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发生论——“左联”与3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文学创作论文,年代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0597（2000）02—0008—06
中国报告文学受孕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脱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扣合着科学与民主的哨音，《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等作品应运而生。1920年初，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相继问世，首开我国异域题材报告文学先河。1921至1924年，周恩来旅欧期间，先后写成30余万字的“旅欧通信”，陆续刊于天津《益世报》，他本人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实践者”[1]。1925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沈雁冰、叶圣陶、 西谛等先后发表《五月卅日的下午》、《暴风雨》、《五月卅日急雨中》、《街血洗去后》等作品。随后，陆定一《五卅节的上海》，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但真正开启中国报告文学规模化声浪的，当推“左联”及其制动下的3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左联”之于30年代报告文学思潮的启动与推进，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走近Reportage：概念引进与理论鼓吹
30年代以前，我国已取得一定的报告文学实绩，然创作理念尚不明确，文体意识远未自觉。先期予以准确认知、高度重视并适时引进该文体概念的当推“左联”。
1930 年“左联”一成立， 便呼唤文学界正视并创造自己的Reportage（报告文学）。在执委会[2]于8月4日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一文中，确认工农兵通信、报告文学等文体是最能满足时代、革命和大众需求的进步文学样式。并明确指出：我们号召“左联”全体联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那边郁积着要爆发的感情，那边展开着迫切需要革命的非人的苦痛生活，那边横亘着火山的动脉，那边埋藏着要点火的火药库。那么，我们怎样把这些感情，把这些生活汇合组织到最进步的阶级斗争来，这就是我们应该坚决开始的工农兵通信运动工作。因这些不是单纯的通信工作而是组织工农士兵生活提高他们文化水准政治教育使他们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一种广大教化运动。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当中，如火如荼的乡村斗争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 ）吧！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从少数特权者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 3]这表明：第一，报告文学是革命现实生活殷切召唤的产物；第二，报告文学的素材来自广大的工厂、农村、战线和社会的“地下层”；第三，报告文学的根本社会职能在于组织和提高工农兵的生活及其政治文化水准，教育他们起来为革命政权而斗争；第四，报告文学的创作形式和途径是灵活多样的，可通过小报、壁报及其他宣传方式予以实现；第五，唯其如此，报告文学才能“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
“左联”强调，为适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我们要信用这形式，它——报告文学，必须对大众读者有预约的无限的有力的效果”。并要求报告文学作家努力培育和不断提高三方面的素养：“一，敏锐的感觉与正确的生活的意志；二，对社会的强有力的感情；三，和被压迫阶级紧密的团结的努力。”[4]1932年6月6日， “左联”核心刊物之一《文艺新闻》再度重申：“报告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要大众地建设广大劳苦大众自己的文学，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文学的式样。”[5]
可以肯定，在我国报告文学的文体意识刚刚自觉的起始阶段，“左联”有识之士就“报告文学”概念作出如此明朗而全面的边界划定和理论鼓吹，充分体现了开阔的建设眼光和富足的学养储备，同时，与其对于世界大势和国内时局的深切关注、理性判断及自身拥有的历史责任感密不可分。
