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阶层结构的变化看文化观念的变迁——转型时期成都郊区农村阶层结构及文化观念变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层论文,观念论文,结构论文,文化论文,成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3)03-0049-06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转型时期。伴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文化观念必将发生变化，新的就业观、财富观、教育观以及各种社会群体对本群体和他群体社会地位的认可、认同观念逐渐形成。对这些新的文化观念形成的原因，已有人从经济、政治角度做过分析，但从阶层结构变化的角度来阐释的却并不多见，本文就试图从这个角度做一尝试，分析阶层结构的变化对社会文化观念变化的影响。
一、重新划分社会阶层结构的标准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结构相比，阶层分层日益复杂，显然，对已经变化了的和正在变化中的社会各阶层，单纯地用传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作标准来划分，已经不能说明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采用以职业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是一科学的划分标准。这一标准基本上能囊括社会的全体成员，说明他们各自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所以本文也采用这一标准来划分、分析。
以职业类别为阶层划分的基础，是因为职业能够对人们的经济地位、思想文化观念、群体认同感、群体排他感、社会地位的确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指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力和使用形式，使用权力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经济地位，从而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文化资源是指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拥有量，具体表现为受教育的年限、学历、文凭、各种资格证书、各种技术培训。文化资源占有的多少对人们的社会名誉、社会声望起着无形的作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资源拥有量对人们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发展前景的决定作用将会不断加大。
二、1980年代以来成都郊区农民的分层现状
成都是西部的中心城市，其郊区农民的分层状况有着自己的趋势和特点。笔者在成都郊区两个完整的行政乡(行政区划变化后，其中的一个行政乡现在已经属于成都市的一个区所辖)和几个行政村，通过问卷、座谈和资料调查，再把几种调查所获得的数据，用上述标准进行分析，对那里农民的分层现状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调查中问卷共发放500余份，回收有效问卷473份)通过典型调查，对成都郊区农民的分层状况可见一斑。总的说来，1980年代以来，从成都郊区的农民中分化出了6个阶层，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及个体户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各阶层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趋势。
1.农业劳动者阶层
这个阶层是以土地为生产资料，主要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全部和大部分生活来源靠农业收入的群体。通过20余年的发展，在成都各区，单纯从事农业的人员几乎没有，在成都郊县，这种人还有一些，但与20年前相比，人数已大为减少。
就农业人口的增减来看，我们采用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年代，即1980年代初、1990年初、21世纪初的数字来说明问题。根据双流县白家乡1982年年末统计，全乡总人口为21262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987人，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仅为总人口的4.64%，农业人口占95.36%[1]；1992年白家乡的总人口为22915人，其中农业人口为22142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6.62%；这里需要把1992年的情况加以说明，1992年白家乡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似乎还略高于1982年，但并不能据此说明改革开放10年后白家乡的农业人口反而增加了，这是因为1992年的统计是根据户口来统计的，并不是依据职业来统计，而是其它行业，不像1982年的统计，农村户口的人员从事的就是农业，因为在1980年代初，农村村基本上没有其它行业。如果1992年以职业来划分，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肯定远远低于1982年的比重。这个结论我们从1992年白家乡乡村劳动力的分布上可以证明。