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寻找上海”的另一种可能——再读王安忆《长恨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恨歌论文,流言论文,上海论文,再读论文,王安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3)06-0043-06
1995年，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在《钟山》杂志2、3、4期上连载发表，次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在一次访谈中，王安忆这样形容自己和自己的写作：“我也是做手艺活的。今天看到一个料很小，那我就做一个小东西，明天可能会有很大的料，那就去做一个大东西。如果材料看上去稀奇古怪，那我就做一个很古怪的东西。”[1](P156)而《长恨歌》就是一则“先想好结果再写前面”的故事，触动王安忆写作的是一则来自小报上的“流言”——一个上海小姐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一个上海小流氓杀了[2]。这类谋财害命的市井新闻隐蔽在报纸的角落里，被市民们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许也可能成为长脚在餐桌上说得有声有色的“流行语和街头传闻”中的一则：
天外奇谈一般，叫人目瞪口呆的。这些事情……王琦瑶却大开了眼界，真不知道在这城市夜也平常昼也平常的生计里，会有着烧杀掠抢，刀光血影的。心中半信半疑，就当故事来听。[3](P304)
“流言的浪漫在于它无拘无束能上能下的想象力”[3](P10)，这个没头没尾的谋杀故事因为主角是昔日的“上海小姐”又平添了几分“传奇”与“香艳”，王安忆把这则包含着“侦探”、“情色”、“秘闻”等因素的流言扩充成一阕“长恨歌”。《长恨歌》的主角是跨越了40个年头的上海小姐王琦瑶。王琦瑶究竟是怎样的女人？王安忆以王琦瑶一生境遇书写上海历史与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都市语境又有何关联？这正是本文所要做的一点探究与尝试。
一、上海小姐流浪记
张爱玲当年曾经把自己的一部散文集取名为《流言》，“以前《流言》是引一句英文——诗？Written on water(水上写的字)，是说它不持久，而又希望它像谣言传得一样快”[4](P320)。王安忆也在《长恨歌》第一部第一章第二节的篇章里大肆描摹“流言”的情状，“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是女人家的气味”[3](P7)。既然“流言”是水上写字，那便能四处传播；是“女人家的气味”，那女人便是流言的主角与载体，一如王琦瑶。可以这么说，王琦瑶本身就是上海这座城市中的一则“流言”，《长恨歌》亦可视作是上海小姐在上海这座城市中流浪的故事。
王安忆曾言《长恨歌》是要“为王琦瑶的仅有的好日子，搭一个盛丽的舞台”[2](P121)。而这仅有的一星繁华却是王琦瑶在这座都市中流浪的起点。因为一帧刊在《上海生活》封二的照片，王琦瑶得了“沪上淑媛”的名号，也因于此，她参加了“上海小姐”竞选。在漫天的康乃馨的雨中，“一顶花冠戴在了她的头顶”，“上海弄堂的女儿”成了“三小姐”。这是最辉煌繁盛的一刻，实际上也是最具“悲剧性”的一刻，由这一刻开始，王琦瑶便成了个有些“不正经”的女人了。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中向我们介绍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有无数的流行小报蝇刊定位于声色犬马。而早在晚清的此类名妓杂志上，就举办过选美比赛；每位“名花”都各有其文士名号。但实际上，名妓文化并没有从现代中国文学里退隐，只是她们的“公众形象”被更为现代更令人尊敬的女性照片和画像代替了[5]。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上海小姐”的名号，那么它也不过是“名妓风流”的代称或雅称罢了。
