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试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有无关联？何种关联？这是我国自1984年迄至当前在理论和政策方面争论激烈的大热点。本文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基础上，略陈鄙见，以供参考。
货币数量说
MV（500元×4次）≡PY（2元×1000实物单位），M＝货币供应量，V＝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P＝一般物价水平，Y＝实际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C+S（1500+500）元≡C+I（1500+500）元，C＝消费品价值与工资收入和消费支出（1500元），S＝生产资料价值与利润收入者的收入及其储蓄（500元），I＝利润收入者投资支出（500元）。
①MV≡PY是给V下定义的恒等式：V≡PY/M；②从事后（ex-post）即从统计报表观察到的数据，也是恒等的。因为，生产者销售值（之所以有）2000元（2元×1000）， 一定是因为参预生产的诸要素获得的收入加总而成的国民收入及其分配为（工资1500元+利润500元）2000元；他们在花费其2000元收入时，一共支出了（500元×4次）的货币流通量。③作为描述有关变量因果关系的命题MV＝PY，则是在静态均衡分析中，表达各经济行为主体在其相互作用的机制中方程左右两边值相等（balance），因而表示宏观经济达于货币总需求MV＝总供给PY的均衡（eguilibrium）状态。
（A）传统货币数量说，I·费雪的交易方程
，或剑桥方程
，
表示货币供应量，
表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 Demand for money），意指人们宁肯牺牲利息利润收入，把不生息的货币保存在身边，即凯恩斯所称流动偏好；与之值在任一瞬间总是相等的，因为按照货币供应量的定义，投入流通的每1 元货币（不包括银行体系的库存准备金）在任一瞬间总是保存在某些人们身边的。V=1/k。箭头表示因果方向。
传统货币数量说假定V和Y是给定不变的外生变量，其中Y 是充分就业的总产量，故M的增加不可能引起产量的增加。这样，M增加（一倍），P也上涨（一倍），反之则反是。P（结果）是由M （原因）决定的内生变量。
（B）马克思货币流通公式
的理论。假定V给定不变，P 和Y也给定不变。这样，M（结果）是由PY（原因）决定的内生变量。 即，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M），是由（已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PY）决定的。
凯恩斯《通论》的物价论
把MV＝PY改写为四个变量各自的增长率：
①从分析方法看，我们可以把考察一定时期（如一年）的静态均衡分析，转换为用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来描述动态的序列均衡。例如在上例基础上，假设第二年，M增加一倍（或50%），即从500元增为1000元（或750元），还假设V固定不变＝4次，即v＝0，再假设Y固定不变＝1000吨，即y＝0，则有：
MV（1000元×4次）＝PY（4元×1000）
MV（750元×4次）＝PY（3元×1000）
100%（m）+0（v）＝100%（p）+0（y）
图一 MV＝PY宏观均衡的三种情况
为了使不熟悉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读者细心阅读也能理解，对AD曲线和AS曲线作一些解释。
AS曲线和微观分析单个商品（市场）供给曲线一样，描述任一总产量（Y）相应的成本（供给价格），即与任一销售价格（P）相应的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量，或者换一种说法，与任一总产量（Y）相对应， 生产者所要求的销售价格。
AD曲线是由IS曲线和LM曲线一起推导出来的。LM曲线代表M 为给定，并假定P给定不变。每一条AD曲线代表一个给定的MV，AD 曲线上任一点表示，MV给定，宏观经济达于均衡状态（MV＝PY）时P与Y的对应关系。古典经济学和传统货币数量说假定V固定不变，故若M给定，MV＝K （固定不变的常数），故坐标图上的AD曲线是一条直角双曲线。（IS—IM）模型假定V是可变的，所以AD 曲线是一条自左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为便于理解图上画成直线），所以50%（m）+0（v）＝50%（p）+0（y）
②从分析工具看，我们可以把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IS—LM）曲线转换为AD（总需求曲线）与AS（总供给曲线），这一转换的好处有二，一是MV给定，我们可以在座标图上直观地描述P与Y之间的对应关系。二是更简明易懂地论证本文的主题，即经济增长率（y）与通货膨胀率（p）之间的关系。虽然与微观分析的需求曲线完全一样，其经济涵义大不相同。即AD曲线任一点表示：货币供应量（M）给定， 宏观经济达于均衡状态时，与任一均衡总产量（实际国民收入Y）相对应的均衡价格（P）。