“左联”的革命性超前意识使之有可能预见到，当日“世界早已划分为两大营垒：这两个营垒——一个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它领导下的各小国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阶级，另一个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它领导下的各资本主义国内无产阶级殖民地革命群众——的对立斗争成为现代历史上的主要特征”[6]。在此背景下， “帝国主义更加迫切的企图首先进攻苏联，消灭全世界工农的祖国，所以进攻苏联的战争，成为目前的主要危险。”[7]那么，国内情势如何， 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有何作为呢？“左联”分析后认为，“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统治最弱的一环，也是主要帝国主义矛盾集中的地方。因此，中国革命可以是全世界革命这个火山的最容易爆发的火口，也就是人类解放斗争的伟大叙事诗最后一卷的前奏曲”。当此之时，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转入崭新的为革命政权而斗争的时期，“这一方面当然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深入的关系。”[8]
上述国内外客观时势，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左联”的“优势责任意识”，即主动承担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责任。他们认为：“‘左联’这个文学的组织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上，不容许它是单纯的作家同业组合，而应该是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9]1931年11月通过的该组织决议进一步强调，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目前不独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基本队伍，且又负起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总的领导任务。”[10]由此可见，“左联”之果断引进并且用力鼓吹“报告文学”以及坚持对新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权，绝不是出于简单的文体革命或花样翻新的考虑，而是客观情势与责任心态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说——历史选择了“左联”，“左联”选择了报告文学。
抗战与反封：多维视野中两大主题的理性确认
“左联”的时代，是内忧外患的时代，是革命力量谋求进步的时代，自然也是报告文学的时代。对外反帝、于内反封是当时两大社会主题。其中，反帝抗战又是30年代的核心主题。此种主题，势必在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语境中得以显现和强化，并以“母题”形式成为解开该时代文学方程式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指出，20年代末至30年代，在国际环境影响下，国内发生了两种反革命“围剿”。“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11]他认为，这种觉悟了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亦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12]鉴于非常时期特殊的文化使命，鲁迅强调：“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13]周立波则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说：“报告文学，简称报告，在目前的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新的民族解放运动时代的中国，民族危机已经不再是局部的事态，而一切救亡运动也都带着全国规模的性质。在这种局面之下，抗敌的文学不能空白，用事实做指南的报告就有它存在的价值”[14]。这种关于文学主题高屋建瓴的历史体认，为30年代报告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左联”对报告文学的理性张扬，是因为该文体能够更真实、更迅捷、更有力地凸现上述主题。“左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革命与战争的时代。……我们知道中国革命一定会碰到和帝国主义者最残酷的斗争，同时也会掀起全世界革命的高潮。”[15]尤为严重的是，“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东三省以后，帝国主义者企图共管中国，武力直接压迫中国革命的阴谋，遂愈趋紧迫。”因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定要以新的阵营，以最大的势力，负起革命所提出的巨大而迫切的要求！”[16]事实正是如此。在整个30年代，“由于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报告文学得到了普遍而迅速的发展。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壮大，报告文学创作形成了不可遏止的激流。”[17]
为强化上述主题，“左联”还特别规定了报告文学等现实主义文体的取材、方法和形式原则[18]。
（一）取材原则——“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尤其是那些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具体说来，要做到五个“必须”：
