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中国出版的法兰克福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克福论文,中国论文,情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600平方米的主宾馆、612场的主宾国活动、150余位作家和学者、300多名艺术家、700多名出版人的豪华阵容……10月13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原总经理曹健飞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看到有关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主宾国的报道，90多岁的老人心情激动：“现在跟当初真是天地之分了。那时候就是我们一个书店在搞，现在是倾全国之力在办。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分不开，与出版业的成就分不开！”
1949年9月18日，第一届现代意义上的法兰克福书展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开幕。十几天后，在相距8000多公里的亚洲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然而，当时因台湾书业用“中华民国”名义在法兰克福书展参展，为反对“两个中国”，新中国未组团前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6年，中国外文局所属国际书店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时光流传，2009年，中国出版业在法兰克福书展惊艳全球。从拒绝参展到成为主宾国，中国用了60年，中国出版人用几代人的努力书写了激动人心的法兰克福书展旅程。
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副司长陈英明对《出版人》说：“今年，中国担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是中国出版人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最好的献礼，作为出版人，我非常自豪。”无疑，陈英明发出了全体中国出版人的心声。
50年代：为了宣传新中国
1956年10月，时任国际书店副经理的曹健飞和他的同事郭毓基、马灿雄埋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中国小展台忙碌时无法想象，在43年后的2009年，在同一座城市上演了一场由中国出版人担任主角的出版盛会。
“第一次代表中国出版参展，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向西方宣传新中国。”50平方米的展台、三人组成的团队，几个租来的书架子上面插着五星红旗。在曹健飞记忆中，新中国的出版业就这样简朴而又意义重大地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登台亮相了。
1950年中国派志愿军抗美援朝后，美国随即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其中包括科技书刊。新中国建设初期百业待兴，亟须参考国外书刊资料。“1956年，为响应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书店派我们三人组成小组，一方面争取去当时的西德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一方面，去西欧国家采购科技书刊。”对此，国际书店的合作伙伴，西柏林的书刊批发商卡维公司和西德最大的科技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给予了积极协助。“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在会场租到了场地，并在书展开幕前，由斯普林格出版社派专人到东柏林接我们到法兰克福。”曹健飞回忆。
然而，那次参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书展开幕前两天突生意外，曹健飞一行发现会场大门前竖立的参展各国国旗中竟使用“中华民国”国旗代表中国。“我们当即向展览会当局严肃指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一定要改换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否则将拒绝参加展览。”在向展方当局抗议交涉的同时，曹健飞一行也将此情况向苏东国家同业和资本主义国家进步友好同业通报，得到一致声援。后来，展方当局答复，他们无意制造“两个中国”，误挂国旗是因为不知道新中国国旗式样。“恰好我们展品中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内有标准国旗图像，就请他们按《宪法》中内附图去制作新中国国旗。”展览会开幕前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终于在会场门前升起。工作小组连夜布展，胜利展出。
那次中国带去的展品主要是外文书刊、中文书刊和大量美术出版物。“我们当时对版权交易很不熟悉，也未参加国际版权协定，因此没有进行版权交易方面的工作，而主要是与各国出版商和书商洽谈书刊进出口贸易，重点是采购科技书刊和与若干批发商商谈购进美国科技书刊。”中国出版的书刊第一次大规模在法兰克福展出，引起西方书商的兴趣，工作小组接到不少订单。这为我国出版的书刊进入西方市场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推广作用。数据显示，1956年外文书店进口额达180万英镑，较1955年增加近三倍。
