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发展质量研究_两化融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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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13)01-0050-11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2011年GDP超过47万亿元,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2位,其中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2010年达到49.2%。从工业化进程来看,社科院《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指出,2005年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但该报告同时也指出,目前中国还称不上是工业强国。为加快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步伐,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工业由大到强,2011年12月30日,国务院印发了《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务院发布实施的第一个针对整个工业的中长期规划。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工业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工业仍将是中国经济的主体,是推动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引擎。

然而,在中国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逐渐显露,如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工业生产效率和效益不高等。特别是资源束缚压力日益严峻,环境承载能力难以为继,原有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从国际上来看,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压力是各工业化国家都难以逃脱的现实,上世纪90年代,英美等国家提出的绿色GDP、绿色经济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1]于2011年10月发布了《2011年工业发展报告》,重点考虑了工业能效水平,并从工业能力、制造业出口能力等六个方面构建了工业竞争力指数(CIP),对2005—2009年118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竞争力指数进行了测算。从国内来看,中国学者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此类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如王永瑜和郭立平[2](2010)对绿色GDP核算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3](2011)针对中国工业绿色转型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了引导各地长期以来以GDP高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4]在2011年发布了《2010年地区综合发展指数报告》,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和科技创新五个方面对2000—2010年各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进行了测算。

可见,仅仅关注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实需要,关注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综合发展水平尤为重要。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来看,当前亟须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来客观反映和评价工业发展的质量,引导并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高工业发展质量是中国加快工业转型升级,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是中国经济实现健康持久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工业发展质量的内涵及研究意义

(一)内涵

关于绿色经济和绿色GDP,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且逐渐达成一致。一般认为,绿色经济是指通过有益于环境或与环境无对抗的经济行为,共同提升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实现可持续增长[5-6]。而国内关于工业发展质量的研究还是凤毛麟角,目前尚未见到有关工业发展质量的明确定义。本文认为,工业发展质量与绿色经济具有一定的共性,即都关注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但是,绿色经济主要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层面的环境保护和能源消耗状况,而工业发展质量则涉及到工业发展中更加综合、更为广阔的多个领域。综合来看,工业发展质量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发展的优劣状态。具体来看,是在保持合理增长速度的前提下,更加重视增长的效益,不仅包括规模扩张,还包括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资源节约、环境改善、两化融合、惠及民生等诸多方面。现阶段工业发展质量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速度和效益的有机统一。工业发展要以一定的增长速度为基础,这对于尚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的国家尤为重要。然而,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将导致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载、产业结构失衡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甚至影响到工业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效益是工业实现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关键。因此,实现速度和效益的有机统一,是提升工业发展质量的着力点和关键点。

第二,结构持续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反映了生产要素在行业、企业、地区之间的配置状况和工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工业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体现。提高工业发展质量,必须要统筹处理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与轻纺工业、大企业大集团与中小企业、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等重要关系。

第三,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工业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和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根本要求。当前,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已成为制约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瓶颈。提高工业发展质量,要求加大科研投入、加快技术进步、加强技术成果产业化,不断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第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实现工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是缓解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提升工业发展质量,必须提高资源的集约和综合利用水平,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基础上,增强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五,两化融合不断深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要求。信息技术、信息产品、信息资源、信息化标准等信息化要素,在工业技术、工业产品、工业装备、工业管理、工业基础设施、市场环境等各个层面的渗透与融合,可以大大提升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水平,从而提升工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推进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六,人力资源结构优化和待遇提升。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拥有丰富的高素质人才和劳动力资源。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源优势转变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应有之义。提高工业发展质量,既要充分依托中国在人才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还要着眼于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就业问题,并不断提高中国工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报酬水平,使企业职工能够分享到工业发展的成果。

(二)研究意义

“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不能也不应追求过高的增速,而应将重点放在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加强对工业发展质量的评价和研究,是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

