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均衡条件下的民主政治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不均衡论文,民主政治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如何将理念上的民主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民主，在现实中却有不同的争论。
第一种观点，主张中国应在短时间内全面照搬西方政治生活制度、规则和作法，我们称之为“民主政治激进建设论”。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还是个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民主政治生活的土壤和软硬件都不具备，因此应该等到制约民主政治的约束条件都解除之后，再搞民主建设。还认为，目前中国的中心课题是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如果民主问题提倡太多，会侵害现代化所需的政治中心和社会环境。因此，应当先经济后政治。我们称之为“民主政治暂缓发展论”。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对中国国情做一个客观全面的判断。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间，中国的综合国力已有明显增强，已经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新的价值观的培育也为民主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文化条件。因此，那种片面夸大存在的某些不利因素，企图搁置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观点，是不利于改革的深入发展的，同样也不利于保持长久稳定的政治局面。
但另一方面，从横向比较来看，我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国家之列。无视这种差距，一厢情愿地鼓吹全面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用西方的模式来要求中国，那也是不切实际的。
二
民主政治建设“激进论”和“缓行论”虽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主张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把中国目前的社会视为一个均质的社会，用“一刀切”的方法解决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因而都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不均衡性。主要表现在：
（一）地域间发展的不均衡。由于历史原因、经济基础、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的差异，我国东西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1994年国内人均生产总值西部为2430元，而东部为5331元，其中广东省为6380元，而贵州省仅1553元，不到前者的四分之一。[①]1994年江苏省锡山市乡镇企业总值为684亿元，等于贵云甘青宁新六省区之和。[②]在全国592个贫困县中，中部208个，西部307个，共515个，占总数87%，全国的7000万贫困人口的80%集中于中西部。[③]经济条件是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缺乏必要的物质经济基础，整个社会很难达成民主建设的一致意向。
东西部的差距还表现在文化教育水平上。经济条件与文化教育水平常常互为因果。1994年川陕甘等省人均教育经费是50多元，而广东辽宁等省人均为100余元。[④]西部初中以上文化者占15岁以上人口的36%，而东部为48.7%。每万人口中大学生人数贵州为9.3人，而辽宁为42.1人。[⑤]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1994年，西部九省区加上内蒙古自治区，共流失人才7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流到了东部。[⑥]与落后的经济和文化相伴，在西部民众中尤其在农村，残留着浓厚的小农意识，依赖心理，等级宗法观念，愚昧狭隘意识，这些均不利于民主的建设和发展。而商品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带，人们独立自主自由创新的意识较浓，具备民主建设所必须的说理能力和宽容精神。缺乏独立与平等的观念，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建设。
最后，东西部在地理条件、交通通讯、人口居住状况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我国东部为季风平原，西部为广阔的内陆高原山脉盘地。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东部中部，而10%的人口则居住在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的西部。地广人稀，交通通讯困难是西部民主建设的不利条件，而地广人稠，交通通讯便利是东部民主建设的有利条件。
（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城乡间的不均衡与东西部不均衡相仿。解放以前，我国便长期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建国以后，这种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因户籍制度而被强化了。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实际上被取消，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但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面貌并未改变。在这种结构状态下，城市在建设民主的诸多条件方面较农村有利。