1992年白家乡劳动力合计为14753人，其中从事农业的人有5623人，从事牧业的有2433人，渔业的有23人[2]，把从事农、林、渔业的人员都算成农业劳动者，其在全体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为54.76%，其余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人员在全体劳动力中的比例为44.34%。实际上，以乡村劳动力职业的变动统计来说明农民阶层的分化比以乡镇的全体劳动力职业的变动统计来说明还更为准确。这些数据和分析可以说明，改革开放10余年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职业的人员大大减少，从以前的农民阶层中分化出了别的阶层。这一分化在1992年后更加快速地向前发展，2001年白家乡的农业人口为23932人，其中农业从业人员数仅为3367人，农业从业人员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仅为14.06%[3]，比1992年又低了40.7个百分点。这种发展趋势在新都镇几个村的调查中同样显现出来，从我们发放的432份有效问卷中统计，目前纯粹从事农业的人员只有71人，仅占调查人数的16.4%，目前新都镇全镇的15.3万人口中，纯粹务农的只有5万左右，所占总人口比例不到1/3。再从成都市来进行比较，1982年成都总人口843.2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39.51万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5.38%；1992年成都总人口为936.86万人，农业人口为670.12万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为71.52%；1998年成都总人口为997.00万人，农业人口为669.71万人，农业人口比例再下降为67.17%[4]。关于成都市的统计数字，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其中的农业人口指的是农村户口的人，而不是以职业来划分的，实际上这些农村户口的人员绝大部分都在从事其他的职业，如果以职业来划分，成都的农业人口比例在1998年肯定不到67.17%，正如我们在白家乡、新都镇、金牛乡的调查中所做的结论一样。由于我们没有全市的有农村户口但从事其他职业人员的统计数字，就只能以上述数字来说明我们的观点，好在成都市统计数字的变化是符合农业人口减少的发展趋势的。
再从农业收入在农村人口总收入中占的比例来看，在金牛乡两个村的调查中，我们看到没有一家人是单纯以农业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的比例很小，很多家庭甚至没有农业收入。新都区新都镇新东乡的村支书谈到，农业收入在村民总收入中的比例一般为10%多一点，最多为20%。这部分原先的农民，现在不从事农业或者虽然从事农业，但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占了微不足道比例的人，按照以职业加上三种资源的占有量的标准来划分，已经不再是农民了，他们从农民阶层中分化出来，说明了农民阶层人数减少的趋势。
按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农业劳动者的比例应该大大缩小，他们中的部分人应当向上移动，成都郊区的农民阶层正向着这一方向在运动。
2.农民工阶层
这一阶层是介于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之间的群体。本来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之间所从事的职业不同，按照职业标准，可以界限分明地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层，但在目前社会转型时期，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工人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的界限却不是十分清晰，所以出现了农民工阶层这一游离于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之间的阶层。从这些人的社会身份上看是农民，因为他们有农民的户口，有承包地；从职业上看是工人，因为他们做的是工人的工作。从统计资料上我们看到，1980年代初，成都郊区这样的群体很少，1990年代这一群体的增加速度很快，双流县白家乡的资料显示，1992年从事工业的乡村劳动力加上从事建筑业的乡村劳动力总共为3455人，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为23.41%；2001年从事工业和建筑业的人员有5032人，占全体乡村从业人员数的31.45%。绝对数和比例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新都镇2002年的统计，一个镇的农民工人数就有22310人，约占了全镇15万人口中的14.87%。村里的问卷调查也反映了相同的趋势，从统计出来的432份有效问卷中，打工的人员就有233人，占53.93%。新都镇的一位村党总支书记说，就家庭劳动力的使用来看，除去全是老弱病残的家庭外，几乎每家都有人在外打工。