第一,研究工业发展质量是科学衡量工业转型升级效果的迫切需要。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已成为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工业转型升级主要体现在自主创新、结构优化、两化深度融合、绿色低碳等诸多方面,其核心目标就是要实现工业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然而,单一的指标难以准确、客观衡量转型升级的效果,亟须构建一套能够全面准确衡量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指标体系,引导各地政府和企业走内生增长、集约高效的发展道路。

第二,研究工业发展质量是正确引导地方工业实现科学发展的有效手段。长期以来,规模速度等指标多被用来考核某一行业或地区工业发展效果,不仅形成了普遍重视产值和速度的情况,还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竞争力不强等深层次问题。加强对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研究,有利于引导各级政府通过加大创新投入、推进节能减排等措施,下更大工夫优化产业结构,改善工业整体素质,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引导地方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方式转变上来。

第三,研究工业发展质量是准确把握工业经济运行规律的内在要求。加强对工业发展质量的评价,有利于我们全面分析工业经济运行的中长期特点、趋势和影响因素,深刻剖析工业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准确把握工业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进而研究提出各地工业发展的定位和目标任务,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规制、监管、服务职能,强化规划、标准、政策的引导作用,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三、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基本原则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是开展工业发展质量评价工作的关键环节。针对工业发展质量的内涵和特征,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中,要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第一,系统性原则。工业发展质量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但评价指标体系不可能无所不包,只有那些真正能够直接反映工业发展质量内在要求的要素才能被纳入到指标体系之中。同时,评价指标体系不应是一些指标和数据的简单堆砌与组合,而应当是一个安排科学、结构合理、逻辑严谨的有机整体。

第二,可比性原则。指标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在产业结构、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尽可能选取具有共性的综合指标,并且代表不同经济含义、不同量纲的指标,在经过相应处理后,可以相互比较。考虑到中国地区发展差异较大,总量指标不具备可比性,指标选择尽量采用相对指标。

第三,可测度原则。要求所选择的指标应充分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量化的难易程度,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既能全面反映工业发展质量的各种内涵,又能尽可能地利用统计资料和有关规范标准,采取各种直接的或间接的计算方法能够加以量化,否则就会失去指标本身的含义和使用价值。

第四,可扩展原则。指标的选取要突出现阶段工业发展的战略导向,构建出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业转型升级、两化融合等新形势新要求的指标体系。同时,受统计指标、数据来源等多种因素制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不宜过分强调它的完备性。对于暂时无法纳入本评价体系的指标,要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逐渐补充和完善。

(二)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的构建,必须建立在准确理解和把握工业发展质量内涵的基础上。根据前文对工业发展质量内涵的理解和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初步建立了由速度效益、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资源环境、两化融合、人力资源共6大类、22项具体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构建工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需要不断探索与实践,且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同时,由于不同地区的工业发展基础、产业结构、自然禀赋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用同一套指标体系进行评价,虽总体上可行,但对部分地区来讲其评价结果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偏颇。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持续深入的研究来加以完善与改进。

(三)研究方法

1.指数构建方法。统计指数是综合反映由多种因素组成的经济现象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平均变动的相对数[7]。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统计指数进行不同的分类:按所反映现象的特征不同,可分为质量指标指数和数量指标指数;按所反映现象的范围不同,可分为个体指数和总指数;按所反映对象的对比性质不同,可分为动态指数和静态指数。为全面分析全国及各地区的工业发展质量,本文构建了工业发展质量时序指数(2005年为基期)来反映全国及地方省市工业发展质量历年的时序变化情况;构建工业发展质量截面指数来反映地方省市工业发展质量在某一时点上的截面比较情况。按照统计指数的分类,工业发展质量时序指数即为动态指数中的定基指数,工业发展质量截面指数即为静态指数,并在此过程中计算了速度效益、结构调整等六个方面的分类指数,即个体指数。

