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的辩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2—0165—08
叙事是思想的基本活动①，表达人类存在意义的基本方式②。人们通过叙事来说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它同时也是一种由自我认知转变成告诉别人的一种方式。当叙事者细致地讲述他说了什么、别人说了什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在讲述一个对他来讲有特殊意义的时刻。叙事者如何表述他们的历史，他们强调什么、忽略什么，他们作为什么样的角色出现，陈述者和倾听者在故事陈述中建立的关系，都影响个体如何陈述他们的生活。通过在经验中寻找意义，然后表达这种意义，讲述者不仅让倾听者在经历这种经验，同时自己也要反思经验③。叙事在这个意义上就不仅仅是信息储存，它更是个体如何看待经验，组织记忆，来建构生命中的每一个片段的方式④。
然而，正因为叙事在自我形成以及文化的构建和转变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叙事的组织原则与人们组织经验、知识的原则具有一致性，叙事探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教育学等很多领域。在20世纪，叙事研究以不同的形式和我们相伴，日益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中非常具体而连贯的专门学问。所以叙事理论资源的了解对于历史叙事理论的辨析就成为必要。
一 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故事是继承历史和历史哲学的时间手段，其决定了在其形成社会科学的叙事研究中起了特殊作用。但是恰恰由于这种叙事方式也使历史研究方法在叙事研究风靡之时甚至被压制了数十年之久。甚至在今天，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断突破经典叙事学的权威性的同时，经典叙事学的理论也为类似的理论方法搭起了舞台。正如卢波米尔·道勒齐尔所言：
这种叙事学的“帝国主义”越过了早已确立的文本类型和体裁之间的疆界，特别是擦去了虚构杜撰与历史纪撰、虚构故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传统分界。这是叙事学对法国结构主义之自我毁灭的贡献，这是发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向历史完整性挑战所需要的弹药。⑤
这种弹药首先是由罗兰·巴尔特提供的。他在其著名的“历史的话语”一文中把话语(discourse)分析运用于历史写作之中，认为历史写作是一种话语形式，并且明显存在着话语手段。而且语言一旦介入进来，事实就只能以语言的方式存在，这就构成了贯穿于历史话语独特性的整个问题的矛盾。于是，历史就像小说一样，它们的真实性知识来自于精心的叙述、讲究的章法等。因为，正是通过这种话语，指涉物(referent)才成为外在于话语的某种目标性的东西，但是话语永远不可能在话语之外得到指涉物。由此，他提问道：“在古希腊以来我们的文化里，关于过去事件的叙事基本上一直受历史‘科学’的管束，一直俯就于决不肯俯就的‘真实性’标准，一直接受‘理性’说明原则的验证——难道这种叙述形式真的有某种特殊性，有某种毋庸置疑的特征，因而与我们在史诗、小说或戏剧里看到的那种想像的叙事不同吗？”⑥ 巴尔特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按照道勒齐尔的概括，后现代主义挑战在于：一、语言既然不能指涉语言外面的任何事物(世界、现实、过去)，因此历史纪撰只能诉诸叙事，以使其话语具有意义和说服力。叙事代替了无能的语言，也是无能的语言的替代；二、历史借用了虚构中发展起来的叙事，历史叙事最终与虚构叙事无法区分。⑦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海登·怀特，他在其《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以及一系列的著述中形成了对历史学的后现代主义挑战。怀特认为，历史纪撰就所设计的历史史实来说，和其他写作方式没有什么区别，历史纪撰中最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文本形式，形式其实就是语言，所以，历史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他以为，历史著作中都存在着理想的共同叙事结构。
首先是历史著作的基本要素，即编年史、故事、情节编排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模式。编年史和故事作为历史叙事的原始成分，是没有经过编排和选择的“数据”。但一旦经过编年史家的排列和选择，其中的事件就具有了意义。不过，这种事件是存在于时间之中，因而还不具有叙事性。只有当历史学家对这些事件加以选择、排除、强调和归类，将其变成一种特定类型的故事，于是，编年史就变成了故事建构以形成历史叙事的过程。而且，历史事件的意义、连贯性和历史性，正是在这种叙事性中得以揭示和解释。其次，历史故事的编排和组织经过三个共同的过程。一是通过情节编排进行解释的过程。其中有四种故事形式：传奇(Romance)、悲剧(Tragedy)、喜剧(Comedy)和讽刺(Satire)。
比如米什莱以浪漫模式建构他的故事，兰克用喜剧模式，托克维尔用悲剧模式，而布克哈特则用讽刺。史诗的情节结构似乎是编年史自身隐含形式。重要的是，每一部历史，甚至最“共时的”或“结构的”历史，都必将是以某种方式编排的。⑧
