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经济学说的新进展与我国的改革发展——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次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外国论文,经济论文,中华论文,研究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10月26～27日，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次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会议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承办，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80余篇，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单位10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师专门为会议编辑了一部学术论文集，提供论文36篇。大会围绕外国经济学说新进展、市场经济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和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4个主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一、外国经济学说的新进展
外国经济学说的新进展始终是学会研讨的主题。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指出，外国经济学说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繁荣和建设中国经济学，必须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这已被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所证明，并将被进一步证明。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亟待我们做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用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继2001年在浙江大学召开的年会重点研讨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后，今年年会侧重研讨了微观经济学的新进展。山东大学张朝晖做了关于近年来国外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的大会主题发言，引起了与会者极大兴趣。与会者围绕近几十年来微观经济学的进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仁贵向大会系统地介绍了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方面的动态，并对获奖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和丹尼尔·卡尼曼在这两个领域中的杰出贡献做了评价，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代表们对我国如何跟踪国外这一研究动态，以及如何开展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沈越在大会发言中指出，2001年年末以来暴露出来的美国公司丑闻与美式公司治理的缺失有密切关系：即股东至上主义的治理理念、公司大权高度集中于董事会一个组织、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双肩挑”惯例、CEO制度进一步强化个人集权、主要依靠外部监督机制的约束不力、独立董事制度对腐败行为监督不力、信息披露制度的先天缺失、过度重视股权刺激的激励机制的缺失等八个方面。
西安交通大学李国平比较了英美与德日公司治理的产权结构，认为前者的特点是股权高度分散、所有权与管理权高度分离的“股东－公司型”，后者的特点是股权相对集中的“股东－机构投资者－公司型”，近20多年来，由于英美模式引入机构投资者而使公司治理出现趋同的变化，“投资人资本主义”逐渐取代“经理人资本主义”，使公司治理更有效率。目前，我国的公司是典型的“股东－公司型”企业，再加上国有股一股独大，以致出现“行政超强控制”与“产权超弱控制”并存下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我国应加快培育机构投资者，尽快建立起“股东－机构投资者－公司制”的治理机制。
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和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周肇光对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建议。他们认为，这对逐步摆脱美国金融霸权、改变国际不平等经济关系、实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具有很大意义。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需要我们巩固微观经济基础、建立良好的信用机制、建立非对称性利率市场化和开放性金融监管体系。从短期来讲，可先建立与日元平等基础上的亚洲货币基金，或者暂不排斥本币存在前提下规划发行“亚元”。
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根据近20～30年来拉美和东亚国家的经验，对传统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经济长期增长不受短期波动影响，即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无关的命题提出了质疑。因为一国的潜在增长趋势并非像现有增长理论假定的那样是不变的，而是可变的。短期冲击对长期增长路径的可能机制主要是，使国内总需求和出口需求下滑状态长期化；财政、金融、货币危机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破坏性影响，使S-I转化机制长期受阻；此外，对短期冲击做出的政策反应以及相应的制度和技术创新也会对长期增长路径产生影响。其政策结论是，首先，必须防范短期冲击；在冲击发生后，应防止AD约束的刚性化，特别是防止危机使S-I转化机制受阻，并要注意对短期冲击采取不当的对策反应。
二、市场经济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1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市场已经开始在我国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应看到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不完善，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深圳市委党校余文烈代表大会做了题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10年回顾与展望”的主题发言。通过对国外“市场社会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认为我国10年来的改革实践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成功地结合起来的“伟大创举”，并根据10年来的实践经验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然任重道远，经济体制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武汉大学谭崇台借喻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丰裕中贫困”术语研究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贫困问题，认为我国现存的贫困主要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相对贫困扩大和绝对贫困继续存在，失业问题尚难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他强调，我国当前的贫困问题与发达国家的“丰裕中贫困”有着质上的差异，贫困既有历史遗留原因，也有我国从短缺经济快速转变为丰裕经济过程中，不可能一蹴而就消灭贫困的发展性原因；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的让一部分人、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在一段时期内会扩大贫富差距。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客观原因而忽视贫困问题，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重中之重，是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上海复旦大学尹伯成对诚信与欺诈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认为诚信是现代商业道德的基石。导致我国经济生活中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是，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人们仍然重视依靠道德力量，自然经济的人伦信用支配着向市场经济的契约信用的过渡；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过分依赖国家信用，个人、企业信用观念淡薄；干部考核制度重“政绩”，轻“诚信”的虚报浮夸风盛行；现行制度安排中诚信收益与欺诈成本不对称。解决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信用管理体系，将所有法人和自然人的信用状况记录下来供社会查询，不给不守信用的人提供行骗机会。