曹健飞还记得，书展最后几天面向观众开放，中国展台成为最受德国观众欢迎的展台。“每天从开馆到闭馆，观众川流不息。除了德文书刊和德国著作中译本，观众最有兴趣的是我国各类美术出版物和有中国特色的出版物，例如中医药、针灸、武术、烹调等方面的图书，以及一些中国画画册。”书展会场是不能出售展品的，但观众强烈要求购买。因此，在闭幕前的最后两天，中国展台开始出售展品。“几乎全部卖完了。后来，我们到西德其他城市和荷兰、瑞士等国访问，见到徐悲鸿的《奔马》被翻印，在各地书店都有销售，同业告知销路非常好。”曹健飞说。
那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是成功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参加在西方国家举行的书展，为世界了解新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展出的成功使我们认识到，用出版物向国外介绍中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文化宣传工作。”然而，第二年，因书展当局搞“两个中国”问题，中国中断了参展。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云变幻、中苏关系交恶，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因素，严重影响了中国图书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中国出版返回法兰克福书展的道路荆棘丛生。1972年中德建交，经过努力，1975年国际书店终于又代表中国以国家名义参加法兰克福书展。
90年代：学习用版权说话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80年代初，国际书店更名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1982年，时任国图公司总经理的曹健飞第二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书展的新任领导人彼得·魏特哈斯对中国很友好。展台的规模比原来大了，面积将近100平方米，不过还是四五个人组成的小团，出版物也不那么丰富，出版物质量也没有现在这么好。”
据陈英明介绍，上世纪80年代，我国出版社实力不够强，图书出口还是小规模的。后来，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形势更加艰难，但这都不能阻挡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决心和步伐。“除了法兰克福书展，我们还积极参加其他有国际影响力的书展，如意大利博洛尼亚儿童书展、美国书展、伦敦书展、东京书展、香港书展等。一开始去的时候，也就十多个人组团，去看人家的书，慢慢熟悉。在这个过程中为国内培养出一批版权人。”
德国海格立斯贸易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蔡鸿君正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版权代理人。“法兰克福书展对我而言，既是成长的摇篮，也是日后施展身手的平台。很难想象，当年来到德国的时候，如果不是选择住在法兰克福，如果不是每年都来看法兰克福书展，我后来是否会做版权代理人这个职业。”1990年10月，蔡鸿君正在法兰克福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他第一次迈进法兰克福书展会场。“出国之前，我并没有参加任何书展的经历，一下子就是法兰克福书展，非常震撼，咋地这么大的一个文化集会？！”从那以后，蔡鸿君就成了书展的常客。“最初只是喜欢看书和译书，也为《世界文学》杂志和国内的几家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社找一些合适中国出版的作品。”当时，蔡鸿君总是直接给作者或者出版社去信，希望免费授权，因为这也是国内委托人的希望。但是，他明显地感觉到，有些作者，尤其是出版社，对于中国一直没有签署国际版权公约颇有微词，他自己也渐渐地减少做这种有点像“乞讨”的事。1992年10月中国成功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这个消息让蔡鸿君感到欣喜，同时他也隐约感觉到做版权代理的商机，“至少我今后可以理直气壮地为我的委托人‘买’版权了”。但是，当他给德国的几家版权代理公司写信，希望为它们工作，将它们代理的作品转让到中国时，回信的公司都表示没有开发中国市场的计划。
与蔡鸿君在德国艰难摸索着边干边学同时，1993年，明天出版社副社长傅大伟也来到法兰克福书展。“当时去书展的名额有限，我们的团很小，一共十来个人，不到十家出版社。由新闻出版总署外事司派代表带着大家去，飞机票、展位费款自理。住宿被安排在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驻西德办事处，大家各交各的房费、饭费。回来后，还要到外汇管理局核销。”与前辈不同的是，这次傅大伟面临了一个全新的挑战——与国外出版商进行版权贸易，“我社第一次去法兰克福书展是在1991年。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两个国际版权公约，翻译国外的书没什么限制，拿过来直接译就行了，所以，去书展的人都不知道该干吗。”
万事开头难，第一次来到法兰克福书展的傅大伟用“晕头转向”概括自己的感受。“展馆多，在里面还要坐交通车，图书种类又丰富，眼花缭乱的。往往是约个地点谈，谈完以后再找就找不到了。”这时候，国内的版权贸易还处于起步阶段，出版社也没有“走出去”的任务。“去了也主要是在等，国外出版商来了介绍一下。”会展上，大苹果版权代理公司帮明天社约谈了几家国外出版社。“我们也就是初步接触性质的，拿一些书目回去研究。”傅大伟说。
