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东亚的移植及其变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美国论文,变种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艾瑞克·阿什比(Eric Ashby)曾指出，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模式的输出(the model for export)经历了四大浪潮，第一大浪潮是15世纪大学在欧洲遍地开花，第二大浪潮是16世纪至17世纪大学由欧洲传至美洲新大陆，第三大浪潮是19世纪大学由基督教世界向非基督教世界传播，第四大浪潮则发生于20世纪后半叶。[1]现在，第四大浪潮仍在持续之中，而这一浪潮的重要特点就是美国模式的世界性移植(transplantation)。
美国学院的诞生及高等教育系统的形成原本是欧洲大学模式输出的结果，其中以剑桥大学为代表的英国模式在17世纪的移入和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模式在19世纪的输入影响最大。但是，美国在继承了欧洲大学模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高等教育，在教学功能和科研功能之外，又发展了社会服务功能，同时使传统大学向上延伸至研究生院，向下延伸至初级学院，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既有各自独立的职能，其间又有圆融无碍的沟通。美国模式一经形成，迅即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早在19世纪就发生了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向东亚移植的情况，但在东亚不同国家，这种移植出现了不尽相同的情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美国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已经达到了制度层面，但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影响未及于此；而战后，随着对日本和韩国的占领，美国全面地影响了两国的高等教育，但在中国，美国模式却因苏联模式的引入而全面衰退。美国模式移至东亚以后，由于东亚的文化历史传统特别是高等教育传统的作用而发生了种种变化，形成了具有东亚特色的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变种(variety)，从另一个角度也许应该说，是东亚各国使美国模式为我所用，最终形成了具有美国色彩的东亚高等教育的不同模式。
尽管美国模式在各国的遭遇不同，但在20世纪末，东亚各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却无一例外地把美国模式作为重要的参考。当然，不仅东亚如此，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无不带有美国因素，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它作为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但是另一方面，东亚对于美国经验的参照，与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东亚的移植史密切相关，这是东亚难以摆脱的独特因缘。研究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东亚的移植及其在东亚的变种，正是理解东亚高等教育改革的一把钥匙。
一、战前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之东渐
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19世纪就开始向东亚渗透，在东亚各国，这种渗透有相类似的表现形式，但有不尽相同的结果。
首先看中国的情况。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美国政府进行政策诱导和中国相对自主选择等三种主要途径。
从传教士及其创办的教会学校的影响看，早在洋务运动时期，美国传教士已与中国官方有了密切合作，曾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就是美国北长老会教士，他后来还曾协助张之洞在武昌等地设立大学堂，并受慈禧太后的派遣考察西方教育，回中国后提交了与19世纪末各国行政官员外游所撰报告相类似的《西学考略》。而曾在同文馆任教的另一位知名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则属于美国监理会，他还曾创办了中西书院等三校，更于1901年将三校改组为东吴大学。一个重要的史实是，清末不断增长的教会学校中的大部分都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如通州大学（齐鲁大学）为美国长老会创办，沪江大学为美国南北浸礼会所办，金陵大学为美国基督会、之江大学为美国北长老会所办等，[2]这些学校大都是依照美国的教会学院建立的。
美国还从政府政策的层面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施加影响。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退回庚款用以举办留美预备教育的议案，这首先使清华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模仿美国模式建立的国立大学，当时清华校政均由留美归国学者领导，办学体现了美国特色，并成为中国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典范。庚款的退还促使大批中国学子赴美留学，这符合了美国的利益要求，其立意不可谓不长远，而实际上也的确促进了日后中国教育改革中美国因素的迅速增长，但这种情况在朝鲜半岛和日本都不十分突出。
美国高等教育模式更以制度的形式得到了中国的确认。至1920年代，由于留美学生的大批返国以及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孟禄等人来华，美国高等教育从制度层面对中国发生较为深刻影响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最集中地体现在1922年的壬戌学制和1924年的《国立大学校条例》，自此中国除了在整体上采用了“六三三”制以外，还取消了预科，将大学学制缩短为4-6年，并允许设立单科大学，规定大学的内部组织为“大学—科—系”，课程强调设置选修课和学分制，强调成立董事会等，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明显受到了美国大学模式的影响，[3]而这种情况在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未曾出现。