2.权重确定方法。在指标体系的评价过程中,权重的确定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因为权重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从统计学上来看,权重确定一般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前者一般包括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后者一般包括主成分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离差及均方差法等。主观赋权法的优点在于能够充分利用专家对于各指标的内涵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经验判断,客观赋权法的优点在于不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充分挖掘指标数据本身所蕴含的信息。为避免主观赋权法的经验性过强以及客观赋权法的数据依赖性较强,本文利用德尔菲法和变异系数法进行主客观综合赋权的方法。选择德尔菲法的原因在于,工业发展质量是一个衡量工业发展水平的综合概念,不仅需要结合数据本身,同时也要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所处发展阶段及政策导向等因素。选择变异系数法的原因在于,从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来看,差异越大的指标越重要,因为它更能反映出各地区工业发展质量的差异,如果全国各省市的某个指标没有多大差别,则没有必要再将其作为一项衡量的指标,所以对差异越大的指标要赋予更大的权重[8]。

权重的测算过程为,首先计算各项指标的变异系数,然后计算各指标的客观权重,最后利用德尔菲法得到的主观权重和利用变异系数法得到的客观权重进行平均,得到各项指标的最终权重。

(四)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研究的数据全部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十一五”时期中国信息化发展指数(IDI)研究报告》[9]以及各地的统计年鉴。由于西藏部分指标缺失,故未参与评价,本研究也不含港澳台地区,最终研究对象为全国及30个省(区、市)。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公布2010年的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数据,为保证工业发展质量时序指数在历年之间具有可比性,我们利用各地历年统计年鉴中的工业增加值指数、工业增加值和工业能耗数据,计算得到2005—2010年30个省(区、市)以2005年为不变价的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其中2010年全国工业能耗是按照2005—2009年工业能耗占总能耗的平均比重估算得到,新疆工业能耗是利用新疆统计信息网公布的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原煤消费量代替。

为保证时序指数能够真实反映走势情况,在全员劳动生产率、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3项指标计算过程中涉及到的工业增加值均调整为2005年不变价;单位R&D经费支出利用王玲和Szirmai[10](2008)提出的R&D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该指数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合成,权重各取0.5;500强企业占比指标,在衡量全国工业发展质量时是指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中国企业数量(不含港澳台)所占比重,在衡量地方省市工业发展质量时是指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发布的历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各省数量所占比重;《“十一五”时期中国信息化发展指数(IDI)研究报告》中未公布2010年全国及各省市的信息化发展指数,本文利用2005—2009年的年均增速估算得到2010年数值。此外,由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均为逆向指标,我们取其倒数转为正向指标以便于统一分析。

四、全国及地方省市工业发展质量评价

(一)全国工业发展质量评价

利用表1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主客观综合赋权法,计算得到2005—2010年全国工业发展质量指数及分类指数,结果见表2。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全国工业发展质量无需作横向比较,因此该指数就是前文所讲的时序指数。

2005—2010年,全国工业发展质量指数呈上升趋势,从2005年的100上升至2010年的167.5,年均增速为10.9%,表明“十一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质量有较明显的提升。

(二)分类指数对总指数的影响

2005—2010年,全国工业发展质量的六个分类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两化融合指数和结构调整指数快速增长,年均增速分别高达20.6%和15%,前者的增长主要是由互联网普及率的快速提升推动,后者的提升主要是由规模以上小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500强企业占比的强劲增长推动;人力资源指数和资源环境指数较快增长,年均增速分别为9.9%和9.1%,前者的增长是由工业职工平均工资、工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和研发人员占比的提升综合作用所致,后者的提升主要源于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的明显下降;技术创新指数增长相对较慢,年均增速仅为3%,其中单位R&D经费支出的发明专利数较快增长,但技术改造经费占比下降幅度较大,严重抑制了技术创新指数的增长;速度效益指数波动增长,年均增速为7.1%,2008年的回落与金融危机关系密切。

表3显示的是与2005年相比,2010年六个分类指数对工业发展质量指数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可以看到,结构调整指数和两化融合指数的贡献率最高,分别为33.7%和24.3%,分别拉动22.8个百分点和16.4个百分点;资源环境指数和人力资源指数的贡献率较高,分别为16.7%和12.7%,分别拉动11.2个百分点和8.6个百分点;速度效益指数和技术创新指数的贡献率相对较低,仅为8.3%和4.4%,仅拉动5.6个百分点和2.9个百分点。

