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知识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价值观论文,社会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转型是包括器物层面、制度规范层面、思想文化层面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全方位的变革。社会转型的精神动力是文化转型，新型知识价值观的确立是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知识价值观，对推动社会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了专门的调查分析，以期对人们有所启示。
与传统相比，当代的知识价值观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处理日常人际关系的道德、做人方面的知识尤为重视，对于向自然、物理进行求索的实际的、科学的知识较为忽视。《论语》记载，孔子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种菜的知识，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和菜农。樊迟走后，孔子很不屑地说：“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孔子在这里强调仁政是一个社会的核心，这和他把仁爱作为做人的根本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孔子的这一思想倾向被后来的儒学继承者大大地发扬了。从总体上看，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重道轻器的特征：重视主体的道德修养，忽视对客体的探求与改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的中国人已从上述传统中彻底走出来了。他们对知识，特别是科学文化知识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普遍。改革开放使人们认识到了知识的可贵，加强了危机意识。睁开眼睛看世界，再不允许观望、徘徊，为了中华崛起，为了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拥有知识。这种重视知识的价值取向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较为稳定的倾向。
通过1995年广州达门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市场调查部在京、沪、穗、深四大城市所做的关于价值观的抽样调查，可以认为知识在中国民众、尤其是在大城市居民中的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调查是在京、沪、穗、深四市的城区进行的，在每个城市中，采用分层多级不等概率（PPS法）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三十个居委会，在抽中的居委会中，按等距抽样的原则抽取二十个居民户。样本量为每个城市600户，四个城市总计为2400户，调查对象为抽中户中所有12岁以上的居民，共调查了6408人。
一、总的说来，知识、学问及其从业者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占优势地位。
为了解四城市居民对知识的重视程度，达门公司列出了十三种知识含量不同的职业，分别是：教师、医生、军人、工人、农民、服务业人员、演员、科学家、厂长（经理）、律师、政府官员、外资企业雇员、私人企业老板。让被调查者对这十三种职业按社会地位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序，对排序的得分计算均值，为方便起见，把均值换算成百分制，得分越高表示地位越高，得分越低表示地位越低。同时，列出了决定社会地位的几种因素，让被调查者选择。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分析，四城市居民对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的地位高低排序或者说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因素的认同有如下结果：
（一）职业高低排序（按均值大小）为：
1.科学家（77.15）
2.政府官员（75.85）
3.教师（67.15） 4.医生（66.77）
5.律师（63.77） 6.厂长（62.31）
7.军人（57.00） 8.私人企业老板（48.23）
9.演员（47.15）
10.外资企业雇员（38.85）
11.工人（36.62） 12.服务业人员（29.54）
13.农民（29.15）
（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因素（按选择频率排序）
1.能力 44.9% 2.权利 38.4%
3.学问 34.7% 4.金钱 29.7%
5.人际关系 19.5% 6.背景（后台） 17.0%
7.名声 8.1%
8.家庭 6.4%
9.美貌 2.9% 10.其他因素 1.3%
可以认为，排序占前六位的职业多数与知识阶层是同义语：科学家、医生、教师、律师。在“您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问题的答案上与此相一致，在选择频率较高的前五位因素中“能力”、“学问”占了两个。这说明多数人对知识的重视程度很高。相对而言，“权利”、“金钱”、“人际关系”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较低。这体现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成熟心态。他们看到，没有知识、没有能力不会有好的职业，也不会获得好的社会地位。（参见许玉乾编著《仰望天堂——第三次校园经商潮透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163—164页），“没有知识和学问，在未来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未来对人才的挑战十分严峻，是绝对需要知识的。”（陈章良，同上，第116页）之所以公众对知识及与知识相关的素质、职业的评价较高，多是基于上述思想基础。这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
