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保的政治性与战略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性论文,中国论文,性问题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遭遇超级环境难题
今日之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污染。这样严峻的环境变迁，发生在人口占世界1/5、主要人均资源均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工业化规模与速度在世界现代进程中空前的中国，在这样的基础条件和行为模式下造成的中国环境问题，可以说是世界环境史上最大的环境难题。
为化解难题，我们在高速工业化的初期，就提出将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并且伴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持续严重化、复杂化、深刻化、艰巨化，相继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直至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并列为国家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我们更具体而明确地提出要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环保模式，要走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和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中国环保新道路。同时，中央政府环保部门相继从环保局扩大提升为环保总局、环保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还新设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应对气候变化司；环保投入从无到有已经突破GDP1.5％，环保产业、节能和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战略新兴产业，大型环保工程、项目和环保城、生态工业园区大规模推进。这一系列国家理念、战略决策、组织体制、产业政策层面上对环保的重视和突出，强化了全社会环保意识，约束了无谓的污染，减缓了环境大规模恶化的态势，但总体而言，目前尚未出现环境形势的总体好转，更未超越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
在当前和可预期的未来，中国的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这不仅仅与我们仍将持续超级规模、强大力度、较高速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庞大出口有关，也与世界环境与发展形势的变化有关，还与前数十年累积的环境问题可能出现爆发有关。
二、未来环境形势空前复杂和不确定
(一)国际环境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总趋势：未来五年左右，世界经济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可能性不大；未来十年左右，欧美经济结构出现突变，如去福利化、再度制造业化可能性不大。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将是出口受挫，突出的问题可能是面临强大的绿色壁垒，并可能刺激中国环境产品的提升；存在的间接影响是，以往30年、特别是最近10年积累的庞大出口产能过剩，将加剧导向国内产能过剩，由于出口型企业缺乏转变为内需企业的需求和时间，相当一部分会倒闭、萎缩，另一部分会向环境承载量、环境容量较差的中西部转移，滋生新的环境风险；更为间接但很重要的可能影响是，国际能源相对宽松，国内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压力会减轻，步伐可能放缓，并且可能延续基建型发展模式，能源、城市、国土规划化、集约化、精细化、低耗能化升级受阻，三产壮大难以突破，服务型政府将姗姗来迟。
在这样的总趋势下，短期内，现行国际环境大格局不会出现革命性变化。顶级议题仍将是气候变化，已度过传统环境瓶颈期的发达国家仍将高举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化道德旗帜、政策杠杆，对后发新兴大国施压；有需求、无能力发展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将是国际环境舞台上沉默的大多数；有需求、有能力发展的中国仍将并越来越成为国际环境核心议题主要的受压者，甚至被谴责，若不能谋划出战略性的议题、主张和行动，将难以摆脱被动的、回应的、负面的形象和地位。