根据这些农民工阶层工作企业的地点和企业的性质，可把其分成几种，一是到大中城市或异地打工的；二是离土不离乡，到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工作的；三是雇工，即受雇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和农业专业户的。由于成都及其近郊县的经济比较发达，也由于成都平原文化意识的影响，与一些偏远地区比较，成都郊区农民到异地大中城市打工的很少，我们在金牛区的调查中看到，打工族中几乎没有人离开成都出去打工。在白家乡的农民打工族中，1992年只有63人出省打工，1377人出县打工，而当年的乡村总劳动力为14753人，外出打工人员仅占总劳动力的9.76%；2001年白家乡出省的只有139人，占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2.81%。1990年代初是乡镇企业的黄金时期，很多农民离开土地到乡镇企业就业，在成都郊区，这种农民工比例很大。白家乡统计资料显示，工业从业人员1752人，全部都在乡办、村办、村办以下企业工作。起初笔者对此统计感到有些疑问，虽然那时白家乡的私营企业不发达，但毕竟有30～40家，如果1752人都在乡镇企业工作，私营企业里的工人从何而来?后业笔者了解到，这些私营企业里的工人，大部分是从外地招的，上述1752人只是本地农业人口的就业情况，不包含外地来此就业的人员，所以也就不包含私营企业的农民工。在私营企业里工作的农民工属于农民工阶层的另一个部分，对他们更精确的称谓应该是雇工。雇工是被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村专业户雇佣的工人。1990年代初成都郊区的私营企业不发达，雇工人数比较少。1990年代中后期，成都私营企业蓬勃发展起来，雇工数量增加，特别是近两年乡镇企业的改制使原先在企业里工作的那部分农民工的身份也发生变化，所以雇工人数大增，呈现出与以前不同的分化特点。
三种农民工由于工作环境不同，有着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经济地位、社会态度，同时也影响着他们的发展趋势。
3.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阶层
由于本文的分析范围所限，这里的私营企业主仅指从农民中分化出来，开办私营企业的那部分人，不包含从其它行业分离出来的经营私营企业的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私营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民开办的私营企业也不断增多。这些人不再从事农业，所以不应该再把他们称为农民而应该称其为私营企业主。白家乡1980年代初只有不足10家私营企业，1990年代初增加到30～40家，1990年代后期发展极为迅速，现在已经有600多家私营企业了。对新都镇的432份调查问卷中，经营私营企业的有7家，而全镇的私营企业共有92家，经营的行业为工业、商业、饮食行业，雇工共有1158人。从企业的数量和雇工的人数之比来看，这些企业的规模并不大。
个体户阶层也是农民向上分化的一个主要流向，在新都镇的432份调查问卷中，个体户就有92户，占调查人口的21.2%，这一比例大于沿海的深圳市和中部的中心城市合肥市个体户的比例，深圳市个体户的比例为7.3%，合肥市为12.1%。当然，新都的数字是局部的，不能用这一数字来囊括整个成都市，但可以从这个角度说明新都镇经济发展的程度和特点。新都镇2002年的统计是，个体户共计2514家，吸纳劳动力6679人。在农村，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都是属于有经济实力、有威望、处在上升通道的社会阶层。
4.农村管理者阶层
农村管理者阶层包含从事党政、事业工作的管理者和从事企业工作的管理者，这些人都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但由于他们在农村工作，与城市里的管理者阶层又有一些不同。他们当中包含四种亚阶层，即：一是农村管理领导层，指乡镇领导干部；二是一般管理工作者，指在党政机关及县派出机关如工商、税务、文教卫生等机构从业的人员；三是村委会干部；四是乡镇企业管理者。我们把他们分为四种亚阶层，以便于对他们的阶层定位、阶层特点做更明确的描述。
第一、农村管理领导层。他们的职业是社会管理，享受固定工资和福利待遇。按照以职业划分阶层的原则，这部分人是农村管理领导层。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这个亚阶层人员的增加幅度不大。公社时期，一个公社的干部就有10人左右，1992年白家乡乡政府的所有干部才有13人，其中正式干部为12人，按照最保守的推算，1992年居于领导层的干部(只包含书记、副书记、乡长、副乡长)至少有6～8人，与公社时期的领导层人数相差无几。2002年，一个镇上这种级别的干部也没有增加多少，正副书记加上正副乡长和人大主任也不到10人。
第二、一般管理工作者除了领导管理者外，从农民中还分化出了一般管理工作者。这些人在乡镇各种机构中从事一般管理事务，有些人有城镇户口，有些人有农村户口，不管是什么户口，都不从事农业生产，常年享受地方政府的工资和福利。在成都郊区，这部分人的增加十分明显。公社时期，公社机构很简单，10余个干部中，除书记、社长外，其余的武装部长、团委书记、妇女主任、总会计等也是干部，基本上没有一般管理人员。这种情况在1990年代初就大为改观，虽然乡镇是最基层的政府机构，但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凡是上一级政府机构有的班子，乡镇一级都配备了相应的人马。进入2000年后，增加的趋势有增无减。白家乡乡机关的干部有70余人。根据2002年新都镇的统计，仅镇机关的干部就有184人，除去十来个镇级领导外，一般的管理干部就有170余人。当然，新都镇的情况有些特殊，它由过去的三乡一镇合并而成。不管是什么原因形成了今天这种局面，机构的庞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工作的职权上，从人员的数量上，过去的公社都不可与今天的镇(乡)政府同日而语。那些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从农民阶层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一个有着相对独立利益的群体。此外，乡镇上还有从事各种事业工作的管理人员。白家乡1992年统计，从事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的有45人，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视的有156人，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的有14人[5]，各项相加共215人。