成了“上海小姐”的王琦瑶得到“军政界大人物”李主任的垂爱，摇身成为爱丽丝公寓的女寓公。爱丽丝公寓“在我们凡俗的世界，真是一个奇境，与我们虽然比邻，却是相隔天涯，谁也看不见谁的”[3](P85)。“公寓”是介于“公共”与“私密”之间的具有暧昧性的空间。公寓是属于已经解决了衣食等基本生存问题的人们的空间，它为情欲的衍生提供了基础和可能。公寓既引人遐想又“游离于正常体制，如一夫一妻制婚姻之外”[6]。“这样的公寓还有一个别称，就叫做‘交际花公寓’。‘交际花’是唯有这城市才有的生涯，它在良娼之间，也在妻妾之间，它其实是最不拘形式，不重名只重实。它也是最大的自由，是城市里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涯，公寓是像营帐一样的避风雨，求饱暖。”[3](P88)“交际花”的身份是存在于妻妾、良娼之间的夹缝中的，建立在丰厚富足的物质基础之上，它表达了一种“个体独立性的丧失”。当一直以来仰赖依附的李主任化名张秉良沉冤海底之后，王琦瑶不得不离开爱丽丝公寓，堕入如网如海的弄堂之中，“上海小姐”的虚荣浮华都已终结。
“上海这城市最少也有一百条平安里”，“王琦瑶住进平安里三十九号三楼”，“到护士教习所学了三个月，得了一张注射执照，便在平安里弄口挂了牌子。这种牌子，几乎每三个弄口就有一块，是形形色色的王琦瑶的营生”[3](P133)。只求生计却并无职业，亦没有家庭的王琦瑶是爱丽丝公寓遗下的“散兵游勇”，是这座城市的“零余者”。所谓“流浪”对于王琦瑶而言并不是只囿于空间维度上从静安寺到平安里的迁徙，而更大意义上是指她“流浪”于时代的大潮之外。王琦瑶似乎是“逸出时代/时间”的：栖身爱丽丝公寓之时，“那公寓里，白天也须开着灯，昼和夜连成一串，钟是停摆的，有没有时间也无所谓”[3](P109)。在平安里时，“午饭、点心、晚饭都是连成一片的。雪天的太阳，有和没有也一样，没有了时辰似的。那时间也是连成一气的”[3](P160)。三十九号三楼炉边的小天地与外面“发生大事情的世界”无关，“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是缝隙里，互相都被遗忘，倒也是安全”[3](P160)。与其说是时代遗忘了这“炉边天地”，倒不如说是王琦瑶选择不与时代齐头并进，从这一点来看，王琦瑶是“怀旧”的，她总是怀着20世纪40年代纸醉金迷的“摩登”上海的旧。王琦瑶是有些来历的，“王琦瑶一举一动，一衣一食，都在告诉她隐情，这隐情是繁华场上的”[3](P136)。于是，在平安里，昔日的上海小姐王琦瑶与厂长太太严家师母、大家庭里没落公子康明逊以及“革命的混血儿”萨沙凑成一桌麻将或是一餐下午茶，过着仿制的“沙龙”生活：茶具是镶金边带盖带托的茶碗，喝的是咖啡茗茶、吃的是桂花赤豆粥、芝麻糖、金橘饼，日日翻新，只求出其不意。在太阳很红，梧桐叶疏落，天空高朗的下午，精心装扮的王琦瑶乘着三轮车和严家师母同去国际俱乐部与康明逊、萨沙一起喝下午茶。“咖啡和蛋糕上来了，细白瓷的杯盘，勺子和叉是银的，咖啡壶也是银的。”[3](P158)20年之后，这“四人沙龙”演变成了“四人派对”，王琦瑶也从属于自己的时代流浪进入了“薇薇的时代”。
在属于女儿的时代里，王琦瑶是个“旁观者”，但她眼里的今日世界，“不像薇薇眼里的是个新世界，而是个旧世界，是旧梦重温”[3](P242)，服装的新款式“都可以在旧款式里找到源头”[3](P240)，连时髦都是“旧翻新的时髦”。“载着时间漂”却“没有年纪”的王琦瑶常被邀请到各类聚会上，这些大都是年轻人的聚会上：
王琦瑶总是很识时务地坐到一边，却让她的光辉为聚会添一笔奇色异彩。人们常常是看不见她，也无余暇看她，但都知道，今夜有一位“上海小姐”到场。有时候，人们也会自始至终地等她莅临，岂不知她就坐在墙角，直到曲终人散。她穿着那么得体，态度且优雅，一点不扫人兴的，一点不碍人事情的。她就像一个摆设，一幅壁上的画，装点了客厅。这摆设和画，是沉稳的色调，酱黄底的，是真正的华丽，褪色不褪本。其余一切，均是浮光掠影。[3](P296)
“时代的遗物”、“前朝遗‘姥’”[7]王琦瑶一颗心虽不会老，但是“四十年前的这道光环”还是给她“添了年纪，给她标上纪年”，“再是显年轻也遮不住浮肿的眼睑，细密的皱纹”[3](P296)。但是半百之年的王琦瑶却执意与26岁的老克腊展开一场“好莱坞式”浮光掠影的痴恋：老克腊想象自己成了个旧人，“那种梳分头、夹公文皮包、到洋行去供职的家有贤妻的规矩男人”[3](P298)。连那“四十年前的西班牙木雕的盒子”都成了好道具，“帮助他进入四十年前的戏剧中去”[3](P302)。从这场痴恋/畸恋之中我们不难发现，王琦瑶于时代主潮之外的流浪之旅实际上暗藏着一个原点——四十年前的上海。与轰然前行的“历史时间”对照，王琦瑶的时间是相对凝滞的，她无法感知江山易主、朝代更替的剧烈变动，她的时间是“窗帘起伏波动”、“地板和楼梯角上的蛀洞”。王琦瑶的内心始终停留在“四十年前的上海”这一原点之上，连毙命于长脚之手，“在那最后一秒钟里，思绪迅速穿越时间隧道，眼前出现了四十年前的片厂。对了，就是片厂，一间三面墙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床，一个女人横陈床上，头顶上也是一盏电灯，摇曳不停，在三面墙壁上投下水波般的光影。她这才明白，这床上的女人就是她自己，死于他杀”[3](P342)。至此，上海小姐王琦瑶在上海这座城市中流浪的“起点”和“终点”终于重叠在了一起——四十年前的上海。