图二 “滞胀”的动态均衡
现再写下MV＝PY和m+v=p+y，我们可以把MV=PY区分为四种情况：
（Ⅰ）假设M增加50%（从500元增为750元），即m＝50%；再假设V（＝4次）固定不变，即v＝0；还假设Y是充分就业的总产量，故M增加不可能引起产量增加，即y＝0；这样，M增加50%，P上涨50%，即P＝2元上涨为P＝3元。
MV（750元×4次）＝PY（3元×1000）。50%（m）+0（v）＝50%（p）+0（y）。
这就是图一“古典区间”。它表示充分就业，故y＝0，这时的Y1表示充分就业会有的实际国民收入。这时的P（与M同方向同比例增加），凯恩斯《通论》第21章物价论称为绝对（absolute）通货膨胀，亦称真正（true）通货膨胀。
（Ⅱ）M增加（m〉0）， 即货币总需求（《通论》称有效需求）增加，完会导致（Y）总产量增加，而物价水平不变（P＝0）， 这反映30年代大萧条，故称“凯恩斯区间”，因《通论》被称为萧条经济学。
（Ⅲ）位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区间”。其特点是：“有效需求之增加，一部分用在增加就业量，一部分用在提高物价水准”（《通论》中译本第252页）。这里有三个理论问题必须论证说明。
么？是成本推进还是需求拉上？答：完全是成本推进。因为，图一“中间区间”AS（总供给曲线）自左向右上倾斜，表示随着产量增加，与该产量相应的产品的成本（也叫供给价格，即该产量得以提供出来，生产者要求的价格）也增加。如“凯恩斯区间”AS为水平线，表示大萧条期间存在着大量闲置资源（劳动者原材料和固定设备）故产量扩大，成本和卖价不会增加。在“古典区间”，AS曲线变成起自充分就业总产量的垂直线，表示货币总需求增加（AD曲线向右上方移动），Y[,f]固定不变（y＝0）， 全部由物价上涨去“消化”。另一方面，需求拉上通胀总是定义为，过多的货币追逐供给相对不足的商品，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货膨胀的定义，以货币计的名义国民收入（P[,1]Y）〉实际国民收入（PY），其中P[,1]＝P+△P，而P＝马歇尔长期均衡价格＝马克思市场价值＝（有别于个别价值的）社会价值（取决于完全竞争市场供求双方所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所以，需求拉上通胀只能是货币总需求超过了“潜在总供给”（即充分就业会有的实际国民收入）造成的。
请读者特别注意，无论通胀的初始根源是需求拉上还是成本推进，或者成本与物价相关推动螺旋上升的结果，假如通胀成为现实，足够充分的货币供应量（马克思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即是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所以决不能一发现货币需要增加引起了物价上涨，就断定是需求拉上的通胀。细心的读者一定会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也有可能一部分属于成本增加，还有一部分属于需求太多？答：不可能。为什么？请读者注视图一，大脑设想AD曲线不断向右上方移动，就一定会信服笔者的答案了。
（C）如上所述，m=p+y意味着M的增量一定是由产量增加（△Y） 和物价上涨（△P）全部“消化掉”的。那末，p与y各自消化掉多少？ 凯恩斯给出的答案是，取决于货币总需求（有效需求）的“物价弹性以及产量弹性，两种弹性之和等于1”（《通论》第20章，就业函数， 中译本，第242—243页）。例如“凯恩斯区间”，货币需求的产量弹性
在“古典区间”，e[,Y]＝0，e[,p]＝1。由此，在“中间区间”，假如AS曲线比较平缓，意味着产量弹性相当大，而物价弹性相应较小。
于此可指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通胀完全是我们主动调高或放开价格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客观的事实表明，我国存在着巨大的“潜在生产能力”，这意味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被物价上涨消化掉以后，货币需求的产出弹性是相当大的，这意味着紧缩银根造成的“看不见的损失”可能是相当大的。
（Ⅳ）图二假设初始年度，AD与AS之交点E的Y[,f]表示充分就业总产量，均衡价格水平＝P。假设第二年，货币供应量（总需求）从M增为M[,1]，即M[,1]＝M+△M，AD向右上方移动到AD[,1]，与AS相交于E[,1]，产量从Y[,f]增为Y[,1]，物价水平从P提高到P[,1]，这表示△M是由△Y＝Y[,f]Y[,1]和△P＝PP[,1]消化掉的。细心的读者会问，既然已经是充分就业），为什么△M能够导致△Y？且不说西方经济学定义的充分就业包含着相当多的失业（如美国70年代以来，失业率为6%左右即表示已达充分就业）， 还因为原来已就业的工人可以加班加点，