但同时也可以推断，权利、金钱、人际关系等因素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评价。这和我国仍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转型期，一些本不应起到作用的因素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重要地位、起主要作用有关。例如，有权可以有钱、有地位、有好的工作，有钱可以买权、买荣誉、买地位的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反映到人们的观念上就有上述把权利等看得与知识差不多重要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消弱。”“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44页）马克思恩格斯这两段话是批判唯心主义理论而谈的，它在今天也同样适用于对于价值观念中的一些不正确、不符合现代化需要的错误价值取向的态度。不依赖权威和包括金钱成分在内的地位的先赋性而靠自身的努力获得社会地位，自致角色的成分增多，这是斯宾塞、涂尔干等早期社会学思想家早已强调过的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发达国家已成为没有异议的观念。而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人们心目中，权利、金钱、人际关系等先赋性因素仍在左右着人们的职业、地位的获得，在价值观念上有不少人还把这些看得很重，这些因素在某些人心目中还占据着较高的位置。这和我国长期以来官本位的传统和现实生活中这些因素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有很大联系，可以说，这类价值取向即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因此简单地批判这种追求，希望用崇高的追求、对知识价值的绝对追求取而代之，在现阶段还是有一定困难的。铲除现实中权利至上、以权代法、以权谋私、以钱买权等不正常现象，使权利与金钱作崇的现象受到明显的抑制，是最为根本的。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大学生择业问题。有些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未必能找到好工作，相反有些有后台、有权势的学生在校不用功却照样能找到好工作。校园里一直有这样的叹息：“什么择优录取，公平竞争？还不是家长、关系、后门、权利、金钱的竞争！？”。有人曾把社会中主要职业分别由黄、红、黑三色标定。黄道：金钱的象征，以经商聚敛财富为主要特征。红道：权利的象征，维持社会秩序，从事政治活动。黑道：知识与智慧的象征，倾向于用智慧来解决问题或维持生存。就现状而言，红道仍是某些人崇尚的价值定位。有句民谣讲：官不在大，有权则灵。人们多数看中的是权利可以给人们带来实惠的方面。因此要还权利的本来意义，把它同公正、效益等联系起来，而不是与个人私利联系起来。这就需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进一步端正党风，使社会生活的运作尽快转到依靠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杜绝钱、权通“神”的不良风气。只有如此，才能坚定公众对知识信念，而不再对权利、地位等因素左顾右盼。
二、不同群体对相同职业的评价稍有差别
由于地区、职业、性别方面的差异，不同的群体对同一职业地位的价值评价是不同的。
（一）地区差异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城市居民关于“科学家”职业的地位评分均值情况进：北京（77.31）、深圳（79.46）的评价得分均值高于四市平均评价得分77.15，上海（76.77）、广州（75.31）的评价得分均低于四市平均评价得分。
对于“教师”职业，北京人的评价最高，深圳人的评价得分均值也高于四市平均评价得分的均值，而上海人和广州人对教师职业的评价低于四市平均评价得分的均值。
而对于“政府官员”的地位评价，北京人的评价最低。这说明与对“政府官员”的评价相比，北京人更倾向于看重“科学家”和“教师”的职业地位。深圳人对“科学家”的职业地位看得最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北京人或包括深圳人最重视知识的价值，因为科学家、教师即是知识的体现者。我们只能说，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北京人比较重视。因为象对“律师”、“厂长（经理）”、“私人企业主老板”等这些需要有深入的法律、经营管理知识的职业，北京人的评价又显得有些保守，北京人对“律师”、“厂长（经理）”、“私人企业主老板”的地位评价均值远低于其他三个城市的评价。这说明虽然北京地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但它毕竟仍是内地城市，相对沿海开放城市或改革力度较大的城市，对新出现的阶层的重要程度认识还不够。未来的社会对知识需求是多方面的，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还包括经济、法律、管理等方方面面的知识，要有“大知识”概念，拘泥于传统的认识未免太狭隘。用社会学文化边际的理论讲，与外来文化接触较多的边界地带比内陆地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观念。这应该是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
（二）年龄差异
调查表明，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不同职业的地位评价是不同的。并且与性别、地区差异相比差异较大。我们将各种职业做单独的比较。
1.关于“教师”（四市平均评价得分为67.15）
从不同年龄段的人对“教师”的评价得分来看，50岁以上的人比50岁以下的人对“教师”的评价要高。
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城市居民对“教师”的社会地位评价大体一致，在不同职业中排序为第三位，但从人口年龄构成上看，潜在地呈现出一种多数从业或在学者对“教师”并不怎么重视或说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评价并不高的趋势。反映到实际的层面中势必影响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从而也必然影响到对知识的尊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出当代人对教师素质的评价。现实中的教师的形象也会因其与传统中的教师恪尽职责、热爱本职工作等特征相左而影响其地位。有些教师忙于赚钱，对本职工作并不认真。教师厌教也是在部分教师中存在的现象。零点公司对教师从教原因作过调查，结果在426位教师中，有40.6%的人承认其从教的主要原因是“毕业分配难，不得不当教师”；回答“一直很喜欢和学生打交道”的只占25.3%。要真正使大家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就要首先提高教师的素质，提高教育的质量。
2.关于“军人”，“工人”，“农民”和“科学家”
“军人”，“工人”，“农民”和“科学家”这四种职业也呈现出和教师职业一样的评价结果，即50岁以下的人评价低于50岁以上的人评价。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军人”，“工人”，“农民”这三种职业比起其他职业所要求的专业知识，文化基础要差，所以为大多数处于学生或从业阶段的人所轻视。但科学家阶层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也出现上述结果。这大概因为科学家工作需要付出很艰苦的劳动，大多数人不愿意去做这种既辛苦而成功的可能性及享受社会文化的机会或报酬相对还少的工作。而50岁以上的老人在观念上还是对传统职业评价较高。
如果说对于知识含量少的职业的评价低说明了人们对于知识的认同、追求程度高，那么对于“科学家”的评价得分我们不能说社会大众不在追求知识、科学，或说社会的主要力量（从年龄上说）对科学家职业很轻视。因为对科学家评价得分在不同年龄段中一般都处于第一或第二位（位于“政府官员”之后）。重视科学和想成为科学家是两回事。对“科学家”社会地位的评价包含了对科学家的尊重和能否在实际生活中带来实际利益、个人能否向这类艰难的目标努力等因素、取向上的考虑。因而也会如同工人、农民、军人等职业那样出现年龄的差异。
3.关于“律师”、“外企雇员”、“私企老板”
