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3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拓者论文,诞辰论文,近代论文,中国音乐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位紧随时代步伐不断前进的思想家、革命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美育实践家，他为我国近代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永不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从蔡元培的生理寿命来说，是个跨世纪(19～20)人物；从他的心理寿命或思想理论的影响而言，则也是一位跨世纪甚至超世纪的人物。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将越来越显示出蔡元培关于发展教育、科学、艺术事业方面思想理论的生命力。
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他与其他教育家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在中国首先施行美育，毕生倡导美育，亲身实践美育。这也是蔡先生教育思想及其教育活动的一个最突出、最鲜明的特点。“美育”一词，是蔡先生于1912年从德文Asthetische Erzie Hung译出（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7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就目前所见资料，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美育的王国维（见1903年8月《教育世界》中《论教育之宗旨》）。）。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为了倡导和实践其美育思想，蔡先生坚持不懈、不遗余力地宣传，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不停地演说，反复地讲解，从而为教育家所注意，为教育界所认同，把它和德、智、体并列为“四育”，成为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不但有科学的思想理论，而且有具体而全面的实施方案（注：1922年6月《教育杂志》《美育的实施方法》，见《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更可贵的是，他不但口笔宣传，而且躬身实践。就音乐美育而言，他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在学校里开设唱歌课的教育家之一（注：蔡先生于1902年创办爱国女学。1903年修订《爱国女学校章程》，其中预备科、普通科的课程中都增加了“绘图、唱歌”科。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第26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1917年1月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就把他的美育思想贯彻到大学教育中去。他除亲自讲授《美育》这门课程（这是先生在北大开设讲授的唯一的一门课）外，同时积极倡导、扶植、赞助建立各种与美育有关的学术研究社团。其中主要的是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和音乐研究会。仅就音乐而言，1918年6月，他把音乐会改组为北大乐理研究会（后改名为音乐研究会）；1920年3月，创办了在国内第一份连续发行的专业音乐刊物《音乐杂志》，并撰述发刊词；1922年6～8月，他与萧友梅一起把音乐研究会改组为正式的音乐教育机构音乐传习所；1923年4月，在他的支持下，由萧友梅组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管弦乐队；1927年11月，他与萧友梅一起，在上海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所独立的专业高等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在开院典礼上，发表了见识高远的开幕词。本文将着重介绍蔡元培从北大开始的音乐美育活动及其在建设和发展我国近代音乐事业中所作出的业绩和贡献，以纪念蔡先生诞辰130周年。
倡导美育 发起组织音乐研究会
