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分析及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建议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2001年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分析
2001年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既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金融政策，也有投资政策、收 入分配和价格政策以及出口政策。对这些政策的效应分析，我们认为，大部分是积极的正效 应，对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起了重要作用，但有的也显现出消极的负作用，有的作用力 度还不够。
（一）财政政策的积极力度不减，但政策效应递减，负作用日益显现。
2001年，我国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加大了对西部大开发的资金投入力度， 并实行更加优惠的财税政策。应该说，这对保持宏观经济继续向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一政策已经连续实施四年，短期政策被长期化，使其政策效应递减，而“挤出效应 ”日增。“挤出效应”一方面表现在，一些地区银行因面临配套国债项目放贷压力而收缩常 规性贷款盘子，严重影响其经济恢复景气增长所需的资金供给，明显加大了中小企业发达地 区的融资难度（如浙江）；另一方面表现在，所谓的“好项目”（即有较高收益的项目）不多， 政府投资多了，民间就少了或没有了。这可以从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速大大低于全社会投资增 速，民间投资启而不动中窥见一斑。例如，2001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仅为7.5%，只是全社 会投资增速15.1%的一半。
（二）货币政策稳健有余而发力不足，资本市场不断规范且作用突出。
近年来，我国金融运行平稳，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在扩大内需中一直扮演着稳健政策的 角色。外币存款利率跟随美国利率下调而下调，国内利率保持稳定。在信贷政策上加大对消 费信贷的力度，使消费信贷扩张速度加快。在资本市场发展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 和政策，如开放B股市场，实行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新股发行核准制，等等。可以说， 这些金融政策对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政 策力度很大，对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受体制和结构因素的 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健全，货币政策的作用不甚理想。一般说来，货币政策的传导 渠道主要有三个，即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和信贷渠道。就利率渠道来说，由于近年来连 续降息，目前的实际利率大约在1.7%，继续降息的空间比较小。目前居民储蓄存款的主要动 机是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降息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由于利率市场化尚未迈出实质性 步伐，利率杠杆对投资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利率渠道的作用已经非常小。就资产价格 即财富效应渠道来说，2001年以来，股市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之中，广大的投资者（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基本上处于亏损状态，可以说没有财富效应，甚至是负财富效应。上市公司虽拥 有比较宽裕的资金，但投资于实业的比较少，很多公司通过委托理财又转回到股市上。因此 ，资产价格变化对投资的影响并不大。就信贷渠道来说，从我国转轨时期的现实来看，应该 说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但当前这一主渠道也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邮政储蓄从农村“ 抽血”过多，致使本来更需要资金的地方更加“贫血”，形成农村金融的严重紧缩；二是国 有银行基层分支机构存多贷少，基层银行信贷权限上收和机构收缩，使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更 加突出。与此同时，相当比例的大企业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信贷渠道的传导发生了“短 路”。
总之，与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相对应，我国的货币市场的发展落后了；与市场经济的快速 发展相比，我国的货币政策发力不足，金融体制改革明显滞后。
（三）投资政策仍以政府推动为主，吸引外资步伐加快，但启动民间投资力度不大。
2001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在10%以上的增幅，而且增速之势不减，这得益于 国债投资政策的力度不减和利用外资的大好形势。应该说，国债项目的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 和保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幅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北京申奥成功，也提高了 人们对未来经济和投资的信心。它带动北京等地的未来5年投资将达到2800亿元，拉动全国G DP每年增长0.3-0.4个百分点。但是，这又恰恰表明政府投资仍是推动投资增长的主导力量 ，投资增长对国债的依赖性很大，政府投资的诱导作用和带动效应还没有发挥出来。
在吸收外资方面，由于受国际经济不景气和美国、日本经济进入衰退的影响，国际资本转 向保持“一枝独秀”的中国。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之后，我国利用外资形势更为有利 。与此同时，国家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经营 法》三部重要涉外法律进行了修改，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平衡、优先使用国产配件以及 其他一些方面的要求，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进一步规范化；公布了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投资 的10大优惠政策，并把“西气东输”等重要工程向外资全面开放等等。这些有利形势和政策 措施，使我国利用外资增长速度大大加快，其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达到45%以上，实 际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外商投资的大幅增长，扩大了投资规模，提高了技 术水平。据测算，外商（直接）投资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GDP增长率平均增加0.3-0.4个 百分点。但是，如果利用外资速度过快而不注意质量和结构调控，就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 ，如对国内产业、企业和资金的排挤、证券市场的泡沫和金融风险等，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努力做好监测和预警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投资增长继续放慢，非国有投资启而不动。1998-2000年，国有投资年 均增长10%，而集体和个体投资分别增长9.2%和9.5%，低于国有投资。2001年上半年，集体 投资只增长7%，大大落后于国有投资17%的增幅，这与我国投融资改革滞后有关，也与相关 政策不到位和执行力度不够有关。因此，要保持全社会投资的稳定增长，就必须在建立投资 主体内在的稳定增长机制上下功夫，必须大力解决启动民间投资难的体制和政策问题。