就业的工人可以全日制劳动，设备可以超过正常水平（86%）运转，原材料储备可以暂时低于正常水平。所以E[,1]叫做超充分就业的短期均衡。接下去，如第三年，由于上年物价上涨，工人要求的工资增加和资本设备效率下降引起成本增加，这表示AS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到AS[,1]。在这场合，可以有两种情况。假如货币当局适应性（accomodation）增加货币供应量，AD[,1]上移到AD[,2]，与AS[,1]相交于E[,3]，总产量保持不变，物价上涨到P[,3]。假如当局认为通胀已相当可怕，采取“硬着陆”措施，停止货币供应量增长，AS[,1]与AD[,1]相交于E[,2]，总产量出现负增长（y〈0），从Y[,1]减为Y[,f]，物价从P[,1]上涨到P[,2]， 这就是70年代西方所有发达国家包括日本两次成本推进型“滞胀”：高失业（低产量或低速度）与高通胀同时并存。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有何关联
（1）从方法论看。如上指出，MV＝PY或m+v=p+y，无论作为给V下定义的恒等式，或国民收入核算报表观察到的数据，方程左右两边总是恒等的。由此可见，假如我们从统计报表发现方程左右两边之值相等，就断定两者有因果关系，就是原因与结果同一寓结论于前提的同义语反复。
其次，假如MV与PY如货币数量说或马克思货币流通公式的理论所示，两者确有因果关系，那末，何者为因何者是果？即M 是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不仅在理论上特别在政策处方上，从19世纪初货币学派与银行学派之争算起，迄今争论未决，已近两个世纪之久了。
（2）现在进入这里的主题，从P与Y的相互关系来看。 能否断言，是通货膨胀（原因）导致经济增长（结果）。或者，因为有了通胀所以获得较为显著的经济增长，由此得出规范性的政策主张：可以（应该）以一定的通胀为代价换得较快的发展速度。笔者认为，不可能有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答案。
①从经验事实看，二战以来，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出现了与战前迥异的情景！周期情经济危机，周期缩短（一般4—5年），但波幅很小，衰退时间很短（一般一年），由此表现为基本上接近充分就业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即使在危机和萧条阶段，出现了持续的温和的（2—5%）爬行的通货膨胀，根据这种现象似乎可以断言，通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因果关系。然而，70年代的两次“滞胀”令人大吃一惊大惑不解，通胀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高通胀与负增长同时并存。
再看战后日本奇迹。日本战败投降后5年期间（1946—1950 年）出现了通胀率高达100—200%的恶性通货膨胀。1952—1972年间，GNP 年均增长率高达10%，从来没有出现需求拉上通胀，只出现二战后任何发达国家无可避免的结构性的成本推进型通胀。日本批发物价指数，1950年、1960年和1961年分别是18.1%、1.1%和1.0%，同期的消费物价指数分别是-7.1%、3.8%和5.4%。1960—1970年间第一次投资高潮期间，日本GNP年均增长率高达10.7%，批发物价指数年均增长率为1.3%，而消费物价指数高达5.7%。这些数据表明， 日本的经济增长与需求拉上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与上面提到的理论推导得出的30年代大萧条的“凯恩斯区间”完全一样，确实存在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胀率高达5.7%，是西方发达国家最高的。
再看韩国与台湾省。二战后或长或短时期内经历了比西方国家高得多的通货膨胀，但跟日本一样，在长时期内做到了高速度（低失业）与低通胀同时并存的四小龙奇迹。而也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巴西，从长期来看，似乎呈现出高通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与高速度同时并存的独具一格的特色。
再看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市场导向和私有化为特征的制度改革，由于推行一次性放开价格的“休克疗法”，在或长或短时期内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同时伴随着高失业低增长乃至负增长，是经济规律之必然的结果，所以是“休克疗法”的发明者事前就预料到的，而且玻利维亚的成功经验就是这样。据报载，波兰的改革，在经历了几个笔者称之为“改革周期”以后，目前似乎已经渐入佳境，成功可期了。匈牙利应该也是这样。至于俄罗斯，只要预算平衡坚持到底，一定也不例外。