北京大学于1916年秋蔡先生未到任时，已有一个名叫音乐团学生课外组织，后改名为音乐会。但其活动和组织都比较简单，更没有明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为推动学校美育，经章太炎介绍，蔡先生于1918年5月18日，特请精研过西洋音乐、曾留学日本、时年40岁的山东诸城琴派一代名师王露(1878-1921)来北大演奏古琴、琵琶，并聘他为音乐导师。从而在校内掀起了一股提倡国乐的热潮。紧接着，蔡先生依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和美育主张，于半个月后的6月6日提议将音乐会改为乐理研究会（后又改名为音乐研究会），并亲自为研究会草拟了章程，宗旨是“敦重乐教，提倡美育”。他从实际出发，把研究项目设定为音乐学、音乐史、乐器和戏曲四大类，并以教师之便，设琴、瑟、琵琶、笛、昆曲五类（注：1918年6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由于蔡先生聘王露进北大任教，王露病逝后又聘刘天华任音乐导师，并为他艺术才能的发挥提供了自由的天地。就这样，在蔡元培的推动下，由此开创了我国古琴、琵琶、二胡进入高等学府并列为正式课程的历史。王露在研究会执教2年，刘天华在研究会和日后的音乐传习所及北京艺专、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任教多年。他们先后培养了一批民族音乐人材，其中造诣较高的有张友鹤、杨昭恕、康白清、吴伯超、储师竹、陈振铎（健在）、曹安和（健在）、蒋风之等等。
在蔡元培亲拟的研究会章程公布（见1918年6月6日《北大日刊》）后，通过讨论、筹备和活动，音乐研究会于1919年1月正式成立，蔡先生任会长。此后研究会每有演出活动，蔡先生总是出席聆听。比如，1919年4月19日晚在东城米市大街青年会礼堂举行音乐演奏大会，他出席并任演奏会主席，到会的有千人以上。对这次演出盛况，第二天北京《晨报》及时作了报道（注：1919年4月20日北京《晨报》载：“青年会门前车马如云，会场则楼上楼下甫到开会时间便已满席，后至者无容足之地。演奏之次序，系以古今中外之乐相间而作（如古琴、钢琴、提琴、琵琶、洞箫等，有独奏者，有合奏者），并约昆曲专家到场演唱……十时半闭会，听者皆尽欢而散。”）。同年11月11日，音乐研究会举行同乐会，参加者也达一千多人。由研究会导师李文华、王露、陈仲子、赵丽莲及外籍音乐家哈门等演奏中西器乐、蔡先生又作为主席，并在演出前致词（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以下简称“演说词”）。他首先是宣传自己的美育主张，强调音乐的社会作用和音乐人材培养的重要。蔡先生指出：“音乐为美术（即艺术——笔者注）之一种，与文化演进有密切之关系。世界各国为增进文化计，无不以科学与美术并重。吾国提倡科学，现已开始，美术则尚未也。”接着，他介绍了欧洲各国都有音乐专门学校培养专门人材，不论在大城市、小村落常开音乐会的情况，并且联系当时中国的现状指出：“吾国今日尚无音乐学校，即吾校尚未能设正式之音乐科”；但他认为依靠“学生之自动与导师之提倡”而组织的“音乐研究会”，“未始非发展音乐之基础”。由此可知，蔡先生早在1919年就把兴办音乐教育看作是发展我国新音乐的基础。“演说词”的基本内容，集中体现了蔡先生关于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思想。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音乐史学界没有重视这个“演说词”，对之未作过深入的研究，故有必要在这里强调地加以分析。
(1)蔡先生首先重视音乐“创造之人才”的培养。他依据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事实指出：“吾国音乐在秦以前颇为发达，此后反似退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创造之人才”；“好音乐者，类皆个人为自娱起见，聊循旧谱，依式演奏而已”。他认为“创造之人材，非独科学界之需要，美术界也如此”。蔡先生把“创造人材”即作曲家的培养，看作是“发达”我国新音乐的关键，这是十分正确也很有远见的。
(2)蔡先生所要求的“创造人才”，是要能“根据学理自制新谱者”。而所谓“学理”，按蔡先生的思意，是指从音乐艺术的事实即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经验。他于同年10月的一次讲话里指出：“凡一科学之成立，必先有事实，然后有学理。以无事实，则无经验可言，无经验则学理亦无由发生。”（注：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式上的训词。1919年10月16日《北大日刊》）。）就是说，要根据从音乐艺术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知识来“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材。”
(3)蔡先生依据文化、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主张中西交融，中西结合；于是他把中国音乐的建设与发展之道明确概括为19个字：“取西乐之长，以补中乐之缺点，而使之以时进步。”蔡先生热爱和重视民族音乐即“中乐”，否则他也不会请王露、刘天华任音乐研究会导师。蔡先生是一分为二地看待我国民族音乐的。那种认为他轻视“中乐”是毫无根据的。为了回答那些有意无意贬抑蔡元培的音乐史学工作者，这里请读一下蔡先生1924年5月在法国时写的一段话：“一民族之文化（当然也包括音乐文化在内——笔者），能常有所贡献于世界者，必具有两个条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之文化以为滋养料。此种状况，在各种文化事业均可见其痕迹，而尤以美术为显而易见。”（注：《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27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就是说，在蔡先生看来，建设中国音乐不是凭空的，是要有一个基础，即本民族“固有之文化”；吸收他民族文化则是作为“滋养料”，决不是照搬，更不是来取代；而是学来以后创造新东西以贡献于世界。