尤其值得高度注意的是，第二碳排放大国美国近年减排迅速，这得益于其能源几近全部国产化，得益于其能源中清洁能源(主要是天然气)占比剧升，得益于其页岩气开发技术革命性突破。此一突变，加上原先的减排先锋欧盟虽受挫于经济、但预期不会丢弃绿色大旗；日本经济虽持续低迷、但早已告别开发阶段；如果美国在奥巴马第二任期中打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大旗，国际气候变化格局将为之大变。有能力的美国一旦有诉求，中国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高压。
(二)国内最可能出现、最为突出的环境问题
1.居民环境健康问题可能进入爆发期
因30多年高强度的、粗放型的工业化累积的、持久性的大气、水质、土壤污染而引发。其中，尤为突出的有两类：一是重金属污染，比如近年不断爆发的血铅、血镉、铬污染；二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包括杀虫剂、工业化学品和生产中的副产品三类。这方面，有两大可能的集中问题点：污染潜伏型疾病引爆；食品安全层出不穷。
2.城市环境问题高发，尤其是机动车空气污染持续剧升
因持续的、高速的、大规模的城市化，尤其是重蹈现代化先发国家“轿车上的国家”、“大城市病”老路而引发。2012年，中国汽车拥有量2.4亿辆，与美国并列世界第一。“十二五”期间，中国汽车市场年产量1500万辆，2015年超2000万辆，产销均居世界第一。除机动车空气污染外，城市污水、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
3.民众争取发展选择权的运动化趋势与环保部门的尴尬、甚至瘫痪
近年连续的且日趋频繁的环保事件如PX事件、启东事件、海南事件表明，居民权利意识、环境意识、社区意识的滋生和增长，甚至走向斗争化与运动化。由事件而导致中止或迁移的项目，某种程度上都是环境程度较高的项目。这一现象的连续化，深层问题是官民矛盾，功能问题是环保技术化、工具化、部门化职能在一个日益利益化、复杂化的社会中的不适应。
4.世界经济危机或放缓背景下，产业升级受阻，环保政策难为
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化为全球经济的危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类似“八九”社会主义危机)，甚至是传统民族国家的危机。传承于近代工业化累积的资本、劳动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与结构若不重构，经济危机和低速发展可能常态化。现行世界体系主导国迄今没有重构的动力与行动，新兴经济体也未显超越传统发展的实质性战略之变。越来越深入世界市场的中国，为化解资源环境困局，摆脱外向主导型增长，主要从经济视角提出转变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但对相应的政治、社会、文化及国际的关系和结构的张力、动力、压力、活力的认识仍然模糊，并未触发实质性的改革。在此背景下，因经济放缓，产业升级可能受阻，为就业、为稳定而削弱降低环保力度可以预期，尤其是东部升级迟滞，将难以引领国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5.国内产业区域转移中的新风险
东部产业、国际产业，正在向中西部迁移。而中西部生态环境(尤其是水质)底子薄弱，人口素质、政府财力远较东部弱小。在此情形下，虽有限制相关污染型产业迁入的规定及规划，但急于发展的当地政府极可能、实际上已经大规模吸纳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和企业，引爆环境风险。
6.传统的主要排放物骤降的可能性不大，新型污染危险增加
对于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十二五”列为总量控制的约束性指标。由于中国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很大程度上仍将处于重化工和高速城市化阶段，单位排放下降的同时，总排放量骤降的可能性很小。而且现行的行政型减排政策，虽然有效但成本巨大，最终效果还得观察。而市场化减排，如价格导向，因市场制度、法制程度、政府权力约束、企业责任、人员素质、媒介氛围等方面的不完善或不足，短时内难成主角。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提高、消费上升，电子垃圾、危险化学品、食品安全等环境风险将越来越明显地超过传统的工业污染物，成为环境污染的显著点。还有，随着农村的空心化，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管理人才匮乏，农村环境问题将不断显现。
7.累积型污染爆发的不确定性风险
以往数十年遍地工业化、城市化、开发化中积累的小型污染、分散污染、隐形污染，存在着积聚爆发环境灾害的不确定性。而越来越多的在污染土地、污染江河湖畔筑城居住生活，也深植着环境健康的隐患。
