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孟人格思想的差异及其不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差异论文,思想论文,孔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孟学说，一脉承传、源流贯通。但在人格思想方面，孔子所津津乐道、反复倡扬的是“君子”，而孟子所崇奉高标、心所依归的是“大丈夫”。那么，孔子的“君子”和孟子的“大丈夫”人格各有什么特点，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又有哪些区别呢？本文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孔子的“君子”人格理论，在《论语》中的表述颇多，其内涵极为丰富，难于一言以蔽之。因此，在“君子”人格基本特征的概括上，学术界也见仁见智，各有所得。
下面三段话是论者考察“君子”人格常常引用的材料，也是孔子对学生有关“君子”提问的直接回答。
其一：“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修已以安百姓。修已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
其二：“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
其三：“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我觉得这三段话看起来是孔子对“君子”概念的直接论述，但实质上不足以体现“君子”人格的内涵。因为孔子说这三段话的根本意图在于阐明一人要成为“君子”的方法和途径。
作为一个教育家，孔子的教育目的是要为社会培养一批他理想中的“君子”。而他的学生在品德追求上，将成为“君子”当作梦寐以求的理想。子路、司马牛、子贡向老师请教的是怎样才能成为君子的问题，孔子分别告诉他们的方法是“修已”、“内省”和“先行”。子路为人果敢率直、粗陋鲁莽，与“礼”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孔子告诫他要成为“君子”，关键在于“修已”。即加强自身修养、去掉粗野鲁莽的坏毛病。而司马牛，因为他的哥哥司马桓魋作乱于宋，家人或死或逃，便产生了忧愁恐惧的情绪。正是忧惧在心的司马牛请教成为君子的门径，孔子才说：“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至于子贡，能言善辩是其显著的特点。当他问君子之道时，孔子十分关切地教导他：“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可见，这三段论“君子”的言论，重在表达孔子关于人格修养的方法，而不是对君子人格内涵实质的具体表述。
那么，“君子”人格的特点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以为综观孔子的言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下方面：
第一，谨慎。孔子标树的“君子”人格，从其大体而言之，内在要求显然是“全德之称”的“仁”；外在要求显然是须臾不离的“礼”。所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就是从总体上说的。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循礼以达仁。“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因此，孔子要求学生向着仁德君子的目标，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将自己的行为完全约束在“礼”的规范与秩序之中。在这种“立于礼”、“约之以礼”的严格训导要求之下，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便成了“君子”人格的第一大特点。所谓“仁者，其言也讱”，“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皆是“君子”们的规范约束。《为政》介绍说：“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尤。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因此，孔门第子总是临事而惧、再思而行，他们常常自我反省，自我修正，以期达到君子的标准。“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生怕言行有悖于“君子”标准，可见“君子”惯常行为之谨慎。
第二，谦让。孔子不仅十分明确地提出过“君子无所争”（《八佾》）、“君子矜而不争”（《卫灵公》）的道德要求，而且，把谦让不争视为从政治国的一条要则。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因此，谦让不争理所应当地成了“君子”人格的要求之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值得注意的是，孔了提倡的谦让品德，除了求知识的不自满足、品评人物的实事求是和接受批评、勇于改过等积极内容外，实质上也有隐瞒成绩、贬损自我的内涵。如他表扬孟之反说：“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雍也》）孟之反在一次战争撤退时，走在队伍的最后作掩护，明明是他有意冒着生命危险主动当后卫，却要说成是马跑不动的原故。孔子称之为“不伐”而加以赞扬。孔子还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意思是说，君子本没有什么可争的，但如果免不了要争高低的话，也应像古人宴饮宾客、以箭助乐一样，“揖让而升，下而饮”，这才是谦谦君子的竞争方式。由上可见，由于受“礼”的束缚，谦让不争便成了“君子”的又一特点。