虽然日本的国门是1853年被美国打开的，但是美国在日本并未采取非常积极的文教政策，所以战前美国高等教育对于日本的影响并不明显，1868年明治维新成功，日本国家主权得以确保，这又使日本政府在选择西方高等教育模式时具有更大的自主性，甚至可以根据本国的要求自主选择某一国的其中一种学校类型加以引进。如1877年创建的东京大学，其法理文三个学部，可以说取自英美模式，而医学部则为德国模式，后来东京大学改为帝国大学时，又先后加上了工科与农科，而这两科在传统的欧洲大学中是找不到的。除了东京大学以外，日本的工科大学校可谓是欧洲技术学院的移植，而札幌农学校的原型则是美国19世纪刚刚出现的赠地学院，驹场农学校则是先取法英国模式，后又转向德国模式，司法省的法学校则主要进行法国式的法学教育[4]……凡此种种，均反映了西方各国高等教育模式对日本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美国因素的吸取只是局部的，而主要让法国和德国模式得到了推广。
与上述两国不同，朝鲜半岛虽然也在19世纪受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但是1910年朝鲜半岛被日本吞并，导致了日本高等教育模式的大举引入，这使原已传人的美国模式受到了日本模式的严重打压。可以说，日本因素在朝鲜半岛的迅速增长，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受到局限的根本原因。马越彻教授认为实际上从1885年开始至1910年这短短25年间，美式学院已经完成了它在这个国度的移植。1910年“大韩帝国”被日本正式吞并以前，朝鲜私立学校中已有37％为教会学校，而教会学校中有71.5％为美国人所创办。从1885年前后初创的四所美国教会学校的发展来看，它们先后都由面向普通民众或女子的救济性、普及性基础教育机构发展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美国教会学校在二战结束后纷纷升为大学，侧面可以证明美式高等教育为战后韩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当然同样也可以说，正是日本统治者对这类学校的打压和日本帝国大学模式的输入，斩断了这些学院向综合大学发展之路。[5]这一点，当然与美国本土学院的发展路径不同，同时也与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在华美国教会学校的命运大相径庭。
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移植在三国出现不同结果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移植模式的不同。马越彻教授认为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在东亚的移植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非殖民地国家的“自由选择型”（中山茂之谓window shopping mode)、殖民地国家的“宗主国强制型”（中山茂之谓involvement mode）以及半殖民地国家的“半强制型”。[6]显然中国属于第三种类型，日本属于第一种类型，而朝鲜半岛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以前属于第三种类型，其沦为殖民地以后日本模式的输入则属于第二种类型。
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东亚三国的不同遭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东亚的移植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但与战前相似的是，这种移植在东亚三国与战前也有着不同的境遇。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有较充分的准备，但对韩国的准备相对不足。在中国，美式高等教育则遭遇了彻底否定。
先看日本的情况。第一次美国教育使节团在访日一个月后的1946年4月，提交了著名的《第一次美国教育使节团访日考察报告书》。报告书确定了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原则和步骤，其中高等教育方面的改革虽然也被提及，但并不是重点，这是因为美方一方面认为改革的重点应先放在基础教育，另一方面对高等教育改革还缺乏把握。与美国教育使节团的谨慎态度相比，日本方面却存在着一股更加激进的内在力量，它反对改良，而要求对原有的高等教育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这一意见得到了CIE(The 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由美国教育专家组成、设在占领军司令部下直接负责日本教育的改革工作的机构）的热烈响应。但是，由于CIE对战前日本高等教育缺乏系统的研究，同时也未能充分听取日本方面的意见，因此其高等教育改革方案并不成熟，从而为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遗留了许多重大矛盾。
战后初期日本的美国式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思路可以概括为：(1)实现高等教育的“一元化”，战前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种类繁多，层次复杂，等级序列也比较严格，CIE的基本思路是促进机会均等，使所有战前的高等教育机构都统一为四年制的大学。(2)实现大学的“教育机构化”。战前的大学特别是帝国大学是德国式的研究型大学，主要表现为本科阶段只实施高度的专业教育，而没有普通教育的课程，在研究生院阶段不设课程，学生仅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非常个人化的研究而获取学位（当时只有博士学位）。CIE根据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经验，要求对此进行改革以充分实现大学的教育功能，包括引入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和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制(course work)。(3)确立“一府县一所”的国立大学建设原则。“各都道府县至少应设立一所国立综合大学”的背后其实是两条基本理念，一则削弱战前的中央集权而实现地方分权，二则为多数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这两条理念也正是美国19世纪中叶以后的州立大学办学方针。(4)引进“认证制”(accreditation)，战前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置基本是采取政府许可制(chartering)，占领军司令部为了促进日本大学的自由化，使不同的大学之间形成竞争的关系，要求日本引进美国式的“认证制”。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于1947年成立了“大学基准协会”，并于当年制定了《大学基准》。(5)确立宽容的私学政策。CIE认为，私立学校属于民间事业，是实施民主主义教育的重要力量。为了尽量排除日本政府对私立学校的影响，CIE积极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来确保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性，大幅度削弱文部省在管理私立学校方面的权限。1949年制定的《私立学校法》就充分体现了上述意图，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做了很好的制度铺垫。战后初期日本的高等教育改革决定了战后日本高等教育的走向，这一走向具有浓厚的美国色彩。[7]
