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式的党政关系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政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战后的民主改革，日本从制度上确立了政党政治的地位，在选举中获取多数席位的政党，在组织内阁对官僚机构实施政治上的领导、组织上的统制和监督的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立法过程中的主导权对官僚机构进行政策方面的领导，然而，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称为“官高政低”、或“官僚主导”、“官僚支配”的现象却十分明显，在决策过程中，日本的官僚机构不仅是绝大多数政策的首倡者，而且还通过利益诱导、情报操作、说服工作以及对政策审议会的控制等，在幕后操纵政策的起草、修改和审议，影响甚至决定政策的命运。在政治的前台抛头露面的执政党则更多地在扮演官僚机构代言人的角色，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作为执政党代表的大臣大都消极对待对官僚机构进行统制的职权，从而为官僚机构提供了更多的“行政自主性”，后者将通过广泛的“行政裁量权”去巩固官僚机构对民间的支配力，同时依靠这种支配力来增加其与执政党讨价还价的手段和力量。
相对于执政党起主导作用的政党政治，我们把这种官僚机构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现象称之为官僚政治。正是这种在政治机构中所处的独特的地位，使日本的官僚机构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官僚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影响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关于官僚政治的认识便成为理解日本模式的钥匙之一。本文试图透过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从决策过程、行政管理、官僚人事等重要侧面去分析和说明日本式党政关系的基本特点，分析和评价日本式官僚政治产生的背景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是非功过。
一.围绕决策主导权的攻防
这里所说的决策包括国会立法、内阁关于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以及对一些紧急政策课题的处理方针。在议会内阁制下，执政党在理论上将独占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但是，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官僚机构被认为是“后台的主角”。这首先表现为官僚机构是绝大多数政策的首倡者。以国会的立法过程为例，提交国会审议的法案可以分成议员提出法案和内阁提出法案两部分。一般来说，前者是由议员起草后提交国会审议的，因此更多地体现了政治家在政策问题上的首倡权；后者是由官僚机构起案，经内阁认可后提交国会审议的，更多地体现了官僚在政策问题上的主导权。有资料表明，从1988年12月召开的第114届定期国会起，到1993年12月底的128届临时国会为止的5年中，内阁提出法案为464件，议员提出法案为191件，八成以上属于内阁提出法案。此外，从法案获通过的比例来看，内阁提出法案的通过率为78.9%，相比之下，议员提出法案的通过率仅仅是31.9%。
官僚机构还利用在立法技术上的优势，对法案在国会的审议和修改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国会审议法案的过程中，各在野党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将利用一切场合对政府提出的法案展开批判，或针对法案的漏洞提出质疑并要求总理或担当大臣作出明确的回答。在国会审议、答辩以前，官僚们就已经开始做工作，就法案的宗旨和内容向大臣作必要的说明，根据在野党可能提出的问题为大臣草拟答辩的内容，有时甚至会帮助在野党议员拟定质疑的事项。此外，大臣并不见得是担当领域的专家，事先的准备难免有不充分的地方，答辩错了又将损害自己的政治形象，并为法案的通过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会还专门设立了“政府委员制度”，每当国会召集开会时，议院连营委员会将根据政府提出的名单任命大约二百多人的政府委员，其中将包括各行政机构的局长、科长等在内。一旦大臣遇到为难的问题，便会搬来当属行政专家的政府委员代为答辩解围。
执政党和官僚们往往在决策过程中进行竞争中的协作。官僚机构能否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取决于执政党对其支持与否。而执政党在维持和强化政权的过程中，官僚机构的配合必不可少。然而，由于政治立场和主张不尽一致，双方都力图掌握政治上的主动，尽可能地实现自己的主张。由此，双方又为实现各自的目标展开政治上的竞争。总的说来，官僚机构在竞争中占有优势。
