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心理学及其研究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70(2015)04-0147-06 社区心理学诞生于1965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召开的斯万普斯科特会议，参加会议的39位心理学家针对传统心理服务模式日益暴露的问题，呼吁开辟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即社区心理学。社区心理学家通常以“非典型的心理学家”自居，并将自身角色定位于“参与者—理论家”(participant conceptualizers)、“社会变革的促进者”(social change agents)、“政治活动家”(political activists)。他们认为自身的工作超越了传统心理学的范畴，所应具备的品质更是与传统心理学对心理学家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别。Kelly曾详细描述社区心理学家应该具备的品质[1]，如创建一种生态身份(Creating an Eco Identity)、承担风险、有效应对各种资源、包容多样性等。从Kelly对每个品质的详细阐述来看，社区心理学家更像是具备多门学科知识的综合体。在社区工作中，可能充当项目评估者、社会政策分析者、参与研究者、某机构的负责人、咨询师、授权者、计划评估者等角色。社区心理学家对于新的角色以及所应具备的品质表达了强烈的兴奋与向往之情，并随之开启了一段独具特色的研究旅程。 一、研究视角的转向：从个体主义视角到生态学视角 人类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生活于这个物理世界的中心，“地心说”虽然是错误的，但它反映的是一种“人是宇宙中心”的思想。心理学承袭了西方社会文化中的个体主义，并在研究中将其发扬到了极致。科学心理学自诞生以来一直贯彻着以有机体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心理学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评估个体的技能、行为、态度、认知、需求、动机等，却恰恰忽略了对人类行为情境性的评估。虽然勒温曾明确把心理学界定为个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不过勒温主义传统从未赢得大多数行为主义者的青睐，因此也被隔离于主流心理学的范围之外[2]。以有机体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实质上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实质上是在承认现行社会系统运行良好的前提下展开的。虽然很多心理学工作者没有意识到这一前提，或者说并不承认这一前提，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心理学范式中的个体主义和实验室研究过度关注个体水平上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而忽略生态学水平分析的做法实则就在无意中支持了上述前提。美国心理学家William Ryan在其著作《责备受害者》中批判了用个体主义视角看待社会问题的现象，他认为传统心理学无视社会情境对人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责备受害者(victim-blaming)现象[3]，人们倾向于将贫穷、无家可归、辍学、失业、心理疾病等社会现象归咎为个体缺陷，而忽略对社会制度、社会规范、权力结构、资源分配等超越个体水平因素的分析与考察。个体主义的研究视角限制了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应有的价值与功能，它不仅导致了“责备受害者”这一社会不公正现象，也使得心理学本身的发展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作为一支自觉按照生态学原则建立起来的研究领域，社区心理学试图消弭心理学研究中的个体主义偏差，它的诞生是对心理学过度忽视个体与社会系统之间关系的一种正面反应。作为社区变革的参与者、研究者以及引领者，社区心理学家特别注重将个体行为放在整个生态情境中去考察，关注个体与环境(社会系统)间的交互作用与匹配模式，并从生态学水平上分析与解决社会问题。21世纪初期，历经近40多年的发展，社区心理学初步完成了社区研究和行动中的生态学转向。具体表现在：(1)在研究对象上，关注“在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中，连接个体行为和社会系统的心理学过程”，这些个体通常是那些被剥夺权力的边缘或弱势群体。(2)在基本立场上，将个体与环境间的不协调关系看作是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主张心理学研究应建立在充分了解社会环境特性的基础上。(3)在理论框架上，致力于生态环境概念模型的构建，试图弄清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交互模式。