于是，我们不禁要追问，王安忆为何要苦心孤诣地为王琦瑶安排这样一段都市中的流浪之旅，却又让这段旅程围绕着一个逃不开的原点——四十年前辉煌繁盛的上海。这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深意或曰隐喻呢？
二、寻找上海
王安忆在一次访谈中是这样解释《长恨歌》的：“《长恨歌》则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8]王琦瑶是这个城市的“心”——“王琦瑶饭桌上的荤素菜是饭店酒楼里盛宴的心；王琦瑶身上的衣服，是橱窗里的时装的心；王琦瑶的简朴是阔绰的心。”[3](P311)而“城市代言人”王琦瑶流浪一生却始终苦守的原点恰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心”：
这种黄昏，即便一千年过去，也是不变，叫人忘记时光流转。这一条茂名路也是铁打的岁月，那两侧的悬铃木，几乎可以携手，法国式的建筑，虽有些沧桑，基本却本意未改。沿着它走进去，当看见那拐角上的剧院，是会有些曲终人散的伤感。但也是花团锦簇的热闹之后，有些梦影花魂的。这一路可真是永远的上海心，那天光也是上海心。[3](P263)
上海的一颗“心”是任时光流逝、风横雨狂也不变的40年前的虚荣与浮华。而王安忆为何会在1990年代通过《长恨歌》去苦寻这颗“上海心”呢？这是否与当时上海城市发展状况有所关联呢？
“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那里的日日夜夜，都是情义无限。”[3](P128)20世纪90年代是在上海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的年代。1990年，当中国向全世界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后，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国际大都市的头衔再一次为上海加冕。浦东新区成为外国资本聚集的热土，投资规模大、跨国公司多成为浦东新区的一大特点。“总投资超过10亿美元的特大项目有宏力、中芯两大芯片制造项目，日本的NEC、美国的福特和柯达、德国的克虏伯等项目合同外资均超过10亿美元，夏普、日立、松下、理光等日资企业的投资超过1亿美元。”[9](P164)上海取代了之前的经济特区海口、深圳，成为领先中国其他地区、最受外商青睐的投资热土。上海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占据了龙头位置。在工地“彻夜的灯光、电力打夯的声音”中，人们似乎看见40年前那个中西交汇的国际都市上海的归来。
而在黄浦江对岸，由新古典主义、哥特式、巴洛克式等各式建筑组成的“万国建筑群”又成为各大金融机构和银行的驻地。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驻址乃1937年建成的中国银行大楼，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驻址为原华俄道胜银行大楼，门口座有两只铜狮子的富丽堂皇的汇丰银行旧址在1995年后亦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迁入使用。“万国建筑群”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是上海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这里又重新焕发出神采，掌控着整个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走向。“1949年之前上海商业社会的历史似乎是当今全球化都市的前身，这段历史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潜伏在历史底层，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才东山再起。”[10](P160)在浦东刻画上海新天际线的摩天大楼前、外滩重新点亮的旖旎灯光下，人们惊异地发现，上海似乎又重新回到“东方巴黎”、传奇都会的原点——“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5](P3)面对“复兴”中的上海，“上海市民终于可以扫去四十年封闭的晦气，放开喉咙说：‘阿拉上海人……’了！”[11]
