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目中的长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目中论文,一辈论文,六十周年论文,等老论文,红军长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史学、理论界广大的专家学者陆续出版了一批著述，使红军长征研究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叶心瑜新近出版的《放眼看长征》一书，颇具代表性。本刊特摘登几则，以飨读者。
一、毛泽东对长征永志不忘
毛泽东1935年到陕北不久，就对红军长征的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毛泽东选集》第1卷150—151页）
二、毛泽东为《长征记》征稿写公函
1936年8月初，红军三大主力即将大会合的形势已经形成，毛泽东即与杨尚昆联名向参加长征的原中央红军，时为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发函。函称：“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三、毛泽东书赠“长征”诗
与毛泽东见面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即将来到，毛泽东非常高兴。与世隔绝几年，“赤匪”已经濒于死亡的传说，不胫而走。如何把红军以及红军长征的情况和胜败告诉世人呢？这是最好的机会，他等待这位记者的到来。当他接到周恩来发来的电报，得知斯诺即将来保安的消息起，他就等着斯诺到来。会面那天，毛泽东在门口迎接他。他和斯诺谈了好几天，谈了抗日，谈了个人，谈了共产党，谈了红军，谈了他的同事，谈了长征，谈了统一战线，谈了共产党的政策，谈了与国民党的关系，谈了人民，谈话包罗丰富的内容。
斯诺在红色区域经历了四个月，临走前又去看了毛泽东。毛泽东又回答了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临别时，应送斯诺什么呢？毛泽东考虑着。最后，他为斯诺手书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体诗。长征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的确印象太深，永志不忘。如果没有长征，没有遵义会议，没有四渡赤水，没有巧渡金沙江，没有彝海结盟，没有强渡大渡河，没有东征，没有西征，没有抗日纲领和行动，没有三大主力会师，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法宝，特别是没有遵义会议和统一战线的法宝，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以及他个人又会怎样呢？
四、点将张闻天
1950年1月8日，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联合国去电，提出派遣新中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以代替国民党代表的要求。新中国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应由谁来担任，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呢？原拟派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出任斯职。周恩来感到章汉夫资望不够，只能充当副手，首席代表还需要另行物色，提供毛泽东考虑。当时在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的毛泽东，反复思考人选问题，颇费周折。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于1月18日给刘少奇发去电报，认为出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度代表以张闻天为宜。电报特关照，新华社发布这一消息时，必须介绍张闻天的生平，要写上他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各项革命工作。毛泽东在这里，把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衡量一个人资高望重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铭记长征，为了新长征
长征，在毛泽东脑海中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永矢弗谖，不是没有缘由的。长征，从1934年10月渡过清澈见底的雩都河开端，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段历史的头和尾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以后，毛泽东为了这个已成为“府”的“家”，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探索；毛泽东的未竟事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率领下，亿万中国人民又开始了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新的长征。
作为中国共产党、新中国、人民军队的领袖、奠基人、缔造者的毛泽东，深知长征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他本人铭记着长征，未曾须臾忘怀。中国人民永远铭记毛泽东在长征中建立的丰功伟绩。
在毛泽东纪念堂休息室的墙上，挂有毛泽东的《长征》诗。人们以此寄托对他的深切的怀念：感谢他带领全党、全军胜利地完成长征，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同时，也以毛泽东的《长征》诗，激励我们踏上新的长征的征途。
1977年12月贺子珍在上海得了脑血栓偏瘫，行动不便，在上海治疗一段时间后，转到北京治疗。贺子珍在北京治疗期间，曾要求到毛泽东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要求获准后，她终于在1978年9月18日来到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她在毛泽东坐像前献上花圈，上书：“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贺子珍在毛泽东坐像前停立许久，然后女儿女婿推着她坐的轮椅，围着毛泽东的水晶棺缓缓地转了两圈。她专注地凝视着安详长眠的老战友，眼泪沿着双颊徐徐而下。当她来到休息室时，面对毛泽东的《长征》诗，长久地凝望着，默诵着，与毛泽东一起长征的情景又历历在前，心中涌起了多少思绪……
六、周恩来弥留之际，想听《长征组歌》