(4)在研究范式上，不同于传统心理学范式中的个体主义、实验室研究以及自上而下的研究策略，而是注重对勒温团体动力和行动研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在于同社区成员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研究者将技术交给社区成员，双方共同参与到研究目标的制定、研究主题和方法的选择、研究结果的解释以及具体研究过程的控制上。这种参与方法使得公民成为社区项目和政策的积极影响者，并且由于公民的参与使得社区有能力发动并支持社区变革。(5)在社区研究中，并不过分强调对传统测量技术的运用，而是主张在生态环境概念模型的基础上，发展生态评估与生态干预。在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研究方法，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对社区情境和文化的理解、描述和测量。(6)在预防/促进上，把社会环境看作是个体在处理压力性事件时获得能力和社会支持的关键性因素，并将预防理解成个体积极品质的培养与社会环境的发展。因而，社区心理学主张一种社会生态路径的干预模式。(7)在社区变革上，以核心价值(公民参与、社会公正、赋权、社区感等)为基础，在多个水平上开展跨学科协作，致力于在社区情境中推进变革。 二、干预模式的转向：从治疗到预防 预防观点是社区心理学产生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是斯万普斯科特会议留给社区心理学的重要遗产。社区心理学家认为预防和治疗是相辅相成的，但对预防的关注更符合社区心理学建立的初衷以及社区心理学的学科角色定位。社区心理学受公共健康领域中预防性观点的影响，在Caplan、Lindemann、Klein等一批先行者的带领下，实现了从治疗到预防的转向。这一转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依据：(1)研究表明，在美国有15—20%的儿童和家庭，即大约3500—5000万的人群急需心理健康服务[4]，这对于大多基于个体主义视角建构起来的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来说是个难以承受的数量。美国临床心理学家Albee是预防观点的强烈支持者，他认为没有也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诊所为所有需要治疗的患者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更值得心理学家深思的是虽然心理治疗专业以及用于心理治疗的费用呈现高度增长的趋势，但心理失调人群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不断增加。(2)整个国家的心理健康中心(精神病医院、诊所、个体从业人员)每年大约能够照顾到700万名患者，其中大部分是中产阶级及以上的人群，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病情严重的人群得不到有效治疗[5]，这一情况的隐喻实质上反映了治疗的重要弊端，即心理健康服务系统倾向于为那些有经济能力的慢性精神病患者提供私人化的心理治疗，而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和最边缘的弱势群体则无法很好享受到心理健康服务，这与社区心理学的核心价值(关注社会中的边缘与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正)相违背。(3)作为一种致力于社区和社会变革的研究领域，社区心理学的核心目标是(a)消除导致生活问题的压迫性社会条件以及(b)促进人类的健康与幸福，因此，社区心理学主张社区干预的核心在于充分利用社区和社会资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增强个体和社区环境的能力，促进二者间的协调发展，而这些是专业心理治疗所无法完成的。 斯万普斯科特会议后，为了区别于社区心理健康体系，社区心理学特别重视学科同一性的建设，而预防观点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预防必须是社区心理学概念框架下的预防，必须能够体现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价值与目标。Gerald Caplan是心理学内部预防概念的先行者，他提出了三层次(threefold)预防概念：初级预防、中级预防、三级预防。由于初级预防的目标是预防心理问题的出现，降低心理障碍发生的可能性，所以社区心理学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初级预防，而不是中级预防(对处于危险之中的人群的早期干预)和三级预防(对已确诊人群的干预治疗)。自1964年Caplan提出初级预防的概念至今，在保持其核心价值和目标的前提下，初级预防已发展出多种研究取向，有的强调对特定心理障碍的预防，有的强调促进健康行为以预防健康问题的发生，有的强调社会系统的改革以降低环境中的风险因素，有的强调生活问题发生时应对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培养。 初级预防的思想吸引了一大批社区心理学家投入到预防工作中，诸多预防理论也相继出现在各学术期刊与著作中。除了这些预防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外，将它运用到社区研究和行动之中更是异常困难。Kelly就这一问题说道：“讨论初级预防概念的一个重要困难就在于该概念需要行为方面的新的假设和新的方式将其贯彻到社区实践中。”[6]这提醒社区心理学家，预防工作的复杂性和情境性要求预防概念必须是清楚的、明确的甚至在必要时是简化的。Albee敏锐地发现了预防概念的尴尬处境，他以初级预防为基础，从个体水平上提出了更明确以及对社区研究和行动更具引导作用的预防公式[7](如图2—1)，该预防公式的核心思想可以理解为：当可能造成危险的机体因素与压力达到个体紊乱的临界点时，个体拥有的应对技能、良好的自尊感以及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能够降低心理障碍发生的几率。
