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牌CEO连丢饭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饭碗论文,大牌论文,CE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人说，2002年的天在职业经理人的眼中是黑色的，一个幽灵、一场“瘟疫”，旋风般地从美国横扫到欧洲，一个接一个的明星CEO黯然下台：
2月4日，安然的雷肯；
3月25日，安达信的贝拉迪诺；
4月30日，世通的伯纳·爱伯斯；
5月11日，凯马特的查尔斯·康纳威；
6月3日，泰科国际的柯兹洛斯基；
6月10日，菲亚特集团的坎塔雷拉；
7月1日，维旺迪集团的梅西耶；
7月16日，德国电讯的佐默；
7月28日，贝塔斯曼的托马斯·米德尔霍夫……
职业介绍公司Challenger Gray &Christmas的统计更让人吃惊：2002年，平均每天都有两位CEO下台，而且离职的CEO平均在任时间为10.3年，远高于2001年的5.7年。
昔日的金饭碗俨然变成了泥巴碗，沾水就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资本市场的高压，公众谈论着信用的缺失、道德的下滑。有人说，这一个个倒下的CEO是另一个领域的“9·11”，它使人们又经历一次次噩梦。
在CEO的背后，很多因素一直像影子一样，站在阳光下它们似乎消失了，可一旦遇到“经济黑夜”，它们就出现了，而且拉得很长，一直到这些“英雄们”倒下。今年真的是CEO们的“坎儿年”吗？是偶然亦或是一种必然？
资本市场的高压
安然“大厦”轰然“倒塌”，很多人愤怒地谴责，安然公司是玩数字游戏的骗子，是一群玩弄资本骗取钱财的卑鄙小人。从表面上看，安然的确是毁于假账和一个不成功的项目，但实际上它们最多只能被称做导火索，真正的危机是后面庞大的、早已埋满火药的“薪材”。有业内人士分析说，以安然为例的一大串公司的倒塌都与股市相关，每个季度、每个年度的财务报告都会将CEO们推到无情的聚光灯下，华尔街的众多分析师更是让CEO们坐立不安，金融市场的波动成了CEO业绩的晴雨表。这种高压下，越来越多的CEO变得急功近利、缺乏耐性，受利益的驱使出一些“昏着”。正是这种对资本的顶膜礼拜，使得金融业务往往脱离实业业务充满泡沫。
安然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以网络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崛起，美国经济繁荣，股市牛气。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实行了放松管制的政策，国内的金融、能源、电信、航空等市场纷纷放开。许多公司利用股价高涨之机，盲目扩张而又“消化不良”，最终在股市泡沫消散时露出“马脚”。从传统产业向金融领域扩张时，安然“踏进了一种自己并未真正理解的企业文化中”，迥异的行业性质使安然逐渐丧失了原先做实业时那种踏实稳重的作风，而代之以金融家冒险投机的心态。它投资360亿美元于宽带网进行一场豪赌，赌的是新经济会长盛不衰，对带宽的宏观需求会永不枯竭。显然，这是个错误的判断。可怕的是安然竟然像一个真正的赌徒一样，押上了全部家当。以往的成功使得意洋洋的安然固执地认为，原先在能源领域的经验是可以被复制的，因此新领域的开拓没有理由会失败。然而当“新经济”衰退、网络神话破灭时，安然已无法用真实的利润来支撑高扬的股价，做假账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一旦事发，CEO将马上面临“下课”。