执政党的政策倡议一旦为官僚们所反对，就很难实现。“实际所得倍增计划”的流产便是其中的一例。近年，日本的经济很不景气，职员的工资收入因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佳而难望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日元升值进口价格的下降，降低物价的可能性大大地增加了。事实上，由于流通企业之间的竞争的出现，以大幅度降价为特征的“价格破坏”现象已经形成了某种势头。许多经济学家和流通企业的人士认为，如果政府放宽对流通领域的限制的话，那么，与欧美各国相比过于偏高的物价是很有希望降下来的。以此为背景，羽田总理在1994年5月24日的内阁恳谈会上提出了“实际所得倍增计划”。即，在今后五年中将现在的物价降低两、三成，以此促成国民所得的实际增加。负责物价问题的经济企划厅长官寺（原字洒的左边加尺），在会上同意将总理的意见交给厅进行研究。然而，到了第二天，田中事务次官以“难以在降低物价问题上设定具体的目标”为由加以反对。结果，“实际所得倍增计划”还没有进入具体的研究就被放弃了。
相比之下，官僚机构所倡导的主张为执政党反对时，他们或等待时机、或动员各种力量来推进政策的实现。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外务省近年推进的主要政策目标。然而，日本国内的护宪派担心，一旦成为常任理事国，日本将因承担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活动的义务而不得不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在1994年6月诞生的村山联合政府中，社会党历来以护宪为大旗，先驱党也一直对出任常任理事国问题持谨慎态度，自民党内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派，但在村山内阁中担任外相的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却是有名的护宪派。为了打破以护宪派为主流的新内阁在加入常任理事国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外务省除了动员国内的支持力量外，还充分利用了其外交上的影响力。1994年8月，村山总理历访东南亚各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纷纷向他力陈，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符合亚洲各国的利益。同年9月初，河野外相在访问南美的一些国家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劝说。据说，这是外务省事先向这些国家做工作的结果。
官僚机构还会不时地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执政党。1994年4月，参加羽田联合政府的各党遇到过这样的事。近来，对日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美国改变了谈判策略，要求日本在诸如汽车、汽车部件、移动电话、医疗器材等领域作出有关进口方面的具体承诺，作为今后检验日本是否真正开放了市场的“客观标准”。日本的外务省、大藏省、通产省等有关当局则将美国的要求称之为“数量目标”，并以有违自己贸易之名加以拒绝。1994年1月，细川——克林顿日美首脑会谈破裂。美国扬言要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同年4月，细川宣布辞去总理职务，打开贸易谈判的僵局成为羽田新内阁必须处理的紧急课题。参加联合政府的各党在起草规定新内阁内政外交基本方针的政策协定时，起初提出要将日本巨额的贸易黑字“分阶段地压缩到适当的规模”。可是，大藏省等却以“适当的规模”有“数量目标”之嫌，通过细川前总理的秘书将其删除。
二.行政过程
大臣和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分析日本式党政关系的一个重要角度。根据法律的规定，新政权诞生以后，负责组阁的总理将主要从执政党的议员中任命各省厅的大臣和政务次官，代表政府对有关的行政机构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统制。大臣在理论上享有广泛的职权，不仅对所管的行政事务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且还可以通过任命高级官僚去贯彻自己或本党的政治意图。政务次官则从旁协助大臣工作。然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由于众多的因素的制约，大臣在其政治活动中很少也很难发挥主动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自始至终扮演了官僚机构在政治上的代言人的角色。