第三，厚道。厚道的本质特征表现在诚信无欺上。“刚、毅、木、讷近仁。”（《子路》）诚信笃厚是孔子提倡的一大美德。“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学而》）“君子”的“主忠信”主要表现在“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无论是事奉父母、为政治民，还是交结朋友，君子都要忠诚厚道、竭力尽心。这种论述在《论语》中屡见迭出。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学而》）“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信则人任焉”。（《阳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与厚道君子格格不入的品质是浮华欺诈。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又说：“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公冶长》）他多次表示对多言、巧言、佞言行为的鄙视与厌恶，因为“巧言乱德”、“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重然诺、行笃敬的厚道君子则远离了浮华虚伪的恶德。“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第四，温顺。《论语》开篇第一章就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人家不了解我，不重用我，我也不气恼、不怨恨，处之泰然。这种温顺的君子精神，体现在君子行为的诸多方面。如对君王的“事君尽礼”、“事君以忠”（《八佾》）对父母的百依百顺，“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孔子又说：“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孝”为仁德之本，本立而道生。恪守孝道的君子在思想行为上的温和顺从之特点也就非常突出了。
总之，“君子”人格内涵的基本特征是谨言慎行、谦让不争、忠实厚道、温和依顺、克已循礼。人们平时称道的君子风度，也不外乎这些特点。
毫无疑问，孔子不仅是君子人格理论的倡导者，而且也是君子人格的实践者。在人们的心目中，孔子是位温文尔雅、慈善可敬、谦虚好学、彬彬有礼的“大君子”。他在当时就获得过“夫子温、良、恭、俭、让”的赞誉。《论语·乡党》篇是记录孔子平时生活行为的专章。于此可见“躬行君子”是怎样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今读其书，即其事，宛然如圣人之在目也。”此言至切。我们先看孔子的衣、食、住、行。“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寝不尸，居不客。”“席不正，不坐。”“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客观地说，《乡党》所记载的孔子生活情况及生活习惯，有一些是属于孔子的个人好尚，有些是出于美观健康之需。但是，作为有修养的“君子”，孔子的生活行为也有很多是受“礼”的束缚。“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就不是生活本身的要求，而是“礼”的制约。因为孔子说过“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当然也要身体力行了。
在为人处事上，孔子对国君的态度是：“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这段文字将孔子对国君的敬畏之情和入朝后严肃的气氛、紧张的心理及退朝后的轻松情形写得生动逼真，栩栩如生。所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在这里得到了某方面的具体印证。对大夫的态度：“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侃侃如也”，按朱熹的解释就是刚直的样子；“訚訚如也”就是和颜悦色的样子。孔子遇上接下这状态是不一样的。从一个角度说，一部《论语》既是“君子”人格理论的全面阐释，又是孔门师徒对“君子”理论躬身实践的忠实纪录，我们要把握“君子”的人格内涵，应该“听其言而观其行”。
不过，“君子”人格内涵除了谨慎、谦虚、厚道、温顺之外也还有刚强的一面，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又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这些言论都体现了“君子”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刚强不屈的品格。我们说，循礼而行的“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而不是奴隶，就在于他能够坚持自己蹈仁守礼的志向。只是这种以仁礼追求为旨归的响亮语言，在“君子”人格理论中，毕竟属于凤毛麟角。
二
在先秦诸子学说中，孟子首倡“大丈夫”人格，而且身体力行。翻阅《孟子》一书，“大丈夫”一词仅出现过三次，集中在孟子与景春的对答之中。但“大丈夫”人格理论和精神气质则在全书中有较多的体现。有时，孟子称扬的是“大人”和“豪杰之士”。实质上，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它们共同体现了孟子所追求的人格理想。
那么，“大丈夫”人格又具有怎样的特点呢？《孟子》书载：“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候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段话是孟子对“大丈夫”人格的总论，其主旨非常明白和突出，再联系孟子其它一些言论来综合考察，“大丈夫”人格之特点就昭然明朗了。
第一，“大丈夫”高扬自我，虽穷犹兴。
在“大丈夫”面前没有顶礼膜拜的偶像，没有高不可攀的权威，虽然“圣人，人伦之至也。”（《离娄上》）但“圣人”也不过“与我同类者。”（《告子上》）“舜，人也，我，亦人也。”（《离娄下》）“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尧舜”本是儒家崇奉的圣人，孟子将“我”与“圣人”归为同类，且可为之，这不能不说是其自我意识的体现。而自我意识正是人格的基础，无自我意识便没有人格。众所周知，孟子“圣人与我同类”的命题是建立在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凡是人都有共同的本性，圣人比凡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既然如此，那么，只要你“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告子下》）当然，“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不是包括所有的人在内的，真正能成为尧舜的，只有士君子、大丈夫而已。可见孟子的“大丈夫”所指的只是极少数先知先觉甚至连君王也在他们之下的“贤士”。所谓“彼亦人也，我亦人也”中的“我”，指的就是“大丈夫”自己。