作为职业经理人，都逃脱不了资本驱使，好几个最著名网站的CEO纷纷下台，Excite.com公司的乔治·贝尔、Lycos.com公司的鲍伯·戴维斯、Priceline.com公司的杰·沃克尔等等都是因为股票急剧下跌，公司无法向股民交待。雅虎的首席执行官Tim Koogle对此感触颇深。尽管他曾与杨致远等一起，缔造了雅虎帝国的神话，当雅虎陷入低谷而Koogle又无力推动雅虎走出困境的时候，以杨致远为首的董事仍然毫不犹豫地请他出局。尽管在Koogle发表辞职讲话时，杨致远满眼含泪，但谁也改变不了资本的意志。在资本的支持下，一些人白手起家，一下子搞出一个大企业，一下子成了身家数十亿的数字英雄。这就是资本的另一种力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本的力量才是不可抗拒的。它对根本利益的追求决定了企业行为是缺乏戏剧性的。它首先要求管理者具备的不是理想、激情、攻击性的张力，而是理性、严谨和收敛的渗透力；它要求管理者首先看到的不是梦想和机会，而是风险和局限。在CEO的世界里，公司业务的增长永远是第一位的追求。诺华制药公司的董事长兼CEO丹尼尔·瓦萨拉一语中的：“市场会原谅你一次或两次，但凡事不过三。”董事会对CEO的期望值却在无限扩大，投资对回报的等待越来越没有耐心。新上任的CEO所能适应的时间很短，几乎是上场就须全力拼搏，拿出成绩，否则就败下阵来。
德雷克·比姆·莫林咨询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自1995年以来，全球各大公司有2/3至少更换了一次老总。其中，包括梅塔格公司的劳埃德·沃德、坎贝尔羹汤公司的戴尔·莫里森、宝洁公司的迪克·耶格尔、施乐公司的理查德·托马斯、朗讯公司的理查德·麦金、吉列公司的迈克尔·霍利等著名企业领袖。更有甚者，罗伯特·奥利里就任太平洋保健系统公司总裁，只干了12周就“下课”了，而沃尔特公司干脆在9个月里换了5任老总，平均每人任职时间约8周。最难过的莫过于乔治·费希尔，他于1993年离开摩托罗拉，接任柯达公司CEO，曾被柯达员工奉为救世主。可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也没能把柯达的利润弄上去，结果在1999年底比合同提前1年自动“下课”。
资本的压力成为CEO最难熬过的炼炉。
老马不识新途
与善玩数字游戏、做假账的安然不同，百年老店凯马特的故事展示的是一个深陷麻烦多年却难觅出路的公司的典型。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管理和经营上难题一个接着一个，一切都来得那么快，对于步伐稍慢的CEO来说，差的似乎就是那么一点点。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里似乎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凯马特的名称和标志曾是美国价廉物美商店的象征，但昔日的辉煌现在已成为历史。今年1月22日，凯马特申请破产保护。从表面上看，这一美国第三大零售连锁企业的垮台，有经济衰退、消费疲软等直接原因，但从更深层次看，凯马特破产的真正原因，是自身管理不善，售后服务差，最终导致传统的顾客群纷纷弃凯马特而去，凯马特一直也没能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
由于美国的经济萧条，各零售企业为走出困境，都使出浑身解数吸引顾客，其中最拿手的策略是降价。素以商品价格低廉著称的凯马特连锁店，在降价销售浪潮中进一步大打折扣，其结果是严重影响了凯马特的盈利比例，使资产总额为170亿美元的这一连锁公司，到去年10月31日前已经负债113亿美元。高比例的负债率不但使凯马特公司的股票大幅度下跌，还导致该公司的日用杂货等多家供应商，被迫宣布停止向凯马特供货。
凯马特破产的另一直接原因，是受到后起之秀沃尔玛和塔吉特两个连锁店的激烈竞争。在激烈的竞争中，凯马特完全找不着北了。从传统销售对象和区域来看，凯马特主要是针对中下层收人的消费群，商店布局主要瞄准纽约、芝加哥等大中城市。然而，以小镇或大城市边缘地区为主要着眼点的沃尔玛和塔吉特连锁店，近年来借助经营优势，大举向凯马特的世袭领地进军，如沃尔玛公司去年斥资90多亿美元，增加200家商店，逼入凯马特的传统领地。今年，在凯马特申请破产保护前，沃尔玛就已经决定要再拿出100亿美元，增加310家新的连锁店面，并建造7座配送中心。与此同时，塔吉特连锁店在去年耗资35亿美元左右拓展营业面积的基础上，今年决定再拿出同样的金额，新开80间左右新店。面对后起之秀咄咄逼人的进攻战略，凯马特一直没有能够找到真正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且策略单一，它一直过度依赖发放广告单，至其破产前夕。难怪有人把此举称为“海洛因针头”和“凯马特所犯错误的顶点”而大加讽刺。
