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的方法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自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7）02—0125—08
文化自觉论不仅需要通过阐明文化自觉的主要内涵、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等问题而成为一种比较规范的概念系统，而且也需要探讨和确立自己的方法论。一种理论只有建立起自己的方法论，才能完备起来；一种理论只有具备转化为方法论的内在能力，才能获得自我实现。因为人们创立理论不仅是为了说明和解释既成事实状况，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筹划人们借以改变生活现状的未来景象和可行途径。文化自觉论需要通过阐明自己的方法论确证其可行性，以及意识到其中包含的种种难题和悖论。文化自觉理论可以、也应该转化为研究文化自觉的方法论，文化自觉研究的方法论可以、也应该转化为文化自觉实践的方法论。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契有句名言：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文化自觉理论只有转化为文化自觉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方法，转化为人们的心理素质、道德素质和人生境界，才能走上自我实现的道路。
作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大课题，文化自觉需要人们从各个方面、层次和角度去进行探索，需要人们开展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需要各个民族进行多种形式和层次上广泛而深入的跨文化交流，需要人们身体力行去实践和体现文化自觉的价值追求。文化自觉不是传统意义上个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忏悔，而是人们走向自身文化深处、走向其他文化的堂奥、筹划和追求人类文化理想未来的艰难探索历程，特别需要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这种方法论既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也需要强烈的价值关怀；既需要冷静客观的科学观察，也需要热情会心的细腻体验；既需要按照各个文化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也需要在反复比较中获得相互理解和深层会通。文化自觉没有理论上的疆界，也没有方法上的壁垒，而是力图以一种科学、开放和包容的现代精神，在“多元共生、多元互补、多元一体”的跨文化、跨学科的探索中，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并不断尝试新的方法，不断提高人们的文化自觉水平，有效推进各民族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实现文化自觉的基本旨趣及其相应的时代使命。
一、文化自觉的方法论层次
文化自觉具有两个方面的指称，一是指人们实现文化自觉过程这一行为本身，二是指人们对文化自觉这一文化现象的自觉意识。与此相应，文化自觉方法同样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关于人们如何实现自身文化自觉的方法，可简称为文化自觉的实践方法；另一个是关于人们如何研究文化自觉的方法，可简称为文化自觉的理论方法。这两个层次上的方法既在运用主体、运用范围、直接结果和社会效果等方面存在着具体差异，又具有内在的相互转化与一体贯通关系。
从运用主体上看，文化自觉的实践方法的运用者就是文化自觉的直接实践者，而文化自觉的理论方法的运用者则是文化自觉的理论研究者。前者主要是自我指涉的实际行为，后者则主要是指向对象的研究活动，其中包括自我活动的对象化。当然，这只是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区分。实际上，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文化自觉活动，人们往往应该既具有“实践者”与“研究者”的双重主体身份，同时也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两种主体身份的层次差异，并适时转换主体身份的主次关系，实现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有机的、具体的统一。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具体情境清楚地意识到并适时确定自己主要的主体身份，是做一个合格的文化自觉的研究者或实践者的基本素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自觉的实践者好比是体育比赛场上的运动员，而文化自觉的研究者则如同是体育比赛场外的裁判员和评论家。不过，这两种身份不是固定的，而是相互支持并随时转化的，但也不能混淆起来，因为它们的具体要求终究有所不同。比如，当我们要参与、接受和赞美异域文化及其所属的人们时，需要伸出援助之手，和他们一起手舞足蹈，忘乎所以，乐不思蜀，需要微笑、热情和情绪上的感应，甚至需要屈己从人、夸大其词等等；但研究异域文化时，却需要客观、冷静、个人独立精神和默默思索，甚至需要一颗摆脱了个人好恶的“冷酷的心”等等。文化研究者常常在这两种主体身份之间游移不定、困惑不已，不是无法深入当地人们的文化生活，获得彼此信任和相互沟通，就是难以从一种文化生活中走出来，客观地观察和研究该文化及其所属人们的行为和思想。
