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及香港地区青少年慈善服务经验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英美论文,慈善论文,青少年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慈善事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受社会历史发展诸多条件的制约。“慈善”在英文中有多种表达方式，使用较频繁的是“philanthropy”与“charity”这两个词汇。“philanthropy”一词源自希腊文，表达的是善心、博爱等意思，传达的是“人类之爱”。“charity”源于拉丁文的“Caritas”，表示博爱、宽容等意思，传达的是“基督之爱”。本文中“慈善”的涵义，是指基于关爱他人原则之上的、自发性的为弱势群体提供物质和精神帮助的一项事业。 青少年作为社会的希望，一直以来都是英美和我国香港地区慈善事业服务的主要对象之一。协助青少年满足其生理、心理、社交、家庭生活、培训及闲暇的需要，协助他们解决问题，以及发挥他们的潜能，是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之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慈善事业，特别是青少年慈善服务领域，无论在运作方式还是运行规范方面都已臻成熟，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关注、学习、研究和借鉴。 一、近代英美及香港地区青少年慈善服务发展过程 青少年慈善服务是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英美和我国香港地区慈善事业的整个发展过程，青少年慈善服务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青少年慈善的早期阶段(17世纪-18世纪末) 早期青少年慈善事业更多的是关注青少年救济领域，其核心理念是对贫困家庭青少年的施舍与恩赐。在西方，宗教被称为慈善之母，早期的教会特别是基督教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思想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在实践活动中，如救济残疾青少年、关照儿童等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后，许多脱离教会支持而转入世俗社会的慈善机构不得不重新考虑资金运作机制问题，私人慈善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工业革命后，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社会服务需求日益扩大，人们逐渐不再把贫穷看做是个人的原因，而认为社会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西方各国政府开始关注民间慈善，与民间慈善进行了有限的合作，逐步对慈善行为以及慈善组织的管理进行国家立法，如英国于1601年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鼓励发展从事慈善救济等社会公益事业，确立起了官方济贫体系。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慈善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基督教的仁爱怜悯精神，新兴的商人阶级的崛起，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参与社会意识的增强有着巨大的关系。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独立于宗教、国家的青少年慈善志愿组织雏形。英国最有历史名望的一些青少年慈善组织都是在这段时期内成立的，如国家防止虐童社团等等。 2.青少年慈善公益组织系统形成阶段(19世纪—20世纪中叶) 这一阶段是国家介入慈善、慈善国际化的阶段，以教堂为中心的慈善活动和个人对弱势青少年直接的慈善救济，逐渐被有组织的慈善活动代替。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各国政府纷纷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并对慈善组织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开启了与民间组织合作的时代。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特别是青少年发展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各种致力于青少年慈善服务的基金会以及其他类型的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并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历史舞台上占据了重要一环，如1904年成立的“大哥哥”志愿者组织和“慈善女子”组织(1977年两者合并成为“大哥哥大姐姐”组织)。慈善组织改变了过去济贫院中不加区分的救济穷人的做法，而是通过调查了解他们产生贫困的原因，并适时适当地给予帮助，使得他们能逐渐凭借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青少年慈善服务组织聘用专业人员经营，开始专业化分工，地区性的慈善公益组织联合募捐等现代慈善组织系统开始形成。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慈善家，如美国的“钢铁大亨”卡内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在这一时期，我国香港地区的慈善事业开始发展起来，成立了东华三院、保良局和乐善堂等慈善组织，为贫困家庭青少年群体提供了救助和救济。 3.青少年慈善系统重组发展和结构调整阶段(二战至今) 这一时期的青少年慈善服务由救济型逐渐向发展型过渡，服务内容日益丰富化和多样化。从二战以后，人们对战争的抵触和对人类的关怀意识增强，青少年积极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涌现出大量的权利保护组织与和平维护组织，如人权组织、儿童保护组织以及各种反战组织等，它们在各国的社会重建和社会变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进入繁盛时期。