伴随着日益高涨的“市民自信心”，“怀旧”似乎也成了一场“全民运动”。“怀旧——英语词汇nostalgia来自两个希腊语词，nostos(返乡)和algia(怀想)，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但也是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纠葛。”[12](P2)可以不时飞去香港购物的上海人开始在环境优雅的咖啡馆中耐心寻找、细细体味40年前上海滩奢华丽景。在20世纪30年代，咖啡馆曾经像电影院一样，是最受欢迎的一个休闲场所。这些充满着芬芳的文化气息、盘旋着醉人爵士乐的咖啡馆主要是集中于法租界区域，“沿着电车轨道进入法租界的主干道霞飞路，整个景色也显得越来越宁静而有气氛”，“道路两侧种了法国梧桐，你还会看到各种风格的精致的‘市郊’住宅”[5](P22)。时至20世纪90年代，虽然霞飞路(Joffre Avenue)成了淮海中路、迈尔西爱路(Mercier Route Cardinal)更名为茂名南路、贝当路(Peitain Avenue)更名为衡山路[13]，但在这几条原法租界的主要街道上，浓绿的梧桐树荫笼罩着的依然是建筑精巧、气氛闲适的咖啡馆。而这些咖啡馆通常是以“1930”、“老上海”、“夜上海”为招牌。与此同时，“怀旧”的热浪也席卷了出版物、印刷品市场。旧上海电影明星的“传奇”韵事、小道流言被结集成册，摆放在上海书城的显眼位置，印有百乐门、国际饭店、黄包车的黑白明信片连同介绍上海历史的英文小册子亦被放在福州路外文书店一起售卖；你可以在上海博物馆的礼品中心连同城隍庙贩售旅游纪念品的摊档里找到美女月份牌式样的明信片。由“丧失和位移”引发的“怀旧热潮”在实践意义上催生了“寻找上海”的行为。扬眉吐气的上海人面对“在一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灰烬里重生”[5](P335)的上海，他们迫切地想要为眼前的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找到一个“辉煌”的前史。上海被型塑成了一个“景观社会”——“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呈现出来”[14](P5)。
1994年4月王安忆曾作文《寻找上海》。在十多年前，在当时的“寻根”热潮的鼓动下，王安忆雄心勃勃地企图寻找上海的根。为了“寻找上海”，她亦下了很多苦功：
我只有阅读资料。
可我没有办法。我从一位杂揽掌故、索引、地方志、图书馆学的老先生那里开来一张书单。书单上有：《同治上海县志》(四本)、《民国上海县志》(三本)、《上海市大观》、《上海轮廓》、《上海通志馆期刊》(二本)、《上海研究资料汇编》(二本)、《上海旧话》(二本)、《上海闲话》、还有收藏于徐家汇藏书楼的《上海生活》……
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看下去，并且抄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建筑、古迹、民情民风和逸闻。[15](P2)
从罗列的书名和数量来看，王安忆“寻找上海”的决心与毅力可见一斑。而且王安忆要寻找的是上海辉煌光灿的“前史”，就像她自己动情阐述的那样：
她就是上海，王琦瑶的形象就是我心目中的上海。在我眼中，上海是一个女性形象。她是中国近代诞生的奇人，她从一个灯火阑珊的小渔村变成“东方的巴黎”，黑暗的地方漆黑一团，明亮的地方又流光溢彩地令人目眩，她真是一个神奇的女人。在经历过历史的风横雨狂之后，她有一种美人迟暮的感觉，她终于倒地死去了，在旧上海的尸骸之上又生长出一个崭新的上海。王琦瑶是一个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女人，她和上海一样非常能受委屈，但她百折不挠。[2](P89)
是“寻找上海”的巨大动力吸引王安忆写下“王琦瑶从选美的舞台上走下来，走到平安里的一件屋里，屋里的客人，从资产阶级渐渐换成外币黄牛、长脚等人”[2](P121)这样一个故事。这亦可以解释《长恨歌》为何要让一位“上海小姐”流浪于这座城市以及时代大潮边缘却又始终苦苦围绕一个“原点”——上海的虚荣与浮华，即便是在她走“下坡路”的一生中。但我们似乎又要继续追问，为何王安忆要用一则脱胎于“流言”的故事去叙述上海的“历史”呢？这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文学史问题呢？
三、“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