从运用范围上看，文化自觉的实践方法直接面向并局限于人们的实际文化生活，处理的对象是人们在文化自觉活动中的具体问题、个人问题，是人们实现自身文化自觉的直接工具，是人们借以提高自身文化自我意识水平和文化交流能力的各种实际手段，是进行文化自觉活动的具体方式、方法和步骤等等，具有鲜明的操作性质、经验性质和个性特点。由于人们在具体生活处境、受教育程度和个人天赋等方面存在着多种差异，他们走向文化自觉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可能更多地依靠“读万卷书”来提高自己的文化自觉意识，有的人可能更多地通过“行万里路”来提高自己的文化自觉水平，还有的人则可能更多地依靠“四海朋友”来扩展自己的文化意识，有的人善于表达，有的人长于会心。文化自觉的实践方法是非常具体的，需要适应具体情况的丰富细致的实施步骤和相应技巧，乃至某种天性特点的支持。如怎样更成功地与别人交流，特别是如何实现与异文化环境中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沟通，就是一个具体的实践问题，需要大量认真细致的艰苦工作和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甚至其中有些东西是难以言说的。
文化自觉的理论方法是指研究文化自觉这一人类文化现象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是研究特定的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化自觉状况及其未来走向的各种手段，其运用范围大大超出研究者本人的狭隘活动范围，并主要指向一定历史时期的前人和别人的文化自觉状况，它处理的对象常常是复杂多样并且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实问题、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等等，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总体性和普遍有效性。尽管不同的研究者采用的理论方法也各有侧重、各有偏好，但不像实践方法那样充满灵机一动的情境性和难以模仿的个性风采，而是更多地受制于各自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训练，需要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基础，更多地属于一种思考方法，而不是一种实际活动的方法。比如动人的微笑、亲切的握手等就是很有效地接纳别人、“美人之美”的方式方法，但对于研究文化自觉而言，就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从直接结果上看，运用文化自觉的实践方法旨在帮助实践者本人实现自己的文化自觉，诸如摆脱各种文化偏见、提高自身的自我意识水平、文化交流能力、文化眼界和文化境界等等，是“为己之学”，其所造就的是一个个实现了程度不等的文化自觉的鲜活多样的个体人格，并且人们彼此之间是不能替代的。就是说，一个人的文化自觉不等于另一个人的文化自觉，每个人实现其文化自觉都需要从头起步，别人可以帮助和鼓励他，却无法代劳。运用文化自觉的理论方法则旨在提出或丰富、完善关于文化自觉的各种观点、理论，包括探讨人类文化自觉的一般规律、发展过程和未来趋向以及各民族文化自觉的发展状况等等，是“为人之学”，它所成就的是以文章、学术报告或书籍等为载体的理论成果，供人学习、借鉴和运用。
从社会效果上看，人们运用文化自觉的实践方法使自己实现了一定水平的文化自觉，既丰富和扩大了个人的生活内容和人生意义，也有利于他们所从事的各项社会文化事业，并能够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从而表现和促进人类文化的健康发展。人们运用文化自觉的理论方法则提出了各种关于文化自觉的观点、理论，总结了人类文化自觉的历史经验，从而能够更好地帮助和指导人们实现自身的文化自觉，包括对实现文化自觉的目的与意义的认识、具体实现途径、方法的选择、调整和创造，以及为人们检验自己所达到的文化自觉水平提供参照和尺度等等。由于个人生活范围和人生期限终究有限，一个具有较高文化自觉水平的人尽管可以影响周围一大批人走上文化自觉之路，但他的社会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毕竟是狭隘而短暂的。时代榜样的力量之所以是无穷的，不仅是出于榜样本人的伟大活动，而且也是他的众多研究者和信从者不断进行宣传和教育活动的结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榜样，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榜样。在这个意义上，确如福科所说：“在一个不是我们的时代的时代里，不存在榜样的价值。”[1](P8—9) 但人们通过时代性阐释与教育活动，可以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民族的榜样转化为自己时代、自己民族的榜样。就此而言，运用文化自觉的理论方法所产生的理论成果更具有持久广泛的社会效果，并且能够使曾经是鲜活的个体人格普遍化、永恒化，甚至使之达到“与日月同辉，光照千古”的地步。