综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环境问题除了工业污染将较大规模地沿袭外，生活污染、城市污染、空心化乡村的污染、向生态脆弱区域转移的污染、累积型污染突爆等复杂和不确定性风险有可能变得越来越突出。对此，我们通行的环保思路和手段、我们现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建构，能否恰当和有效地应对与化解，目前并不乐观。而要有效应对这样的风险，进而走出一条真正的中国环保新道路，我们需要在理论层面对导致中国环境困局的深层原因进行破析。
三、走出环境困局亟须破解其深层原因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环境问题”?现有多数分析更多地从经济视野出发，将之归结为粗放增长模式、GDP政绩观以及环保的辅助角色。作为直接原因，这样的认识有其合理性与依据，但远不全面、深刻。对于中国这样的独一无二的后发大国，分析其今天的环境困局应更多地从历史、世界这一纵横的时空角度，从发展思路、模式、战略、政策路径依赖与选择的角度去思索。
基于后者，人们自然会联系到中国这块土地上正在进行的世界近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力度最强、速度最快的工业化，联系到这个工业化巨人、这个世界制造基地庞大的生产能力、生产数量。做理论的人会进一步破析这一超级工业化的历史必然：中国一边倒地快速工业化、以经济为中心，是对改革开放前一边倒地革命化、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反动。当然，仅有国家核心任务的转向仍然无法造成超级工业化的事实，因为还缺乏基础性的条件和实力。但中国恰恰具备这样的基础性重要条件和实力：一是中国在向工业化一边倒、向经济发展倾斜之始，已经拥有发展中国家最庞大的完整的独立的全能型工业化架子，这得益于毛泽东时代加入社会主义大家庭、抗美援朝、独立自主反帝防修做第三世界领袖、三线建设以及最终与美日修好等一连串战略性行为；二是中国拥有十亿计的人口，而且结构年轻，教育水准在发展中国家最高，妇女普遍就业；三是在发展中国家相对最稳定的政局、最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和社会控制力。虽然有这些基础性的重要条件和实力，但如果没有发展机会，超级工业化的现实也不会降临。中国遭遇了时代的幸运，上世纪80年代起欧美发达国家为摆脱福利国家重压、为转向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开始结构性地去工业化，向全球转移制造业，而具备承接这一大规模转移所必需的基础性条件和实力的中国成了转移者的优先考虑的目的地。再加上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率先走出冷战格局、在上世纪90年代全面市场化、在21世纪初又加入了WTO等一系列观念、制度和政策之变，最终使得中国成为西方制造业转移的首选基地。当然，搭上经济全球化便车并不能保证中国经济一定会大力发展，中国还需要恰当的发展战略和模式。在这一方面，中国遭遇了区域的幸运，由于地处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东亚，发展型国家日韩的超级成功，中国台湾、香港以及华人为主的新加坡的经济奇迹，推动中国极自然地模仿他们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加上革命年代奠定的高效的组织动员模式，以及历史累积、自力更生年代更上一层楼的数百城市、数千行政县、数万行政乡、数十万行政村同构型的行政竞争体制，在短短数十年中便创造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经济奇迹、发展楷模。
奇迹很少没有代价，环境困局就是突出的代价。如何走出中国的环境困局?持续迄今，我们的主流思考与举措是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是环境保护与建设生态文明。这样的选择与对策，某种程度上是受蒙于现代化先发国家，而且也是当代世界主流环保模式，当然，其中我们国家的环保决心更大些、举措更有力些。那么，沿着这样的思路、模式做下去，中国能摆脱环境困局吗?作为回答，需要我们对现行中国环保的思路和模式进行反省。
四、中国环保的软肋：被国际化下突破、创新不足
中国的环保伊始于国际环保潮流的影响与引入。基本上可以说，中国环保的理念、理论、政策、手段、组织主要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缺乏理论与技术储备下的快速引进，出现消化不良、创新不足，造成中国环保在国内及国际上自主缺位、议题能力差、政策合力弱等。说得极端一点，中国环保具体成绩不说，但30年改革开放奇迹中闪亮的绿色概念几乎未从中国环保人中创造，也少有成为社会风尚的影响。我们似乎始终笼罩在西方的巨型阴影中，而没有像东亚邻居日本那样反哺世界于“东亚模式”。