总结“演说词”的核心内容，即蔡元培的音乐思想是：以中国固有的文化为基础，学习、吸取西方音乐的长处，来弥补中乐的不足，创造出随时代而进步与发展的中国音乐。
创办《音乐杂志》 “以参加于世界著作之林”
1920年3月，在蔡元培的倡议下，音乐研究会创办了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份在国内音乐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专业音乐刊物《音乐杂志》（注：1906年李叔同于日本创立了《音乐小杂志》，在国内影响不大。），蔡先生亲笔题写刊名，亲自撰述“发刊词”。由杨昭恕编辑。1920年3月，留学德国专攻音乐的萧友梅(1884-1940)学成归国。萧先生“到了北京，不过几天”，蔡元培就送给他一本刚出版的《音乐杂志》，向他约稿（注：《萧友梅音乐文集》第142页。），由此开始至1921年7月，萧友梅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文章。这个刊物的创办与出版，对于交流各音乐社团的活动经验，促进音乐理论研究的开展，介绍民族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我们今天研究五四时期的音乐文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发刊词”（注：《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92页。），则是蔡先生继“演说词”后更进一步全面论述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音乐的一篇纲领性著作。由于长期以来音乐史学界没有给蔡元培在近代音乐史上以应有的地位，这个“发刊词”同样不被音乐史家所重视（注：目前公开出版的音乐史著作，特别是汪毓和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把蔡元培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经“反复修改了两遍”的1984年2月版，毫无根据和理由地对蔡元培进行批判，说什么他的“美育”观点，实质上是改良主义的。1994年版虽然修正了错误，放弃了批判，但蔡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业绩、贡献、地位，仍然没有写。蔡先生的生平简介被放在地脚的注释里。可作者还自称作了“全面改写”。），故也值得论述介绍。
在“发刊词”里，他依然是一分为二地来看待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吾国言乐理者，以《乐记》为最古，亦最精。自是以后，音乐家辈出，曲词音谱，递演递进，并不为古代简单之格调所限制”；但另方面，他又指出了我国音乐之所以不进步的主要原因。他说：“辨音原理之论，转涉肤浅。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进步之迟，良有由也。”接着对“学理”作了明确的解释，并说明西方音乐的长处之所在，亦即“所以进化”的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知技术之精进，固赖天才，而学理之研求，仍资科学”。紧接着蔡先生就把与音乐相关的几门近代科学，都一一说到了：“求声音之性质及秩序与夫乐器之比较，则关乎物理学者也；求吾人对于音乐之感情，则关乎生理学、心理学、美学者也；求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蔡先生一连讲了6门近代科学；而这正是近代中国所缺乏的。把音乐的研究与这6门科学结合起来，“而组成有系统之理论，以资音乐家之参考，此欧洲音乐之所以进化也”。为了发展我国新音乐，那就应该“一方面，输入西方之乐器、曲谱，与吾固有之音乐相比较；一方面，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吾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合。”在这里，蔡先生强调地提出了音乐（乐器、乐曲与理论）的比较研究。所谓“考其违合”，就是要比较研究中西音乐的异同，取长补短，以促进中国音乐的改进。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就没有进步与发展。蔡先生认为，文艺的进步离不开比较。1918年他在批评北大部分学生专己守残的陋见时指出：“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比较。”又说，“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50～451页。）这些观点，同样适用于治音乐者。蔡先生站得高，看得远，有志气，有信心，他认为，只要按这样的做法坚持下去，即“循此以往，不特可以促吾国音乐之改进，抑亦将有新发见之材料与理致，以供世界音乐之采取”，“以参加于世界著作之林”。也就说，中国音乐的发展要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请看，蔡先生说得多清楚、多具体、多精辟啊！但过去音乐界有些人却把蔡元培看作是音乐上主张不要发展民族音乐、走西化道路的“总头目”来批判，这是“冤案”，多么不公正啊！