文化自觉的实践方法与研究方法之间又存在着共享的领域，保持着内在的相互转化和一体贯通关系，而不是截然相分的。文化自觉研究包括其运用的研究方法，必须以人们（包括研究者本人）实现文化自觉的实际过程为经验基础，是对这种经验的概括和扩展。很难设想，一个自身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文化自觉的人，他去研究文化自觉会取得什么结果。而文化自觉的研究方法不仅能够更好地调整和强化人们实现文化自觉的方法意识，而且能够转化为文化自觉的实践方法和相应的操作技巧，从而纠正和克服实践方法中存在的一些偏差、盲目与短视。
文化自觉是人们的一种自我意识，它总是不断地将自身的文化意识汇入它的对象里，文化自觉研究本身就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实现方式，并因此将转化为自身的研究对象。在方法上，同样如此。文化自觉的研究方法与实践方法尽管存在着层次之别，但在反思性的互动中常常融为一体并彼此强化。文化自觉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需要仔细体会这两个层次之间的侧重、区分与融合，并且需要时时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自觉研究者”与“文化自觉实现者”这种双重“位置与身份”和定位选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换位与内在紧张，以便更好地完成相应的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
二、文化自觉的方法论视野
文化是人类自己为自己所创造的一个纷繁复杂的人工世界，是人们置身其中、无所逃逸的生活世界。从纵向上看，文化是人类世世代代不断积累、持续创造并努力延续到未来的历史世界；从横向上看，文化是人们通过复杂多样的社会交往而日益扩大、层层融合的现实世界。个人在其文化世界中，犹如水滴之于大海。正因为如此，每个人在其生活中获得的对自己所属文化和人类文化本性的认识，都难免陷入“井底之蛙”的狭隘境地。“世界观的问题可作如下描述：所有的人，也许除了圣人和疯子之外，都戴着文化的镜片。我们没有直接理解实在。实在在为我们接受前经过了过滤，再用我们共同组成的文化加以解释，被我们每个人经由自我意识而导致的投影所扭曲”[2](P7)。文化自觉孜孜以求的，正是要人们从这种狭隘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幻觉中超拔出来，去直面文化世界整体，理解它的历史源流、现实状况和未来命运，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的责任，采取相应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自觉的方法论视野就是“去自我中心”的文化视野，也可以说是“多自我中心”的文化视野或所谓“多焦点透视”的综合视野。
文化自觉并不企求人们具有一种全知全能的视野，而是强调人们的观察和思考总是受到某种视野的限制。承认这些限制并不否认人们可以在该视野内获得真实的认识，作出有效的价值判断，而是力图将这些在一定的有限视野内形成的认识和价值观念融合起来，以达到一种比较真实的整体性认识与共同追求。文化自觉的方法论视野就是一种面向整体性的动态视野，即设法将各种观察角度和思考方式结合起来，相互修正，相互补充，最终实现视野融合的广阔视界。它试图在各种有限视野之间穿针引线、铺路架桥，使之贯通起来，或者可以说，它是一条使人们能够相互交流的公共走廊，向各个思想和观察的“房间”开放，并将其成果汇聚起来，尽可能地实现一体贯通的共同理解和整体图景。在这里，绝对主义者依然能够保持其确定无疑的自主认识和信念，但消除了他的僵化状态和无限扩张；相对主义者依然能够保持其个人偏好和灵活性，但消除了他的暧昧态度和主观随意性。
文化自觉的方法论视野不否认任何一种观察视野和思考角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它清楚地意识到“尺短寸长”、“智愚各得”的道理，包容并鼓励“长的和短的一起长”，它相信“众人拾柴火焰高”，渴望共同收获。健全的视野融合是一种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的动态整合。为此，“我们必须维持以下两方面的平衡，即一方面不要紧抱住自己的观点，充满戒心，容不得丝毫改变；另一方面不能过分开放，以致因为容纳过多而使整合失败”[2](P209)。多视野融合的结果并不是一种“上帝的眼光”，而是一种重叠的并不断扩展的综合视野。这样，尽管人们依然不得不受制于自身的独特视野，尽管依然承认每一种视野的有效性，但却削弱了各种既有视野的僵硬性和排他性，增强了更新视野、转换视野和扩大视野的渴望、能力和具体可能性。无论是文化自觉研究还是文化自觉实践，都需要培养这种方法论视野。