1.“必须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2.“必须抓取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以及军阀混战的题材”；3.“必须抓取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苏维埃治下的民众生活，红军及工农群众的英勇地战斗的伟大的题材”；4.“必须描写白色军队‘剿共’的杀人放火，飞机轰炸，毒瓦斯，到处不留一鸡一犬的大屠杀”；5.“必须描写农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描写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及地主阶级的崩溃，描写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没落，描写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斗争，描写广大的失业，描写广大的贫民生活，等等”。
（二）方法原则——“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具体表现为三“研究”和一“斗争”；1.“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一切伟大的文学遗产，研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及理论和批评”；2.“和到现在为止的那些观念论，机械论，主观论，浪漫主义，粉饰主义，假的客观主义，标语口号主义的方法及文学批评斗争”。
（三）形式原则——1.“作品的文字组织，必须简明易解，必须用工人农民所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2.“负有创造新的言语表现语的使命，以丰富提高工人农民言语的表现能力”；3.“作品的体裁也以简单明了，容易为工农大众所接受为原则。……研究并且批判地采用中国本有的大众文学，西欧的报告文学。”
综上所述，在30年代，“左联”以天下为己任，以抗战为先锋，全力倡导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报告文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大业。
伟大印象·上海事变·中国一日：趋进式创作路径
主题既定，目标已明，“左联”同仁迅即投入创作实践，中国报告文学的面貌为之一变。
在声势浩大的工农兵通信运动中，《文艺新闻》、《北斗》、《文学导报》等刊物充任主要媒介。为了将报告文学创作在抗战旗帜下不断引向深入，“左联”主将纷纷陈辞。鲁迅要求广大作家贴近生活，书写大时代洪流，一味“读经”无以救国，并告诫作家警惕由“左翼”转向“右翼”。茅盾理解并认可由鲁迅支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认为此举旨在使“左翼文学者把斗争更扩大，把题材也更扩大，应当面向现实的战斗，不要尽拘泥于抽象的阶级的空论，而应当站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前线去”[19]。郭沫若预言，“20世纪的真正的中国人，生下地来便带着了反帝的使命。”[20]周扬认为：“在救亡运动广泛地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火花一样地到处爆发的时候，现实的发展是这样地急剧猛烈，作家们不能从容地把这大时代的事件和人物熔铸到他的艺术形象和典型里。而民族革命的战争又比什么时候都更迫切地要求文学上的表现。于是能够很敏捷地直接地反映社会事变、日常生活和斗争的小型作品，如速写、报告文学等等，在文学的民族战线上演了它‘轻骑兵’的角色”[21]。众声喧哗之中，《一个伟大的印象》、《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中国的一日》等脱颖而出，在题材、主题、形式诸方面代表了30年代域内作家报告文学写作的基本演进轨迹和总体创作水平。
《一个伟大的印象》是我国第一篇以“报告”名义刊发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是“左联”呈现给30年代乃至整个中国报告文学史的早期成功范例。该作首发于1930年9月10日出版的《世界文化》创刊号， 作者柔石（发表时署名刘志清）。“编辑后记”特别指出：“刘志清君的《一个伟大的印象》的通信，不但是难得的报告，又是很好的文学作品。”柔石时任“左联”执行委员，主持《萌芽》月刊的编务工作。1930 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大会召开，作者以“左联”代表身份与会，写下了这篇优秀报告文学。作品通过“辽东的同志”和“十六岁年轻的勇敢的少年”两个主要形象的生动刻划，真实而深情地报告了大会盛况，有力地鼓舞了苏区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侵华野心败露，蒋介石政府忙于反共，对外妥协，不到五年时间，东北三省、热河、察北、冀东连落敌手。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 史称淞沪抗战或上海事变。值此生死存亡关头，大批热血作家和爱国志士在“左联”鼓动和影响下，纷纷挥毫上阵，写出一篇篇炙人肺腑的报告文学，为警策国民、激励抗战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年4月， “左联”骨干钱杏邨（又名阿英）从反映该事变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精选出28篇，辑成《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以南强编辑部名义出版。编辑部在序言中明确指出：“报告文学是最新的形式的文学，是具有着无限的鼓动效果的形式”[22]。稍后，《文艺新闻》编辑部推出《上海的烽火》，成为前者的姊妹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报告文学专集，它以集束方式多侧面立体式反映了上海抗战，并由此带动了抗战报告文学潮流中的独特景观——“事变报告文学”。