依据“发刊词”，再结合1916年蔡先生编写的《音乐》教材（注：这是蔡先生1916年春在法国从事勤工俭学活动期间，为华法教育会在巴黎开办的华工学校师资班编写的讲义。《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419～420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一、蔡先生是我国音乐史上最早主张并运用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等近代科学知识来解释和看待音乐的美学家之一。很清楚，如果不把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运用到音乐领域，近代音乐理论科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蔡元培在《音乐》和“发刊词”中所表述的音乐思想，是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理论优良传统与近代西方音乐文化相溶合的体现。这两篇加起来仅有1千余字的著作，与蔡先生同时代的某些音乐家类似的相关论述，是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理论向近代音乐美学理论转变的一个标志。可以说，蔡元培是我国近代音乐美学理论建设的开拓者之一。
二、蔡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要使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参加于”或自立于“世界著作之林”、世界民族之林的思想家。
组建音乐传习所 创办近代第一个管弦乐队
北大音乐传习所的组建，是萧友梅根据蔡元培整理学生课外社团的计划，由蔡、萧共同商议筹办的。史实经过，是近两年来陆续出版了与蔡元培有关的著作之后才弄清楚。在此之前，鲜为人知。
1920年9月，萧友梅应蔡元培之聘，任北大哲学系讲师（一说国文系）及音乐研究会导师，主讲和声学、音乐史等课程。萧友梅的加入，加强了研究会的教学实力，吸引了更多的学生来听课。据当时的报道，课室坐无虚席，迟到的只能站在后面听，教室里满了，就挤在走廊上。听讲者迁人。萧友梅成为贯彻蔡先生美育主张的中坚人物。为了进一步在北大提倡美育，1922年3月25日北大评议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由蔡元培手书的《提议北大学生事业委员会名单》，其中萧友梅为委员之一，负责音乐（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第48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在这之后，萧友梅根据学生事业委员会组织大纲关于整理学生社团的规定，对音乐研究会作调查研究，发现研究会放任自由，虽有一定成效，但不大。于是萧友梅就向蔡元培提议改组音乐研究会传所。蔡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6月24日，蔡先生手书了三份通知，其中一份是专给萧友梅的，内容是：“为组织音乐传习所事，请于26日晚7点，临第三院便餐，商议一切”。（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第52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另外给其他两位，是关于商议体育委员会和调整画法研究会隶属关系的，时间、地点相同。可见，26日晚举行的是由蔡先生主持的一个专门研究组建和改组学生社团的会议。8月1日，经学校第九次评议会通过，改组音乐研究会为音乐传习所，作为对外招生的正式教学机构，附设在北大。由蔡元培任所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刘天华、杨仲子等人为导师（《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说王露也是导师，这是失误，王露已于1921年12月辞世）。8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了《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简章》，公开登载招生广告。暑假过后，于10月2日上午9点举行的北大1922年秋季开学典礼上，蔡先生在致中公开宣布说：“美术的陶养也是不可少的。”原来的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今年改由学校组织，分作两部：（一）音乐传习所，请萧友梅先生主持。……除规定课程外，每星期要有一次音乐演奏会……以引起同学审美的兴味”（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第56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于是，在蔡元培的提议与支持下，萧友梅就在原音乐研究会的西洋管弦乐组基础上，于1923年4月正式组建了一个15人的乐队，由萧友梅任指挥。