文化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众多文化元素的随意组合。复杂细致的社会分工、个人生活范围的狭隘性和文化研究的专业化、学科化等等总是倾向于将这个统一的文化世界划分为各个领域、各个学科。这不是出于人类文化的本性，而是由于人们实践与认识的能力、方法和视野受到自然的和历史的限制。文化自觉的方法论视野就是对这些“有限视野”的强烈意识及其有效克服，是通过“视野融合”而实现面向文化世界整体的历史性努力。
文化自觉的方法论视野要求我们需要采取如下行动和态度。
首先，文化自觉需要跨学科的研究与合作。文化是人的整个生活世界，文化自觉牵涉到众多甚至是难以尽数的方面和内容。任何一种科学和方法都难以独自承担这样艰巨复杂的任务，任何科学或学科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文化自觉相关，任何学科和方法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局限。只有将各个学科和方法的专长和优势融合起来，将多元化的认识熔铸为一种共同认识，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布罗代尔在谈到文化研究时这样说：“在选定了时间的范围以后，我们再不抱成见地进行观察，看狭义的文化领域（艺术、文学、科学和宗教感情等等）同广义的其他文化领域（承认或不承认它们是文化领域，这并不重要，我这里指的是经济、地理、劳动的历史、技术和习俗等）如何互相发生关系。人类生活的所有这些领域分别由专家们进行研究，这当然是合理的；但如果这些领域被不可逾越的界限分成特殊的部分，那又变成很不合理。打破这些界限，说来确实容易，但做起来就难了。”[3](P159) 所以，费孝通强调说，文化自觉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工程，需要多种学科的共同努力。包括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们共同从各自已有学术基础上向这个‘文化自觉’的目标进军，合力形成一个新学风”[4]。其中，哲学在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与思考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哲学不像某些科学一样，具有自身的一套狭小的抽象概念体系，并自行改进，力求完整。哲学是考虑各种科学的学问，特别是要使各种科学变得谐和与完整。在这一问题上，它不但运用了各种科学的证据，而且运用了本身求证于具体经验的方式。它把具体事物提到科学面前来了”[5](P85)。现在可悲的是，哲学也愈益专业化、学科化了，削弱了其“上穷下达、一以贯之”的一体追求。当代哲学仍然不应该成为一种单纯的学科，更不能企求成为学科之王，而应该成为生活智慧的集成者、拓荒者，恢复和重建其“爱智慧”的悠久传统。只有这样，它才能在文化自觉事业中承担起自己的重任，人们的文化自觉才不至于成为“一盘散珠”。
其次，文化自觉需要跨文化的研究与合作。各个文化之间要获得真实的自我认识和相互理解，必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跨文化的研究与合作。只有在以“我看人”、“人看我”、“我看人看我”和“人看我看人”等多种多样的视角转换和主客易位为标志的互动的跨文化的交流情景中，各个文化才能逐渐消除各自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倾向和其他先入之见，形成以互为主体的平等和宽容的心态，携手共同探讨人类和平共处之道。跨学科、跨文化以及两者的有效结合是推进文化自觉研究的重要方式，也是人类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主要途径。诚如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所说：“对跨文化对话以及跨文化哲学来说，导致它富有成效的机遇也恰恰就在于：各个文化正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陷入自身的冲突之中，并对此进行反省。只有在此基础上，符合时代的、富有成效的跨文化讨论才能开展起来。但应少一点文化与文化的总体比较，而应更多地注重在世界范围内就文化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比较。特别是应就地研究文化冲突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民主、人权、集体精神和其他价值观方面的冲突问题。但在探讨中，恰恰与亨廷顿的意愿相反，不能以‘西方’与‘其余世界’作为中心线来划分派别。”[6](P26) 当然，怎样有效地进行跨文化的研究与合作是一个具体问题，需要根据各种条件确定适时的议题，作出相应的策略选择，但它首先需要打破各种文化之间的重重壁垒，认识到各种文化界限的相对性和变易性，采取一种“互为主体性”的方法论视野。