武汉大学邹薇提出了公共支出中的“调整成本”概念，分析了它对公共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调整成本一方面是指伴随大规模公共支出产生的安装和配套成本，另一方面指由于公共支出过程中导致的大量寻租和“非生产性寻利”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她还实证地考察了我国近20年来公共支出中“调整成本”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主要是由于预算外公共支出迅速扩张，而且绝大多数预算外公共支出由地方控制，中央财政控制经济的能力削弱，调整成本急剧上升，削弱了公共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效应；相反，各省通过财政收入来融通的地方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效应。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采用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时，不能仅仅考虑财政支出的量，还必须增强公共支出的透明度，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减少公共支出过程中的调整成本，才能提高公共支出效率。
西北政法学院郭志琦分析了英美新自由主义对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干扰，主张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抵御经济自由主义的消极影响。
三、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态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主题。吴易风认为，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滑坡。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接踵而至的美国大公司丑闻，又给美国经济接二连三的重创，给处于颓势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经济的走势不容乐观。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美国经济的下滑势必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前些年刚有起色的欧洲经济表现出增速减缓的趋势，近10多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日本经济在短期内难有起色，在阿根廷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许多拉美国家经济险象丛生。这会给刚从亚洲金融危机阴影中走出的东亚经济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中短期走势必然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北京师范大学李翀做了“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与特点”的大会主题发言，从金融全球化、金融虚拟化、货币区域化、短期资本的投资机性冲击、金融业重组和并购浪潮几个方面概述了当今国际金融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此外，上海财经大学杨培雷对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含义、结构、及其内容进行了深入剖析。
首都经贸大学丁冰剖析了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成因，认为这与近10多年来阿根廷政府积极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密切关系。梅内姆总统上台后采取了非管制化、非中央集权化、私有化、市场全面开放和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在实施这些自由主义政策初期，也曾产生过一些积极后果，但这些业绩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大量外资和外国商品涌入，削弱民族工业，减少政府财政来源，牺牲货币主权以致削弱甚至丧失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为代价的。当阿根廷政府在IMF的压力下不得不推行零赤字预算改革方案，以及限制储户提取存款的极端措施时，经济金融危机就演变为社会动荡。后来政局虽然稳定下来，但经济危机远未结束。他预测2002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10～15%。
中华人民大学毛增余对“华盛顿共识”与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以“自由市场和币值稳定”为核心，以“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尽可能快地私有化，并且在财政金融方面要采取强硬措施”为内容的“华盛顿共识”，在原苏联东欧经济转轨国家和遭遇金融危机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验已经破产。
武汉大学庄子银根据罗默和卢卡斯倡导的新增长理论，把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和创新理论引入克鲁格曼的简单的南北贸易框架中，发展出一个内生的增长模型，用以讨论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和发展中国家在现今世界经济格局下应采取的对策。该研究成果的结论是：南方和北方企业家数量及其活动程度的差异是双方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持久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增加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家的总供给对其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南方国家通过减少政府管制，提高市场化程度，建立公正的法律制度，以及采取鼓励性税收和补贴手段，改变不同企业家活动的相对报酬，为生产性企业家活动提供激励，将有助于提高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
四、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世界经济走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可谓一枝独秀，近年来一直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8%。这与我们连续5年正确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密切关系，也与2001年我国“申奥”成功、2002年顺利加入WTO对经济信心的支持有一定关系。一些代表强调，在世界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势头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国经济结构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还亟待解决。还有一些与会者指出，尽管入世后我国经济的表现好于预期，但随时间推移，入世对我国一些弱势产业的冲击将逐步显露出来，不能掉以轻心。国家行政学院王健向大会做了入世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大会主题发言，对近一年来我国农业、汽车制造等产业受入世影响做了分析，并就入世对今后几年我国经济的影响做了预测。
北京大学王志伟从总结20世纪美国财政政策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近几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进行了具体探讨。认为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面临的总需求不足、存在大量急需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财政状况允许通过发行国债来实行赤字政策等背景，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使我国在过去几年成功地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但也应该看到，利用扩大财政支出来拉动经济增长有一定限度，无限期的财政扩张不仅会积累起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巨额国债，而且会弱化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尽管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大规模实施减税这种财政收入政策的条件，但这并不排除我们实施税收结构调整和局部减税的政策，如特定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口退税政策和支持西部开发的优惠税收政策等。同时，应该积极改革和完善税收体制、整顿税务工作，为充分利用税收杠杆作用创造条件。
四川大学张衔运用多马国债负担率模型，根据我国1997～2001年的数据为样板，得出我国目前国债规模是适度的，并认为存在减税的空间和条件的结论，由此得出我们应该把近年来实施的以松财政支出与紧财政收入相搭配的财政政策，转向“双松”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性结论。
西南财经大学傅红春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中美GDP增长率和增长量进行了历史比较和长期预测，时间区间达100年(1980-2080)。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有3倍于美国的增长率，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虽然在缩小，但绝对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这种增长优势，中美之间目前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绝对差距还将拉大，只有在一定时间后，二者之间的绝对差距才会缩小，最终赶上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