二是通过形式论证进行解释的过程。这主要涉及对历史上发生的事，进行“全部主旨”或“总体意义”的解释，即“通过形式的、详述的或话语的论证进行解释”。⑨ 怀特认为，历史分析中的话语论证形式具有四种范式，即形式论(Formism)的、有机论(Organicism)的、机械论(Mechanism)的和语境论(Contextualism)的。形式论的解释是识别、标识、确定特定研究客体的特性以及种属和类别，把历史研究的多样性、生动性和色彩作为历史著述的主要目标。有机论的解释是以集成和还原为特点，把在历史中识别出的特殊因素作为综合过程的因素，把描写历史整合过程作为方法。机械论的解释是关注因果关系的研究，把理解相互作用的规律、确定规律的特殊性和以此解释历史数据作为主要任务。语境论的解释是把历史事件置于所发生的环境中去解释，把事件和特定历史时空、动因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重点，寻找历史中全部事件和线索的意义链。采用以上何种方式，就在于历史学家的特定立场，即意识形态。
所以，三是通过意识形态含义进行解释的过程。意识形态涉及对世界的维持还是改变。从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观点出发，怀特把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立场分成四种，即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激进主义(Radicalism)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他认为，历史上的历史学家都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取向来选择特定的叙述形式，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历史叙述和研究中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含义，关键只在于是超越社会还是顺应社会。而这些都会在其审美关照(情节编排)和认知运作(话语论证)上体现出来。如下图⑩：
情节编排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含义模式
浪漫的
形式论的 无政府主义的
悲剧的
机械论的
激进主义的
喜剧的
有机论的
保守主义的
讽刺的
语境论的
自由主义的
在这些组合之中，虽然历史学家的运用不是任意组合的，但是他们会利用这些因素之间的辩证张力，从各个矛盾甚至对抗的因素之间寻找审美的平衡，以保证其著述的总体连贯性和一致性。怀特进而从传统诗学和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话语是对历史数据的描写，以及对所描写题材进行论证或叙述和对描写及论证加以辩证地排列。而“转义”(tropic)是所有话语建构个体的过程。转义在古拉丁语中意思为“隐喻”或“比喻”。所有的思想和意识都是对经验的加工，这种加工则是通过“转义行为”(tropping)得以进行。因为，转义行为
是从关于事物如何相互关联的一种观念向另一种观念的运动，是事物之间的一种关联，从而使事物得以用一种语言表达，同时又考虑到用其他语言表达的可能性。话语是一种文类，其中最主要的是要赢得这种表达的权力，相信事物是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表达的。转义行为是话语的灵魂，因此，没有转义的机制，话语就不能履行其作用。(11)
转义行为又是通过四种转义，即隐喻(Metaphor)、换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和反讽(Irony)的不同作用来进行。“隐喻是再现的，强调事物的同一性；换喻是还原的，强调事物的外在性；提喻是综合的，强调事物的内在性；而反讽是否定的，在肯定的层面上证实被否定的东西，或相反。”(12) 怀特指出：“话语构型的原型编排似乎要求话语的作者叙述的‘我’从未对经验领域的隐喻描写，通过对其诸因素加以换喻的建构，转向对其表面属性与其假定的本质之间的关系进行提喻的再现，最后，到对所能发现的任何对比或对立因素的再现，这些对比或对立因素在话语再现的第三阶段都能合理地辨识出来。”(13)
这里，怀特想说明的是，我们对世界或历史的理解其实是一种话语转义的理解。而历史学家的题材是由叙事再现构成的，而叙事再现是通过历史学家用意描述事物的语言来进行的，甚至历史事物的情节编排类型也是由历史学家用以叙述的语言的转义方式所决定的。于是，历史的解释无疑类似于文学操作，亦即虚构杜撰了。由此，怀特认为文学理论有必要成为关于历史、历史意识、历史话语和历史书写的一门理论。既然情节编排等于文学操作，那么也等于虚构杜撰。既然历史叙事等于文学叙事，那么也就等于虚构叙事了。怀特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从他的《元历史》等著述成为英美大学英文系和历史系的必读书等现象中，可见一斑。
