长性。康德在知识论上的所谓“哥白尼式革命”就是认为知识是由存在于人的理性中的先天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和知性范畴（普遍性、必然性、因果性等）对经验杂多质料加工整理的结果。可以说，唯理主义（演绎主义）与经验主义（归纳主义）在康德知识论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调和，不过，这种调和带有明显的机械拼合性质。然而，尽管如此，经验主义在康德哲学中毕竟还是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康德说：“……凡吾人之一切知识，皆以经验始。”[3](P27)
康德对经验主义哲学予以充分肯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则通过方法论角度，为感性与理性、归纳与演绎的辩证统一作了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可以说，近代经验论哲学正是通过康德而对现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发展起到理论影响和推动作用的。康德知识论中肯定经验是知识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对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的考察，把知识局限于经验现象范围之内，否定物自体世界的可知性、科学性等思想都对现代的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总体精神和理论思路产生了多重作用；而康德将本体学说推之于知识界之外，通过道德意识根据所建立的理性主义的超验本体学说，又对近代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转化成现代的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从另一角度上起到了推进作用。
当然，经验主义哲学在现代的复兴，除了在理论上受到康德知识论思想的影响之外，也与19世纪初新兴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传统数学中的欧氏几何“先验”公理是唯理主义或演绎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但随着非欧氏几何的创立，以及随后出现的集合论、相对论等，则从根本上破除了欧氏几何公理的不可证明性或先验性。这种数学中的几何学基本原理革命在哲学意识形态上的表现是，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论争数个世纪后胜负初见分晓，经验主义逐步占了上风，这也就决定了现代经验主义即现代西方的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同时还促动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向现代非理性人本主义的理论转变。
四、阅读、诠释中的现代回响
康德哲学在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借用美国康德研究专家贝克曾引述过的哲学家中流传的一句格言就是：“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4](p3)
康德哲学影响和奠定了现代西方两大主流哲学思潮的思想倾向与哲学原则。就康德哲学整体而言，它所进行的“哥白尼式革命”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问题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他所创制的一套严密哲学体系（主要包括关于知识论之学说和关于本体论之学说）既对自培根、洛克、休谟及笛卡尔、莱布尼茨、伽利略、牛顿等人所发展起来的经验主义方法和自然科学进行了深刻的哲学论证，又使得以卢梭等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所倡导的人权、自由、生命、平等、博爱等思想从哲学本体论上加以了理性的考察，并作出了系统阐述。自然与自由是康德给人类理性所设定的两大目标，人既要给自然立法，也要给实践行为立法，前者表现为自然法则，后者表现为道德法则，康德在不同体系中对它们作了表述，又在最终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对它们作了统一。康德通过对人类心灵三种能力——认知能力、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三种对象——真、善、美的探析，在人类哲学宝库中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第一批判是为数学、自然科学知识确立哲学基础，它所回答的是“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第二批判是对超验本体领域的考察，对人的“道德行为如何可能”的问题作出回答；第三批判则力图沟通前两个批判，即将科学知识论与道德本体论统一起来，它回答的是“审美趣味和自然合目的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康德以三大批判集中系统地对关联人的三个问题作了阐述——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在晚年康德又从人类学上添加了一个总问题：人是什么？以人类理性的这四个问题而构成的康德哲学体系是系统严密的，也是思辨和实践的，它是对整个西方哲学主题发展的归纳综合。
康德哲学的理论主题在各个部分各有强调，但它们之间又是密切联系融为一体的。康德讨论知识论问题最终是为了建立科学的道德形而上学，以求对人类的主体性、自由意志、精神目标以及人的尊严和命运作出回答。
然而，对于康德哲学及其整体构设，后人的阅读和理解却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导致了各种不同的诠释和发展。有人注重其认识论，有人注重其本体论。这种阅读和诠释差异便从理论上直接引发衍生出现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一是科学主义思潮，二是人本主义思潮。为孔德、斯宾塞等人所开创、以分析哲学为最大代表的实证主义就重视康德哲学中的知识论部分，探讨了关于有限事物知识形成的条件、范围和证明等问题，注重知识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以及科学发展的系统结构、静态与动态模式，甚至从表述科学知识的命题陈述重新理解了哲学的本质即为语言逻辑分析；而与实证论哲学相反，为叔本华、尼采等人所开创、以存在主义为最大代表的人本主义则强调康德哲学中的本体论部分，他们重视对人文科学研究，倡导哲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不是知识论，而是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生命动力以及人的独立性、自主性、价值与责任、存在与命运构成了他们哲学理论的最高主题。