图2—1 Albee的个体水平预防公式 Albee的预防公式使得将预防运用到保护、危险、应对方式等概念中成为可能，不过这种以个体为中心的预防取向仍然存在三个问题：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情境对行为和健康的影响作用；没有将个体的发展变化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考虑进去；该公式只能实现对个体心理障碍发生率的考察，而无法实现对某一群体或某一社区的考察。尤其Albee忽略宏观系统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以及对预防工作的重要性更是遭到了许多人的诟病。批评者认为人的发展环境从微观到宏观都是一个高度动态化的相互作用系统，如果把预防工作局限于个体水平，不仅阻碍我们对生态效度的获得，更阻碍我们对什么是预防的整体理解[8]。因此，Elias呼吁必须将预防的关注点放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上，把社会环境看作是个体处理压力性事件时获得能力和社会支持的关键性因素。基于此，他将预防水平扩展到了宏观层面，提出了以环境为中心的预防公式[9](如图2—2)。Elias预防公式的核心可以理解为：减少或消除压力源(如倒班制、转学)、消除环境中的风险因素(如有毒废弃物)、提高和改善积极的社会化实践活动(如以医院为基础的抚养课程以及对教师和管理者培训机制的改革)、提高组织机构、情感、信息等方面的可用社会支持资源(如自助团体或互助团体)、得到更多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如在高中开设社区参与的课程)这五个环境因素的改变可以发展社区成员的社会能力，促进其幸福感水平的提升，从而降低社区成员行为和情感失常的可能性。
图2—2 Elias的环境水平预防公式 Caplan、Albee以及Elias的理论表明了预防已不单单指预防精神障碍和不正常的行为表现，更指提高社会能力和幸福感水平。预防工作者认为，将幸福感与社会胜任力作为预防的主要目标与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有着更好的契合度。也就是说，这种预防目标与社会组织机构、国家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度、社区生活等各个生态水平社会系统的目标是一致的，同时这种目标的确定充分鼓励公民参与到预防计划和项目中来，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Ryan所提出的“责备受害者”现象。Elias认为在社区心理学内部，并不缺少专业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真正缺少和被我们忽略的是将预防/促进发展成为相关学科和机构的日常事务。目前，社区心理学家将关注点放在社会系统与心理健康人群的交互作用上，致力于将整个社会都吸引到系统的预防措施中来，从而建立持久的预防/促进方案。 三、研究主题的转向：从关注心理健康到关注社会公正、公民参与等价值主题 心理健康一直是社区心理学关注的中心，也是社区心理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实质上，标志社区心理学诞生的斯万普斯科特会议并不是为社区心理学而准备的一次会议，其主题主要是为社区心理健康培训能够适应新角色与历史使命的临床心理学家。在会议的最后，一些与会者指出，社区心理健康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最初制定的规划方针，而是选择了一条“新瓶装旧酒”的发展之路。于是，与会者提出建立社区心理健康新的训练模式，即社区心理学。与会专家讨论了社区心理学家的角色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愿景[10]，从新的角色定位以及未来规划来看，大部分是以心理健康为主题展开的。例如，开展以社区为取向的心理健康服务、增加社区居民参与心理健康服务的机会、理解社会环境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开展预防性的干预计划等。因此，无论社区心理学家遵循什么样的价值判定标准，“心理健康”总在他们关注的价值列表中。 继斯万普斯科特会议后，社区心理学历史上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奥斯汀会议于1975年在德克萨斯大学召开。不同于斯万普斯科特会议，奥斯汀会议是一次专门为社区心理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会议指出，尽管心理健康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是社区心理学开始关注其他一些价值，包括社区感、社会公正、尊重多样性以及公民参与等价值。