涉及到中国早期叙事文和史传的研究，王靖宇的《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可谓代表。在此书所集的文章中，他主要从中国早期的史传著述如《左传》、《史记》、《国语》和《战国策》的研究着手，进行中国叙事文传统的探讨。在探讨中，他多处引用怀特的观点作为其理论研究的基础。从研究中他认为，历史和小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由于两者都是以叙述为主的文体，而既然有叙述，就难免会牵涉到情节的安排、人物的描写、观点的运用等等——小说里的叙述固然如此，历史里的叙述也不能例外。因为，历史家的任务不应该只限于对事件作流水账式的罗列，或对某一个或数个特定事件的意义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研究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或是在众多孤立事件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或是从混乱而无条理的现象中找出某种道理和意义。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海登·怀特所谓的“情节编排”，而历史家在编造情节时，一如小说家一样，所考虑的是故事的合理性与完整性。因此，这种“情节编排”的结果就不一定和事实完全符合。(14) 他还以为，真正的历史叙述应该是不加任何渲染的平铺直叙，任何为了加强叙述的可读性而作的一些细节穿插和文字渲染(包括任务描写、情节安排、语言运用、抒情表现等方面)，都可以看成是文学性的表现。(15) 当然，文学性可以是一种解读，但这种文学性是否必然与历史事实不符，他的论证并不多，甚至很少，因此与怀特的等式相比，还是有所不同。
二 事实与虚构：对挑战的回应
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激烈挑战，已经对其后的史学发展形成了重大的冲击。历史编撰的主题已经从社会结构和历程转向广义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面。史学的发展包括新史学，提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学。这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发展意义：一是挑战了传统历史编撰学专注政治社会精英的路向，比如像兰克那样设想历史是有着一种内在的一贯性与发展历程，而赋予西方历史以一种优先地位。新史学主张把史学转向研究被人理解为是日常生活与日常经验的条件的文化，主要关注地是女性和少数种族；二是反对以往的研究路线，以为历史是探讨个别的，而不是进行概括，不是对宏观历史和宏观社会过程的因果性解释，而是为微观历史和社会的说明，提供更为广阔的语境。严格来说，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将传统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把治史领地扩展到了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开创了一系列的新方法，如问题导向的历史、比较史、历史地理学、地理史、长时段史、系列史、历史人类学等。其对20世纪的史学革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经过费雷、夏蒂埃和雷维尔等人对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之间关系的清理，又与90年代在国际史坛日益引人注目的史学流派如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德国的日常生活史和美国的新文化史相互呼应。(16)
然而，更重要的挑战却在于历史学话语和文学话语之间的区分关系。早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就把语言看作一个封闭的结构，具有独立自足和自我界定的性质，并且语言不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而意义乃是语言的一种功能。(17)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自1915年出版以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索绪尔努力把语言学从经验主义和心理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语言学高度抽象化、系统化、形式化，以有利于其他学科采用这种语言学的纲要和方法，使之成为一种普遍应用的科学。对于人文科学的现代意义而言，结构主义应用的真正起点就是来自语言学的发展演变，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结构主义在诸多社科领域带来的震撼和革命，也大都是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的阅读和反思的结果。后来的巴尔特与怀特在强调历史文本的文学特性和不可避免的虚构成分时，其实都是对语言自足性和意义是语言的一种功能的概念的发展，实质也是结构主义历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在巴尔特与怀特前后相继的推波助澜下，认为语言形成现实，而语言并不指向现实，并且历史学家的思想感受是受到其所进行操作的语言的各种范畴所制约的等观念，似乎已经成为众多历史学家的一个信念。于是，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便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必须澄清的严峻任务。1995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即把“虚构性、叙述性、客观性”作为大会讨论的主题，其申明的立场是：
历史学是许多叙述的形式之一，然而在它对真实性保持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一点上，它是独一无二的。更确切地说，它那叙述的构造就是要重建一幅曾经真实存在的过去。这种诉之于先于历史文本而存在的、而又是处乎其外的真实，——而它那文本所具有的功能则是要得出一份可以为人理解的叙述来——则是构成其为历史学并使之有别于故事或编造的东西。(18)