这一阶段，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政策时紧时松，有时国家收紧服务项目和资助，有时又放回给慈善组织，重组不断，动态平衡。总的趋势还是宽松、尊重和包容。如二战以后英国工党政府上台，通过推行“国有化”，将原来许多由慈善组织提供的社会公益服务接管成为政府公共服务。20世纪70年代上台的保守党撒切尔政府针对政府公共部门低效率和机构臃肿等问题，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将原来许多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委托等方式转交给民间慈善组织，使政府公共部门与民间公益部门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5年工党政府重新上台，布莱尔政府推行公共部门的所谓“现代化”改革，重新定位政府公共部门、私人企业部门和民间公益部门的关系。布莱尔政府推行的所谓“现代化”，一方面强调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积极活动的民间公益部门，另一方面强调政府和民间公益部门积极合作。 从纵向发展历程来看，英美及我国香港地区青少年慈善服务的发展呈现出“内力重于外力”、“多元优于统一”、“沟通先于苦干”的规律[1]。所谓“内力重于外力”，内力指增强人们的慈善意识，外力指改善慈善事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由思想、道德、文化和价值观等因素决定的慈善意识对慈善事业的影响力度更大，效果也持久。而“多元优于统一”，多元体现在慈善事业的各个方面：慈善组织机构、资金来源、资金筹集方式、服务项目等均有多元化的特征。慈善事业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本身就复杂多样，用单一的思路、统一的形式难以满足各种慈善需求。“沟通先于苦干”，是因为慈善事业的经济基础是民间捐献，人们在捐献资源之前需要了解和沟通，而且，只有沟通，才能做好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媒介和桥梁，慈善组织不仅要苦干，还要做好宣传沟通。 二、英美及香港地区青少年慈善服务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英美等国政府通过立法和税收制度对慈善进行引导支持。在立法方面，政府出台了《慈善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慈善事业的进程和发展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并不断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以使其适应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在税收方面，政府的做法可以归纳为“一疏二堵”：“一疏”，是指企业和个人捐助慈善和公益事业可以获得免税的待遇；“二堵”，是指用巨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对资产转移进行限制[2]。美国在1913年开始征遗产税，税率最低为37%，当遗产达到300万美元时，税率达55%。这就意味着，很多富人在他们死后，大部分的财产会归政府所有。此外，美国还通过减税来鼓励企业的慈善行为：如果一个企业向社会捐出善款的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那么应该减免10%的税款；如果不到10%，则可以在缴税时扣除已经捐出的善款。英美及我国香港地区慈善组织的发展，也与其完善的政府监管、内部监控以及财务公开制度密切相关。在英美及我国香港地区，民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很高，已成为慈善捐赠的主体。每年，每个美国人要将收入的1.8%进行捐赠，每个美国家庭贡献志愿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占家庭总收入的2.36%。在英国，由各个不同慈善机构开设的慈善商店已经是英国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大多数企业都成立了企业基金会，很多慈善组织实力也比较雄厚。据统计，全美各类基金会大约有4万个，资产额度大约1900亿美元。美国的富裕阶层——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亿美元，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美国GDP的9%。 英美及我国香港地区青少年慈善服务主要面对青少年中的弱势群体，如残疾者、失业者、低学历者、单身母亲、流浪儿童等等。项目也围绕着提高青年教育和培训水平、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能力、维护青年基本权益、帮助弱势青年回归主流社会而展开。以服务性质为标准可分为补教型、发展型及预防型服务；以服务对象分类则包括学生、一般青少年、高危青少年、残障青少年以及违法犯罪青少年。与我国大陆地区相比，英美及我国香港地区青少年慈善事业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教育和医疗卫生始终是慈善关注的重点 从2007年美国基金会关注的领域分布看，教育和医疗卫生始终是慈善关注的重点：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教育”筹款占22.8%，拨款占20.0%；“健康”筹款占22.7%，拨款占13.1%；“人工福利服务”筹款占14.9%，拨款占26.0%[3]。而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方面，青少年群体是主要的受益对象之一。 2.生殖健康和性教育在青少年慈善服务当中占有突出的位置 由于英美青少年的发育期要早于亚洲青年，相当数量的青少年在14-16岁即开始了首次性生活，所以生殖健康和性教育在青年工作当中占有突出位置。在我国，如何对1.61亿15-24岁的青少年提供到位的性健康服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3.