(三)地方省市工业发展质量评价

表4是2005—2010年中国30个省(区、市)工业发展质量截面指数及排名,表中最后一列是2006—2010年截面指数的均值及排名,体现的是“十一五”时期各地区工业发展质量的总体水平。表5是2006—2010年中国30个省(区、市)工业发展质量时序指数,表中最后一列是2005—2010年时序指数的年均增速,体现的是“十一五”时期地区工业发展质量的增长水平。为衡量各地区在截面和时序上的综合表现,将表4中“十一五”时期的指数和表5中的年均增速利用聚类分析进行归类,聚类方法选用Ward法,度量标准采用平方欧氏距离,最终将30个省(区、市)分成四组,结果见表6。同时,为直观看出各地区工业发展质量在两个维度上的表现,以各地区截面指数均值和全国时序指数为基准绘制散点图,将30个省(区、市)划分在四个象限中,结果见图1。

从工业发展质量截面指数(表4)来看,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浙江和山东是中国工业发展质量较高的地区,2005—2010年始终处于全国前八名。北京工业发展质量始终处于全国首位,这与其多年来在技术创新、两化融合和资源环境等方面始终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密切相关。天津工业发展质量始终处于全国第2位,主要得益于资源环境、两化融合、结构调整和速度效益等多个方面的良好表现,特别是资源环境指数连续多年处于全国首位。上海工业发展质量保持在全国第3、第4的位置,主要原因在于其两化融合指数和资源环境指数连续多年处于全国第2位和第4位,结构调整指数也位居全国前列。江苏工业发展质量提升明显,从2005年的第7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4位,主要原因在于江苏在结构调整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排名从2005年的第4位上升至2007年的第1位,并将优势一直保持到2010年,同时江苏在技术创新、资源环境、两化融合和人力资源等多个方面表现较好,处于全国前列。广东工业发展质量的排名有所下滑,从2005年的第3位下降至2010年的第6位,主要原因在于广东人力资源指数的排名下滑较为明显,但广东在结构调整、资源环境和两化融合方面处于全国前列。浙江工业发展质量排名较为稳定,其在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资源环境和两化融合等方面表现较好,一直处于全国前列。山东工业发展质量排名有小幅波动,2010年下降较为明显,从第5位下降至第8位,主要是由速度效益指数和人力资源指数大幅下滑所导致的,但山东的结构调整指数和资源环境指数均处于全国前列。

地区分布方面,除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质量截面指数处于全国前列以外,东北的辽宁、西部的陕西和重庆、中部的湖北和湖南也表现较好,均处于全国中上游水平,其中湖北和湖南的排名均呈上升趋势,但广东和辽宁的排名有所下降。此外,河北、黑龙江、河南和海南的排名下降幅度较大。

分类指数方面①,中西部地区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例如,内蒙古、新疆等西部地区在速度效益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在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等方面成绩显著。结合东部地区的表现来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各具特色,各有优势。

从工业发展质量时序指数(表5)来看,2005—2010年,东北的吉林和辽宁、中部的江西、湖南、安徽、河南以及西部的重庆、青海和内蒙古等省份的工业发展质量增长较快,年均增速均超过12%。而上海、天津和黑龙江的工业发展质量增速相对较慢,年均增速不及8%。

综合来看,东部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质量在截面指数中表现较好,而在时序指数排名中表现相对一般(表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中国产业转移成效显著,但工业转型升级面临较大挑战。图1中,位于水平线上方的地区是工业发展质量截面指数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的省市,位于垂直线右侧的地区是工业发展质量时序指数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因此位于第一象限的地区是工业发展质量截面指数和时序指数均表现较好的省份,可见江苏、重庆等省市在横向比较中处于全国中上游水平,在纵向走势上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而第三象限的省份如云南、山西等则处于存量基础不足、增量扩张乏力的困境,这些省份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加快工业发展质量提升的速度,扩大增量、做大存量。