“律师”、“外企雇员”、“私企老板”这三类职业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兴盛起来的，对他们的评价得分恰好呈现出上述“教师”、“科学家”、“军人”、“工人”、“农民”等职业评价相反的结果。即年龄越小的人对这类职业打分越高。这三类职业实际上也应属于知识层次上的职业。律师需要法律知识，外资雇员是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不同的外企中的“白领”需要较高的外语及相关专业知识。私企老板相比之下知识含量伸缩性较大。从社会成分看，私营企业主一般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退休职工、官员、三资企业职工等阶层。其中有文化素质不高但能力较强的人，但也有一些文化水平高的知识分子。对“律师”、“外企雇员”、“私企老板”等新兴职业的认同反映了转型期人们对新职业、新兴事物的开放态度，也体现了务实的价值取向：知识与有可观收入的职业结合不失为一种好的职业选择。大家正在从传统的职业构成中超越出来，接受新的职业结构，特别是对效益型角色的认同态度在增高。可以预言，国人将不会再有“傻得像硕士，穷得像博士”类的按学历评价人的价值的倾向，而会更多地倾向于按职业、按角色也即按知识及与知识相关的职业来评价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价值。
（三）、文化程度差异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中技”、“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京沪穗深城市居民的职业评价差异有以下两点：
1.从相关分析可知，文化程度越高，对于“教师”、“医生”和“科学家”的地位评价得分越高。
据此可以认为，文化程度与职业评价是有关系的。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对知识及相关职业的价值理解不同。这种差异当然与评价者本人的文化水平有直接的联系，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背景因素：包括教师、医生、科学家职业的社会声望、角色信誉、收入水平等。教师、医生、科学家是最典型、最传统的有知识、有文化阶层的代表，据此推断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知识的态度应该是可能的。当然，这些职业除与知识有联系，还与其他社会因素有联系，从而使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会有不同评价。但社会因素的影响最终还是不会盖过这些职业本身的知识含量的影响的。
2.对于“演员”、“私人企业老板”、“厂长（经理）”三种职业，文化程度越低，评价越高
（1）“演员”（四市评价得分均值为47.15）
“演员”这一职业在现代中国是很热的一个职业，它不要求有多深的文化素养（归根到底还是应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可以年纪轻轻就红极一时。对此职业，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也是占样本人数最多的群体给出的评价高于大专及以上群体给出的评价。通过相关分析又知道，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对“演员”的地位评价越低。
（2）“私人企业老板”、“厂长（经理）”
（四市评价得分均值分别为62.3、48.23）
这两类都是追求效益、经济利益的职业，其内部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按文化程度区分），因此不能作为知识的代表。但京沪穗深四市居民对他们的地位评价与对“演员”的评价趋势一致，即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对“私人企业老板”、“厂长（经理）”的评价越低，而文化程度越低的人对他们的评价越高。
由上述结果可以推断，文化程度较低的阶层倾向于按照职业能否带来实际利益来评价职业的社会地位，相对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而言对职业中的知识含量看很较轻。说得通俗点，他们较多地重视某种职业能否“赚大钱”。当然，社会声望、知识含量等因素也影响着他们对各种职业的整体评价。否则就不会出现总体评价得分仍以科学家、教师为高的结果了。总之，要使社会各阶层、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重视知识，重视侧重于知识的职业（当然也不是说相反的职业不重要）就必须使声望、知识含量、收益水平等协调一致。这样才会使不同层次的人从不同角度都能得出较一致的结论。
上面从总体的和分群体的角度对当代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成员的知识价值观做了概略的描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是按照他们所意识到的价值在生活，在追求的。知识价值观作为人的价值思维的一种，它影响着社会大众对知识的价值判断和现实中是否去真正追求知识的价值取向。我们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就必须提高社会大众对知识的认同程度，经过社会的努力，使学生、年轻人群体中的知识价值理想在现实中兑现，从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知识价值观。知识无止境，执着于对知识的追求，让科学家、教师们赢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受到社会的高度尊敬，使科学、知识的光芒在中华大地上更加耀眼，使知识变成更大的力量，这是我们的研究想得出的结论。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实际上也道出了中国目前知识人才缺乏、亟须加强向知识倾斜的力度的思想。他说：“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我们需要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我们的干部有一千八百万，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现在的干部结构不合理，不对路。改变这个状况，是一项相当长期的工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6页）这里，邓小平谈的是干部问题。实际上也说明了多年来形成旧体制下造成的人员知识素质低的状况，这种状况、社会现实与人们的知识价值观双向作用，恶性循环，最终造成改变它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的结果。邓小平还明确强调知识、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列宁多次强调指出，工人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工人就有了力量。这个真理在今天更加显出它的重要性。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现代人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就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4页）这里，邓小平实际上道出了知识价值观的内容：有了知识，就有了力量。
总之，知识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社会是不容忽视的。为轻视知识的传统中国和“文革”时期的中国，我们已经付出了愚昧落后的政治、社会混乱，恶性运行的代价。今天的中国人不能、也不应该、也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