防治青少年酗酒、吸毒需求突出 英美等国的青少年较东方的同龄人独立性强，往往上大学或就业以后就离开父母，但由于一文不名，他们很难获得银行贷款购置房屋。青少年当中酗酒、自杀和吸毒问题突出。因此，解决青年人面临的实际生活问题也就成为了青年工作的主要课题。如，英国的转机慈善组织致力于帮助防止英国年轻人暴力犯罪，资助主要针对年龄在16-25岁之间、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工作的年轻人，鼓励年轻人重新接受教育，支持他们就业。该组织为暴力犯罪的受害人及其家人建立了一个支持网络。美国的“40比0项目”(Forty to None Project)组织实施了一揽子计划，旨在帮助无家可归的青年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解决基本生活需求。 4.服务方式以发展型为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扶危济困的救济型慈善被视为养老模式，很多青少年慈善组织在做好对弱势青少年群体救济工作的基础上，开始重点关注青少年的发展问题。如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男孩女孩俱乐部在美国有4000个集体会员，为400万16-18岁的青少年提供学习、培训及各种服务，主要开展五项公益活动：性格与领袖能力培养；教育及职业发展培养；健康与生活技能培养；艺术培养；运动、健康与娱乐活动。 5.关注青少年个性化、多样化的需要 英美及我国香港地区的青少年慈善组织越来越关注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以及其他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如美国的非营利组织——“许愿基金会”作为一家老牌国际慈善基金会，专门为患有重大疾病的儿童和青少年圆梦。年龄在2岁半到18岁之间，被确诊患有重大疾病，没有在其它许愿组织申请过，就可以向当地合作伙伴提出愿望。各地的合作伙伴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不仅管理资金和物资的捐赠，也联合当地的企业、名人和其它的公益组织，增加群众基础。以“玩游戏救孩子”(Play Game，Heal Kids)为口号的“延长生命”(Extra Life)是通过游戏募捐，以资助医院里病困儿童的慈善活动，报名参加活动的玩家要在24小时内连续不断地玩游戏，平均每1小时赞助商就会为每名参与者支出1美元，活动结束后募得的所有款项将通过“儿童奇迹”组织捐助给儿童医院。梅格·伯恩(Meg Bourne)缔造了艺术食粮组织，与超过800名志愿者一起工作，为残疾或经历过创伤的儿童提供创造性的理疗与鼓励，服务逾8000位儿童。 6.服务对象不仅限于本国青少年，呈现出国际化的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速，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发展的一大趋势，国家间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交往越来越密切，彼此之间的依存关系不断加深。慈善事业也超越了国界成为世界共同的救济事业，这是目前世界慈善事业的总体趋势。一些青少年慈善组织走出国门，放眼世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逐渐成为世界舞台上不可缺少的新兴力量。这些组织参与国际合作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向受援国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包括资金和资源；与受援国的民间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共同开展活动；直接向受援国派遣志愿者参与和执行项目。 英美等国和我国香港地区在青少年慈善服务领域形成的特征，与其社会保障制度有很大关系。比如，英国在社会福利方面主要以第二次分配为主，而美国在社会福利方面不仅重视第二次分配，也重视第三次分配，慈善事业相对有了更大的发展。在20世纪，美国出现了很多世界慈善家，而在英国，政府在社会福利投入中占有更重要地位。英国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90%以上的人认为，英国不再需要慈善机构。2004年，英国个人捐赠仅占GDP的0.9%；在法国，这一比例为0.28%；德国更低，仅为0.13%。这主要是因为，在高福利的欧洲，人们认为捐赠的责任应该由国家来承担。现在英国出现了慈善的复苏，因为英国政府发现慈善在某些社会问题领域解决问题的效率更高。 美国在公民社会理念广泛、经济社会组织发育充分的背景下，将现代慈善理念与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相结合，以基金会为主体，运用现代管理方式，形成了美国式的市场化运作的现代慈善模式。我国香港地区则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现代福利社会发展的要求，针对第三部门发育的不足，由政府财力资助社会组织进行“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形成了政社分开运作的“公助民办”的慈善模式，既在现阶段提高了公民的福利水平，又增强了社会自治能力，顺应了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现代慈善发展的要求，实现了福利资源的最优化[4]。 三、最新发展趋势与启示 近几年，英美及我国香港地区在青少年慈善服务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1.一群新型捐赠者正改变着慈善捐助的景观 私人财富数量的大增以及财富形式的多样化，孕育了这样一群特色鲜明的“新型捐赠者”——他们大多十分年轻，处在25-45岁这个年龄段，多是很典型的白手起家自主创业的新富豪，如马克·扎克伯格在20多岁就创立了脸谱网站，并且已经向纽约的学校捐赠了1亿美金。这些社会新贵，已不仅仅满足于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捐给某个慈善机构的某些慈善项目，而是运用自己的商务理念、行政经验和专业技能，亲自参与到他们所关注的慈善领域当中。他们敢于推出和尝试全新的捐赠理念，他们的个人商业资本越来越多地投入慈善，他们参与度越高，就越可能推进慈善商业的专业化。 2.