再看韩国的经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因资料所限暂且不论）。韩国在战后有两个时期最为直接而全面地受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第一个时期从二战结束至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的三年间，第二个时期则是朝鲜战争结束后至1960年代中期。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之所以可以在韩国卷土重来，可以从两方面加以概括。从美国的角度看，它的亚洲战略需要把美式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理念与制度扎根于韩国，从而达到它控制韩国以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同时，作为一个现实问题，美国在占领韩国之前并没有像对待日本那样做好充分准备，因此直接套用美国模式也是事出无奈；而从韩国的角度看，战前美国模式的高等教育不仅是韩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出发点，而且美国的教会学校在日本统治期间也为培养民族抵抗精神提供了重要阵地，这种亲切的历史记忆极易被重新唤起。同时韩国方面也有它的现实问题，即战后韩国急需“去日本化”，但对民族特色高等教育的摸索尚需时日，因此也苦于一时找不到日本模式的代替物，这也是全面引入美国模式的重要原因。[8]
美国在上述时期给了韩国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支援，也为韩国确立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蓝图。择其要者，我们可以看出战后韩国高等教育改革有很多与日本相似之处：(1)确立了单轨的“六三三”学校制度，并将大学本科四年制教育制度化，这与日本的高等教育一元化颇相类似；(2)组织了“韩国大学协会”(KACU)，一方面确定高等教育机构的标准，另一方面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认证管理，这也与在日本设立“大学基准协会”同出一辙，都是要引进旨在促进高校自由且健康竞争的美国式认证制度(accreditation)；(3)在大规模新建高等教育机构的同时，着手进行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不仅全盘引进美国的大学课程，而且全面翻译了美国的大学教材，这与日本的“大学教育机构化”也有类似之处，但考虑到战前高等专业与技术教育被日本人垄断，因此在课程的改革方面也特别充实了技术与职业教育。除此之外，美国还把作为日本帝国大学模式移植物的京城帝国大学改造成了美国化的“国立首尔大学校”。
但是在中国，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完全走了相反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1980年代以前，除了解放区的延安模式得到继承以外，民国时期形成的中国高等教育传统基本上被扫地出门。1950年代初，中国开始根据社会政治制度改革的新需要和意识形态的相关要求重新建立大学体制与大学的教学制度，并最终建立了具有高度的计划性和集权性的统一的高等教育体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完全消灭了原来的教会大学，还特别引入了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即强调发展单科大学，以“大学—系”为基本的大学内部组织，重视专业教育和重视政治课教学等，[9]中国高等教育还确立了苏联已经抛弃的部门办学体制，大量运用苏联专家培训大学教师，加强了对大学教师的思想改造，建立了高等学校统一考试制度和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等。[10]
战后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东亚三国遭遇不同的境况，最主要起因于世界政治格局。日本和韩国的“美国一边倒”和中国的“苏联一边倒”都是美苏两大国争夺亚洲的产物，实际上，日韩两国除了美国模式、中国除了苏联模式之外别无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大举移植和衰退，至少都有半强制的性质，而战后美国对日韩两国的军事占领，使这种强制成分更较明显。
三、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东亚的变种
所谓“南橘北枳”，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离开本土到了东亚以后，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适应新环境的变化，从而形成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东亚的变种。
首先移植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即时间差的存在。可以发现，移植到东亚的美国高等教育多半是老旧的要素，而同一历史时期美国新兴的高等教育模式的移人却总有延时。就战前而言，19世纪移植到东亚的其实主要是17、18世纪时的美国高等教育，因为那时的以教会学校为代表的所谓美国模式，其渊源主要是殖民地时期美国地方性小规模的教派学院或文理学院，也就是说美国19世纪出现的赠地学院（州立大学）模式和研究生院模式所体现的社会服务与研究职能当时未能泊来东亚。同时欧洲大学所重视的自治与学术自由更没有通过美国传到东亚，这是因为“从17到19世纪，在美国的学院里，人们很少意识到自治与学术自由这些问题。当时，美国的学院主要是地区性的教育机构，主要由教士来领导和控制。……直到19世纪，随着美国研究生院的发展和德国学术性大学在美国影响的扩大，学术自由的思想才在美国的主要大学中传播开来。”[11]就战后而言，战后初期日韩两国所进行的美国化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样本其实也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已形成，如州立大学、研究生院、认证制等等莫不如此，此处不复赘述。实际上，中国对于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类似情况。这种延时并非人为故意，而是文化传播的固有现象，但它往往成为出现变种的原因，或者也可将其视为变种的一种表现。