（四）收入分配和价格政策保持了消费的平稳增长，但增长形势短期不容乐观。
2001年以来，国家把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作为重要课题进行研究，加大了费改税和减负的力 度，增加了扶贫和转移支付的财政支出。与此同时，对高收入者采取多项措施强化个人所得 税征收管理，包括列出高收入者的职业对象，重点加强征管。在价格政策上，也调整和取消 了一些阻碍消费增长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他们的 消费水平和有效需求能力，也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分配不公，从而保持了消费需求的 平稳增长，对拉动GDP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作为最终需求和本应该成为GDP增长贡献 率最大的消费需求，目前形势并不容乐观，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农村贫困人 口增加，城镇就业压力增大，下岗人员增加，导致其收入增长缓慢而无力提高消费；社会保 障制度的不健全，住房、医疗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大大地增加了人们的支出预期，从而使中等 收入以下者有钱也不敢消费。
（五）出口形势受美国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而日显严峻，出口政策乏力无术。
受主要贸易伙伴国美国、日本经济的衰退和世界经济的急剧减速的影响，我国外贸进出口 形势自2000年高速增长急跌后一直在低位运行。从出口政策来说，目前出口退税率已相当高 ，政策空间不大，只能在加快退税速度上有所作为。从出口市场来说，由于世界三大主要经 济体（美、日、欧）需求同步下降，过去那种“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格局不复存在。这对我国 出口的不利影响明显大于亚洲金融危机时局部市场需求下降的情况。从出口金融政策来说， 出口信贷还可扩大，但无法普遍实行；出口补贴在入世之后将不能再用；用汇率贬值手段， 在全球性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其政策效果极差，也不宜使用。但是，2001年出台的扩大企业 自营出口权，特别是放宽对民营企业的出口审批权，对未来出口增长应有较大的积极作用。
二、对2002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和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议
2002年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美国经济能否止衰企稳，将是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开 放经济条件下保持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但是，只要我们继续落实已经出 台的各项扩大内需，并在稳定这一政策的基础上，加大政策的实施到位和适当进行政策的结 构调整，增强供给政策的力度，积极推动经济中自主性增长因素的扩大，2002年内需的强劲 增长完全可以弥补外需减少的不利影响。如果我们还能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在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方面能迈出一大步，走上 新的台阶，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仍然十分广阔。由此我们预测，2002年国民经济将保持 在7%以上的增长率，工业生产增长9%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9%左右，外贸出口增长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增长在2%以下。
为实现上述经济增长目标，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仍然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 保驾护航”。对2002年及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议，概括起来为“稳中求变”，即在稳定扩 大内需这一大政策的基础上，要对相关政策适当作结构性调整，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和 为 未来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一）在巩固需求政策的基础上，适时加强供给政策。
近年来，为了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 出台了一系列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的扩张需求政策，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 。应该说，这一反生产能力过剩和市场萧条的需求政策是一把有力的利器，对经济的复苏和 平稳增长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这一经济增长的外生力量作用不宜太长 ，应该是短期政策，长期的经济增长则是内生力量作用的结果，即靠供给创新来产生新的市 场需求，毕竟生产决定消费。因此，未来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在扩张需求政策力度不减（以保 持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将着眼点更多地转到启动和加大供给政策的实施上。其 实，自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就已经开始启动供给政策了，如“抓大放小”。未来政策需要 更多地培育微观基础，如通过减税、放松管制、加强竞争等来增强微观活力，特别是加入WT O之后，更要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首先需要切实推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特别是深化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改革审批制度，降低进入壁垒，打破垄断，让非国 有经济有一个上台阶式的大发展。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天然活力和制度优势，带 动国民经济跃入新的发展阶段。其次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破政企不分和行业垄断， 真正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董事制度，尽快解决好上市公司的“一股 独大”、“掏空机制”以及内部人控制问题，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经营绩效， 以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健康增长和平稳发展。
（二）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使用方向要作结构性调整，加大货币政策的作用力度。
