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络论文,协调发展论文,化与论文,城镇化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4; F29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13)06-082-09
一、引言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5 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很多人认为中国也处在应对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阶段。现代化是核心问题，工业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标准，真正实现二者协调发展是重大战略选择[1]。因此深入研究工业化和城镇化两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具有重要意义。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深刻互动关系，二者的发展水平测度及协调机制相关研究，一直是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探讨。从研究方法上看，多采用钱纳里的人均GDP标准并对照发达国家相关历史时期的人均GDP标准，以该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经验比例关系，来研究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问题；从研究指标看，对于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多数学者分别采用城镇人口比重和工业产值比重进行测度；从研究方法看，多采用传统的“线性权重法”。这些研究成果对理解城镇化和工业化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所得结论差异较大——即对同一时期研究可能出现城镇化滞后[2－6]、基本协调[7－9]和隐性超城镇化[10]等不同观点，因此可信性受到质疑。究其原因[11]：(1)各个国家对城镇及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不同；(2)我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时间、历程、背景等差异较大；(3)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包含经济结构、就业特征、土地性质演化的复杂综合转变，单一的人口指标无法反映其丰富内涵，同样地，单一的产值指标亦无法客观反映工业化水平。
本文立足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丰富内涵及其特征，充分考虑二者的丰富内涵及投入产出关联机制，构造出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针对1978—2009年间中国城镇化纵向发展历程，采用一种新的非参数统计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来评价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历程，从而得到历年的相对协调度。此外，作为此类分析评价的有力工具DEA方法还可以进一步识别出制约二者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指出改进方向，以期为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政策及制度安排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二、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测度指标体系
城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13]，至少包含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乡村土地不断转变为城镇用地，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等过程。因此，单一的人口指标显然无法综合反映城镇化的内涵。早期对工业化水平的研究主要依据钱纳里的标准工业化理论[14]，所用指标为单一的工业产值比重。党的十六大适时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与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新型工业化”理论的深化发展，指标构建的思路须向多角度转变。
城镇化与工业化是两个相伴生的过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涵，最初由于专业制造者的集聚及高水平分工促使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12]，通过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和创业；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生产者的集聚和分工，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将城镇化过程与工业化过程看作一种投入产出系统，工业化作为系统输入，城镇化作为系统输出，系统的投入产出的有效性则为二者的协调发展程度。对于测度指标的选择，我们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能较全面地反映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二是考虑二者的投入产出关联机制；三是避免指标集内部指标间的强线性关系；四是保证指标的可获取性。
三、协调关系的DEA评价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一种非参数统计分析方法，特别适用于相同类型具有多输入、多输出投入产出系统(称为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的相对有效性评价[15]。DEA不同于传统的“线性权重法”，它是在“相对效率”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评价方法，特别适用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的多指标投入产出系统的相对有效性评价。
(一)基本思路
DEA方法的基本思路是[15]：首先将每一个评价单位作为一个DMU(对中国历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评价，每一年即为一个DMU)，众多DMU构成被评价群体；然后，通过投入和产出比率的综合分析，以DMU的各个投入产出指标的权重为变量，利用线性规划技术进行评价运算，确定“有效生产前沿面”；最后，根据各DMU与“有效生产前沿面”的距离，确定各DMU是否DEA有效，并可用投影的方法指出非DEA有效或弱DEA有效的原因及其改进的方向与程度。其主要步骤包括决策单元选择、输入输出指标确定、模型建立与求解、评价分析等。
(二)模型构建
DEA模型根据不同的评价环境与评价目的演化出多种形式，但不失一般性，这里选用经典的
模型。为获得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情况，本文选取1978—2009年共32个年份作为决策单元进行评价分析。
对于n(n=32)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
(j=1，2，…，n)都有m(m=7，即7个工业化指标)种输入和6(s=6，即6个城镇化指标)种输出，
分别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的输入和输出向量，即分别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测度指标向量，则评价决策单元具有非阿基米德无穷小的模型为：
四、1978—2009年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关系计算与阶段识别
对1978—2009年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关系进行评价分析，决策单元投入、产出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0》、《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0》文献[16－19]，个别年份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或趋势外推法补齐。首先对13项指标共416个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运用上述模型，计算出不同指标体系下各年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最后利用式(3)，计算反映决策单元无效性成因的分析指标
。计算结果如表1、表2所示。
