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在文化殖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道论文,文化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2)01-0034-06
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阿尔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曾经直截了当地说“第三世界的大学是殖民机构”，因为“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某种西方模式上，反映着西方体制下的多种价值观念和组织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教学语言用的是外语，很多教师曾在国外受训。”更为重要的是，有一条“普遍规律”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同样具有它的“普遍性”，那就是：“在多数国家里，理智活动的发源地是大学”。（注：Philip Altbach,'The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Third World:A Case Study in Neocolonialism',Education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Philip G.Altbach & Gail P.Kelly(eds.),Transaction Books,Inc.,New Brunswick,1984,p.237.）
当初我刚刚拿到阿尔特巴赫和他的老搭档凯利(Gail P.Kelly)合作主编的这本《教育与殖民经历》(Education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时，上述论断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注意，而只是将它当作某种多少有点哗众取宠之嫌的偏激之辞暂时放在了一边。后来，我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开始着手实施我的博士后研究计划“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随着这项研究计划的逐步推进，阿尔特巴赫的那些振聋发聩之言越来越沉重地撞击着我的心扉，他迫使我不断地反身自问：我们中国人如今还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大学吗？如今的“大学之道”是在乎“明德”？在乎“亲民”？在乎“止于至善”？在乎“科教兴国”？还是在乎“文化殖民”？如果这些问题都没弄清楚，那么，“科教兴国”之后的“国”，是“中国”，抑或只不过是“全球化”之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如何才能保证不只是一句口号？
最直接、也最简单明了的感觉告诉我：如今的中国其实已经几乎没有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真正属于中国的“大学”，满目所见都是原来属于现在仍然属于西方世界的"university"（或者是一些急于要成的"university"的"college"），一种"universal university"。这里的"universal"所包含的意义已经有了“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的微妙扩展和复杂转换。与这种扩展和转换联系在一起的是西方文化在我们的大学乃至在我们整个精英文化层面上的绝对霸权地位的确立。在这种“大学”里，最受推崇的文化是西方的而不是本民族的文化；就其符号层面的表现而言，"global English"或者"Chinese English"往往比“国语”具有更高的“表述权威”；对大学校园生活稍作观察和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西化的“小资”时尚与日常生活的殖民化在大学校园生活中四处弥漫由来已久。我们知道，大学校园生活作为一种“隐蔽课程”（在我的博士论文《泛教育论》中，我把它归属于“生活世界的教育”）对我们人格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和长远的，它甚至在其深刻性和长远性上超越了大学课程所提供的系统的或者零散的知识对我们的影响，这些知识当中有不少我们走出校门很快就会忘却，但大学校园生活给我们的熏陶却往往终身难以磨灭。就此而言，大学校园生活的殖民化可以说是对我们身心全面的殖民化。
精英文化层面的殖民化对包括大众文化层面在内的整个民族社会文化体系都有着十分锐利的侵蚀作用。就知识层面而言，大学教学所提供的专门化规训直接影响着我们社会文化中体系化知识的基本构成与分类。阿尔特巴赫因此把大学称作“理智活动的发源地”，在他看来，正因为大学在社会文化中的这种重要地位，所以大学的殖民化所带来的西方殖民文化对第三世界国家社会文化的浸淫也格外深刻。我们知道，在一个社会的文化体系中，大学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教育机构，它同时还是高层次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再生产机制。与日常生活中的教育以及制度化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教育相比，大学虽然不是唯一的“理智活动的发源地”，但它们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确是常常扮演着更加权威、更加神圣、更具引导力量的角色。在像中国乃至多数东方国家这样的学历社会中，情况更是这样。因此，大学的殖民化不仅直接影响着知识精英阶层，而且直接影响着整个知识社会，进而影响整个民族文化知识体系的承传与演进。同时，在大众的观念层面，大学作为精英文化的文化象征意义往往是普遍得到承认的。这种文化象征意义赋予大学以特殊的权力，它使得大学能够借助于一系列既复杂又简单直接的文化机制和社会心理机制来实现对社会大众的文化引领。这样，只要一个社会还没有否定大学的这种文化权威，那么大学的文化趣味和文化精神就会很容易以直接的或者转换了的形式影响并反映在大众文化之中，特别是左右以热衷于追寻格调的年轻一代为主体的文化时尚。与一般的流行和时髦不同，大学所代表的文化时尚不仅在崇尚或向往雅皮士生活方式的年轻人那里颇有市场，而且它同时又很容易为往往代表传统的年长者所认同，因此，大学对大众文化的引领很少会遇到来自传统的阻力。由于这样的原因，大学的殖民化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侵蚀就尤为深重了。
其实岂止是大学，我们的中小学也早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从内部进行自我殖民的一种文化殖民机构了。只要稍微深入地考察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就不难看出，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到基本的教育理念，西方的文化霸权无不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教育制度本身就是西方殖民主义打入殖民地国家文化传统中的一枚永久的楔子。通过这枚楔子，西方世界成功地介入并主宰了殖民地国家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社会文化承传与创新体系的权力结构。这使得他们在其领土的和政治军事的殖民主义衰落之后，文化的殖民却可以让人浑然不觉地继续下去。（注：参阅项贤明：《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第145-146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正像比较教育学诸流派中的新殖民主义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这种状况在传统殖民主义衰落以后的世界上普遍存在，这与后殖民理论对当今世界后殖民状况的描述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讲起理论来总是让人觉得抽象玄妙，实际上，凭着最直接、最简单明了的感觉，我们也可以切身地感受到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过程在我们教育中的普遍存在。然而，这种简单的“感觉”却一直为我们在学校中受到了多年繁复的文化规训所遮蔽着，不能为简单的良知所发现。