五、对策建议

“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应在维持工业平稳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大力提升工业发展质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本文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加快工业结构调整

工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是一项与经济、社会、科技等各个方面密切相关的系统性工程,需要以技术进步为动力,以组织结构调整为切入点,深化工业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战略性产业,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才能顺利实现工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工业国际竞争力。

一是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从评价结果看②,500强企业占比和规模以上小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两项指标对结构调整指数的贡献率超过97%。因此,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应从骨干企业和中小企业两方面着手。建议对于骨干企业应推进强强联合,培育若干拥有名牌产品、先进技术、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要为其提供信息咨询、融资贷款、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等社会服务体系,使之朝着“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

二是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化调整行业结构。2006—2009年,中国高技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2010年虽有提升,但仅回到2005年水平。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是21世纪企业技术进步的方向和市场竞争的制高点,也是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要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重大战略决策,建议加大资金的扶持力度,发挥政府政策导向作用,实现体制机制创新,同时要创造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商业模式,为高新技术产品打开市场做好服务。

(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工业走出低端的关键是制造技术的积累和创新。工业结构的升级取决于技术结构的升级,技术创新能力薄弱是当前影响中国工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是加强对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从评价结果看,全国技术改造经费占比从2005年的3.6%持续下降至2010年的2.3%,表明相对于已经创造的工业总产出来讲,中国的技术改造经费投入力度在减弱。建议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淘汰落后的工艺和设备,压缩过剩的生产能力,逐步实现关键技术以模仿和引进为主,转向自主开发为主,优化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

二是提高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近几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占比都有较大幅度提升,但是技术创新的产出效果并不理想,单位R&D经费支出的发明专利数虽然总体增速较高但在2006年出现明显下降,新产品产值率上升幅度较小且在2008年出现小幅下降,说明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产出效率并不高,这与科研项目评审和管理机制不健全有关。建议在投入科技经费后,加强对项目过程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引导新产品走向市场。

(三)促进工业低碳发展

未来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需要依靠政策引导和技术进步,形成绿色低碳发展的新模式。建议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约束机制等措施,加大政策引导作用,使企业将节能理念落实到节能减排、环保、能效提高上。同时,还要依靠技术创新推动工业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四)推进两化深度融合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以创新为核心,以制造能力提升为主导,是信息化、工业化二者共同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双方的要素、手段和形态从相互结合、渗透到彼此相融,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相互作用过程。从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信息化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对工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其影响力度均超过5%。因此,建议继续加大对信息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提高基础装备信息化水平,尤其是离散制造装备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要大力发展工业软件、新一代信息技术,着力突破制约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核心技术和行业共性瓶颈。

(五)适当降低工业增速预期

首先,应正确看待工业增长速度平稳回落,并视其为结构优化调整和缓解资源环境束缚压力必经的发展阶段。当前,中国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都正在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投资的高增速难以持续,出口受到主权债务危机后世界经济减速、外需放缓的影响,增速也开始逐步回落。另一方面,消费虽然保持增长势头,但支撑城乡居民增收的因素有所减弱,汽车、住房消费可能延续低速增长,增速将稳中趋缓。总体来看,从“十二五”开始,我国工业的潜在增长率将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与此同时,工业长期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有的已开始显现,有的仍处在矛盾积累期。长期保持高增速,既不符合转变工业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也不应成为政策追求的目标。

其次,在技术瓶颈依然存在以及资源环境硬约束短期内尚难突破的条件下,工业增速的平稳回落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恰恰是我们换取结构调整空间、促进质量效益提升、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的有利时机。在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的协调均衡的前提下,只要不对就业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冲击,就可以接受增速的适度降低。建议充分把握好当前工业增速平稳回落的有利时机,把中国工业发展扭转到质量效益型的轨道上来,加快推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扩大消费为中心重塑工业增长的动力机制,构建内需主导的可持续的工业发展模式。

收稿日期:2012-05-29 修回日期:2012-11-05

注释:

①受篇幅所限,文中未给出各地区六个分类指数的详细评价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受篇幅所限,文中未给出22项指标对各分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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