这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指挥、中国人组成的西洋管弦乐队（见照片）。从成立之日起，到1927年春，曾举行过40多次音乐会。萧友梅称之谓国民音乐会，“是实行普及美育的最好办法之一”。而蔡元培则“深知这国民音乐会的价值”，要求“每月开若开次”（注：《萧友梅音乐文集》第230-231页。）。传习所于1922年10月2日开办，选定所址后于12月12日正式挂牌。教职员学生24人摄影响留念（见照片）。蔡元培因公务未能参加，委派教授、校长室秘书兼总务长谭熙鸿代表他出席。从音乐传习所的教育方针、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到毕业标准学分的规定看，实际上它就是大学中的一所音乐院，只是名称不同而己。蔡元培曾同意萧友梅建议改“音乐传习所”为“音乐院”，但1923年7月4日召开的评议会没有通过。（注：《萧友梅音乐文集》第235页。这次评议会，蔡元培因离京南下准备出国未出席。）
蔡元培与萧友梅共同组建的北大音乐传习所是我国近代第一所高等音乐教育机构。1927年6月，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刘哲下令“合并”北京各国立学校的音乐科，传习所被迫停办。计共办了近5年。曾培养了谭抒真、吴伯超、郑颖荪、储师竹、周学昌、王美岩等一批音乐人材。
创建国立音乐院 “回向以供给贡献于欧美”
大家知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在南京国民政府中，主要从事科学、教育工作，并由他提议创设了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任院长。而“大学院原以提倡科学、艺术为宗旨”（注：吴伯超《国立音乐院成立记》，国乐改进社编的，《音乐杂志》（1928年第2期））。1927年6月音乐传习所被迫停办，对音乐教育事业情有独钟的萧友梅是决不肯罢休的。他说，1927年7月，“国民政府将要成立，同时北平九校快要关门，我决意南来，向蔡先生提出一个要求，请他于大学院成立时，在上海创设一间音乐院，一来觉得音乐一门非独立不可；二来藉此也可以纪念大学院一下。果然蔡先生提出这个议案通过了，并即从10月起筹备，于11月27日成立，破天荒的国立音乐院总算开幕了”（注：《萧友梅音乐文集》第335页。）。
创办上海国立音乐院的计划，是由萧友梅提出的，得到蔡元培的赞同、支持并由他在大学院讨论时说服了多数人，努力争取才得以通过。（注：吴伯超《国立音乐院成立记》，国乐改进社编的，《音乐杂志》（1928年第2期））并正式委任萧友梅为“音乐院筹备员”，负责一切。（注：《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简史集》第42页，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蔡元培、萧友梅是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人是确定无疑的（注：徐士家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纲》（南海出版公司1997年7月第一版）、修海林的《蔡元培的音乐美学理论及其实践》（1995年第4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都排除了创办人之一的萧友梅。汪毓和的1984、1994年两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则根本不提蔡元培是创办人。）。但蔡先生终究不以音乐为职业，不是音乐家，他的职务是够多的，工作是够忙的。所以他当了一星期的院长，12月3日即任命萧友梅为代院长，1928年9月10日又正式任命萧友梅为院长。但萧先生辞不受命，院长一职，始终空缺，萧先生实干他的教务主任。1929年国立音乐院降格改为国立音专。这时萧友梅才正式就任校长。由于此时大学院已废除，蔡元培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蔡元培对国立音乐院及其后的国立音专始终是关心的。决不是如修海林同志所说的“再无机会实践其音乐美育的理想”（注：同(24)的第2项。1998年第三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对此有详细论述）了。下面请读一段深知蔡先生为人、当年萧友梅校长办公室秘书、至今健在的音乐史专家、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廖辅叔先生的话：“蔡先生辞去院长职务之后，对音乐院（音专）仍然是继续关心。就我所知，萧先生每逢音专有什么重大措施，都先向蔡先生汇报。蔡先生对萧先生的汇报总是耐心倾听，同意的就频频点头，不明白的就及时发问，听懂了就相视而笑，表示赞同。他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从来没有看见他有一点架子。”（注：《乐苑谈往》第3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这里，着重谈谈同样不被音乐史学家们重视的蔡先生在国立音乐院成立典礼上的开幕词（注：吴伯超《国立音乐院成立记》，国乐改进社编的，《音乐杂志》（1928年第2期））。这是继“演说词”、“发刊词”以后的又一篇明确表述蔡先生音乐思想、在近代音乐史上具有历史意义至今仍有启发、教育作用的音乐文献。