第三、村务领导干部。农村管理者中，村务领导干部也有一定比例，包括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村务会计，他们是半脱产干部，有承包土地，同时享受常年津贴。其工作既负责全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也从事农业生产，有些人还从事其它的行业。虽然公社时期的大队也有这种管理者，但当时的大队书记、大队长、大队会计的管理方式和经济地位，与今天的村委会干部的管理方式与经济地位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划分阶层时，应该把他们列为农村管理者阶层中的一个亚层。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这种管理者增加不多，当年每个大队约3～5个人，现在每个村也约3～5个人。1992年白家乡的统计是全乡13个村中，村委会干部共有62人[6]。今天的统计也大约如此。
第四、乡镇企业管理者。乡镇企业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其管理者很多都是从农民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的职业是企业管理，虽然户籍为农村户口，仍然有承包土地，但工作与农业生产完全脱钩，从事乡镇企业管理，所以应该把他们划入农村管理阶层当中。20余年来，这一阶层人数的增长并非直线上升，而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衰而波动，199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后期，是乡镇企业蓬勃兴旺的黄金时期，乡镇企业管理者自然增多，从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乡镇企业经营不景气，管理者人数随之下降，现在随着乡镇企业的改制，这部分人又可能从集体企业管理者而转变成私营企业主。
5.商业服务员工阶层
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还从农民阶层中分化出了商业服务员工阶层。这些人从事的是批零贸易、餐饮娱乐等服务行业。这一阶层的增加以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发展为前提，在“三产”和城市化进程越快的地方，从农民阶层中分化出的这一阶层的人数越多。20余年来，成都的区和郊县这一阶层的人数逐年增多。在白家乡，1992年从事餐饮娱乐服务业的有943人，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为6.3%；2001年全乡从事这些行业的就有2863人，占全乡从业人员总数15996人的17.8%[7]。新都镇2002年统计，就集体企业来看，商业3家，饮食业3家；就私营企业来看，商业1家，饮食业6家；就个体户来看，商业企业有700家，饮食业有681家，别的服务业有252家，这众多企业中的从业人员共为3935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农村有承包地，其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因为并不从事农业，所以是从农民阶层中分化出来的另一个阶层。就全市区县来看，1982年成都区县从事第三产业的有81.25万人，1992年增加到123.2万人，1998年增加到152.1万人[8]。增加的趋势显而易见。当然，全市的统计数字与我们统计的乡镇数字的含义有所不同，我们统计的只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从事服务业的人数，而全市统计的是当年全市区县总的第三产业数，包含了从其他行业中转到第三产业的人数。不过应该承认，含义虽然不尽相同，但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6.农村知识分子阶层
本文所指的农村知识分子阶层是指农村的农业技术人员、农村教育工作者、农村医务人员。毋庸置疑，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随着农村教育、卫生条件的改善，成都郊区、郊县这一阶层的人数逐年增加。1992年白家乡乡村劳动力中，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数共有215人[9]。1992年新都镇全乡镇的中小学教师400余人，2002年新都镇的中小学教师就有542人；分布在全乡的卫生院有3所，工作人员有158人。虽然这些农村知识分子不能像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一样直接由农民身份转化而来，他们有些由学校毕业分配而来，看起来似乎不是从农民阶层中分化出来的，但笔者了解到，他们大多出生于当地农家，毕业后再回到家乡就业，从这个意义上还是应该把他们看成农民阶层分化的一个支流，只是分化中走的道路不同而已。
三、成都郊区农民阶层的特点及文化观念的变迁
社会各阶层的地位、特点和观念是由其职业、三种资源的占有量来决定的。就具体地方的阶层特点和文化观念来分析，还应该考虑地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民间生活习惯等等人文因素。综合各种因素，笔者认为目前成都地区从农民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阶层的特点和观念如下：
1.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特点及就业心理