在经济方面。我国大工业都集中于城市，城市中商品经济发达。而农村居民大多进行种养业生产，商品经济尚欠发达。因此，城市较农村在民主的广泛参与的热情方面要高。在文化方面。民主建设需要一定的说理能力，因此良性的民主建设需要人们的良好的文化素质和实际民主操作经验。我国城市大多是政治中心，市民大多普及了九年义务制教育，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生活在城市中。居民对于政治的规则和政治操作较为熟悉，有较多的感性和理性认识。而农村集中了我国绝大部分文盲，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不深，许多人甚至不知民主为何物。在交通通讯方面。城市人口稠密，交通通讯便利，这便为城市居民参政议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农村，交通通讯不便，就不利于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
（三）社会成员间的不均衡。从政治面貌上看，我国有5700万中共党员和3000多万各级干部。他们在长期实践中，有着较强的政治意识和参政训练。从文化水平上看，我国有一个人数众多且相对集中的知识分子队伍，同时又有两亿多文盲半文盲。从经济实力上看，个人资产过100万的中国人已有100多万，数万元到100万元资产的群体人数更多。另一方面中国仍有7000多万人没有脱贫，普通的工农群众和市民的生活水平一般化。正因为如此，我国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态度、能力是不一样的。广大的工农大众和普通民众整日奔波于生活的劳碌中，一般少有参与民主政治的精力、时间和热情。知识分子主要是从事科教文化事业的脑力劳动者，一般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关心政治的传统。对于民主政治建设，他们的要求是比较强烈的。新兴的个体和私营主阶层，他们与社会商品经济联系最为密切，承担的社会风险也最大。他们具有强烈的联合自保和利益表达的意识，但他们大多在文化知识方面比较缺乏，不可避免地制约了他们的参政能力。
（四）经济制度上的不均衡。中国社会的这种不均衡性，体现了中国的真实国情。立足于不均衡的国情，要求中国的民主政治既不能走激进的全盘西化道路，也不能消极等待，坐等一切条件成熟后再搞民主建设。我们认为民主政治应从不均衡的国情出发，选择不均衡地推进的民主化途径。这种不均衡民主化策略的特征有二：一是渐进性，二是实验性，即从条件成熟的方面入手逐步扩展到整体。此外，只有在这种渐进民主化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培养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从而为民主化的全面推行奠定基础。
三
根据不均衡发展民主政治的思路，我们可以通过区别不同情况的办法来逐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
第一，从党内民主到党外民主。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党内民主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处于核心和关键的地位。从党的历史看，什么时候党内民主正常、活跃，社会主义民主就发展得快而好；什么时候党内民主遭到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也必定受挫。正因为如此，中共十三大提出：“从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的，易于见效的途径。”
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应从制度入手，进一步完善党规党纪，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加强党员的民主意识的培养，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二，从基层民主到整体民主。列宁指出：“通过苏维埃国家过渡到逐步消灭国家，其方法是有系统地吸引越来越多的公民，然后是吸引所有的公民直接地经常地来担负管理国家的重任”。[⑦]他还说，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社会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当前我国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全体人民共同管理全社会方方面面的事务尚不可能，但却可以从管理基层事务做起。基层是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基层直接和人民群众接触，大量的日常事务与群众生活、利益息息相关。我国宪法规定，在农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在城市建立居民委员会，在工厂企业单位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吸引人民群众参加基层社会各种事务的管理。目前这三种自治制度都已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今后需要进一步健全法制规章，强化主体意识，使多数人意志得到尊重与体现。
第三，从城市民主到乡村民主。如前所述，城市在许多方面都形成了有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在诸如京津沪等大中城市，居民文化素质高，大众传媒发达，这些地方可扩大直选范围，让市民直接选举市长；把直接选举人民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市一级；各种决策，会议可以通过便利的传媒公之于众，吸引市民的参与。
第四，从沿海到内陆地区。沿海地区不仅经济发达，人民教育水平高，而且人口集中，交通便利，便于民众集会，参政议政，民主化的水平可以高一些。广大内陆地区则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民主的层次可以相对低一点。
第五，从知识密集群体到整体民众。知识分子文化水平高，主体意识强，参政水平高，且相对集中于大中学校和科研院所。在这些地方扩大民主成份，可以让人们以更民主的方式选举自己的管理人并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控。
总之，在不均衡的条件下，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搞民主政治建设，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注释：
① ② ④ ⑤ ⑥朱庆芳：《东西部差距问题》，《21st Century》1996年第三期。
③《中国国情国力》1993年第3期。
⑦《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