王安忆虽然出生于淮海路中段最繁华的一段，但她却是以“同志”、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后代的身份进入上海的。在知青的经历中，她又在淮北“插队落户”过三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上海这座城市而言，王安忆是一位“外来户”。这种无根的感觉，越发促使她萌生寻根的欲望。而王安忆却决心以“流言”作为她“寻找上海”、构筑上海史的途径与通道：
这城市里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的。
流言是混淆视听的，它好像要改写历史似的，并且是从小处着手。它蚕食般地一点一点咬噬着书本上的记载，还像白蚁侵蚀华厦大屋。它是没有章法，乱了套的，也不按规矩来，到哪儿算哪儿的，有点流氓地痞气的。[3](P8)
“流言”是这城市流失的“经历和变故”，“虽说都是上不了历史书的，只能是街谈巷议，可缺了它，有些事就不好解释，就有了传奇的色彩”[15](P193)。“流言”是历史的“支流”甚至是国家大事的“反写”，在《长恨歌》里“女性独立”、“男女平等”不也成了“文艺腔的”、“左派电影的台词”吗！在王安忆这里，“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2](P155)。《长恨歌》中，王安忆用无数个“声”与“色”为这座城市作底，而这“声”、“色”也不是江山易手、山河色变一类，倒是有些像程先生为王琦瑶拍的照片：“每一张都是有一点情节的，是散乱不成逻辑的情节，最终成了成不了故事，也难说”[3](P72)，又像是王琦瑶隔壁无线电传出的沪剧，“有一句没一句的”，“一句一句像说话一样，诉着悲苦。这悲苦是没米没盐的苦处，不像越剧是痴男怨女的苦处，也不像京剧的无限江山的悲哀”[3](P150)。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年份，一段段波谲云诡的年代就这样被掩藏在咿呀的声色之下了：
一九四六年的和平气象就像是千年万载的，传播着好消息，坏消息是为好消息作开场白的。[3](P42)
这是一九四八年的深秋，这城市将发生大的变故，可它什么都不知道，兀自灯红酒绿……[3](P107)
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3](P160)
一九六〇年的春天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3](P196)
一九六五年是这城市的好日子，它的安定和富裕为这些殷实的日子提供了好资源，为小康的人生理想提供了好舞台。[3](P220)
程先生是一九六六年夏天最早一批自杀者中的一人。[3](P229)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剧变：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事件让国人的信仰坍塌，历史也成了被“怀疑”对象。1992年随着“南巡讲话”的提出，改革开放、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又成了民众生活的主导。“日常生活”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张爱玲在文学史中的“重写”、由张爱玲去世而引发的“张爱玲热”以及以消闲、娱乐为务的海派文学重新占据文化市场都成为“日常生活”重新归来的有力佐证。《长恨歌》中对日常生活细枝末节的工笔细绘也正可视为对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社会变动的回应，王安忆用“日常生活”情态去想象/书写历史，这种历史观我们或许可以从同为“上海女作家”的张爱玲处找到具有共通性的存在。在王安忆眼中，张爱玲是“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15](P180)。但面对“海派传人”的提法，王安忆却言“我的情感范围要比她大一些，我不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满足。人们把我和她往一块比，但我与她的经历、感受没有共通之处”[2](P154)。诚然，“海派传人”的提法是显得略有些笼统，但同时它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定的讨论空间。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写王琦瑶餐桌上的白斩鸡、盐水虾、红烧烤麸、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蛏子炒蛋，写王琦瑶身上的棉袄罩衫“是照男式罩衫做的，开衩、反门襟”难道不是对张爱玲式的醉心日常生活书写的延续吗！