从对东亚各国的比较研究中还不难发现，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中的不少要素在移植的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与变形。因篇幅所限，可作如下举要：(1)美国高等教育重视自由教育的传统和后来重视通识教育的主张虽然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特定历史阶段发生过影响（如民国时期发展为综合大学的原美国教会学校非常重视自由教育的课程，而战前朝鲜半岛的美国教会学校也均坚持此一原则），但在日本，由于战前以德国大学为蓝本的帝国大学重视专业教育的传统，通识教育始终未能很好地纳入到本科教学体系中来，甚至这一概念也未曾得到日本学界普遍而正确的理解，1990年以来日本的大学本科教育改革仍然未能处理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至今仍争论不断；(2)美国高等学校的认证制度也基本未能得到东亚的理解。战前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教会大学曾短暂地运用过类似的系统，如中国在1919年以后，基督教学院与大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为所有的教会大学制定了学术标准，而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也接受总部设在纽约的“在华基督教校董联合会”的管理。但实际上，战后美国导入日韩两国的所谓认证制度，作用极其有限，特别是对于国立大学而言，几乎不起作用，这是两国长期以来只有教育当局与国立大学之间的线性关系的关键，它使大学不能正常接受来自民间的评价；(3)美国州立大学的基本精神在战前就几乎没有影响过东亚，战后经美国的强力推行，日韩两国的国立大学在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到了20世纪末又被发现留有后遗症。这是因为，州立大学本来担负着为普通民众扩大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重要作用，但在韩国与日本国立和公立高等学校的资源实际很少，多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主要在私立部门就读，这与美国的情形正好相反。同时，从地理分布上看，日本目前已经发现战后初期的“一府县一大学”的办学原则在出生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4)最重要的是，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间的关系也传给日本和韩国（特别表现在国立大学）。日韩对国立大学紧箍咒式的干预是民间认证毫无用武之地的原因所在，此外也是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存在巨大差别而无法展开自由竞争的原因所在。国立大学的“官”体制所导致的巨大公款耗费、过分的平等主义与官僚主义、僵化的运营管理体制显然也是美方当时想像不到的。
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可以“消化不良”四字加以概括。战后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移入过程中大兵压境的形势逼迫造成了东亚的主体缺失，阻碍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精髓的准确理解。另外，即便理解不发生困难，由于东亚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的作用（如中央集权体制、官本位思想等），“南橘北枳”的现象也必将出现。
尽管出现了变种的情况，美国模式对东亚高等教育所发挥过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特别是它不仅在东亚缺乏现代化人才自生能力的战前为东亚培养了国家的精英（不可否认，也为美国培养了它在东亚的代理人），而且在战后为东亚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乃至普及化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日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早于欧洲而实现，韩国的高等教育普及化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都与美国高等教育在两国的移植及其变种的作用有直接关系，而中国之所以大众化高等教育出现得最晚，尽管有高等教育体制外的种种复杂原因，美国高等教育因素在战后横遭灭绝也是其中一因。
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东亚的移植、变种或萎缩，都为20世纪末三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不同的课题，可以发现，近年来三国的高等教育改革都不同程度地与美国模式的历史影响有关。日本战后高等教育美国化所带来的诸多“消化不良”，使日本意识到重新认识美国模式的意义，当前正在进行的大学本科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大学评价改革等，都包含着对美国模式的本质进行再认识、再挖掘的因素；而韩国的改革就有对无批判地引进美国模式的重新审视，力图形成具有韩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当然同时也有与日本同样的思虑；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在重新寻找曾经丢失了的美国教育因素，因为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改革措施都似乎意味着苏联模式的全面撤退和美国模式的全面复归。可以说，三国高等教育改革对美国模式仍然心有所念，起缘于对东亚与美国的高等教育交流史再认知的内在动机。至于20世纪末三国开始的高等教育改革中美国因素的具体作用，还需要通过专门的研究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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