1936年，是中国报告文学名副其实的丰收年。宋之的《1936年春在太原》、夏衍《包身工》等“深度报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报告文学走向成熟。几乎同时，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作品接连发表，以游记体形式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表现范围和写作语汇。
可喜的是，此间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浩大的群众性报告文学写作运动。受高尔基编录《世界的一日》动议的启发，“左联”主将之一茅盾毅然组编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 该文集收录498篇报告文学作品，总计80万字，具有显著的广角性和全景性。 在《关于编辑的经过》一文中，编者指出：“这里是什么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后麻木的阶层，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员的腐化，土劣的横暴，女性的被压迫，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彷徨，‘受难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屈服……”[23]关于它的时代价值及文艺辐射功能，黎烈文如此评价——“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中国究竟破碎了怎样的地步？这老大民族有没有复兴的希望。”[24]历史地看来，此言不虚。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国抗战全国展开，救亡图存的抗战报告文学随之进入空前繁荣阶段。《上海一日》和《战斗的素绘》堪称表率。这显然是“左联”基础性铺垫的逻辑延展，因为3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根本价值理念已充分蕴含于上述三大具有“原型”意味的文本之中。
30年代以抗战为核心主题的报告文学大潮的轰响，已成为该时代文学视域中的奇观，并藉此入盟世界反法西斯报告文学的全球性主流文学话语。当我们抵达世纪之巅以重审的心态面对这一创作奇迹时，自然不该忘记它与“左联”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无法拒认它曾有过的辉煌——那便是，在30年代追求民族解放的壮丽斗争中，“无数的通讯，无数的报告文学，把战士的英雄的姿影，把炮火下的战区的惨象，把无数千万受难同胞，无数千万救亡队伍的面影，深深印入了全民大众的胸臆，鼓起了大众舍身杀敌的勇气，加强了大众最后胜利的信心。他们使懦者立，贪者廉。他们的笔像一柄巨大的扫帚，横扫着隐藏在民族暗荫中的卑污、阴私、贪婪……”[25]从这个意义上讲，多维视野中以抗战为核心主题的我国30年代报告文学，本质上超越了时代，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本土意识形态，成为20世纪人类反战情结中尤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盟主的“神话”：鲁迅的特别贡献
鲁迅之于“左联”以及3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关系，前文有所述及。但作为“盟主”，他对于国外报告文学的热情推介以及对斯诺创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的潜在而深远的影响，却是鲁迅对中国乃至世界报告文学事业的特别贡献，理应格外受到重视。
（一）对高尔基和基希报告文学的积极推介 鲁迅对中国30年代报告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名字因此与“左联”和“30年代”之间有了某种更具阐释性的象征关系。为了给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参照性借鉴，自20年代末开始，他便将久负盛名的国际报告文学家高尔基和基希（又译吉须）及时而准确地推介给中国报告文学界。
事实上，早在1927年，曹靖华于旅苏期间翻译了高尔基的报告文学《一月九日》，并当即将中译稿寄给鲁迅。鲁迅以思想家和文学家和双重敏感，迅速捕捉到该作巨大的鉴知意义，欣然为之作序。曹靖华事后回忆：“一年寒假，专程赴沪探访鲁迅先生，就住在大陆新村他的家里。闲谈谈倦的时候，他拉开抽斗，取出一札手稿，递给我说：‘随便翻翻吧。’我接过手稿，一篇篇先看题目。其中有一篇是《〈一月九日〉小引》。我吃惊起来：‘《一月九日》，谁译的？’‘你译的。’鲁迅先生答道。‘忘记了吗？自从收到你寄自莫斯科的中文本以后，一直就没机会同国内读者见面。最近有位外国朋友——上海一个华文刊物的主持人，除印定期刊物外，还想印点进步的文艺作品。他向我索稿，我乘便把这交给他，并随手写了这篇《小引》。’”[26]由此可见：其一，鲁迅认定《一月九日》是“进步的文艺作品”；其二，鲁迅曾特撰《小引》以示推荐。鲁迅认为，揭露沙皇罪行的《一月九日》是“先进的范本”，报告文学“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27]对于中国，重大结果之一便是《中国的一日》等作品的诞生以及大众革命意识的大幅度觉醒。