按照贯例，新一届内阁组成后，新上任的大臣都要在记者招待会上亮相，披露自己在任期间的政策及政治抱负。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只是充当了官僚们的传声筒而已。
日本的政治家们并非都没有自己的主见。然而，如果与官僚机构所推行的政策不合，一般来说，大臣将在官僚们执拗的说服劝说工作下，放弃或撤回自己的见解。科学技术厅为了解决21世纪的能源问题，正在实施一项高速增殖炉计划，各方面对此颇有非议。已投下了6千亿日圆的巨资用于实验，实用化最早也得等到40年以后；因其所管的电力公司负担了一部分费用，通产省主张推迟该项计划的实施；欧美各国则担心日本将实验所必需的燃料钚用于制造核武器。1993年8月，细川内阁成立，主张“将规划中的原子能发电计划冻结5年”的江田5月担任了科学技术厅长官，这使得该厅的官僚们十分不安。万一江田长官在公开的场合表示不同的意见，那么，该厅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于是，以事务次官平野拓也为首的科学技术厅的官僚们对江田展开了一场说服工作，终于取得了他对该项计划的同意。
在法律上大权在握的大臣为什么如此听任官僚的摆布，或者在许多场合向官僚作让步和妥协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执政党在组织内阁时未能贯彻“适才适用”的原则。新总理虽然也会安排精通某方面政策的政治家担任相关部门的大臣，然而，更多的却是遵循“平衡”的原则，根据各派阀的议员数分配大臣的名额，然后由各派阀领袖推荐大臣候选人。派阀的领袖同样必须考虑到派阀内部关系的平衡，主要依据议员的资历（当选次数）以及在提供政治资金等方面对派阀的贡献度等向总理推荐大臣的候选人。结果，在许多内阁中，“门外汉”多于专家。对于“门外汉”大臣来说，按官僚的意图照本宣科，可以避免“失言”招来的传播媒介的批判和攻击，避免在政治形象上受损。
再次，内阁人事的频繁更换同样妨碍了大臣们在行政过程中发挥政治主动性。自民党的长期政权在西方国家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而自民党内阁的寿命之短也颇为引人注目。自民党是由派阀构成的，派阀的最重要的机能便是促成派阀领袖登上总理的宝座。一位领袖在总理的位子上久了，势必挤占其他领袖的机会。为了使各派领袖们拥有更多的机会，也为了避免权力斗争的激化引起党的分裂，加快内阁的更替速度便显得十分重要。自民党不仅在制度上规定总裁的任期为2年，连任不得超过2届，而且实际上形成了“1届内阁解决一个重要的政策课题”的贯例。据统计，战后日本内阁的平均寿命为530日即1年半左右，能够称得上长期政权的只有吉田、佐藤和中曾根三位总理。此外，如果说派阀领袖意在登上总理的宝座，那么，执政党的普通议员则将大臣的椅子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围绕大臣职位的竞争率更高。为了平摊机会，更需要加快更替的速度。结果，内阁的寿命短，大臣的任期更短，大致1年左右就会进行所谓的“内阁改造”。许多大臣椅子还没有坐热就要离任，很难期待他们在取得经验熟悉政策后再来发挥政治上的主动性。
因此，在任期中能够有所作为的，只有那些既有政治实力又精通政策的“族议员”或派阀领袖。但是，这往往以他们和官僚合作为前提。不顾官僚机构的反对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将是一场政治上的赌博。往往得少失多。龟井静香运输大臣反对航空公司雇佣临时性的空中小姐便是其中的一例。近年，日本的航空业很不景气，一些主要航空公司连续3年出现亏损。为了节约工资开支，日航、全日空等征得主管部门运输省的同意，决定从1995年起开始雇佣临时性的空中小姐。可是，当龟井在1994年6月担任村山内阁的运输大臣后，即以待遇差的临时空姐士气低，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不能保证安全问题为由，要运输省指示航空公司中止该录用计划。航空公司接到指示后宣布暂时停止计划的实施，但是，以日本经济联合会会长永野健为代表的经济界则严厉批判龟井错误地干预民间企业的经营活动。各大报纸也纷纷发表社论，指责龟井的指示有违经济活动自由化的潮流。这场冲突虽然以日本航空答应3年以后将根据本人的希望和工作成绩等把临时空中小姐转为正式工，龟井则对同计划予以同意而结束。对龟井来说，因为得不到舆论的支持，这次与运输省及财界的冲突在政治上无疑是得少失多。
结果，对于大多数的政治家来说，大臣的职务与其说是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的机会，还不如说是显示自己的政治地位、提高政治声望和知名度以及向官僚卖人情的良机。对此，正如许多人在分析选民的投票行为后指出的那样，在日本，能否顺利当选为议员，一般来说并不取决于政党或候选人的政策主张，而是取决于候选人可能会给选举区带来多大的好处、以及候选人在选举区的组织基础等，前者包括为本选举区争取更多的补助金、公共投资，后者则以候选人的后援会为中心，依靠人缘、地缘和丰富的政治资金所展开的活动。官僚机构掌握着补助金、公共投资的分配，企业向政治家提供政治资金，又往往取决于后者能否为他们的利益对官僚机构进行有效的周旋活动。在政治家、官僚和财界相互利用，被称为“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中，政治家得罪不起官僚。