这个开幕词，篇幅不长，但简直可以当作一部高度概括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纲来读。他从远古的唐虞“命夔典乐”讲起，说到宋代音乐家姜白石“制为调谱、自乐其乐”的“一种著述”，总结了中国音乐在“理论及技术两方面若存若亡”的原因。由于国立音乐院招生时各校已经开学，考生较少，只录取23人，“来学者不多”，而且“校舍亦狭窄”。针对这一情况，蔡先生语重心长而又十分自信地对师生员工们说：不要“稍抱不安之感。古人谓‘作始简，将毕钜’，只要教者学者及办事人，皆有一番热诚毅力，相策相辅，黾勉精进，则必日起有功，学者济济，术业成就，可拭目而待”。讲话充分表现了蔡元培奋发有为、坚毅求进的创造精神和高瞻远瞩、放眼未来的宽广胸怀。
在开幕词里，蔡元培强调了西方音乐“作品成绩及其法则”的“日异而月不同”。“其供给贡献于吾人，至精且备”。但他不是拜倒在洋人脚下，仰人鼻息。可贵的是，他同时还见识高远而又充满信心地提出：“吾人如果勇猛精进，日新不已，则不难大有创作，而回向以供给贡献于欧美，亦绝非不可能”。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是与“发刊词”中“以供世界音乐之采取”、“以参加于世界著作之林”的思想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又发展了，信心也更足了。
炎黄子孙有志气。华夏人民有能手。中国音乐家有才华。80年来中国音乐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的建设成就，已经对蔡先生在“发刊词”、“开幕词”中的预言作出了响亮而又漂亮的回答。新中国成立后音乐界的许多领导骨干和教学中坚如贺绿汀、吕骥、喻宜萱、丁善德、钱仁康、谢绍曾、葛朝祉、范继森、江定仙、李焕之、夏之秋、沈湘、李德伦、周小燕、郎毓秀、瞿希贤、桑桐等等，可以列出一分长长的名单，他们无不出自国立音专。50～60年代直至80年代仅中央、上海两所音乐学院培养出的一批出类拔萃的专业人材的老师，不少都是国立音专的毕业生或曾在音专学习过。“学者济济，术业成就”已经实现。我们可以告慰九泉的蔡元培先生：现在中国音乐界正在为以更好更新更多的创作、表演和理论研究成果“回向以供给贡献于欧美”而不断努力！
结论
从北大音乐研究会、音乐传习所到上海国立音乐院（音专），从“演说词”、“发刊词”到“开幕词”，蔡元培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是他，开创了近代中国新音乐教育事业；并按艺术的发展规律，为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建设与发展，在理论上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教育家们提倡和实践美育，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蔡元培的理论及其实践活动不是他个人的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蔡先生顺应时代的潮流和适应社会的需要、根据音乐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提出的一种进步思想与表现出的一种革新行动。蔡元培也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与沈心工、王露、萧友梅、杨仲子、吴梦非、刘天华、赵元任、黎锦晖、刘质平、丰子恺、黄自、朱英、吴伯超等等一大批音乐家的关系是：或同事，或挚友，或师生，或知音。他的音乐思想和美育主张，就是依靠他们来实现和传承的；萧友梅等人则是蔡先生思想理论的最忠实、最积极的贯彻者。而萧友梅等人的音乐教育理想，也只有蔡元培最理解，且都是在蔡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下才能得以实现，或在他的思想理论影响下进行的。蔡元培与萧友梅等一批代表性音乐家志同道合，才智互补，相得益彰。
总之，蔡元培通过他思想理论的指引力，制定的制度和采取的措施的推动力以及他躬身实践的作用力与学识修养、人格学风的感召力，扶植、培养、奖掖和激励了整整两代文化人，直接间接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无数后代人，他为振兴中华，为我国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毕生精力，作出了在20世纪的中国史上无以伦比的卓越贡献。
伟大的教育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注：毛泽东唁电，1940年3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中国近现代音乐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蔡元培先生永垂不朽！
（本文由黄旭东执笔。与本文相配合的，还有一幅彩色、对开的《蔡元培、萧友梅与近代中国音乐发展示意图》，读者可以一目了然，脉络清晰地看到蔡元培与二三十年代一大批音乐家的关系。该图由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出版的第三期《学报》作为《论蔡元培与中国近代音乐》一文的插页公开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