作为两届“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由于疲劳过度，加上自然和人为的条件局限，他在长征中病倒了。沙窝会议后，不能进食，发高烧，昏迷不醒，经多日抢救治疗，才脱离危险。虽然险情消除，但身体仍很虚弱，以至1935年8月20日在四川毛儿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他却因病，未能参加。周恩来在长征中险些送命的经历，对他印象很深。周围的同志对他也很关心，也很焦急。杨尚昆1978年11月上旬，当访问者问及这段历史时，他深情地说：“长征中的周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才坐到椅子上稍加休息。等情况搞清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周恩来同志不让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他自己承担起来。白天行军，晚上工作，铁打的汉子也经不住长期这么干。”周恩来在长征的那些日子里，常常彻夜不寐，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眯盹一会，抬起头来接着又工作。1935年7月到毛儿盖前，就已是带病工作。7月28日到毛儿盖后，他身体极度疲劳，又加上缺粮，只能吃野菜和青稞，病情进一步加重，终于病倒了。医生最初当作疟疾来治，病情未见好转，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蜡黄。王斌、李治两位医生检验后，确诊是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但在长征路上，缺乏医疗器材和药品，无法消毒，更无法开刀和穿刺，只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和从远处高山上取来的冰块冷敷他的肝区。组织上见周恩来病情沉重，只好把本来不与周恩来同行的邓颖超接来，照顾周恩来。经过医生、邓颖超和同志们的精心治疗和照顾，周恩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在排出半盆绿色的脓后，他的烧也慢慢退下来了。人逐渐清醒后，才发现邓颖超在他身边。周恩来就是这样带病过草地的。最使他难忘的是，彭德怀决定组织担架队抬他走出草地，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陈赓自告奋勇，担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参加担架队，抬周恩来走出草地。杨立三等干部和抬担架的战士们经过长途跋涉，加上缺衣少粮、盐，冻馁交加，体质都已相当虚弱，少盐更使身体感到无力。他们深一步、浅一步地走在遍地是沼泽的草地上，稍不小心，就会被泥潭吞没。周恩来病虽重，但心里明白，他看到这一切，心中难过，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无论如何不让同志们抬着他。但身体已十分虚弱的周恩来，连平地行军也力不从心，何况是到处野草丛生、到处是泥潭的草地，加上气候恶劣、变化莫测，他无论如何靠自身力量是走不出草地的。同志们硬把他抬出草地。杨立三的双肩磨破了，脖子一歪就痛，他咬着牙关，坚持下来，走出草地就病倒了。50年代，杨立三去世，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深挚的同志之情在抬担架和抬棺送葬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将近一年后，周恩来于1936年9月26日在保安与斯诺的谈话中，又重申疾病对长征战士的威胁。他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最大的损失是在途经四川、贵州和西康的路上，与国民党作战的损失要少一些，最严重的损失是由于疲劳、疾病、饥饿等所造成。”上述这段话，不但是周恩来的亲身体会，也是他耳闻目睹的事实。英勇无比的红军往往不是牺牲在敌人枪口下，而是牺牲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和敌人围追堵截的封锁下。
周恩来对长征印象太深，这不但是因为他在长征中险些送了命，更主要是他对长征的意义、在长征中的同志之情、长征精神的体会。因而在他临终之时，曾要求再听听《长征组歌》，但被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四人帮”拒绝了。
七、朱德评说长征
1937年6月23日，朱德会见美国学者托马斯·阿瑟·彼森，回答他提出的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时，说：“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依靠全国工人和农民的力量。”
彼森回忆道，当我问朱德，红军长征中“幸存下来的人还有多少”时，朱德这样回答：
陕甘宁边区的9万红军部队，只有2万到3万是从江西出来的，其余大部分是在四川参加进来的。许多人倒在我们的身后，他们有的累死了，有的病死了，有的被敌人杀害了，还有一些仍在分散的游击区里。
长征损失非常惨重，可能高达30万人。1934年的高峰时期，在江西、福建根据地红军有20万人以上。“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反共‘围剿’中，我们的损失很大。这些损失主要不是由于蒋介石有美国飞机的轰炸，而是由于红军对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队，采取了正面攻击的错误战术。”
八、张闻天评长征
张闻天于1935年12月1日写的《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中，称红军战略转移为“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远征”。他对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作了如下阐述：“这个宣言（指抗日救国宣言）在全中国人民前面，更充分的表示出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是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于一九三四年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且于同年十月红军主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远征，最后到达了抗日最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而这个宣言更加证明，中国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为了中国民族的最后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因此，这个宣言一定可以取得全中国人民最热烈的赞成与拥护。”
1935年10月22日，他在陕北吴起镇（今吴旗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会上，毛泽东作报告，他作总结发言。在发言中，他明确指出中央红军长征宣告结束，中央必须实行战略转变，即“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
心底无私天底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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