Iscoe认为奥斯汀会议为社区心理学制定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并让社区心理学家认识到作为一种研究领域，社区心理学所蕴含的多样性[11]。更为重要的是，奥斯丁会议所确定的价值主题直接促进了社区心理学的同一性建设，加速了与社区心理健康的分离，标志着社区心理学在学科建设上真正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社区心理学对价值的关注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根植于社区心理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社区心理学产生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精神疾病的去机构化运动(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mentally ill)、同性恋权力运动等为社区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12]。一方面，受压迫的美国民众希望借助社会变革运动的开展改变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挑战白人和黑人之间、强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专业人员与公民之间存在的层级和不平等的状况，获得自由、尊严、就业、教育、医疗、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一些心理学家也表达了同样的诉求。根据Walsh对第一代社区心理学家(访谈总共包括15名社区心理学家，其中6位参加了标志社区心理学诞生的斯万普斯科特会议)的访谈得出，80%的与会者都抱有同一个信念：以一名心理学家的身份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建立一门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社区心理学也在这种外部的社会变革以及内部心理学家的诉求下诞生了，而由社会变革与解放运动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主题与要素也相应构成了社区心理学的核心价值。 社区心理学强烈反对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而是将“价值”看作是学科的基本任务以及社区工作的核心内容。社区心理学家认为，作为一门拥有独特精神的学科，对价值的谈论有助于阐明在调查与合作中的争论和选择问题，使有质疑的社会主导变得容易理解，并且帮助了社区工作者理解社区独有的文化和特色，因而社区心理学的价值必须满足四个条件[13]：价值应该引导社区研究和行动的过程和机制，使其朝向一个理想的状况发展；价值应该避免教条主义和相对主义；价值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矛盾的；价值应该促进个体、集体以及关系层面的幸福。作为社区心理学的基础，任何形式的社区实践都涉及多种价值，并且这些价值呈现出一种相互补充的“价值链”状态。例如，公民参与这个核心价值必须与社会公正、尊重多样性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如果不考虑社会公正，那么可能会造成公民在参与决策时忽略某一群体的声音，如果忽略尊重多样性，可能又会造成社区成员接受不适合自身生活情境的社会支持，从而造成一种社会不公正现象。因此，对价值的关注构成了社区心理学家工作的中心，社区心理学家也在价值的驱使下，走进社区去关注种族歧视、社区感、社区建设、民主决策、社会政策规划、资源和权力分配、无家可归等传统心理学不愿碰触的研究领域，而那些致力于社区变革的心理学工作者也在各个生态学水平上实现着有关价值的抱负。 四、研究方法的转向：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 社区心理学家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科学”以及什么是“科学方法”。Kelly认为“标准科学”代表了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是对有深度的、有洞察力的实证分析的好奇和承诺。科学家通过创造和标识新的方法、新的技术以及发展新的理论观点等方式来探究那些未知的事物。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是面向科学工作者，而不是面向公众。“科学方法”反映了科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使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方法。专业人员与社区公民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层级关系，研究的进程、方向、主题、研究结果的解释等都被专业人员掌控着，反映的是专业人员的思想与意志。从这一方面来说，传统心理学毫无疑问是标准科学的追随者与拥护者。然而，标准科学所倡导的科学方法却并不适合开展社区研究，主要表现在：(1)与以社区为基础的复杂现象之间的不相容上[14]，(2)无法充分利用社区成员和社区的优势，即无法识别和珍视社区成员和社区的生活经验、社会网络、组织机构、文化传统和其他资源。