伊格尔斯是批判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怀特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所著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1997)认为，60年代以来的史学已经更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而转向语言学。当从一种追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走向一种追求意义的解释科学之时，在这场对意义的寻求中，语言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符号学工具。(19) 在他看来，需要认真对待地是，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虽然正确地指出，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包含有任何内在的统一性或一贯性，每一种历史概念都是通过语言而构成的一项建构，每一种文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阅读和解说。但是这种语言哲学使它更好地参与了文学批判而不是历史写作。因为历史叙述，哪怕使用的是紧密地以文学模型为范本的叙述形式，也还是要求勾绘或者重建一种真实的过去，更有甚于只有文学想像的那种情况。(20) 进而针对怀特，他指出，尽管认为历史学总要采取一种叙述的形式，因而就具有文学文本的性质，这一怀特的观点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但并不接受他的结论，即使历史学和一切文学一样，在本质上是一种“写小说的操作”。就像夏蒂埃所评论的，“哪怕历史学家是以一种‘文学的方式’在写作，他也不是在创作文学”。因为伊格尔斯认为，历史学家的写作要受到可信赖性的检验。历史学家总是要检查造假和作伪，因而是满怀着求真的意念在操作，不管通向真相的道路可能是何等的复杂而又不完整。(21) 他声明，“确实，每一份历史叙述都是一种构造，但它是从历史学家与过去双方之间的对话中所产生的一种构造。”(22)
怀特曾对伊格尔斯反对他从意识因素进入每一种历史叙述的观点出发，进而断言没有意识以外的根据可据以判断由于不同意识观念所形成的关于历史过程和历史知识的矛盾概念时，他以为伊格尔斯“没有区分叙述(narration)和叙述化(narrativization)。叙述是讲述世界的一种模式，不同于被特征化为描述的模式。叙述化是描述世界及其过程的一种方式，其过程似乎拥有故事的结构和意义”。(23) 这是因为，一个结构相当完美的故事，即有一个可辨认的开头、中间和结束的故事，使时间包含了最明显的内容。于是，在怀特的眼里，不仅历史编撰不可能是科学的，也不可能是学术叙述构建的，而且历史本身可能更多的是历史学家们构建的诸多神话。
当然，怀特并非一味地否定历史事实和真实。分歧在于，怀特认为对于历史事实仅仅拘泥于文字记录的人能产生的只是年代纪或编年史，而不是“历史”。历史编撰是话语，其主要目的是对事物进行真实叙述化的构建，而不是对事物静止状态的描述。因为以叙述化形式对事实的任何表述都必定会虚构其主要内容，无论它依赖事实有多深。(24) 而伊格尔斯则认为，历史编撰尽管可能不可避免地有着文学性的描述，但总是依赖历史事实而寻求历史的真相，无论这种寻求可能有多么复杂和困难。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两者之间都承认历史真实和事实的存在，关键在于历史学家的意识对历史叙述的介入是否会导致历史真实或事实的揭示或虚构；进而两者之间似乎都认同历史学家的叙述具有文学性，但问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叙述会否导致历史真实或事实的揭示和虚构。
应该说，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对历史编撰和历史叙述是否是事实还是虚构，以及其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必须理清的是：一，意识介入的确代表了历史著述背后作者的时代文化观念，可这并不意味在不同意识层面上的不同诠释可以置历史事实于虚构的立场。反过来，也许正是这种不同时代意识的诠释丰富了历史的理解；二，文学性只是在叙述的手法上成立，无论如何它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与事实的基础上。从历史学的研究来看，逼近历史的真相是历史学科本身所内在的学术要求，而接近日常生活真相的叙事研究也是以真实性为指归。只有这样，严谨的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的叙事才可能成为意义的载体。