正因为如此，“大丈夫”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价值和作用都有异乎寻常的肯定，也就是说，他的自我意识相当突出。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又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万章上》）这种“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和“以斯道觉斯民”的社会责任感，无疑是“大丈夫”人格力量的体现。孟子还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乎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尽心上》）一般人要有待于客观条件，才能有所作为，至于“豪杰之士”，其个人潜能的发挥，没有客观条件，也能有所作为。或许有人怀疑，这种清高自许、睥睨一切的言论未免空泛。但孟子有自己的解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广居”、“正位”、“大道”，就是仁、礼、义。这是“大丈夫”遵循的正轨。“大丈夫”得志了，带领民众一同“居仁由义”，不得志时，一个人也“修身现于世”。无论外在的条件如何，个人的志向操守则是坚持不移的。所以，“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可见“大丈夫”人格是高扬自我的人格，其自我意识和雄强的品格有别于“谦谦君子”。
第二，“大丈夫”正道直行，不卑不顺。
孟子是“大丈夫”人格理论的首创者，他的行为方式无疑也是“大丈夫”人格的直接体现。我们在考察“大丈夫”人格特点的时候，就应该注意记载孟子行为方式的有关材料。
干诸候、说人主、倡仁义、平天下是孔子和孟子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二者又各不相同。与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行矣”的“畏大人”不同，孟子傲视王侯，公开提出“吾何畏彼哉？”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待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君王仗着地位与权势贪图享受、骄奢淫逸，这此都是以“平治天下”为已任的“大丈夫”所不愿干的。论志向、品德，君王远在“我”之下，那么，他的权势地位又算得了什么？凭着这一点，孟子在君王面前确实屡屡表现出他的刚直与高傲。他不仅响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前所未有的观点，而且对君王提出公开的批评：“不仁哉，梁惠王也”、“无或乎王之不智也。”有时还当着君王的面给予严厉的教训和质问，逼得“王顾左右而言它”。他甚至要求：“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招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公孙丑下》）孟子的君臣观，历来被帝王们所厌恶。像他对齐宣王说的：“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常常令统治者读得心惊胆战，怒火中烧。这不能不说是“大丈夫”人格所显示的威力。
对君王如此，对大夫就更不用说了。“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所饥岁，子之民，老赢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公孙丑下》）这种揭人短处毫不留情、不畏权贵、正道直行的品性是温顺君子望尘莫及的。孔子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又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这种怕结怨于人、明哲保身的“君子”行为模式与“大丈夫”怎可同日而语。孟子在论“大丈夫”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以顺为正者，安妇之道也。”又曾评论孔子说：“仲尼不为已甚者。”（《离娄下》）即孔子从来不做过头的事、不讲过份的话。事实上，“立于礼”的“君子”与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有内在气质和行为方式上确有明显的区别。
第三，“大丈夫”浩气凛然，宁折不弯。
《孟子》书中有一段人们熟识的对话：“‘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公孙丑上》）孟子对“浩然之气”的解释虽有几分“难言”的神秘色彩，但其基本特点还是明白的。一是“至大至刚”。朱熹说：“至大初无限量，至刚不可屈挠”，这是用正直培养出来的“浩然之气”的内在的特点；二是“配义与道”。“言人能养成此气，则其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四书集注》）这是“浩然之气”外在表现出来的特点。