大胆革新慈善筹款模式 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慈善筹款模式。如，美国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拍卖自己的“午餐会客”时间，用于慈善事业。在香港地区，比较有影响力的慈善募捐活动有“售旗”活动等，我国的广州曾学习香港的这种做法，推出“售旗”活动。一些组织还采用“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呼声、引领民意。如为了给美国“三角城市带少儿梦想基地”筹集100万美元，建立“梦想回归基金”，以帮助儿童实现梦想，美国人希尔德布兰特乘南瓜船在威斯康星河上进行为期8天的漂流。此外，近几年“风险慈善”(Venture Philanthropy)——这个崭新词汇已经到来，与它一起到来的诠释是贷款和证券支持这样的慈善筹款方式。这些新开拓的新型筹款方式已被一些富豪们很好地利用并服务于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用事业，也成为慈善基金市场的有效补充。同时，慈善银行(Charity Bank)的相继成立，使更多捐赠者有了帮助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渠道。私人银行也把金融业务延伸到了慈善领域，为自身的高级客户量身定制慈善投资项目。2011-2012年，英国的一家慈善组织Scope通过发行三年期的债券筹集了200万英镑。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上市的慈善组织债券。 3.创新慈善资金保值增值方式 慈善组织实际是慈善资源的信托机构。慈善资源是否安全，慈善资金能否保值增值，慈善资源的分配方向是否合理，使用效率是否高效，都直接与慈善组织的运作能力相关联。近年来，伴随新兴基金会的大量涌现，慈善模式也在不断创新，商业化的操作理念渗透于现代慈善组织的运作中。众多基金会除了投资股票之外，还大量投资于美国政府债券、商业票据及国际共同基金投资等投资项目。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开始进入到了慈善资本主义时代，这是慈善和资本的结合。近几年，新出现的慈善资金保值增值方式主要有“慈善信托”和“使命投资”两种方法。英国的慈善信托是日后在美国、日本等世界各国风行的公益信托的蓝本，也是慈善部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慈善信托最著名的例子当数英国国民信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基金会，盖茨基金会以资本运作见长，基金会建立伊始，就全面引入商业化运作模式，2006年设立了“双信托结构”[5]，使得资本运作便利度进一步提高。“使命投资”是指基金会对本来要进行捐助的项目，以非常低的利息和极少的利润进行贷款和风险投资。例如，美国的卡拉马祖社区基金会投入1900万美元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进行贷款和风险投资，从中拿出一小部分资金创办了一个有关建筑学的创业咨询公司，用来促进当地的土建开发并从中获得一些利润，从而达到基金增值。波士顿的一个公益咨询机构——“社会影响咨询者组织”对全美92家历史悠久的慈善基金会进行了两年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有72家慈善基金会通过这种贷款，以及在资本市场进行“使命投资”来完成自己的公益目的，比率超过80%。 4.注重网络手段的运用，信息互动的体制日益完善 除了利用互联网募集资金外，慈善机构还利用互联网密切与捐赠者联系，捐赠者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他们的钱用到了什么地方，是否被正确地使用。慈善正在利用技术进行多种实验。新技术可以召集更多的公众，制造更多的信息，很多社会变革有了公众的支持就更容易推进；同时，如果从公众那里得到反馈，就更容易分辨一些想法是否合适，以及存在哪些问题。慈善机构已经通过互联网这个载体，从数量上到质量上大大加强了慈善行业对外的信息流量。例如借助互联网，人们可以了解到慈善事业委员会的注册慈善机构的相关信息，英国的“领路人”(Guide Star UK)和“明智捐赠”(Intelligent Giving)网络，以及NPO信息咨询中心和日内瓦国际(Geneva Global)为捐赠者从不同的慈善研究领域专门定制个性化慈善活动及咨询服务等等。此外，大量的互联网企业现在正在改善信息的传播，这也是慈善资本主义的一个很大发展趋势。从目前来看，微博拥有很大的潜力去推动这些改变，人们也正在更有效地利用这些社交媒体。 对慈善事业的功能和使命的新认识：促进社会创新。已有75年历史的福特基金会也不甘落后，在社会创新方面是做得最早和最着力的。他们目前正着眼于未来10-15年的社会发展问题，重新考虑定位和发展战略，尝试新的模式，支持新的组织和新的人群，寻求更大的影响力和可持续性。而硅谷社区基金会的创新模式，可以说代表着慈善资产管理的方向，因为它是专业化的、高效率的，大大减少慈善资产使用当中的无秩序和浪费。 5.重视捐赠者之间的合作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慈善捐助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捐赠者更加重视相互合作，充分利用相对有限的资金，并且从中分享经验相互学习。例如，英国的基金网络、方舟和私募股权基金上的“给与者联盟”，都给捐助者提供了很好的联系合作平台。 我国全民性的慈善事业虽然刚刚起步，并且已经取得不错成绩，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普及程度，还存在诸如基金会的资金少、财物透明度有限、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同时，与发达国家美国相比，在善款筹集能力、慈善组织的规模、运作效率、专业化程度等方面都有着不小的差距。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慈善事业发展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在未来慈善事业的发展道路上，应重点着手制定完善健全的慈善事业政策法规，完善慈善组织自身的建设及多元化发展，建设好慈善大环境，增强全社会的慈善意识，使我国慈善事业蒸蒸日上，更好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