在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中，也许在纯形式主义的层面(叙事与文学诗歌手法)是难以触动话语与实在之间的关系。道勒齐尔的策略是把其移到语义和语用的层面，即从叙事和诗歌手法移到可然世界和言内特点。在他《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一文中(25) 认为，人类的语言只能创造或产生“可然世界”(possible world)，可然世界里的存在和行动条件依赖于它究竟是实际可能的世界(与实际世界具有相同的自然法则)，还是实际不可能的世界(其自然法则与实际世界不同)。将虚构和历史问题与其相连，历史的可然世界和虚构的可然世界有着不同的形态和明显的差异。一是虚构杜撰者自由徜徉整个可然世界包括实际可能和不可能世界，而历史的世界则限于实际可能的范畴，因为人的历史是自然施事的历史，这是历史与神话的疆界。二是历史世界里的施事是由过去事件中的施事决定的，并来自于对档案文献的直系检索和了解，而虚构世界中的施事可以未曾存在，是虚构杜撰者的组装，使之行动和互动。三是虚构杜撰者可以将历史任务移入虚构世界并加以改变，逼真性不是普遍的虚构原则，而历史世界的人物和时间、背景等只能具有文献所述的属性，历史学家对历史世界的加工是根据资料来源的情况增补或重写叙事。四是虚构和历史的可然世界都是不完整的，它们的宏观结构的普遍特征是断点。虚构作者可以自由变更断点的书目、范围及其功能，选择来自于审美和语义因素，而历史世界的断点属于认识论范畴，只有在可靠证据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历史世界的建构，如果得不到这样的证据，历史世界就会留下断点。因为重构历史并不是重新创造实际的过去，而是重新创造可然的过去。
如果从语用即言内表现特点来看，道勒齐尔指出，虚构的可然世界是“生成”的东西，即作者通过写一个文本，创造出一个此前从未存在过的虚构的世界。理解“生成”的关键是虚构话语的真值状况，而虚构文本缺乏真值。历史话语必须具有真值功能，才能建构作为过去模式的可然世界。虚构“生成”的可然世界在写作行为之前并不存在，而历史“认知”则通过写作来建构在写作行为之前就已经存在(或存在过)的过去模式。只有取消这种区别，才会导致所有的世界都依赖话语而存在的观念。也许，叙事形式能够轻易地跨越虚构与历史的疆界，但是建立语义和语用的衡量标准便能区别历史(事实性)叙事与虚构叙事。由此，如怀特的“‘元历史’不必是历史纪撰退场的工具，恰恰相反，它从理论上证明了历史学家探求历史真相的正当性和普通人对歪曲真相行径的强烈反感。”(26)
麦克林说过一些很有意味的话，颇合以上所言。他说：“我们的目标似乎不是在阅读古代文本时简单地复述古代人的目标，而是用新的视界、新的问题、从新时代来认识古代文本。我们应让它以新的方式向我们阐述，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文本和哲学就变成活的而不是死的——因而也是更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文本的阅读是活的传统的一部分，凭此我们与生活中面对的问题作斗争，并确立值得我们追随的未来。”(27) 其实，这是历史文本解读和研究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与方法。惟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没变，但研究指向却不同。历史研究作为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学问，需要读者从事实的表述与解读中来体悟现实，而这种新的视界则是从现实的立场来领悟历史的延续。一是属于历史学，一是属于诠释学。两种方法并没有孰是孰非的问题，事实上是两种延续历史文化的途径和不可或缺的。正是两种方法的相互配合，历史文化与传统得以延续。同时，也使我们能够较好地处理现实的问题。
三 历史叙事的可能
在西方，人们在描述与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时，过去的那种从单一视角或宏大叙述模式所进行的研究已经开始被多种方法所代替。与历史文献分析相结合的叙事研究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辨的理论研究和宏大叙述不同，叙事研究关注的是个体或群体的内在世界和经验，并通过叙事来描述人们的经验、行为，从而透过这种方式理解日常生活中经验的丰富意义。(28)
基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微观史”的新叙事研究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为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所青睐并付诸实践。期间，出现了不少出色的叙事历史著作，比如斯通本人从家庭、性和婚姻等视野出发去揭示16至18世纪三百年间在英国社会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英国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家庭、性和婚姻》、勒胡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集中描写的法国西南部蒙塔尤纯洁派(Cathar)村庄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塔尼的一个山村》、金斯伯(Carlo Ginzburg)探讨十六世纪磨坊主曼诺齐欧(Menocchio)的《乳酪与虫豸》以及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Davis)通过替身丈夫的案件探索十六世纪法国下层社会的《马丹·盖赫返乡记》，等等(29)。正如伊格尔斯在《80年代的历史学——十年回顾》一文中指出，“近十年来，叙事式的方法在历史著述中实际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式的历史学现在已极为流行了”(30)。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历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在研究内容上，社会史正在逐步取代原有的宏大叙述模式，地方生活、小人物以及个体经验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在研究方法上，写作方法的新探索和实验开始不断被尝试，口述历史、叙事研究的引入，使历史更为广阔和丰富、复杂的面相得以呈现。实际上，叙事曾经是中国历史书写的重要特色。《史记》就是典型的叙事历史，它有着强烈的个人意识与语言风格。然而，在后来的历史著作中，故事或者说叙述渐渐被驱赶出历史学的门墙，历史学开始习惯于用被认定为是严肃的话语和公正的叙述方式书写着过去，故事逐渐在历史中隐去。在理性分析、考据、论证与结构化的写作模式中，历史失去了它固有的鲜活内容。