有不少人仍然认为，出此言者必属辜鸿铭之类，甚或远不如辜前辈。人类文化从来都是相互交流的，落后就是要向先进学习，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还少吗？何况在今天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全球化的时代？然而，在我看来，西式学校教育的传入与历史上其他外来文化的传入有着很大的不同。历史上的外来文化，譬如印度佛教，都是作为一种文化因素传入中国的，而西式学校教育则是作为一种文化结构传入的，即它不仅仅是某种文化现象，而且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承机制。由于它不只是因素的变迁，而是一种结构性变迁，因此，描述这种文化变迁的就不应只是简单的加法模型，而应当是一种乘法模型了。正因为存在着这样根本的区别，所以我们当初可以用中国的框架来解释印度的佛教，而如今我们在解释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时，却不得不应用甚至仰赖西方的分析框架和西方的话语体系。确如有些后殖民理论家所说的，这类事实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真正的力量不是那一天早晨到来的坚船利炮，而是跟在坚船利炮后面的新式学校……新式学校兼具大炮和磁石的特性。大炮只提供一种战斗武器的效能，学校却超过大炮而使征服变得恒久。大炮加强权于身，而学校却可以蛊惑灵魂”。（注：Peter Golding & Phil Harris (eds.),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Globalization,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AGE Publication Inc.,London,1990,p.57.）
大学的殖民化是有其深层的社会心理根源的，除了殖民心态的泛滥以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贵族情结以及他们对文化“增势”(empowerment)作用的寻求。作为集合名词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其基本的义项就是一个社会的精神精英阶层，这倒似乎的确是一个古今中外皆同此理的“普世”现象。在后殖民时代西方文化霸权的压力下，不仅第三世界国家传统文化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地位逐渐式微，而且那些熟悉本民族传统文化而不谙处于绝对优势的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深重的身份危机。他们常常被视为某种过时的人物，代表着没落、老朽、古板，多少有些类似于堂·吉诃德。为了维持和巩固自身精神贵族的地位，知识分子不得不通过西化来实现自身在本土社会中的“去一般化”，从而借助优势的西方文化来达成自身社会身份的“增势”。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知识分子这种对身份“增势”的追求与对知识本身的追求结合起来（甚至有时是混淆起来），逐渐形成了越是精英就越是热衷于自我殖民化的现象，并且由文化精英的殖民化进而带动了民族文化的殖民化。于是，大学成为文化“殖民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去殖民化”实在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困难重重的任务，它看起来更多只是弱者处于两难之中时一种无奈的呼告，至少我到目前为止还并未看到哪一位学者提出了令人信服而又切实可行的文化道路。相当多的民族知识分子主张通过“本土化”来实现振兴民族文化及其去殖民化，然而，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一条陷阱密布的道路。所谓“本土化”，必定有一个由非本土的东西转化为本土的东西的过程，这非本土的东西，其实也就是西方的东西。实际上，本土化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土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西方文化无论经过怎样的翻译与转换，终究还是西方文化，一经“本土化”便被合法地认作本土的文化，真是“却把杭州作汴州”了。所以，本土化确切的表述实际上应当是“化本土”，在总体上依然未摆脱后殖民的文化逻辑。我们要振兴民族文化，必不能仅仅仰赖自外移植的“本土化”，而应更加关注并积极促进自内发展的“本土生长”。（注：参阅项贤明：《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第四章第三节及前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文化的“本土生长”，需要包括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内的各类教育活动都充分发挥教育本身固有的极其重要的文化功能，其中大学教育首先应当为较好地实现它的这种文化功能而进行深入的改革。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整个现代学校教育体系都是一种西方本源的教育制度，因此，就其本来的特性而言，现代大学意义上的“大学之道”原本就是建立在西方文化精神基础之上的，若不加分析地照搬和移植，那么“大学之道在文化殖民”这个说法就是可以成立的。阿尔特巴赫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是殖民机构的结论绝非毫无根据的哗众之辞，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我们的大学要首先实现自身的去殖民化，树立其自身的民族精神，重建我们民族现代的“大学之道”，从而在重建民族精神和重塑知识分子民族性方面实践大学应当承担的文化使命。
大学教育的去殖民化与社会文化的去殖民化是相辅相成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同时，与社会文化的去殖民化一样，大学教育的去殖民化也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困难的历史任务。在后殖民的晦暗中举目四顾，我们似乎难以找到一条突破重围的道路。但是，我们并不是无可作为，富有毅力与耐心的改革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里既包括以民族化的方式教学民族文化知识等技术层面的改革，更包括对大学教育基本精神即“大学之道”的深刻分析、反思和民族化的改造。尽管举目四顾都是布满荆棘的莽原，但我们可以共同开辟一条道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实际上，大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已经在发生着变化，正如阿尔特巴赫所说的那样，它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教育制度，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大学教育的民族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据此我们可以说，大学教育的去殖民化仍然要紧密联系我们民族现实的社会生活，坚持走“本土生长”的道路，在服务本土社会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本土生长。顺便的一个疑问：我们关于大学以英语讲授的课程须占某某比例的政策，是否在某些方面也存在需要反省之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