三.官僚机构的人事权
任免官僚是政治家推行自己的政策方针的重要手段。日本的法律虽然规定内阁和大臣有权任命或罢免事务次官、局长等高级官僚，但在实际的人事决定过程中，内阁和大臣会尽可能地尊重官僚机构关于人事任免的主张，将自身的作用局限于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任免手续上。当执政党、大臣与官僚发生严重的对立时，试图运用人事任免权强行推行自己的政治意图，将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除了官僚犯有某种过失以外，撤职事件大都与权力斗争有关，并引发更为激烈的权力斗争，招至舆论的非议，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最近发生在通产省的“内藤事件”便是其中的一例。内藤正久在辞职以前担任通产省产业政策局的局长，也是下一任事务次官的最有力的候选人。1993年10月，通产省内部流传着攻击前事务次官棚桥佑治等人的“匿名信”。不久，社会党和公明党的议员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对通产省的作风问题提出质问，属于新生党的熊谷弘通产大臣答应进行整顿。12月，熊谷大臣以会对棚桥事务次官的儿子棚桥泰文进行“特殊照顾”为名，要求内藤辞职。内藤虽然承认有不当之处，但是以“轻罪不能判以死刑”为理由拒绝辞职，除非大臣行使人事权直接将他罢免。从传播媒介的披露来看，对内藤的辞职要求牵涉到通产省内部以及自民党和新生党之间的权力斗争，即，前事务次官棚桥、产业政策局长内藤的政治立场被认为是倾向于自民党，新生党大臣利用通产省内一部分人对棚桥内藤体制的不满，试图拿内藤开刀削弱自民党在通产省内的影响力。
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内藤事件展开了激烈的攻防。熊谷通产大臣坚持内藤辞职，支持内藤的势力则批判熊谷小题大作，将恢复经济这一重要问题置之一边却热心于权力斗争。1993年12月底，内藤以“打开通产省内部的混乱局面”为由终于辞职离开了通产省。然而，事件却还谈不上平息。1994年4月社会党宣布退出羽田联合政府，自民党在政治上和社会党日趋接近，社会党井上议员等在国会的质问是接受熊谷通产大臣本人的委托的问题表面化了。这时已担任羽田内阁官房长官的熊谷极力否认依赖的事实，而内藤以及已辞职的前通产产业研究所次长大和彦则表示有这一回事。自民党要求内藤到国会作证，大有以此逼官房长官辞职的架势。内藤起初答应到国会作证，但在从美国返回日本的前日以急病住院为由没有实现。不久，羽田内阁总辞职，在国会追究熊谷的事也就不了了之，村山内阁一诞生后，新任通产大臣的桥本龙太郎表示将对以往的事既往不咎。但是，自民党“商工族”的议员们却念念不忘事务次官熊野英昭当时站在熊谷一边，要求其辞职的声音时有所闻。
无疑，日本的内阁、大臣或执政党不积极介入官僚的人事，恐怕与干预将引起的官僚们的强有力的抵抗、组织上的动摇、行政事务方面的混乱以及舆论的非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执政党这种在人事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使官僚机构利用人事上的自主性实现其在组织上的完整性。各个官僚机构形成了以事务次官为中心的、包括官房长、人事科长等高级官僚在内的主流派。他们掌握着人事大权，中层以下的干部将由人事科长负责任免调动，高级官僚则由官房长征求事务次官的意见任免，下一任事务次官基本由现任事务次官提名，最后由大臣、内阁会议认可。在决定人事变动的过程中，主流派将在考虑官僚个人的能力和成绩的同时，考虑他对组织、对主流派的忠诚。事实上，一旦被认为不忠，他将很难继续留在组织中，情况严重的甚至在离开了官僚机构后也难以享受通常官僚退职后所能得到的照顾。这种组织上的完整性大大地促进了官僚机构在政策上的统一性，即，尽管对各种行政问题的处理过程中，机构内部的意见不可能完全一致，然而，由于命令系统的健全，最后将得到统一。这使大臣在与官僚机构的对立中很难利用这种机构内部的意见分歧，而被迫以个人对组织的形式展开斗争。此外，除非党内和舆论的强有力的支持，否则，大臣将面临孤军奋战的局面，官僚机构能够以种种借口抵制大臣的指示的实现，直到大臣离任为止。因此，人事上的独立为官僚机构在处理行政问题时保持独立、抵制政治家的干预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四.“官僚主导”的背景
“官僚政治”、“官僚主导”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即便如此，从以上对日本党政关系的描述和分析中可以看到，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日本的官僚机构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为突出，而政党政治的发育一直处于不甚成熟的状态。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则是官僚机构和政党在组织构造上的特点。