捷克记者基希是又一位誉满全球的报告文学大师，足迹遍及欧亚非澳。周立波指出，直到基希的作品出来，“报告才成为一种不能被人轻视的独特的新形式”。他于1932年来到中国，拜会了鲁迅，深入考察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准确审视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写成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鲁迅极为钦佩他为真理而冒险的国际主义精神及其报告文学在揭示人类苦难方面所拥有的深广度和人文情怀，希望中国作家向他学习。1936年，在驳斥狄克（张春桥）“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谬论时，鲁迅特撰《三月的租界》一文，其中将高尔基和基希并论。他说：“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国外，如果坐在希忒拉（即希特勒——引者注）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28]在鲁迅推介下，基希报告文学在30年代及其以后很长时间内产生了较高尔基更为深远的影响。周立波、黄钢等人都承认是在基希感召下走上报告文学创作道路的。周立波认为，“真确的事实，锐利的眼光，抒情诗的幻想，同是基希的报告重要的因素。”[29]黄钢回忆说，1938年，延安鲁艺文工团的团员奔赴晋东南前线时，在简单的行军背包中，都背着手抄本《秘密的中国》。[30]鲁迅对高尔基和基希报告文学的成功推介，有效地缩短了中国报告文学的探索时限，极大地促动了30年代报告文学的写作进程，“助推”的功劳与史同在。
（二）托起“20世纪永恒的红星” 早在1933年陈赓于上海拜访鲁迅时，就希望他能够写一部关于红军长征的作品，并将有关资料转交鲁迅。因缺乏亲身经历，此事未能如愿。鲁迅后来解释说，自己不在漩涡的中心，写出来也不会好的。但他仍然不能释怀。在白色恐怖中的屡次迁移中，他始终精心保存着这些资料，希望有一天走进“红色漩涡”的中心。没想到，这一夙愿竟让一位西方友好人士替他实现了。这人便是美国记者、杰出的国际报告文学家埃德加·斯诺（中文又译为施乐）。
斯诺于1928年来到中国，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人格上十分仰慕鲁迅，二人遂成莫逆之交。1936年5月，斯诺面见鲁迅时， 就中国文学界的诸多重大问题请教鲁迅。关于这次会谈的可靠性，张小鼎先生作了令人信服的详尽考证[31]。美国学者汉密尔顿在《埃德加·斯诺传》里也记述了这一点：1936年5月，斯诺“去上海找宋庆龄、鲁迅、 路易·艾黎和史沫特莱，希望通过他们能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32]
事实上，斯诺早在1932年就结识了鲁迅，当时林语堂在座。鲁迅给斯诺的印象是，“那双伟大的眼睛却是以其炽灼而感人”，“这是一双机警、亲切、炯炯有神的眼睛，既富有感情又卓具理智。”他认为，“鲁迅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出类拔萃的战士”，是教他“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在鲁迅，不仅支持斯诺与倾向“左联”的进步作家姚莘农合作翻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而且鼓励他写出真实反映中国革命现状及其根本出路的现实主义作品。就在鲁迅离世之前，还谦逊而真诚地告诉斯诺：“我实在太老了，不能真正带头走新路，对必将到来的新命运的年轻领袖们，我只能助之以‘呐喊’。”[33]鲁迅相信，斯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因而，他坚决支持斯诺“朝圣般的”西北之行，3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上空随即升起一颗耀眼明星——《红星照耀中国》。《红星照耀中国》已无可争辩地成为国际报告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甚至可以认为，该作的“缺席”，将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不完整。它第一次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事业”（包括红军长征及其抗日和建国主张）大白于天下，有效地加速了中国人民谋独立、求解放的历史进程。为此，美国《新共和》主编盛赞《红星照耀中国》使作者一跃成为20世纪“作出最伟大个人贡献的新闻记者”，费正清博士称其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国内学者在纪念该作中译本发表60周年庆典上一语双关地将它称许为“20世纪永恒的红星”。
鲁迅，“左联”一代盟主，未被充分认识和正确估价的我国报告文学界的“普罗米修斯”，一位真正的“盗火”者和“燎原”人，在20—30年代这一相对自由又十分复杂的区间，以其纯洁的心灵和超凡的智慧，如此坚定、如此彻底、又是如此一贯地奋力于中国新兴报告文学事业，直至其生命的终结。他的特别贡献，使“左联”与30年代报告文学一道成为永恒。
在行将结束这篇文稿时，我们由衷地感激“左联”，深情地怀念鲁迅先生。当新世纪的战鼓擂响的时候，我们仿佛又听到了鲁迅深切而激越的“呐喊”，看到了“左联”冲锋陷阵的姿影，心中油然涌起将跨世纪报告文学大旗高高举起的神圣使命感和历史紧迫感。
[收稿日期]1999—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