美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布兰夏德(B.B1anshard)曾经对流行于美国的两大思潮——存在主义与科学主义做过比较性分析。他指出，一般而言，科学主义流行于学院、研究所，多为专家、学者所持有，而存在主义则流行于社会上与教堂里，多为一般人所推崇。科学主义的优点在于概念清晰、逻辑严谨，陈述系统、准确，能够在经验中加以验证，但其缺点则表现为过于强调分析，忽视综合，世界万物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命题陈述，人生价值与意义则被当做超出经验之外的问题而不被讨论。在分析哲学那里，哲学更是完全成了一种语言分析，人的存在与发展毫无理论根据，人被僵化了，人的问题变得苍白无力。以存在主义为最大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则与此相反，注重本体建构，特别是十分关注人的生命动力、生存价值、理想追求和健全人格等问题，关切人的情绪，贴近社会生活，能够给人类生活以指导和目标。但其不足则是概念抽象、意义含混、难于理解，多坚持非理性的体验与神秘的直觉。在布兰夏德看来，正因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各有优缺点，所以美国哲学要振兴就必须将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与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从另一角度来说，现当代西方出现科学主义哲学与人本主义哲学并行推进还在于人类理性中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对这两个部分予以系统表述的人。康德指出，人的理性有两个方面：一是分析方面，一是综合方面，理性分析方面注重对有限事物的认知，理性综合方面强调对事物整体的把握。在康德那里，分析能力与综合能力统一于人类主体之中，互有联系，不可缺如，与之对应，人们构成了对世界万物的整体系统性哲学思考。
事实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便是一个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的过程。分析是指通过把事物分解成各个环节、各个部分予以研究，分析事物所运用的是人类的感性能力与知性能力，由此而获得的是关于事物的有限性、局部性、多样性、特殊性的知识。这是人类认识的必不可少的过程。然而，假如停留于此，就不可能整体性地把握事物的本质。综合便是人类企求从事物的联系性上对有限事物知识加以整合以对宇宙万物总体理解的能力，它所追求的是无限性、全体性、统一性、绝对性的知识。显然，人类的认识是分析与综合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才实现的。不过，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一般地说，科学主义注重人的理性分析方面，认为我们的认识必须局限于感觉经验范围以内，只能对有限的经验现象之间的相似关系和先后关系作出描述，只可对表述经验事物内在关系的科学命题陈述加以琐碎的语言逻辑分析，而坚持否定人类有追求无限东西的认知能力，并且认定无限的东西是抽象的、虚幻的、不可证实的。从哲学史上看，科学主义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近代经验论者休谟不可知论在现代的再现，只是方法、术语和目的有了新的变化。而从直接思想源泉而言，又可明显地看出，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否定了康德对理性能力的全面理解，只重视康德的知识论部分。而重视、继承和运用康德关于要求把握无限本体的理性综合方面的则是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它们一般对认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加关注，也不重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反之，则主张哲学必须考察知识的终极基础问题，应该对世界的存在和本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命运和前途作出解答。哲学本质上一定是关于某种本体论的学问。但是，由于大多数人本主义者过于重视人的理性综合能力，偏于企求对生命本体的体察觉悟，因而他们的术语生僻、艰涩隐晦，还有不少是格言、箴言甚至是诗，所以显得颇为神秘、玄虚莫测。
当然，这种相互冲突却又同时盛行的现象，不仅表现在现代哲学思潮上，而且还能从人类思想文化存在的情况得到契证。在现当代欧洲特别是美国等高度发达的国家，既有烟囱林立的工厂，也有高耸入云的“歌特式”教堂。烟囱多反映着工业发达、科学进步；教堂多代表着信教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寄托，需要信仰。这种情况初看起来是矛盾的、荒诞的，但实质上却反映了人类理性追求的不同方面。人们既能够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而加强对世界必然性的认识，也可以同时作为一个形而上学家而对整体性的东西加以信仰，诸如上帝不朽、灵魂不死、世界存在以及人的价值与命运等。这就是说，哲学与科学在同一个人身上，科学主义原则与形而上学精神在同一社会中能够并存而不相害。
当然，上述分析是就一般性而言，实际上，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区别不是纯粹的、绝对的，在某些流派和某些哲学家身上两者都有，只是偏重某一方面而已。科学哲学的深入发展就使许多哲学家意识到，哲学要讲本体论，要越来越多地讲本体论，否则他们的知识思想毫无理论根据，也与现代对人的问题日益关注相距甚远。美国分析哲学家奎因就以“本体论的承诺”思想，一方面强烈呼吁重建本体论，另一方面则对本体论作了实用主义的理解，认为所谓本体本质上便是人们的一种共同约定。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主张通过释义学和语言分析来沟通“科学”与“批判的理论”。美国分析哲学家埋罗蒂和德国解释学代表之一阿佩尔总体上虽分属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阵营，但都已深入地研究了这两大哲学派系的融合可能性和必要性，强烈主张在语言哲学基础上互补互助、协调推进。总之，西方当代哲学发展已愈来愈显示出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大有互为交合之势。
这种互为交合的趋向是值得重视的，它很自然地使我们更加意识到康德哲学在现代不仅没有死去，反而有待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因为康德哲学注意到了人生、人的理性的双层追求，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力图将它们统一于整个先验哲学之中。
康德的问题是开放的问题，康德的哲学是开放的哲学。绕过康德，只会是坏的哲学；惟有超越康德，才可能有好的哲学。
收稿日期：2005-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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