刚开始跟国外谈版权，很多国外出版商都从没跟中国出版社打过交道，双方都有些摸不清门路。傅大伟遇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充满怀疑，国外出版商对中国市场太不了解，认为中国人报价太低，印数太少。“我们当时的书价跟国外的确相差很多，报价自然也低。有的甚至算下来就是100美元起印一本书。”傅大伟还记得，当时与一位丹麦作家谈一篇童话的合作，版税怎么凑都凑不够100美元，“人家嫌太少，都懒得跟我们合作”。另一种则是非常欢迎，这些出版商从文化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之前没有出过中国语种的产品，很愿意进行新的拓展，合作很顺利。
边学习，边实践。1996年，明天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20卷的“世界经典童话全集”，但其中涉及20多个国家、近80多位作家的作品，需要一个个地解决版权问题。傅大伟花了两年时间，终于找齐。“通过这次梳理，我们也基本掌握了20世纪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的大致脉络，为之后陆续引进这类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出版人的海外资源就这样一步步积累起来。
新世纪：边做生意，边“走出去”
在法兰克福书展舞台上，中国出版人逐步从最初的参观者转变为活跃的参与者。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出版业自身实力的增强，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资金多了，组团规模大了，出版物品质也提高了，但当时仍是以购买版权为主。这种情况到2003年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
陈英明告诉《出版人》，党的十六大提出“文化走出去”，政府开始鼓励中国图书“走出去”，把法兰克福书展作为试点项目。“法兰克福书展不再只是单纯的商业活动，而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文化展示窗口，以及中国出版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把手。”全国从上到下、方方面面都予以重视，资金、人员的投入增多。陈英明介绍说，原来每年的展费由总署拨款，大约有60万～80万元。2005年以后，中宣部和总署加大了拨款力度，近几年，政府每年对书展的拨款达400万元。
作为一位资深出版人，傅大伟切身感受到这些变化。“开始整个中国展团都在3号馆，也就两个标准层位，后来搬到9号馆；2000年以来，固定到了6号馆。原来展位费都是各出版社自己出，往往是三四家出版社共用一个层位；不集中也不好看。国家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政府支持力度加大，展位费、装修费都由国家承担，中国展团展台面积扩大了，层位的布置水平和气势明显提升。同时，我们还在书展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大型活动，旁边的展台都看得眼热。”出版社的积极性高了，版权输出能力也快速提升。在2005年法兰克福书展上，由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统一组织的人数超过500人的中国展团，首次以国家队的名义整体亮相，版权交易额也由前一年的100多项激增至1496项，其中，版权输出达615项。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出版更趋成熟。陈英明将其归纳为两点。第一，中国出版更加自信，与国际出版水平的距离在不断地缩小。第二，对国际出版的商业规则更加了解和熟悉。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助理赵武平是这个过程的见证者之一。2000年10月，还是国内一家业内媒体记者的赵武平，在歌德学院德国图书信息中心负责人克劳迪女士的安排下，第一次来到法兰克福书展。“我是在开幕当天赶到的，法兰克福市内的旅馆早订空子，书展工作人员告诉我最近的旅馆在另一个城市。最后没办法，我在晚上七八点钟，冒着小雨，拖着行李，住进了八人一间的青年旅馆。”前一天的沮丧并没有影响赵武平参观书展的心情，“对我而言，最激动的是，传说中的兰登书屋一下就到了眼前”。激动过后，赵武平冷静下来，“我慢慢明白自己来这干什么了，以前以为书展就跟画展一样，摆到那秀一下，原来这是一个商品交易会”。赵武平看到了与国内截然不同的交易方式和专业态度。“国外出版商来这里推销自己的产品，实实在在地做着生意。人家把书展当成大事来做，有统一形象，有英文样书。而我们的出版人在这些方面还比较欠缺。”
第二年，赵武平又去了书展。这一次他已经成为上海译文社的一名编辑。身份变了，心态自然也变了，“要选书，要学习，要交朋友，要做生意”。这对赵武平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最大的困难还是游戏规则，这是别人的游戏会场，有着既定的规则，作为局外人很难融进去。要不断地重申和解释，让人家明白，我是一个player，我也来演戏了，并且熟悉他们的玩法”。
学习怎样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做生意，成为新世纪中国出版人的一门重要功课。2004年10月，刚进入上海九久读书人公司的彭伦也踏上了法兰克福书展之旅。新鲜的视界、丰富的品种，让这个年轻的编辑格外兴奋。“我贪心收集了一大堆国外出版社的书目，都想带过来仔细看。结果在机场托运行李超重，最后打开箱子丢了不少书目。”彭伦在这次书展上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的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的版权，这对他意义重大。“这既是我第一次法兰克福之行的收获，也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收获。”现在，对于已经是九久公司副总编辑的彭伦而言，法兰克福书展更多的是整个书业的信息平台和社交平台。“每次的书展都是我们的发现之旅。在书展上可以看到下一个季度或下一个半年的欧美新书，借之可了解欧美的出版趋势，获得线索。”