首先，随着经济构造的复杂化，对立法技术、行政技术的要求不断提高。官僚机构作为专门的组织拥有大量的受过特定训练的人材，组织的稳定性又使管理知识、情报和经验得到不断的积累，这些对于政党和政治家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现代化起步较晚，民间的力量在开始的时候显得很弱，这种状况决定了国家必须在促进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日本的官僚们总是带着“天下国家”的意识去积极参与现代化的进程，并以卓有成效的活动证明自身确有能力领导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这种不可取代的作用将成为包括政党在内社会各界接受或容忍官僚主导的重要因素。一个强有力的根据是，舆论虽然不断批判官僚政治的反民主性，主张推进更多地反映民意的政党政治，但是，当政治家和官僚之间在具体的政策主张上发生冲突时，舆论却以“合理性”的标准来判断是非，往往站在官僚那一边。
其次，执政党的力量将因为派阀的存在而遭到严重的削弱。前面提到，自民党在组阁过程中出于平衡派阀之间以及派内议员之间关系的需要，很难顾及适材适用”和“人事相对安定”这两个基本原则，妨碍了政治领导性的发挥。不仅如此，由于没有一个派阀能在总裁选举表决时依靠本派的力量取胜，新内阁的诞生必然是各派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的政治交易的结果。共同的特点是总理派阀让权，如将事实上拥有党权（财权和人事权）的干事长的职务让给支持本派取得政权、在维持政权中又需要其继续支持的派阀，在分配其他党和政府的要职时兼顾各派之间的平衡等，严重时甚至会“求名舍实”，总理甘受他派幕后操纵的现象。政治权力的分散或“二重权力构造”的存在大大地影响了执政党内部的向心力，增加了其自身在政策调整上的困难。相比之下，虽然官僚机构内部的派阀之争也时有所见，并为政治家的介入留下可乘之机，但是，与各政党相比，官僚机构由于存在着严格的指挥命令系统或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内部造反”毕竟不多，以事务次官和官房长为首的主流派基本上能够控制机构内的大政方针。就这样，当政党和官僚之间发生意见冲突时，执政党首先面临统一内部的问题，而官僚机构却可以从容地展开所谓的“说服运动”，通过与本机构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的议员和利益团体，向执政党施加政治压力尽可能地使其接受自己的主张。
再次，本来就显得相对脆弱的执政党的凝聚力和求心力还容易在政局的动荡中遭到破坏，并为官僚增强自身的影响力提供机会。在战后确立的议会制民主主义制度下，因为政治家、政党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举的结果和舆论的态度，所以形势的变化很容易对他们的政治主张、政治姿态以及政治行动发生影响，严重时甚至会引起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结果，执政党将因内部失去原有的求心力而面临政权基础不稳固的难题。相比之下，官僚的地位却是由法律保证的并且是终身的，甚至上不受政局变化的影响。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组织构造，使得官僚机构能够在政局动荡之时填补执政党因专注于权力斗争、或政权交替后统治经验不足留下的政治空白。以细川联合政府为例，尽管其将“打破官僚支配”作为重大施政纲领之一，并获得了舆论的热烈支持，然而，由于联合政府各党围绕着政策问题和政局的主导权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同时也由于联合政府内部各政党没有足够的执政经验，官僚的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了极大的强化。反之，在自民党的长期政权下，以“族议员”的出现为标志，执政党的议员大大地提高了自身的政策设计能力、国会的议事能力以及利用控制官僚机构的经验和技能，使得党政关系逐步地向“党高官低”、即有利于执政党的方向发展。
五.“官僚主导”的是非功过
作为日本政治权力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执政党和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无疑对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当人们试图理解日本的政治系统是否在顺利运行时，总是要考察这两个权力机构的运作情况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在日本政治的研究中，党政关系一直是人们寄予重大关心的研究课题。然而，最近在如何评价“官僚主导”的问题上，研究者之间却出现了肯定和否定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或倾向。