从表1初始DEA评价结果可以看出，1978—2009年间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呈现一定变化规律，依据协调发展度θ值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大阶段1978—2000年间的协调度小于1，即未能实现协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该阶段协调度数值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递增趋势，可分值为三个小阶段：1978—1983年基本保持在0.7左右，最高为0.785，最低为0.680；1984—1990年基本保持在0.8左右，最高为0.890，最低为0.808；1991—2000年基本保持在0.9左右，最高为0.981，最低为0.900。第二大阶段2001—2005年间(2003年除外，2003年可能因“非典”事件影响，协调指数未达到1)的协调度达到了1，表明在此期间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相对协调。第三大阶段2006—2009年协调度再次小于1，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又呈现不协调态势，但与1978—2000的不协调度相比，该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协调度数值较大，最高为0.984，最低为0.927。
从表2横向决策单元，可以获得各年份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DEA有效及非DEA有效的形成原因。在表1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结合表2对各阶段进行分析。对于第一大阶段(1978—2000年)的三个小阶段进行非DEA有效的形成原因分析发现，小阶段Ⅰ(1978—1983年)的形成原因具有自身特殊性，而小阶段Ⅱ(1984—1990年)和小阶段Ⅲ(1991—2000年)的工业化投入指标的重要程度完全相同，依次为：
，从城市化输出指标看，小阶段Ⅱ(1984—1990年)的重要程度依次为：
，小阶段Ⅲ(1991—2000年)的重要程度依次为：
，这两阶段只有
两因素重要程度排序不同，其余均相同，因此归为一个阶段进行分析；对第二大阶段(2001—2005)DEA有效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具有自身特殊性；对第三大阶段(2006—2009)非DEA有效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具有不同于第一阶段非DE4有效的自身特殊性。详细分析见文章第五部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978—2009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关系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见表3)：第一大阶段(1978—2000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阶段，该阶段根据非DEA有效的形成原因又可分为小阶段Ⅰ(1978—1983年)和小阶段Ⅱ(1984—2000年)；第二大阶段(2001—2005年)城镇化与工业化基本协调阶段；第三大阶段(2006—2009年)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阶段。最后分析表3中各阶段的纵向列
值，可以获得输入、输出指标对每个阶段决策单元的影响及改进方向。
五、1978—2009年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各阶段协调关系分析评价
(一)第一大阶段(1978—2000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阶段
1.小阶段Ⅰ(1978—1983年)。从工业化投入指标看，
列累计值最大，为1.389；累计值最小的是
列，为0.232。这表明，轻重工业比例偏低是制约这一时期城镇化进程的首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相对于轻工业，同等数量的重工业资本投入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要低得多，因此对农村富余人口的吸纳能力大大下降，城镇化发展逐渐滞后于工业化。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成为最主要的资源冗余因素，即相对于“有效生产前沿面”，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输入过大或利用率太低。从城镇化输出指标看，
列累计值最大，为0.491；累计值最小的是
列，为0.064，其次是
列，为0.069。这表明这一时期工业化的投入情况对非农产业产值比重的贡献最大，而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城镇人口比重的影响最小。城镇人口比重增速低于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增速，亦反映出该阶段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的特点。
2.小阶段Ⅱ(1984—2000年)。从工业化投入指标看，
列累计值最大，为2.112，其次是
列和
列，分别为1.634和1.383；累计值最小的是
列，为0.898。这表明，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偏低是制约该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低下和工业信息化程度不足则分别是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制约因素；乡镇企业总产值输入过大，是最主要的资源冗余要素。从城镇化输出指标看，列累计值最大，为1.134，累计值最小的是列，为0.197。这表明这一时期工业化的投入情况对二三产值比重的贡献最大，对城镇人口比重的影响最小。
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处于产业结构的补足性调整时期，轻工业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199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1983年的22.4％迅速提高到31.3％，而进入90年代中后期第三产业处于徘徊不前状态，就业扩展乏力，城镇化进程仍然显现出滞后态势。事实上，当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第三产业扩张(如金融、保险、商务、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本质上依赖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深加工工业。因此90年代中期以劳动密集为特征的轻工业外延扩张趋近结束，而新一轮的信息化产业变革尚未形成，因此未能充分拉动非农产业就业与城镇化的进程。同时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期拉动城镇化进程，是导致该时期劳动效率低下、第三产业扩张乏力的重要原因。此外，乡镇企业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该阶段的产物，这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弱质性乡村工业化模式尽管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其积极性[16]，但也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第二大阶段(2001—2005，2003年除外)城镇化与工业化基本协调阶段
从工业化投入指标看，列累计值最大，为0.053；累计值最小的是列，为0.014。该阶段的累计值相对前两个阶段均偏小，这表明，虽然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偏低依旧是制约该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但这种情况已有很大改观。重要的是，这一阶段工业信息化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扩张，使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吸纳非农就业的主要场所；虽然乡镇企业总产值依旧是主要资源冗余要素，但是经过改革发展，如1989年起对乡镇企业的“调整、整顿、改造、提高”方针，以及在城市经济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优胜劣汰”机制等的实施，乡镇企业逐步改变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留存下来的乡镇企业通过产权明晰、集约发展、吸引外向经济等路径均取得了较大改观和发展。从城镇化输出指标看，列累计值最大，为0.030，其次是
列，为0.004。这一时期工业化的投入情况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贡献最大，对人均GDP的影响减小；同时该时期行政体制的改革，增加了建制镇的个数，使得城镇人口及非农就业人数大幅增加，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纠正。
(三)第三大阶段(2006—2009年)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阶段
从工业化投入指标看，
列累计值最大，为0.048；累计值最小的是列，为0.006。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比重偏低成为限制该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是最主要的资源冗余要素。从城镇化输出指标看，