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保护会议”，发布了“人类环境宣言”，中国政府组团出席。此后，中国的环保事业开始。这里值得反思的是，我们引入的是完成了工业化后发达国家提出的“环保”这个理念。当时发达国家正进行环保制度、尤其是法制建设期。而发达国家政府的这一动向主要缘于上世纪60年代始激荡的包括民间环境运动在内的新社会运动，是在自由民主体制下对民众对更高生活品质追求的回应。引入“环保”概念的是当时的计委官员，而此时中国学界对此没有全面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这样，我们就在缺乏理论梳理与创造的背景下，直接将西式环境保护理念加上技术化的工业三废治理引入中国，开始了中国式环保的历程。
上世纪80年代初，两次石油危机后，西方去制造业化，进行国际环境转移，如果从生态视野看，也就是发达国家将自身的环境问题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期，中国将节约资源与环境保护树为基本国策，开始制度、法律配套。这个过程中，由于对国际环保诞生于已经完成开发和基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达国家的具体历史、经济和文化背景以及其国际战略新动向缺乏全面而深刻的判断与认知，导致制度、法律建设中治理与保护孰轻孰重、孰主孰次，理念、制度、技术如何整体化、一致化等缺乏把握，只能粗略化地安排与行动。模仿发达国家环保的结果就是，保护意识重于治理能力，对发展偏好说不，不擅长雪中送炭，即提供准确的基础环境信息、恰当的环境标准和环境技术，造成现实中环保角色极易与发展对立，难以在中国崛起中实现战略引导，更不用说领导。
进入21世纪，被低估的中国依赖于毛泽东时代的全盘工业化制造能力、国家动员能力，崛起为世界工厂。十亿级人口有组织一边倒地基建、制造、出口，中国元素成了新世纪撬动世界结构的物质主角。资源问题再起，气候变化成了首要国际议题，环境领域成了中国国际化、国际中国化的节点。这时候的中国发现，如果不能拿出较为清晰、明确的化解自身环境困局的框架和办法，中国的环境问题必将上升为一个攸关生存、决定能否保障完成全面小康乃至现代化、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战略问题，一个决定中国能否对国际社会负责、对全人类做出重大贡献、乃至能否创造新文明的大政治挑战。要化解问题，要迎接挑战，中国的环保、中国的国际环保必须进行一些大调整，做出战略性的改变。中国环保新道路、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提出的。但更为具体、深入地分析现有关于中国环保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流思想与举措，一个突出特点仍然是经济导向的，而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样的指向，虽比转变生产方式、消费方式这样的表述更为全面，但与国际社会主流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理念与实践并无本质性差异。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蕴藏着中国可能走出一条环境与发展平衡新路的潜力正在流失。具体讲，中国发展面临的全球主流意识形态是去国家化/弱政府强社会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再加上反思改革开放前和苏东社会主义失利的结论是错在计划经济，因此我们相当程度地抛弃了自己最大的优势——后发赶超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中央王国计划主导的传统和特质。在此趋势或选择下，中国各地激烈竞争地高速工业化、城市化，且出口导向，庞大的、相似的生产能力、城市建设、交通设施，集成无计划的恶果——资源、环境困局。在此大背景下，中央政府的环保法律与政策难以真正、切实地嵌入、融合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成为政府、企业、社会、个人的自觉自律行为，表现为环保国策的虚空化，至多只能是点(环保工程、生态示范区)、线(环保产业)闪烁，难成全局景致，无法四处开花。
综上，现行主流国际环保模式解决不了中国环境困局，用环保绿化经济的导向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中国环境困局。中国与先发国家及东亚邻国的诸多历史、社会、政治、国土、人口不同，昭示着中国环保要找到撬动硬壳、开辟新气象的新思路、新举措。在这种寻找中，中国计划生育的超级成功将给予启迪。计划生育国策或许成功过了头，30多年，减少出生近四亿人，一个没想到的结果是中国未富先老，人口可持续目前反倒成了一个大问题。综合计生“成功”的主因，一是组织化，从上到下，落实到具体人头；二是利益化，主要是多生猛罚，当官的多生丢官衔，百姓多生致贫。从计生国策的高效受到的启示是，环保国策要有效，一是必须在组织上下大功夫，加强环境行政、环境法律队伍；二是必须让环境好的地方、环境善治的地方、环境高效担当社会责任的企业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名义上的荣誉，让环境差的地方、环境治理不力的地方、污染环境的企业得到经济上的严惩、名义上的损失；三是鉴于环境问题的外延性、弥漫性，我们在强化组织、加大奖惩的同时，必须更加大力地推进市场制度建设、完善市场环境，加强行会组织、推进行业自治，扶持社会组织、推进社区和乡村的自治。