试想，为什么孟子在生活行为中不如孔子那般讲究礼节，而更多地注重气节？应该说，这是异于“君子”人格的“大丈夫”精神支配其行为的结果。我们再看下面的材料：“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自己不屑于与人谈争斗之事，对讨教军事的国君避之犹恐不及。孟子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梁惠王下》）孟子认为，滕国虽小依附别人终非长久之计，如果靠自己的民众勇敢地起来战斗，宁死不屈，也许有条生路。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唯礼是从的“君子”与“至大至刚”的“大丈夫”在思想行为上的不同表现。孟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其为人处世，把个人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他眼里，不是臣子首先对君王尽忠尽礼，而是君王对“贤士”先“致敬尽礼”。他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尽心上》）这种乐自己的道，忘别人的势，是刚强气节的表现。“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告了上》）这也是刚强气节的表现。
综上所述，孟子倡导的“大丈夫”人格高扬自我、不卑不顺、刚强不屈的人格，具有这种人格的人，无论面对权势、富贵，还是处在穷达、强弱的境地中，都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坚持自己的操守。一句话，“大丈夫”乃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三
通过以上对“君子”和“大丈夫”人格内涵及孔子和孟子行为方式的考察论析，可见，“君子”和“大丈夫”人格之差异是确实存在的。概而言之，其差异的主要表现是，一则阴柔多于阳刚，一则阳刚多于阴柔。虽然，“君子”也有阳刚的一面，但综观孔子作为一个“君子”典范的全部言行，说他阴柔多于阳刚，应是切合实际的。至于“材剧志大”（《荀子·非十二子》）的孟子，其言其行，豪气四溢，“至大至刚”之特点十分突出。或者说，“大丈夫”人格是对“君子”人格一个侧面的扩而充之和发扬光大，但两者却不能等量齐观。然而，许多论者将孔孟人格思想合而为一，则未免失当。
事实上，“君子”和“大丈夫”人格在历史上对人们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所谓“君子风度”、“大丈夫气概”，在日常语言中已被注入了不同内涵：凡生活中谨言慎行、束身寡过、诚实厚道、彬彬有礼者，多被誉为有修养的君子；而立志高远、敢作敢为、不畏强暴、宁折不弯者，常被尊为气节高尚的“大丈夫”。这种语言习惯的差别正是对孔孟学说中“君子”和“大丈夫”原始意义的承袭。
我们翻检历史，更为清楚地看到：古人何时以“君子”自律，何时以“大丈夫”自励，两者是不会出现“彼可取而代也”的现象的。一般说来，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在利益一致的阶级、阶层和团体内部，“君子”人格更被人们崇奉和追求，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君子”人格作为修身养性的道德追求目标。可以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君子人格”是和平稳定环境里人生修养的主导方向。可是，当人们想有一番大的作为或碰到大灾大难及恶势力的压迫时，在信仰、利益受到外来威胁时，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需要作出必居其一的重大选择时，想到的精神力量之源，往往不是“君子”，而是雄强刚健的“大丈夫”。《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年青时在咸阳看到秦始皇，“喟然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也！’”《后汉书·赵典列传》：“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三国志·辛毗传》说侍中辛毗因不愿依附中书监刘放和中书令孙资，结果被谗言中伤，出为卫尉。辛毗对儿子说：“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刘、孙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为公而毁其高节者也？”《晋书·石勒传》：“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南史·王僧达传》：“大丈夫宁当玉碎、安可没没求活。”宋代文天祥《生日和谢爱山长句》：“丈夫壮气须冲牛。”宋代林逋《省心录》：“大丈夫见善明，则重名节如泰山；用心刚，则轻生死如鸿毛。”明代杨仲年《失题》：“丈夫溅血寻常事，留得人间姓氏香。”在我国古代诗文中，这类材料，不胜枚举。“大丈夫”人格确实是大志向、高气节、宽胸襟的象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对后人的鼓励、鞭策和激扬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正是这种“大丈夫”人格，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心态和刚直不阿的品格，形成了中华民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硬骨头”精神。
经历两千年的时间考验，“君子”人格和“大丈夫”人格已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今天，我们考论两者的差异，旨在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各自的精神实质，汲取其中的精华，为现实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而不在于比较其高低优劣。过去的时代，社会需要和造就了无数“君子”，也需要和造就了无数“大丈夫”，今天和将来的社会也同样如此。作为个人修养，“君子”和“大丈夫”的优秀人格素质应兼备，只是因时代的变迁，“君子”和“大丈夫”的人格内涵也应被赋予符合时代意义的新解释。从这个意义说，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君子”和“大丈夫”人格将代有传人，辉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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