日本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人们对日本模式的极大兴趣。在研究和探讨日本的经验的过程中，许多人指出了优秀而富有效率的官僚机构的作用。在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指出的是，以“官僚主导”为基本特征的党政关系或政治构造，是优秀的官僚发挥才能的前提条件之一。或者可以这样断言，以“官僚主导”为特征的政治构造，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了执政党和官僚机构的作用互补。
首先，“官僚主导”为政策提供了更多的科学理性。在议会民主制下，执政党和官僚机构在政治机能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政党的机能主要是在政治过程中争取、代表和贯彻民意。而官僚的机能主要体现在运用行政知识、行政技术，使经济和社会活动产生更好的效率。因此，在政治和行政的过程中，政党、政治家的活动带有更多的政治情感，官僚机构、官僚的活动则更多地注重理性。现代化进程往往是一种情感的运动，它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调整，并由此影响甚至决定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并引起他们之间的斗争和冲突。然而，现代化进程又必须是一种理性的运动。只有通过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客观分析、合理的计算，才能用具有说服力的政策或结果，将人们的能量从情感的对立引向理性的协作，最终产生建设性的效果。在“官僚主导”的政治构造中，日本的官僚机构从执政党那里获得了更多的“行政自主性”。官僚机构可以凭借这种高度的自主性排除执政党的过度介入，使得行政过程拥有更多的“合理性”。
其次，“官僚主导”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政策环境。在战后确立的议会制民主主义制度下，因为政治家、政党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举的结果和舆论的态度，所以形势的变化很容易对他们的政治主张、政治姿态以及政治行动发生影响。相比之下，官僚的地位是由法律保证的并且是终身的，这使得他们能够相对超脱于眼前的局势，更多地考虑到政策的连续性、整合性。“官僚主导”意味着政策的连续性得到某种保障，政局动荡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将通过官僚机构的“政治中立性”而得到缓冲。近年，日本的政局正在发生激烈的动荡，自1987年10月至1994年7月，不到7年的时间里总理之位七易其主。仅1993年7月自民党政权崩溃之后，1年之内就有3届内阁诞生。与许多国家不同，日本政局的动荡并没有对经济和社会发生强烈的冲击，经济和社会的运营基本上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官僚机构相对独立于政治，并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则是其奥秘所在。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事例是，与近年内阁频繁更换形成显明对比，石原信雄从1987年起，连续7年担任被称为官僚最高职位的官房副长官一职，创下了任期最长的记录。
在日本，近年来对“官僚主导”的批判越来越激烈。日本的现代化在官僚机构的强有力的推动下获取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在为官僚机构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又使“官僚主导”的种种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并导致对其进行变革的要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在进行现代化的进程中，官僚机构在向企业提供保护和支持的同时，对经济活动进行了许多被称为“经济规制”的限制。当“追赶欧美”的目标已经实现，企业必须通过创新来为新的发展寻找出路时，各种“经济规制”却在妨碍企业的创新。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民主制度要求政党和政治家对国民直接负责。但在“官僚主导”的政治构造下，官僚事实上行使着政治主导权，但很少对政策的失败承担责任。出于“日本的官僚体制应该进行何种变革，才能适应现代化成功后的政治经济环境”的这一考虑，近年，“打破官僚支配”、“强化政党政治”的要求已成为日本列岛强大的呼声。
标签：自民党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日本国会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政治论文; 日本政党论文; 日本首相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