五、中国大环保战略构想
前述的一个综合结论是，面对中国超级环境难题和环境困局，我们实质的实践化的环保战略与举措，过于被动化、回应性，过于技术化、项目化，过于向现阶段很难做到的限制倾斜而轻蔓了急需的规划增容，尤其是偏好经济式、产业化认知与行为。要改变这一切，我们需要提出大环保战略构想。为此，我们先梳理一下推进大环保战略具备的条件和资源。
(一)大环保战略具备的条件与资源
1.正资源
一党执政，容易避免扯皮，统一认识与意志；举国体制，支部建在连上，容易动员、组织，全国一盘棋。
后发赶超，可以借鉴、学习先发国家经验，避免所有方面皆摸着石头过河；国际社会焦虑中国资源需求全球化，中国模式可持续，为吸纳国际智慧与力量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提供了潜在可能。
步入中等收入国家，国家经济力量强大，加大环境投入成为可能；国民追求全面福祉、改善生活质量需求上升，环境问题成为其重要议题。
2.负资源
我们党仍处在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过程，解决简单问题能力强，如人口；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弱，如环境；行政型官僚多，技术型官僚少，环境、绿色政治价值导向型官员更为稀罕；知识分子或精英群体中专业化能力差，科学思维薄弱，低成本、高效力政策制定水平弱。特别关键的是，先发国家经验表明，绿色先锋生于社会，但我们国家的基本结构、特别是有效结构是强国家弱社会；同样关键的是，环境的特性很大程度是地域化、产业化的，自治的地方、自治的行会是环境善治的基础土壤，但我们有部委无行会——真正的行会，有地方政府无社区乡村自治——真正的国民自治。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政府的效力是有边界的，政府的资源是有机会成本的，善治环境所需的社会生态、组织生态极端倾斜、远未完善。
人治历史文化传统，法治意识差；不论上下，离法治国距离很大；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国情下，工程治理、项目治理成本高、代价大、持续差。总之，环境可持续所需的社会生态、文化生态远非自我良性生产。
此外，我们人口多资源少，资源中煤多石油多、天然气少；福岛核灾害下，发展核电受困，即使我们在内蒙古发现了大铀矿；水力资源云集西南，西南多少数民族，水流南向北涉及印支、南亚诸多国际空间，开发复杂性大、成本大。尤其是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国际环境意识充满浓重的去开发价值，对我们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阻力很大。
梳理了资源，接下来就要面对认识层面的理念或观念问题。
(二)要站在政治高度谋划中国大环保
至少在国际层面上，环境问题成为重大议题绝非单纯的人与自然矛盾的全球化。更深刻的层面是，西方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全球化，发达国家环境问题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权之争的深层是发展权之争，是发达国家不愿放弃高物质消耗、炫耀型消费的西式生活方式，是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不愿直视西方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直线式进步的幻觉。更为直接的是，主导型大国、国际组织偏好资本、倾斜富人的价值与政策安排。
天人合一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一党执政，使得中国的具有不重蹈西式高物耗高污染高福利三高发展模式的可能和潜力。但在历史合力和国际合力下，中国并没能走上全新的发展之路。擅长学习的中国，用足了现代化先行者的举措，将传统工业化的能效发挥到极致，同时也结出了最大的传统工业化恶果——超级环境困局。
数十年模仿西式环保的经济化、行政化、技术化、工具化环保之路，效果不彰。当然，随着国力增强、决心加大，随着环境财政的加大，随着尖端技术、环保产业、环境工程发力，随着对现行环保监管模式和体制的改善，随着国民日益重视包括环境在内的生活质量提高，随着气候变化国际压力的持续加剧，现行环保的效力将会提升，但能否走上生态文明的国家、绿色发展的国家的康庄大道，答案是不确定和不乐观的。