“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4](P184)只有“是日常的历史”才具有稳定性。而且《长恨歌》写小家碧玉王琦瑶“在上海这样的大商场兼大欢场里，才敷金粉，又堕烟尘”[7]，从交际花公寓辗转至平安里，最终又死于小流氓之手的“流浪故事”不也是脱不开鸳蝴派小说的规制吗！从这一层面上来看，“海派传人”的提法向我们透露出这样一个讯息：在政治生活退场、经济活动主导社会舞台、人们纷纷追求“富起来”、“过好日子”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界甚至是中国人对待历史的观念与立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反映社会历史剧烈变动的“宏大叙事”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日常生活”才是想象/书写历史的有效途径。
王安忆通过对上海小姐王琦瑶在上海这座城市中“流浪”一生的书写，为上海找到了它的原点，它辉煌的一段“前史”——40年前的上海，这是风情和惊艳的一代王朝，“光荣赫赫”，是天上王朝[3](P43)。但是，王安忆这种“寻找上海”、建构上海史的方式却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去本真性”。正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讨论机械复制品时所言：“一个最敏感的核心——即它的本真性——受到了干扰。”“一件物品的本真性是一个基础，它构成了所有从它问世之刻起流传下来的东西——从它实实在在的绵延到它对它所经历的历史证明——的本质。既然历史的证明是建立在本真性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当那种实实在在的绵延性不再有什么意义的时候，这种历史证明也同样被复制逼入绝境。而当历史的证明受到影响时，真正被逼入绝境之中去的正是本真性。”[16](P235)当上海的历史书写回到“四十年前”的原点，被定格在“辉煌”的前史时，上海这座城市本身的历史就已然遭到了隔断和挤压，失去了它的“本真性”。“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经历了全景式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红色中国生产车间”[6]的上海却被掩埋在历史的地表之下。积极寻找的上海不过是人们所认为的“上海”——作为当下现代化国际都市的上海在40年前的“投影”。王安忆用上海小姐的都市流浪故事重构上海城市历史，在结局之处却写王琦瑶的死亡不过是40年前“片厂奇遇”的“复制”，那是否正暗示着苦苦追寻的40年前的上海璀璨盛景不过是一场封存在胶片之中的海上繁华梦呢？
面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动荡，历史成为可以想象和虚构的对象。《长恨歌》用一个女人在上海这座传奇都市中40年的“流浪生涯”虚构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而在文本之外，整个社会似乎都已参与到这股“想象历史”、“重构历史”的潮流中去了。人们在“新天地”里成排的寄生于石库门里的餐厅酒吧里怀想、憧憬着那个从未在自己的记忆中存在过的浮华年代，历史成为了一种虚幻却美好的“想象”。在爱这城市这一点上，我们和老克腊，甚至和长脚是共同的，不论是爱它的新，还是爱它的旧，爱的都是它的光华和锦绣①。但是，这也招致了一个必然的后果——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被单一化了。“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九十年代的上海分享了共同的城市记忆”，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的上海历史却被屏蔽于无形”，成了“空白地带”[6](P280)。而我们是否应该从那场虚荣浮华的“海上旧梦”中清醒过来，去找寻那段已经被遗忘的城市的记忆呢？
①此处套用《长恨歌》第311页：在爱这城市这一点上，他和老克腊是共同的。一个是爱它的旧，一个是爱它的新，其实，这只是名称不同，爱的都是它的光华和锦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