列累计值最大，为0.049，其次是
列，为0.043。表明这一时期工业化的投入对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和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外商投资的大量进入，成为许多地区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助推城镇化过程的作用力逐步减弱，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受到制约，因此外资并非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同于日本和韩国，日韩的快速城镇化，与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基于地缘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等因素，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生过程，即主要依托内源性生产要素投入，国内的消费市场与自身的社会发展构成中国城镇化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同时，能耗过高也是制约工业化和城镇化相协调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每生产1万元的GDP其能耗、水耗、地耗等都比发达国家高出10～12倍。因此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而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理念。
该阶段“泛城镇化”、“虚假城镇化”现象逐渐受到关注，表现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急剧扩张，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速大大快于城镇人口增速。2006年以来，我国城市人均占地迅速扩大，达到110～130
的高水平，这个水平是大多数人均耕地资源比我国多几倍甚至几十倍发达国家的水平。此阶段由于工业用地协议出让等政策造成企业扩大生产和圈地现象，以及城市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造成新区、开发区等快速兴建，导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速远大于工业化进程和城镇人口增长对土地的需求，该阶段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速约是城镇人口增速的4倍，城市出现蔓延式增长。这种城市面积扩张致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从而出现就业、保障、征地补偿等各种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突破1万元。城乡居民收入的巨大差异，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和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还有可能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面临挑战，城市蔓延式扩张，耕地资源稀缺，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大量失地农民及城乡“两栖”人口[9]及由此带来的就业保障等各种社会问题，值得管理者深思。
六、结语
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利用传统单一指标套用国际经验或国际横向比较判断城镇化发展水平，其结果的可信性受到质疑。本文根据城镇化丰富内涵以及“新型工业化”特征，并考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投入产出关联机制，分别构造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测度指标体系，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纵向发展历程，进行数据包络分析(DEA)，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
(1)DEA不同于传统的“线性权重法”，它是在“相对效率”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评价方法，特别适用于相同类型具有多输入、多输出投入产出系统的相对有效性评价。利用DEA评价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历程，能充分考虑二者的丰富内涵及投入产出关联机制，从而得到历年的相对协调度。更为重要的是，DEA方法还可以进一步识别出制约二者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指出改进方向，因此可作为此类分析评价的有力工具。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仍旧是核心问题，可采用该方法对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进行研究。
(2)分析结果表明，自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大阶段(1978—2000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阶段，其中小阶段Ⅰ(1978—1983年)中，轻重工业比例偏低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最主要因素，同期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是最主要的资源冗余因素；小阶段Ⅱ(1984—2000年)中，制约二者协调发展的原因较复杂，较重要的因素包括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偏低、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低下、工业信息化程度不高以及乡镇企业总产值过大。第二大阶段(2001—2005年，2003年除外)城镇化与工业化基本协调阶段。这一阶段工业信息化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扩张，第三产业已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吸纳非农就业的主要场所。同时该时期行政体制的改革，增加了建制镇的个数，使得城镇人口及非农就业人数大幅增加。第三大阶段(2006—2009年)城镇化出现“冒进”态势，“泛城镇化”、“虚假城镇化”现象受到关注，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急剧扩张，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速大大快于城镇人口增速，导致城镇蔓延式扩张，引发耕地资源萎缩，出现大量失地农民及城乡“两栖”人口[9]及由此带来的就业保障等各种社会问题，值得管理者深思。此外，该阶段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绝对差距首次突破10 000元，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面临挑战。
(3)未来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选择适宜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要避免“去工业化陷阱”，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布局产业空间；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现代化水平，激发内需，为工业化提供良好的空间基础和发展载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制约因素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未来不仅要重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互动发展，还要改变农业现代化发展明显滞后状况，加快信息化水平提升，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从真正意义上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此外，考虑到大量数据计算的复杂性和阶段性分析，研究最终选择1978—2009年作为时间序列，未来可对后续时间序列进行分析评价；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定量性，诸如户籍制度、“三农问题”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和发展变化对于城镇化及工业化的影响暂未做深入分析。
收稿日期：2013－05－21
标签：dea论文;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论文; 城镇人口论文; 农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