这一阶层的职业是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对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拥有量最少，与其它阶层比较，其阶层地位最低。在金牛乡两个村的问卷中，笔者看到仅有的以农业收入来生活的几个人的文化水平是最低的，几乎都不是党团员，收入也最少，而且年龄偏大。一般说来，他们受教育的年限为9年左右，也有的为6年或者是文盲。新都镇几个乡的调查也呈现同样的规律。在成都郊区的农村，有一问题应特别关注，即人平土地很少，依靠土地根本不足以维持生活，但并不是每个劳动力都有工作，有些人年纪轻轻，文化水平也不低，却常年无事可做。按职业标准来划分，这种人既不是农业劳动者，也不是别的什么阶层，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失业或半失业阶层，他们过着一种松散庸懒的生活。由于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他们目前虽然衣食无虑，一旦社会有什么动荡，这种人很可能成为不稳定的因素。决策层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外部因素外，他们自己也要负很大责任。有人在问卷中写到，他们不想给私营企业打工。他们认为以前都是一样的人，一样的身份，一样的经济地位，现在有些人富裕了，办起了企业，他们心里不服气，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给以前的同伴打工。可见他们的隐性失业或半失业，除了客观环境外，有观念使然，有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小富即安，日子过得下去即行的社会心理使然。
2.农民工阶层的特点及工作与眷恋故土观
成都郊区的这一阶层，经济资源的占有量比单纯的农业劳动者阶层高，从事一般的体力劳动、简单劳动的农民工，如保洁、看铺子等工作的人，月收入约400～500元，稍微带技术性的工作，如开汽车，月收入可达600～700元。据新都镇新东村的党总支书记介绍，村里人一般都打工，人均年收入为4000元，这肯定是最保守的说法。从文化资源、组织资源的占有量来看，他们与农业劳动者阶层差别不大，大部分为初中毕业，也有部分小学毕业生，少部分为高中毕业、中专毕业，个别甚至是大专毕业。
就全国的平均水平而言，成都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并不低。但有些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问卷中很多人认为，文化水平的高低，并不影响收入的高低。从他们自己填写的问卷中也能看出文化水平高低不同的人，收入差别并不大。本来，收入的差别并不仅仅由文化水平来决定，各种要素都要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但文化水平对收入的作用应该体现出来，现实工作中没有体现出来，可能间接说明了企业的技术含量不高，对职工的文化技术要求不高。这里隐含着将来可能出现的危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对企业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如果企业不对此有所预期，将来就可能面临危机。这是企业和政府都应该未雨绸缪的问题。当然，政府的作用并非是直接包揽，而是进行宏观调控。
3.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特点及参政观
毋庸置疑，与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那几个阶层比较，这一阶层经济资源的占有量最高。从金牛乡回收的问卷中，我们看到，一位经营服装的私营企业主的年收入为30000元，而村里最高管理者村支书的年收入为1.5万元，其余干部的收入更在村支书之下，在6000～12000元之间。在新都镇的7位私营企业主中，年收入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也在20000元以上。我们认为这些私营企业主自报的收入肯定有所保留，我们最保守的估计，他们的年收入不会低于30000元。虽然私营企业主占有的经济资源多，但他们的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占有量却相对贫乏，调查的新都镇的几个私营企业主中，只有一个是党员。由于阶层地位不仅仅由经济地位来确定，它还取决于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在后两种资源的占有量上，私营企业主不及农村管理者之下。近年来，这些人不满意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不相匹配，参政议政意识逐渐增强，要求得到与其经济地位相当的政治地位。由于文化资源占有量偏少，既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又影响了其社会声威，他们当中有些人也在加强这方面的修养，希望保持竞争力，得到别人的由衷佩服。如果引导得当，管理跟上，这一群体是从农民阶层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富有活力的群体。
4.农村管理者阶层的特点及社会关怀
在农民中分化出的各个阶层中比较，综合三种资源的占有量，农村管理者阶层具有绝对的优势。就经济资源占有量来看，目前镇机关一般干部的年均收入在3万到4万元之间，也许这一群体的经济收入不如私营企业主阶层，但他们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占有量，却远远高于私营企业主，况且在社会转型时期，组织资源、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是正相关关系。在新都镇镇机关干部中，具有本科文凭的有14人，大专文凭的有65人，中专文凭的有86人，高中文凭的15人，初中的4人。机关干部184人中，党员有107人。白家乡乡镇干部的文化水平更是从农民阶层中分化出的其它群体所不能比拟的，全乡镇70余名干部中，都有大专和大专以上文凭。三种资源的占有量居多决定了这一阶层地位最高。