悠久的历史是荣耀，同时也是一种负担，因为在漫长的岁月里先驱者们的做法往往被演练成了传统或是习惯，改变它意味着斧头必须抡得更高、更用力，但稍有不慎就会失败，凯马特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除了像凯马特一样面临经营管理上的新问题，其他一些枝枝节节的、貌似不值一提的小问题也让“老马”们困惑。例如20世纪90年代公司再造的特点之一，即公司结构的扁平化，扩大了公司老总的控制面，与过去只有4至5个人向公司老总报告的做法不同，现在至少达到了8至9个人直接向老总汇报。这样，为了管理好公司，公司老总就必须相应地进行改变；经营全球化迫使公司老总进行更多的旅行，以保持对其辽阔“帝国”的全面控制。一家全球广告代理商沃尔特——汤普森公司45岁的首席执行官克里·琼斯，在从纽约飞往日内瓦的途中深度血栓症(DVT)发作，不得不于今年1月辞职；必须使自己保持着处于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也对公司老总造成了新的压力，而他们中大多数是在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中长大的，有的甚至在计算机方面是个文盲。一些公司试图通过聘用通晓IT的公司老总解决这一问题，如41岁的汤姆·格劳瑟于去年7月出任路透社的老总，他在纽约当律师时就常常编写模拟软件。
以前说日新月异，现在用日、月做计量单位嫌大了，“道路”变得太快，以致出现新的问题——老马未必识新途。
道德危机
一个安然、一个凯马特的倒塌还能硬撑着说是偶然的，还可以找到它们的CEO走下第一交椅的轨迹，但今年类似的名字太多了，当一家像IBM那样有名望的公司在财务报表中都可以隐瞒2.9亿美元收入时，而且是明目张胆地作假账，就不能不让人思考他们之间的联系，以致有人说道德的失控是可以传染的。安然公司、全球有线通信公司、安达信公司、泰科国际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只是一些比较明显的例子，公司道德准则已经敲响了警钟。越来越多的公众大声质问：公司的道德规范到底出了什么差错？
往前追溯20年，追溯到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的开始阶段看看。那时候，公司的领导人是人们崇拜的英雄，他们使美国成为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地区。经济蒸蒸日上，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得到发扬，资本在信任、稳定、透明的基础上自由流入金融系统，股票交易所是公平交易的场所。在这个繁荣时期，获利最多的是公司领导人，它们获得大量的股票期权。那意味着他们成功后拿到的报酬跟他们能把股票价格提到多少直接相关。在过去20年中所谓的“股东革命”中最大的矛盾是，企业领导人的权力、影响和收入大大增加。来自机构股东的压力导致来自投资者的财富大量向高级管理人员转移。确保管理人员所做所为符合股东权益本来是董事会的工作，但是当股票价格在20世纪90年代直线上升时，他们变得跟投资者一样被迷惑了。许多企业领导人似乎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约束。潘多拉的盒子一下子被打开了。有人打了个比方，CEO就如在围棋的棋盘上下象棋，没有了金字塔组织提供的保护，作为“帅”的CEO被“将”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信息时代是一个平民化的时代，CEO的角色必定要褪去以自我为中心的英雄主义色彩。