而在美国历史学界关于中国的历史研究，则有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其在引人入胜的细节性叙事描述中，生动地展现了由专制皇权带来的恐慌怎样使一件谣言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除妖大行动。通过考察各种不同利益群体错综复杂的纠葛，作者力透纸背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运作状况。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则是另一位运用叙事方式研究中国历史的高手，他的《王氏之死》、《中国皇帝》等以不同于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则是通过个人跌宕起伏的生活经历与人生悲剧，深刻揭示了明代的政治、经济状况与社会文化变迁。富于感染力的、强烈的语言表述以及缜密的史料分析，使本书成为明史研究的力作。(31)
如上说明，叙事不仅仅是写作方式的问题，它和研究者的思考方式或者说对历史本质的认识紧密相关。通过关注人，描述与组织具体人物的生活经历和故事，叙事研究也许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进入历史现场，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已经被过滤掉或被遗忘的历史真实。
相对而言，中国教育界在这方面的开拓起步较晚，但也已经踏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近年来，在我主编的《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集刊(教育科学出版社)不断地推出相关研究成果以推进叙事研究在中国教育学界的发展，相继发表了许美德的《现代中国精神：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第1辑)、黄向阳的《学校春秋：一位小学校长的笔记》(第2辑)、刘云杉的《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第3辑)等多部叙事研究的力作。而且，一批教育历史叙事研究的博士论文正在涌现。
应该看到，叙事研究的进入正可以改变传统史学“目中无人”的弊端。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一味寻求“结构”与“规律”，注重那种近乎静止不变的历史，而忽视历史进程中活生生的人物活动及其能动作用，把历史学变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学”。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常常以其强势地位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着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事，其结果必然导致历史记忆的“缺失”。所以，运用叙述研究方法，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我们有所助益：首先，有助于我们解放思想，克服以往固化的思维方式，摆脱原有预设的立场。叙事研究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赋予研究者更大的研究空间以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去提供不同的历史解释，而不只是简单地根据一种理论或范式去裁剪历史。其次，有助于我们研究视野的拓宽和研究重心的下移。同时，叙述研究的开展，也有助于改变传统史学偏重于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偏向，从而使更多的研究领域逐渐走进我们的视野。
四 结语
我们在以上的讨论中已经就“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叙事真实性的问题作出了简略的辨析。还有许多人没有被提及，但仅从上述，我们已经能看到一种趋势，即历史叙述都将是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的主要手段。我们理解一个历史叙事文本时，必须考虑文本的语境不同造成的理解差异、以及其中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和语言的历史性等等问题，历史叙述的研究，已经跨越学科的疆界。进而不仅在历史学领域，而且在文学、哲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内，叙述或叙事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在教育学的研究中也已经受到重视。而且，不仅教育历史的叙述将从这基础上得以发展，就是在对现实教育问题的研究中，叙事研究也将展示其独特的地位。因为，无论存在于过去的教育，还是存在于现实日常生活中的教育，教育学如果想确定教育学的社会位置，就不可能沉醉在理论观念的演绎之中，而应面对实践者们理解的真正的教育学研究文本，考察这些文本将如何在日常教育生活中培养实践者们有关教育学学科的兴趣和理解，以及使教育理解真正地关联教育中各种人物的实践发展。