与此同时，法兰克福之旅还是彭伦人脉网络的建立过程。“要利用这个平台广交朋友，要学习他们的游戏规则，知道在交流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在彭伦看来，在书展上最重要的品质是“坦诚”。“书都是人做出来的，做书就是交朋友。我去法兰克福书展的五年，就是一个慢慢获得信任的过程。让国外了解你的公司，这需要时间，不要操之过急。国外市场对中国图书是有兴趣的，但还需要我们耐心培养，要让人家了解中国的文化是怎么回事，知道如何对你授权，要有开放的心态，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傅大伟也有同样的感受。“法兰克福书展是一个出版资源的发掘地。头几年我们更多的是去引进原料，近几年开始叫卖。然而，欧美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供销的连锁，没有想把中国作为一个出版资源的发掘地，所以，我们要做开拓性的工作，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2006年，在蔡鸿君的牵线搭桥下，明天社出版的杨红樱《笑猫日记》系列在曾出版《冒险小虎队》的德国SchneiderBuch出版社出版，双方作者在法兰克福书展进行了对话。新世纪以来，《中国读本》《李岚清教育访谈录》《汉语900句》等精品图书的版权陆续输出，中国出版在法兰克福书展的平台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国出版”的国际形象逐渐清晰。
2009：多元世界文化的新主角
“十多年来，每一次书展，即使时间再紧，我都要认真地参观主宾国的中心展场。每一次都暗暗地期望，中国有一天会成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并且坚信，如果中国作为主宾国在法兰克福书展登台，将会给世人一个巨大的惊喜。”蔡鸿君的心愿在2009年10月终于实现。
正如歌德学院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任王竞所说：如今的法兰克福书展平台不只是一个版权交易的场所，书展上各国媒体聚集，主宾国议题也由出版业扩展到文化、政治、经济、科技等更丰富的话题。“它是一个发风气之先的平台，预示着世界出版的趋向，也掌握着国际话语的风向标。中国政府提出‘文化走出去’，中国出版人一定要登上这个舞台。”王竞说。
耄耋之年的曹健飞对此次中国主宾国活动充满信心：“我现在行动不便，只能从报刊电视上了解相关情况。现在国家支持力度这么大，规格这么高，远远超出出版物的范畴，相信一定会对全世界了解中国出版和中国文化有很大的作用。”
其实，上世纪90年代，法兰克福书展前任主席彼得·魏特哈斯就曾提出让中国担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后来，在历届署领导的关注和努力下，这个设想逐步细化。2003年，中国提出“文化走出去”的新国策又带来新契机，让成为主宾国最终成为可能。期间经历了十几年时间，共经历了魏特哈斯、诺依曼、博斯三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席。
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图书信息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项目上，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与中国政府沟通，以及如何准确理解和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无论是之前的奥运会还是之后的世博会，中国都是在自己的舞台上表演，而此次中国是在别人的舞台上唱自己的戏。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中国的特色，传达中国的信息；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如何促进西方媒体，以及德国政府和人民的理解，要做很多微妙的沟通。”王竞认为，在会展上，中国出版人如何坦然对待和回应西方，如何通过精彩表现来吸引他们的关注尤为重要。王竞高度赞赏中国出版人这些年来的表现和进步。“中国出版从一个边缘角色慢慢活跃起来，直到今天成为主角，是非常大的进步。”
而中国政府对这次主宾国活动表现出的态度也让王竞非常惊讶和欣喜。“中国政府转换了思路，开始关注的不只是‘我们要向西方表达中国文化’，而是‘西方的接受能力’。中国政府在离开自己国土的国际会展上表现出一种大度、自信、前卫的姿态和方式，用开放性的国际化的视野，传递当代中国的声音，非常了不起。”本届书展中国主题馆的设计，经过层层筛选最终选中有着中德两种文化背景的设计师李继伟的作品。他的设计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设计思路，打通中西，又呈现出非常中国的气质，对此，王竞表示钦佩中国主办方和中国官员的勇气，“他们愿意用这种表达方式把中国文化元素传递给世界，展示当代中国的形象。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将是历届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中最受瞩目的一个”。
对于本次中国主宾国活动，国内的出版人在深感自豪的同时，态度也更趋于务实。傅大伟表示，出版作为“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中国出版人的担子是非常重的。“法兰克福书展是我们工作中强度最大的会议之一。每一年，五天的书展跑完，最后那天晚上结束工作，从地铁站看着远处6号馆的灯光逐渐熄灭，我都会由衷地松一口气。这次主宾国有更多工作要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展示自己的文化，切切实实地去打拼。”傅大伟说。
（感谢外文局提供资料与历史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