社区心理学家认为，当斯万普斯科特会议决定将“社区”一词置于“心理学”前面时，就意味着将关注点从实验室情境转移到社区情境中，包括社区的文化、历史、经济状况、权力结构等。另一方面，“社区”同样意味着社区心理学家的研究被嵌入到自然的、真实发生的社区生活中，社区居民会询问社区工作者的价值观以及有关社区研究的各种观点，这样社区居民就获得了社区研究的一部分控制权，社区心理学家也乐于分享研究的控制权。因此，作为一门科学，社区心理学既是面向科学家的，更是面向公众的，对于研究目标的制定、研究主题和方法的选择、研究结果的解释以及具体研究过程的控制与操作上都努力与社区保持呼应和一致[15]。 自社区心理学成立以来，参与行动研究的思想就一直在孕育着。早在1960年代爆发的民权运动中，一些心理学家就看到了公民参与和行动研究在社区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在社区心理学家的角色定位上，斯万普斯科特会议将社区心理学家的角色定义为“参与者—理论家”；在学科组织名称上，1989年社区心理学的主体机构名称由“美国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学分会(美国心理学会第27分会)”改为“社区研究与行动学会”；在社会政治气候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进入保守主义时期，联邦政府的资金资助方向由心理健康转移到了物质滥用上，并把个体缺陷看作是物质滥用的主要原因，资金也主要支持个体水平上的研究项[16]，这导致以社区为取向的研究资金大幅度消减。在此情况下，社区心理学将目光指向了自助/互助团体。自助团体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其核心就在于专家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关系。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社区心理学为参与行动研究的出现做足了准备，参与行动研究也是社区心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社区心理学家与公民合作研究的方法称作参与行动研究或合作性研究[17]。以社区为基础的参与行动研究(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为社区研究者和社区居民合作研究社区的优势、需要以及问题提供了框架，其基础或首要因素是研究者与社区之间保持一种平等、互相尊重的关系。当研究者进入社区时必须尊重社区的文化、权力等级、规范，并努力寻找方法以融入社区成员间，发展相互信任，像伙伴一样工作在研究的每个阶段。在研究的任一阶段，社区伙伴带给研究项目的独特视角都应被高度重视和尊重，并鼓励社区居民最大程度地参与，研究者必须在自身和社区居民之间努力维持影响力和责任心上的平衡，以保证研究是与社区一道实施的而不仅仅是发生在社区内部。参与行动研究的整个过程都必须是周期性的、迭代性的以及动态性的，从而保证在研究过程中随时能够处理社区带来的新知识和新信息。参与行动研究是一套非常复杂的研究程序，它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进入社区前的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如何界定社区；研究者与社区之间合作关系的定位问题；如果发起者是社区本身，那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邀请社区心理学家；当研究的发起者来源于社区之外时，研究者如何在合乎科学性、伦理性以及合作性上选择社区，以及研究的主题是否被社区所接受等。其次是开始与社区合作阶段。包括研究者何时以及怎样接近社区；什么信息与社区居民分享是合适的；是否采用实验方法；数据的收集方式以及信度问题；怎样解决研究者和社区之间的价值冲突问题以及如何在合作中找到共同点从而保证和维持合作关系。第三，研究成果以及后续的社区行动阶段。针对研究结论所产生的一系列行动是研究者与社区成员最为关注的一部分内容，它关系到社区发展与变革的进程。对社区心理学家来说，社区研究是否能够产生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推广和传播；是否能够影响到社会政策的制定；是否能够推进社区变革的进程；对社区居民来说，他们是否从参与研究中受益；相关组织机构是否会依据研究结论为社区发展和变革提供必要的政治、经济、心理、社会等资源；公民是否愿意和社区机构组成社区联盟等。 社区心理学以一种“反传统”的姿态诞生，选择了一条传统心理学不愿尝试也不敢尝试的发展之路。在传统心理学依照“标准科学”的原则，寻求建立像物理学那样的“硬科学”的时候，社区心理学却已投身于社区生活和社区变革之中。社区心理学在继承和发展斯万普斯科特会议和奥斯丁会议重要成果的基础上，以四个重要转向为支撑，致力于理论、价值、社区研究和行动的整合，弥补了心理学与社会生活相脱节的缺陷，修正了心理学无视情境作用所导致的社会不公正(责备受害者)现象，展示了作为一门科学，社区心理学对社区生活以及社区变革的独特贡献。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社区心理学的四个转向在本质上不仅仅只是一种转向，更是一种回归、一种心理学的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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