可以说，对于历史叙事研究的辩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描述各种对叙事所作用的理论资源，更在于探寻教育叙事研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于自身理论话语的形成历程。由此，教育历史叙事也将成为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Hardy,The collected Essays of Barbara Hardy,vol.1,Sussex:Harvester Press,1987,p.1.
②Polkinghorne,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8,p.11.
③Polkinghorne,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pp.29—30.
④Bruner,J.( 1987) .' Life as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54/1,pp.11—32.
⑤[美]卢波米尔·道勒齐尔：《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载[美]戴卫·赫尔曼主编，马海良译《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⑥⑦《新叙事学》，第178、179页。
⑧⑨[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6—377、381页。
⑩(11)(12)(13)[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第402、3、8、8页。
(14)(15)[美]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5、144页。
(16)[英]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104页；[美]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135页。
(17)以上观点均可参见[瑞士]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6—37页、102—105页。其中，索绪尔把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并且是完全任意的。
(18)(19)(20)(21)(22)[美]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146、152—153、160、167页。
(23)(24)[美]海登·怀特著，陈恒译《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载陈启能、倪为国主编《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30页。
(25)(26)《新叙事学》，第177—202页。
(27)[美]乔治·麦克林著，干春松等译《传统与超越》，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28)丁钢：《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载《教育研究》2003年第2期。
(29)参见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London: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7; Emmanuel Le Roy Ladurie.Montaillou:The Promised Land of Error,tr.Barbara Bray.N.Y.:George Braziller,1978(许明龙、马胜利.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tr.John and Anne Tedeschi,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0; Natalie Z.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Imposture and Identity in a Sixteenth-Century Villag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30)[美]伊格尔斯：《80年代的历史学——十年回顾》，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31)参见[美]孔飞力著，陈兼等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美]史景迁著，李碧玉译《王氏之死》，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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