在村务干部这一级中，三种资源的分布也呈现相同态势，与镇乡干部比较，他们的经济资源占有量可能并不算少。一方面他们常年领取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可以自己举办、承包企业，合法地从多种渠道获得收入。但对文化和组织资源的占有量，他们要低于镇乡干部。新都镇的村干部受教育的年限多于9年但不到12年，他们的三种资源占有量多于一般的村民。在金牛区两个村的问卷中，我们看到村支书和会计的文化水平最高，为大专，其余村干部的文凭不是中专就是高中，当然有的只是初中文凭，但拥有者都是40、50年代出生的人。在农村，与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比较，具有初中文凭的人已经属于知识结构高的了。而同村一般村民的文化水平一般为初中，个别还是小学文凭。可以说正是组织和文化这些看不见的资源成为拥有者们阶层地位上升的资本，决定了他们今天的优势地位。
农村管理者阶层直接与农民接触，对农村的社会问题，农民的疾苦，农民的不足有深切的感受。他们忙于农民实际问题的解决，苦于有些农民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他们的分析往往切中要害。有些农村管理者还能从自身的问题出发，关心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甚至一些学术问题的研究。如新都镇新东乡的党总支书记就私人订阅了学术刊物《毛泽东思想研究》，言谈之中，我们也能看出他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白家乡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对农村发展与农民观念的转变，农业发展与其他行业发展关系的看法也有独到之处。总之，成都郊区农村管理者阶层的思想文化观念与10年前、20年前的农村管理者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今人的眼界更开阔，思想更活跃，但并没有脱离现实。
5.商业服务员工阶层的特点与他们的心理
从农民阶层中分化出来的这一阶层，其阶层地位可能与农民工阶层相当。除了职业与农民工阶层不同外，其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组织资源与农民工阶层区别不大。与其它阶层中分离出来的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不同的是，他们有承包地(但自己并不耕种)，户口是农村户口。这一点是把双刃剑，一面可以缓冲他们生活的压力，另一面又抑制了他们进取的精神。他们从事的多是餐饮娱乐、服装业等，随着竞争的加剧，服务业需要提高服务质量，开拓新的服务领域，要求更高素质的劳动力，而他们受自身素质的限制，又凭借自己有一些退路，如果没有强烈的充实自己 愿望，不注意自身各方面素质的提高，就可能返回农业劳动者阶层。
6.农村知识分子阶层的特点
农村知识分子阶层的阶层地位仍然决定于三种资源的占有。新都镇的调查资料显示，镇上中小学教师的收入与镇上的干部相同，有的医务人员的收入还高于教师收入。虽然他们的经济资源不能与私营企业主相比，但他们的文化资源能弥补经济资源的欠缺，他们更能获得人们心理上的认可，自己也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但在座谈中，我们发现过去知识分子正直、正义的形象因为各种原因正在一点一点地被磨损、消解，人们不认为他们能起到师表的作用。这一点对社会转型时期精神文明的建设起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就组织资源来看，他们的占有量不如管理者阶层，但比其它阶层要多，党员人数大约在10%左右。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现代化技术的推广应用，文化教育的普及，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其经济资源的拥有量将增加，阶层地位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四、结论
上述是我们对成都郊区、郊县部分乡镇的调查分析。这些乡镇与其他乡镇比较，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化水平较高，与之相适应，农民的分化必然更加充分，传统文化观念受到的冲击更猛烈。回应冲击，人们必然产生新的观念以适应变化。这些乡镇农民的分化具有典型意义，代表了成都农民的分化趋势。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社会转型时期的阶层结构应该是由金字塔型向着橄榄型的阶层结构方向发展，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框架，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中间层的培育、增加是从过去社会底层的人员上升而来。农民阶层的分化是一种积极的流动，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调查分析可见，成都的农民阶层正按照这一方向在变动，完全以农业为生的人数大大缩小，但目前这种变动远未定型。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分化的进程，解决分化中的经济、社会问题，保证它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
附记：
本文的调查得到了双流县文星镇镇政府、白家乡乡政府、新都镇镇政府、金牛乡乡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白家乡的彭云和新都镇的朱建华女士给予了直接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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