国际著名的金融大鳄索罗斯日前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指出，美国大公司最近出现的违反会计规则行为反映了美国文化在成功和道德原则之间更看重前者。这位71岁的亿万富翁说：“美国文化认为成功是最关键的问题，这是你真正必须依赖的唯一原则。因此任何事情都往这个方向发展。”“如果你很成功，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很成功，你就能赢得别人的崇拜、尊敬，但美国文化缺乏的是道德原则。”GE的韦尔奇被认为给CEO们上了最生动的一课。这位在公众中极富魅力的CEO，实际上一直致力于如何在GE内部打造“一条领导力的长凳”，而不是“第一把交椅”。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席执行官所执行的，实际上是教育、培养公司的一线将领。当他离开的时候，人才仍在，制度仍在，公司照常运行。韦尔奇走了，但丰富的人才储备和完善的、制度的“韦尔奇主义”留下了。可惜的是韦尔奇只有一个。
许多批评家认为，美国企业领导人孤陋寡闻，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或该干些什么，不知道公众信任已经大大恶化，导致有关管理层玩忽职守和胡做非为的新闻满天飞，使对自由市场制度至关重要的信任丧失殆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最近在密歇根大学发表演讲。他说：“资本主义的精髓是平息破坏性的人类特性——贪婪，使它变成良性的自我利益，就是我们称作‘物质刺激’的某种东西。”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贪婪成为社会特性，没有力量可以克制贪婪。会计公司可以为了咨询费而做假账，律师可以为了拉到公司业务而搞伪证，董事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股东的死活。
这也许是藏在CEO心中、并导致其下台的最大的“毒瘤”。
“换脑”的牺牲品
从雅虎、英国电信、朗讯到蓝色巨人IBM，这些巨头们在经济低迷时期纷纷打出“换脑”牌，希望新人能有新气象，能带领公司实现重组、走出困境。新人来了，旧人当然得让路。
2001年在全球IT产业遭受创伤的环境下，朗讯出现了近十亿美元的损失，公司不得不大量裁员并调整业务重点。早在2000年10月，因连续数月亏损，朗讯的董事会就将已尽职3年的总裁里奇·麦金逐出大门，今年1月，朗讯又宣布任命帕特里夏·罗索为CEO，寄希望于这位熟悉公司业务的女干将。随着这位新任CEO的上台，朗讯跟着转变了商业策略：不再给产业界提供各种设备，而是专注做全球服务供应商。“换脑”后，3月份财季朗讯的营收预期将较第一财季上扬10%左右，低于先前10%至15%的预期，其亏损预期将持续缩减。
祈盼通过高层换血重振往日雄风同样也是英国电信股东们最大的愿望。英国电信近年来盛极而衰，在电信业步入低迷后，英国电信股票一落千丈。英国电信的股东认为，在购买移动电话许可证和国际扩张策略上，CEO邦菲尔德的决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导致公司负债累累，股价下跌。2001年4月，英国电信从BBC请来了克里斯托弗·布兰德爵士，替换掉了原董事长瓦兰斯。2002年1月底，邦菲尔德也辞去所担任职务。
全球著名的互联网门户网站雅虎在2001年走得踉踉跄跄，高层的解决方案仍然是选择“换脑”，2001年3月，雅虎的CEO蒂姆·库格黯然辞职。今年1月，公司总裁兼CEO杰夫·马莱特又宣布，由于公司的第四季度收入不是很理想，他决定辞职。接替他的新的CEO西梅尔上任了，他的目标很明确：拯救公司。难怪有人说，很多公司找CEO其实就是在找“医生”，让你把一把脉，开一副药，有效了，你就是“良医”接着干，没效了，你走人吧，总有后面的接着干。现在，可以等待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了，当然换人的频率就越来越高了。每一个CEO都是企业求变的“锲子”。在西梅尔的一系列的努力下，3月4日CIBC的分析师约翰·科克兰表示他已将对雅虎的股票评级由“持有”提升到“买入”。声称该公司增长前景看好，而且营收多元化的努力将收到成效。
但是，总有一些不走运的CEO成为了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