总而言之，从战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包括某种直接的或迂回曲折的因果关系。至于究竟有何种关联？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近10种不同类型的相关性？这就是理论家科学探索、揭示和发现隐藏在事物表面现象下面的经济规律的任务了。
②先看经济增长理论。40年代先后各自独立地提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所考察的问题是：假如要实现稳定状态均衡增长（增长率固定不变的持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趋向相等的均衡状态）所需条件是：增长率（G）、储蓄（S）与投资（I）三个变量必须满足下述方程：
（15%）。 方程左边就是人们熟知的（已实现的）积累率，国民收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比重。方程右边叫做储蓄率，人们收入用于消费以后的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请读者注意，上述方程只是表示要实现稳定状态均衡增长所需条件，事实上能否实现？增长率有多大？取决于凯恩斯“有效需求”的大小，所以适用于30年代大萧条。战后日本奇迹就是主要依靠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日本银行系统的“超贷”，提供了足够充分的不多也不少的银行贷款，使日本持续保持充分就业而从未出现需求拉上通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之所以举世瞩目令人困惑难解，主要是两条：一是改革开放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二是被人们误认为“失控”的银行信贷，恰好相反地是不可或缺的头号功臣。
新古典增长模型
，其主要特点是，G[,n]即哈罗德的 “自然增长率”，也就是充分就业会有的增长率，所以是一个国家可以达到的最大的发展速度，G[,n]＝劳动力增长率（1%）+劳动生产率增长率（2%）≈3%，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基本上是环绕一条 “自然增长率”长期趋势线上下波动的。
③通货膨胀理论。二战以前，在完全竞争市场（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结构条件下，工资与物价随供求关系上下涨跌趋向平衡，所以通货膨胀只有一种：财政赤字——停止兑现的银行券发行过多——货币总需求超过了有效总供给——需求拉上通货膨胀。
二战以后，由于商品和劳动的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工资和物价只涨不跌，并且向上“攀比”、“看齐”。这样就出现了根源于供给一方的成本增加造成的通胀（结构性通胀属于此类）。成本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工资增加，原材料涨价，包括外汇贬值引起的进口品涨价，以及间接税的税种增加和税率提高。此外，即使需求和成本没有发生变化，只要人们预期物价会上涨，也会通过工资与物价的作用出现第三种类型的预期（expectation）通货膨胀。由此，M·弗里德曼于1967年12月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的主席（会长）演说（题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提出，以“自然失业率”假设为基础，引进预期因素的加速度通货膨胀新理论。70年代两次“滞胀”，包括工资与物价相互推动螺旋上升，就是这样。
（3）小结。据上论述：
①假如根据观察到的经验材料进行理论解释，据此得出简单化理论命题：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相关性，从方法论来看，不是因果颠倒，就是因果同一寓结论于前提的同义语反复，二者必居其一。
②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联，及其数量化的y与p之间的关联，如上凯恩斯分析，理论上并由实践证明，存在着四种不同情况。（A）古典区间，由于以充分就业为前提，所以货币供应量增加不能导致产量增加，必然出现需求拉上通胀。（B）30年代大萧条的凯恩斯区间， 货币总需求（有效需求）增加，全部导致产量增加，即货币需求的产出弹性e[,Y]＝1，相应地货币需求的物价弹性e[,P]＝0。（C） 70年代两次“滞胀”，y与p存在着负相关。就是说，给定m和v，假如p〉0， 必有y〈0，换一种说法，假如出现了物价上涨（△P〉0），必有Y的负增长（△Y〈0）。（D）只有中间区间，P与Y呈现正相关，即人们所说， 以一定的通胀为代价（△P〉0）换得经济增长（△Y〉0）。如上反复论证，这里的通货膨胀，虽然以M的增加为必要条件，其性质完全是成本推进， 与需求拉上毫不塔界。