在未来以增发国债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还不能“淡出”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其政策效应 ，要在使用方向进行结构性调整：一是对所有生产性的企业实行减税，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 费型增值税，由此造成的税收减少由增发的国债弥补；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投 资贴息和投资担保的力度，继续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技改投资，增强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投资 ；三是大幅度提高对农村路、桥、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例，改善贫困农村的生存 条件；四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加强以工带赈和开发式扶贫的力度，以提高中西部贫困地区人 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五是增加国债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医疗、教育等公益事业 的投资，使之费用降低，以减少人们的消费支出预期。与此同时，在日常的经济运行中要加 大货币政策的作用力度，实行较为积极的货币政策。首先要在疏通信贷渠道上下功夫，大力 发展债券市场、贴现市场、票据市场和外汇市场等货币市场，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完善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其次要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实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造，大力 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或民间金融机构；再次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消费信贷，简 化信贷手续和过程，增加消费信贷的比重；最后要继续发挥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不断规范 资本市场的发展。
（三）对投资主体的作用进行调整，突出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的作用。
近年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两大投资主体，特别是 政府投资主体。但是，这一投资主体的作用效用正在递减。因此，未来政府投资主体的作用 应该“淡化”，转而向启动民间投资上下更大功夫，使之发挥更大作用。在启动民间投资中 ，最大的问题是解决融资难，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成立中小金融 机构和合作基金等；其次是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垄断，降低门槛，改革审批制，让民 间投资有更方便的进入通道；最后要改革税收体制，减轻税负，真正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与收 益。除此之外，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和加入WTO之后，外资更加快地进入中国是大势所 趋，我们必须做好利用外资这篇大文章，突出外商投资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在新形势下，要把利用外资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企业效益相结合。 在当前引进外资规模已经相当大（名列世界第二）和国内资金（包括外汇）相对充裕的新的条件 下，应当把外资工作的重点从单纯吸引国外资金为主转移到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现代化管理 、引进专门人才方面来，各级政府不得竞相出台各种名目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四）促进消费增长的空间在于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长期政策的基点是铺就一张 社会保障网。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幅度启动消费增长似乎难度很大。其瓶颈是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 缓慢，收入增长预期不足而支出预期较高，特别提高农民收入难度更大。因此，短期政策有 两方面：一是提高这些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包括对农民的以工代赈、开发式扶贫以及增 加城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等；二是减少对企业和农民的税费负担，包括国家加强对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增加企业职工（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和农民的收入。此外，整顿消费 秩序，减少不合理税费，也有利于挖掘中高收入者的进一步提高消费的潜力。同时，进一步 加大消费信贷政策的实施力度，简化手续与过程，增加信贷比重。从长期政策来说，除加快 经济发展，增加职工就业机会外，主要是尽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铺成一张覆盖全社会的生 活保障网，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让人们有钱敢于消费。
（五）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高技术含量和出口效率。
据有关部门的分析，外需减少是导致2001年工业生产速度持续回落的直接原因，甚至从数 字来看，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因此，保持一定的出口增长速度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表现为 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更重要的是在于对相关产业和工业生产的带动作用。这在沿海地 区表现非常明显。由于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同于亚洲金融危机之际，为减少国际贸易磨擦 和国外的反倾销，防止国内企业低价竞争和自相残杀，在政策取向不宜采用“千方百计扩大 出口”的措施，而要在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上下功夫。在政策上 应该放松管制，并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外贸出口，加大政策扶持的力 度，让更多的企业“走出去”，直接在当地生产和销售；要把扩大出口与引进外资结合起来 ，提高外商独资和合资企业的出口比重。在进入WTO之后，要按照WTO的规则驱利避害，迎接 挑战，按照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原则，积极调整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世界市场份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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