再次，文化自觉需要一种开放与专注相结合的辩证视野。无论是文化自觉研究还是文化自觉实践，都需要人们聚精会神地从事某种活动，或认识或交往或体验，需要人们能够适时转移视线，接受其他事物，理解他人的心，保持一个开阔的而不是塞满东西的头脑。开放失去了专注就会漂泊无依，变化无常，为周围环境所左右；专注失去了开放就会变得固执和狭隘，甚至陷入一种强迫状态。“开放和专注如不能融合，那么无论在哪一方，精神的维度都会失去，实践都会萎缩”[2](P218)。文化自觉要有所认识，但不能为这种认识所限制；要有所追求，但不能为这种追求所累。它应既具备当下即是的专注能力，同时也能够从当前情景中超拔出来，在移动的视点中巡回四望，走向他人，走向未来，发现新的世界，并保持对自身内在限度的警觉。
最后，文化自觉需要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生态研究”与“心态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人类文化的“上层知识”与其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以“下学上达”的精神形成一种在极限意义上的“以物观物”与“以道观物”的一体视野。也就是说，文化自觉既要理解一种文化的宏观运作模式和人们的外在行为方式，也要体会它的微观机制和人们的思想方式、感觉方式及其自足价值和内在意义；既要考察一种文化的历史流变，也要深究它的现实结构；既要仔细观察和体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要领会那些深藏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意义网络”，达到“道通为一”、“仁者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视界。文化自觉是人们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扩展与交流必然形成超越自我的共同意识，反过来又促进文化交流。“对话只有在参与的双方都属于同一个共同体、都大体上接受同一种学说和传统并以此来判断自己的肯定时才能维持下去。一次负责任的对话交流首先就要假定一个共同的天地，即上层知识” [7](P583)。人们将在整体关照与细节描述的结合中，在身心交融的相互交流中，在形上追求与形下实践的内在贯通中，发现共同的天地并确定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三、文化自觉的方法论反思
研究和实现文化自觉都应以现代科学方法为基础，同时充分运用各种传统方法，必须意识到各种实践方法、认识方法、理解方法和解释方法的优势、局限性和有效范围，实现方法论上的辩证综合与多元互补，特别是要深刻反省其中包含的偏见和悖论，克服和超越以“二元对立”为思维方式和以“自我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方法论，这样才能以一种实事求是、兼容并包的态度和精神真实地认识和理解各种文化，走出各种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樊篱，正确对待和积极参与由逻辑悖论所导致的“理解的循环”、“解释的循环”等等，在各种文化相互生成的意义上，塑造人类文化的“自我形象”。
作为一种文化的自我意识和各文化之间的相互意识，文化自觉充满逻辑悖论与自我循环的性质。不论怎样努力，其研究者与实践者都将总是处于某种“一间未达”的状态，仿佛如灯光之下的阴影，只是“这一间”各有不同，在层次和水平上也有所差异，甚至判然有别。任何真正彻底的文化自觉都将始于困惑，终于更高更深的困惑，并因此使人们获得面向未知世界的渴望和内在可能性，形成包容他人与平等交流的开放胸怀，消除教条主义的顽固不化、各种信仰的偏执性、盲目性以及个人的武断倾向与封闭心理。这各不相同的“未达一间”既是人们实现文化自觉时必然产生的“阴影”，也是使之得以呈现的“背景”，同时也是人们再次获得突破的秘密通道。文化自觉拉开的正是这一层层的“无知之幕”，促使人们在黑暗之处，举烛相照，彼此提携，保持一种谦虚谨慎的探索精神与倾听态度。
其一，解释学中有个著名的悖论就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理解循环：要理解整体必须理解部分，理解部分又必须理解整体。当人们认识其文化时，也将陷入这种类似的悖论。一方面，人们总是以自己自觉或不自觉地所接受的一些文化内容去认识和理解自己所属的文化体系，容易使该文化整体沉沦在人们各自狭隘的视点和见识之中；另一方面，要使人们获得自我视点和见识的反思性理解，实现比较完备的文化自我意识，只有借助于关于该文化的整体性理解才有可能。而人们关于自身文化体系的任何整体性判断，不是落人以偏概全的狭隘之中，就是陷入大而无当的空疏之中，掩盖和抽空文化的具体内容，使活生生的人和事淹没在一般性的泛论之中。与一个具体的文本不同，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不是一部写就的“书本”，能够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而是一条不见首尾的“神龙”。我们一生下来就处在某种文化世界的“历史中途”，其起源晦暗不明，其未来漂泊不定。纵然我们上下求索，终究难免未了之情。另外，我们所属的文化体系也在我们的文化创造活动中延续、改变，隐现不定。所以，文化自觉所渴望的那种整体性认识与一体筹划只能在非常有限和相对的意义上获得实现。一种文化的自我意识需要时时刷新，不仅包括对旧文化的重新认识，而且也包括对日新不已的现实文化创造活动的及时意识。文化自觉只有在这种持续的文化自新运动中，才能积极参与和扩大那种“理解的循环”和“解释的循环”，获得“文化自我”的当代阐明。