③据上两点可见，本节讨论的问题唯一正确的答案是：（A）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或y与p）之间，假如呈现正相关，那么，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是，同一个原因（MV）在一定条件下共同作用的结果，换一种形象化更简明易懂的说法，一个母体在一定条件下产出的一对双胞胎。（B）由此，△P与△Y本身，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就是说，一对双胞胎，并不是因为有了其中之一（原因），所以有其中之另一个（结果）。（C）P与Y为什么会出现四种不同的相关性？ 它们的量值为什么是那种情况？只能从具体的经验事实出发，用经济增长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这两把锋利的手术刀，解剖分析。
对“通胀有益论”的批判的评论
（1）如所周知，按照萨伊法则，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趋向充分就业。这时，假如还存在失业，一定是由于工人要求的实际工资超过了劳动边际生产力，所以不可能为资本家雇用，这种性质的失业被称为自愿失业，即工人认为现行实际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而自愿失业。由此，只要工人降低所要求的实际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力，增雇工人可以增加利润，所以总会被资本家雇用。凯恩斯向萨伊法则“革命”的论点是，在“有效需要”不足，产品缺乏销路情况下，即使尚未就业的工人愿意降低所要求的实际工资也不可能得到雇佣，凯氏称此种性质的失业为非志愿失业。对此凯氏指出，与其通过减少货币工资（物价不变）以降低实际工资来减少失业，不如通过提高物价（货币工资不变）降低实际工资，以减少根源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非自愿失业。
由上可见，凯恩斯确实曾经主张，借助通货膨胀来减少失业，扩大生产。但是，简单化批判“通胀有益论”，完全错了。①这里讲的是“中间区间”，增发钞票同时导致增加就业和提高物价的结果。②就业之所以增加是由于工资成本降低，所以通胀的性质取决于产品的成本。③批判者错误的根源是，对成本推进通胀视而不见，一听说通胀就想到头脑中已成“定见”或“范式”的需求拉上。
（2）1958 年英国《经济学》杂志上出现的菲利浦斯曲线原是一条经验规律，A·W·Phillips根据英国1861—1957年统计资料发现，失业越少，工资增长越多。假如再假定，物价上涨率＝工资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菲利浦斯曲线成为描述失业率与通胀率此长彼消的一条经验规律，就是说，决策者假如愿意以一定的通胀为代价可以换得较少的失业（较多的产量）。
但是，对于一条经验规律，理论家还有成名的大好机遇，即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人们所感知的现象的原因。对此，有一种理论用寡头垄断定价和工资与物价向下刚性来解释：失业减少——工资增加——成本增加——物价上涨。1960年李普赛也利用菲利浦斯的材料发现相同的结果，李普赛则假定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失业减少——工资增加——成本上升——物价上涨。李普赛的统计分析还发现，当失业率减至2%时，与2%失业率相应的菲利浦斯曲线变成垂直线，这表示2% 已是充分就业。英国战后实际情况基本是这样，失业率为2%时， 资方需要雇用工人的职务空额，大于求业的工人数。
由上可见，假如“通胀有益论”以菲利浦斯曲线作为论据，则争论双方显然争不出名堂。同样叫通货膨胀，我想到的是成本推进，另一方想到的是需求拉上。
（3）战后有些发展中国家确实曾经借助通货膨胀搞建设， 并取得可观的成效。其机理是：国家凭借垄断货币发行的权力——增发钞票雇用工人，建厂房购买生产资料——需求拉上通胀——老百姓手中货币和存款贬值（假设30%），100元只值70元。 这等于物价固定不变条件下交纳30元所得税，所以笔者称为“通胀税”。这种税，对于从手到口的工人和贫穷的农民，显然是低收入没有储蓄的免税阶层。诚如韩国和台湾，在或长或短时期内经历过相当高的通货膨胀，“通胀税”对于50年代资本“原始积累”很少的韩国和台湾来说，对于其后的高速增长，工劳很大。据说，台湾当局曾经用高利率政策来鼓励有勤俭持家传统的台湾人民节约储蓄，显然十分明智无需多费笔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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