为寻找答案，我们要超越经济和技术思维，回到马克思，回到社会主义，重视劳动阶层的发展权，重视资本的残酷。同样，我们要回到毛泽东，重视大国战略，重视群众路线。还有，我们要从西方包括环境运动、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行动与理论中，找到新马克思主义、新社会主义、新民主政治之花。更为聚焦也更加明白地说，我们要从社会主义的历史资源中找到最大的中国特色。
从这样的视野，我们会发现，多些计划与规划，是战胜环境恶化的关键。我们还会发现，仅靠政府一家难有大作为，需要全社会参与。而社会参与中，劳动阶层必将是主力军。要让劳动阶层成为社会参与的主力军，成为环境政治的中坚，改革我们的工会、农会、妇联，开放、扶持民间社会组织，从中长期看是大势所趋。
如果要将大环保在政治维度上归结为一句话，那么，创造劳动者的国度而非资本者的天堂，创造民主的国家而非行政的国家，就是方向。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用政治的视野才能找到环保大发展的不息源泉。
作为强调，我们必须重视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目标选择值得反省，本应及时由革命而建设而富裕，但因当时冷战环境的限制及领导人的局限，终选择了长期滞留于革命与战争朝向，但其采纳的大国战略是对的。新时期，革命转向发展，军战变为商战，目标对了，但国家战略(发展战略加改革战略)值得商榷，大国走了出口导向的海岛小国之路，难以长期依附和搭便车，我们块头太大，别人背不起、拖不动；过于向资本精英倾斜，背离了工农主体。未来，前30年的战略加上后30年的目标，可能结出真正的中国特色，这是一条能够持续发展的道路，也是能够为人类绿色生存与生活做出战略性贡献的道路。
(三)大环保战略框架
1.目标
国内，长远目标，为终结开发国家、土木国家、基建国家、低效城市化国家、农村空心化国家提出“环境立国”、“环境中国”、“生态中华”，将环境意识、环境标准、环境政策嵌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领域；中期目标，为有序开发、清洁生产、低碳城市、生态乡村提出“塑造环境”；近期目标，为发展转型、结构升级提出“规划环境”、“治理环境”。
国际，近期目标，扭转被动环境、回应环境，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环境组织、国家间环境议题，减少环境污染输入，试点国际合作生态示范区、国际合作新能源公司、国际合作生态城市，在资源、能源、环境、技术、服务、文化、经济、金融等领域提出若干新议题，创设新基金，主动吸纳国际组织、国际NGO来华并拓展环境服务，给走出去、到非洲到拉美到中亚到澳洲的企业、团体、公民提供环境规制和服务，推动放开、扶持加强国内环境NGO。
中期目标，区域环境整体合作——从东亚到东南亚、到中亚、到南亚，南南环境集团建构，选择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大国缔造环境战略合作框架，中止环境污染输入，助推制造业向国外转移、拓展环境空间，塑造有国际影响力的环境产业、环境 NGO组织。
长期目标，成为国际主导型环境大国，重大环境议题发起者，重要国际环境组织主导者，重大能源创新贡献者、主推国，重大环境技术发明者，高效环境制度、环境法律建构者、实施者，国际环境资金主要提供者。
2.模式(体制)
整体理念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具体工作是，推进环境保护的制度化。重点是，近中期力推环保大部制；健全、强化行会组织；推广环境法庭；扩大、加强环保公务员队伍；在主要使馆派驻环境外交官；扶持环境NGO发展。中远期，考虑成立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作为最高位的国家经济与发展机构。为高效和可持续，贯彻整个过程的是政府环保机构的战略化重构，重计划、规划；重行会、民间环保组织的真正产生、运作，重民主化、自治化、社区乡土化。
3.战略(阶段性任务)
制定国家环境十年、二十年规划；主体功能区五年、十年环境规划；主要产业十年、二十年的环境规划；环境外交战略纲要。提出国家环境能力概念，指导全域整改、提升。整合国家环境政策、地区环境政策、产业环境标准、产品环境标准。开放环境意识形态，增设、强化环境智库，紧密官产学互动、合作，拓宽、深化环境全域的国际化。攻关环境基础课题，推广环境友好技术，推动环境技术国际间密切合作与责任性转移(不仅仅是援助性的、道德性的甚至是姿态性的转移)。在完善市场制度的背景下，加快资源税、环境税出台与实施。在社会公平、发展公平的前提下，环境财政的公平化，减弱落后地区乱砍、乱找、乱采、乱建的动力。扩大、提升环境人才的培养、培训、流动。大力发展环境NGO，不仅在国内，还要走出去，到中国力量进入的地区，到国际主要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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