其二，让那些总是处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去思考他们的文化世界，特别是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势必产生一种“层次悖论”。即它既要求文化研究者置身于其文化世界之外并以一种“赤子之心”面对它，否则该文化世界无法以一种整体的方式呈现；同时又需要文化研究者置身于该文化世界，否则，该文化世界便不完整。这样，文化研究者的言说便陷入“说谎者的悖论”。即使文化研究者在反思性的“后退”中离开自身文化已达“十万八千里”，或者靠“境界的提升”已居“高峰之巅”，他还是逃不脱自己文化的“掌心”，一旦言说便充满“猴气”。反思总是充满徒劳和无奈，并造成人的自我分裂和虚无倾向。同时，我们正是靠自我反思所造成的分裂而焦灼的心灵而形成了接受、创造和表达异质思想的巨大空间和内在渴望，靠“虚无的心”获得了直面整体的想象力。从知性逻辑上看，自我反思不是中途退场，就是导致一个“先验主体”或“普遍主体”的出现，否则就会陷入无穷的“后退”之中而无法停止，失去决断和行动的能力。就此而言，我们的文化自觉终究不可能通体透明，而总是存在着“解释剩余”、“意义剩余”和其他种种空白与盲点。我们所能追求的只能是一种“浮现的整体”。太阳不可能同时照耀整个地球，但它通过地球循环往复的公转和自转，从一面转向另一面，实现其普照大地的使命。同样，我们所谓的“文化自觉”并不认为，没有认识到的东西一定比已经认识到的东西更重要，不可见的东西一定比可见的东西更重要，但应该充分承认始终存在着我们尚未观察和认识到的“另一面”、“另一层”、“另一个”和“另一类”及其重要性，进而促使我们从一个方面走向另一个方面，从一个层次走向另一个层次，从一个事物走向另一个事物，从一类事物走向另一类事物，逐步把握那一直在“形成中”的文化整体。
其三，如果说人们研究自身文化的困境在于他必然陷入上述“整体悖论”和“层次悖论”之中，难以自我超拔，客观冷静地进行文化的自我认识，获得真实的内容，那么人们研究异己文化，则有可能陷入“身份错乱”、“合法性危机”和“有效性危机”之中，难以深入到这种文化之中而获得深刻的主体性的认识和体验。人们根据自己的文化去认识另一种文化，其认识结果和价值判断不是成为自我认识和自我价值观的某种投射，就是仅仅将异己文化作为“物化对象”来看待，阉割了其内在生命和主体尊严。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是客观内容与主观意义的统一体，人类各种文化具有本质和功能上的一致性与共同性，奠定了人类相互理解的可能性，但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着的丰富差异，“他人的眼光”的外在性，又必然导致相互理解的内在困境。现代哲学倡导“主体间性”，现代人类学倡导“主位研究”，然而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人们总是要露出自身文化的“尾巴”。人们研究自身文化容易陷入“主体热情”的盲目之中，研究异己文化则容易陷入“客体冷漠”的隔膜之中。
如何走出上述困境，实现真实认识一种文化的目的？对于研究自身文化而言，关键是要对自身文化形成一种“审美距离”，将自身社会和文化“陌生化”；对于研究异己文化而言，关键是要克服“文化距离”，对异己文化形成一种“内在视点”。每一个文化研究者都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知识背景和价值观念等等，这势必影响自己的观察和判断。问题不在于从根本上否认或摆脱这种状况，而在于如何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局限和偏见，并在开放、平等的交流中合情合理地确定自己“一孔之见”的位置和价值。因为既然“全能的视点”并不存在，那么将各种“视点”相互比较，实现一种“综合视点”，就是认识和评价各种文化的一种最佳的方法论取向。
另外，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矛盾体，一个“性质复合体”，包含着和体现着诸如普遍性与特殊性、时代性与民族性、连续性与断裂性、自生性与外来性、历史性和超越性等多种相互辩证对立的特点和性质。不同的文化研究者往往强调其中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众多文化研究者若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并确立一种共同的主题和使命，超越自身“二元对立”的理解视角，那么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以往文化争论各方所表现出的只是重点和所见的不同或文化坐标的偏向，而不是主题的偏离；由此可以消除彼此的敌意，而达到同情地相互理解，以至视野融合。例如，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向现代转变的研究过程中，毛泽东偏重文化的普遍性，但也强调民族性，而梁漱溟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同时也在为中国文化寻求其普遍价值及其在人类文化中的位置；西化派不是不要中国文化，不是不承认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而是更多地强调了文化的时代性和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迫切性，如胡适等人；保守派并不反对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而是强调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对于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基础地位，如张君劢等人。文化革命派更强调文化的普遍性、断裂性、外来性等；文化保守派则更强调另外一些方面，其间存在着复杂的交叉和重叠关系，并非那么泾渭分明。除了一些反动势力，近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各种文化派别都应当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捍卫者和建设者。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意见不合容易被当成势不两立的政治对手，如今当消除历史误解、意气之争和附加成分，超越“自我中心”，融会各方，达成共识，成为中国当代文化自觉的历史基础。
不断进行这种方法论反思，努力拓展学术视野和文化视野，学会多焦点透视与换位思考，是克服和超越“自我中心”、“二元对立”以及其他文化偏见的重要途径。例如，西方文化理论有其自身的立场和价值观念，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文化理论和方法时，必须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同时也要意识到自身的偏见。“从一种文化偏见落入另一种偏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学者应当如何克服自己由社会身份和权力格局导致的偏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同文化加以交叉比较和反思，对学术价值观加以定位将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在超越西方文化制约的同时，也要超越自身社会对我们的局限”[8]。要避免落入各种偏见的“陷阱”，我们既需要在价值观上进行自我审视，也需要在方法论上予以深刻反思。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自觉更有助于人们厘清立场、观点与方法之间的复杂纠缠，充分吸取以往文化研究中取得的积极成果。
方法论事关文化自觉研究及其实践的方向、性质与水平，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应当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任何规则的运用都是没有规则的，任何方法的运用都是没有方法的。诚然，人们可以制定出运用规则的“规则”、运用方法的“方法”，这在一定限度内确实是有效的。然而，这终将导致无尽的“后退”。方法的效用不仅取决于方法本身的性质，而且更取决于运用方法的人。面对同一种方法，有的人能够理解却难以运用，有的人能够运用却难以分清其有效而正当的范围，有的人能够合理运用却难以持之以恒，有的人能够长期固守却难以灵活变通，达到高超的境界，如此等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人心惟危的现实生活中，在实现“通权达变”的重重困难中，任何方法都可能被误用、滥用，陷入危险或失败的境地。事在人为，这在方法论意义上依然是有效的。方法论的重大转变及其合理运用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类现实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在此基础上人们在人格上的成熟与完善及其在能力上的全面发展，否则，任何方法论都可能蜕变为华而不实的虚浮之词，任何方法都有可能蜕变为某种单纯的操作技巧、甚至卑鄙的伎俩，正如一个充满占有欲望的人将一切都视为供他占有的对象一样。马克思说得好：“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9](P305) 文化自觉的方法论反思由此可以转向人性论反思。“自我中心”、“二元对立”以及各种文化偏见只有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的时候，才能在人们的思想心理上彻底根除。
鸣谢：本文得到郭湛教授的亲切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收稿日期：2006—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