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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们总是说民族复兴，要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老一辈人，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多半讲的只是经济。他们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中国历史得出的教训是：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开除球籍！当我们谈到中国时，往往要翻出老黄历来，说我们的文化如何如何伟大，孔子说了什么什么，但从来没有人说，我们在过去一百多年间做了什么贡献，因为我们感觉自己是失败的。其实，我们过去的百年史的确对世界有所贡献。日本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但是日本人给世界贡献了什么呢？说不出来吧。纵观人类史，世界的竞争，最终是思想的竞争。中国要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问题。站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来总结一个中国的发展模式。
一、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
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一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贫困人口的巨大下降；三是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些并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做到的，它们是伟大的成就。
1.高速的经济增长
在过去30年中，中国年均GDP增长率是9.7%。这个速度是什么概念呢？一般而言，用70除以年均增长率就可以算出一个国家经济翻番需要的年数。按这样来说，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基本上达到了7年或者8年翻一番。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中国人均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四倍。实际上，中国在1998年就达到了这个目标。展望未来，由于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经济增长没有减速的迹象。尽管中国的劳动力再过15年会出现短缺，但是15年之内还是非常宽裕的，而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与技术的提升相结合，可确保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减速。在未来的15年里，中国保持8%的速度增长问题不大，这意味着八到九年，中国的GDP就将翻一番。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比如宁波，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超过10%。现在宁波的人均收入是4000美元到5000美元，再过七年，就应该达到8000美元到10000美元。在这样的势头下，不论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有希望看到人均收入达到20000美元的生活，相当于台湾今天的水平。目前，中国的GDP按现行汇率计算，是美国GDP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到2035年，中国的GDP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中国GDP超过美国的时间还会提前，因为我们的物价水平比美国低。尽管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到十六分之一，但是到本世纪中叶或更早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总量完全可以超过美国。届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今天将不可同日而语。
2.贫困人口的巨大下降
中国靠压榨老百姓来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我们看一下数据：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不到10亿人口，却有20%-30%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前十几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下降了两亿，这是巨大的成就。有人说，农村移民到沿海地区打工，是遭受剥削。可是，他们的生活水准的确提高了，否则他们就不来了。当然，我们也不会看不到，现在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还有两千万到三千万，而且还有很多人会返贫；城市里还有两千多万的贫困人口拿着低保。因此，还不能说中国已经完全解决了人口的温饱问题，但中国在尽力：城市低保覆盖两千多万人，农村地区也在推行低保。当我们的收入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实际上，在做世界不平等分析的时候，把中国加进去和把中国拿掉，世界的不平等变化趋势会很不同，因为中国的减贫成就实在是太大了。
对比一下印度，中国会感觉非常骄傲。印度1947年独立，基本上和中国在同一个时期建国。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还不如印度，但现在，印度的贫困人口还占到其总人口的35%；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印度的两倍；印度的文盲率是40%，而中国的文盲率是10%左右。《新闻周刊》国际版的主编印度裔美国人扎卡内尔说，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中国人有理由骄傲，中国人有理由为他们的政府骄傲。中国人过去的30年，是他们自打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30年。
3.社会的基本稳定
我不是说中国没有波动，中国社会的波动也很多。但波动是正常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了。热物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一个复杂系统比一个简单系统更稳定。复杂系统里的活动很多，力量相互抵消；一个简单系统，碰到一个小的冲击，就垮掉了。相比非洲、南美、南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为我们社会的基本稳定感到欣慰。有人可能会说，中国的稳定是表面的，是被压制的结果，但是，看看民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就不难而知，我们的稳定是扎根民众的。
二、创造中国奇迹的动力
有些人（如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认为，中国创造了世界的奇迹，但从原因上来说，这并不能算一个奇迹，因为中国所做的都是标准教科书所教的内容。标准教科书说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是经济成长的动力：中国过去60年的积累率，基本上在30%-40%之间。我们省吃俭用，把储蓄拿去投资了。什么是经济增长？本来今天要消费的东西没有消费，留了下来，这留下来的东西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经济不就增长了吗？所以，储蓄和投资在经济发展早期非常重要，我们做到了。标准教科书说，较高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也做得很好。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有人问他，比较中国和印度，为什么中国发展得那么快，印度发展得那么慢？他回答，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水平就高于印度，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也高于印度。人均寿命不仅说明你能活多长，更是一个测量生活和医疗条件的综合指标。我们的人均寿命高，说明我们更健康，我们的人力资本更多。标准的教科书还告诉我们：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好工具。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其实就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是国家放弃权力、市场获得地位的过程，中国经济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了。
由此看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多数国家没有采用好的经济政策？为什么只有中国采用了？或者，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中国采用了好的经济政策？标准教科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多数经济学家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的特殊性在哪里？我们既有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我们这个转型非常平稳，在发展和转型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核心是提出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第一，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第二，中国实行财政分权；第三，我们探索的是一条新民主化道路；第四，中国共产党是务实主义的政党。
1.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
要讨论中性政府，必须回顾一下奥尔森的理论。这位因英年早逝而错失诺贝尔奖的伟大思想家在1982年写了《国家的兴衰》一书，从分析利益集团着手，探讨国家的兴衰成因。奥尔森认为，那些停滞的国家——包括二战之后的英国、古代印度和中国——之所以停滞，是因为它们有顽固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只关注如何得到更大的分配份额，而不管国家的长远发展。比如，古代印度的停滞主要是因为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是几千年前由职业产生的。当时祭祀是最高等级，再下来是农民，等等。处于高层的人不想失去自己特殊的地位，就要通过神化的东西把职业固定下来，好让子子孙孙都能继承，衣食无忧，种姓制度由此产生，并成为一种世袭制度，而且是神化了的世袭制度。社会没有了流动性，变得非常僵化，进而停滞。种姓就是一种利益集团的表现，利益集团的特点是多分配、少发展。那如何解释一些国家的发展呢？奥尔森提出了泛利性组织的概念，即一个组织的利益跟社会利益的重合度，重合度越高，这个组织的泛利性就越强。当你是一个具有较强泛利性组织的时候，你的政策就会更有利于这个社会，因为社会的福利就是你的福利。一个人数众多的组织当然更容易成为一个泛利性组织，但也不尽然，一个典型的反例是在庇隆统治下的阿根廷。庇隆是在上世纪40年代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人，他的执政思想是民粹主义和法团主义。民粹主义的表现有很多，也有不同的定义，一般而言，指的是照顾老百姓的短期利益，多分配，少投资。比如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对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可以讨好民众，而民众对未来没有信心，所以更关注短期利益。法团主义是由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发明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势，就是把全社会通过一系列具有从属关系的组织控制起来，庇隆使用的组织就是工会。他实行高福利、高工资政策，从而获得工人的支持；她的夫人埃娃设立了一个基金会，逼一些大企业捐款。但到头来经济却陷入停顿，最后把阿根廷葬送了。阿根廷在20世纪初的时候，是全世界第三富的国家，现在却排在全世界第50多位。如果从人数来看，庇隆应该具有泛利性，但他的民粹主义政策损害了他的泛利性。人数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组织的代表性才是重要的。
我在奥尔森泛利性组织的基础上引申出“中性政府”这个概念。一个中性政府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偏向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另一个是它把社会的长远利益摆在首位，能够抵制民众对于短期分配的要求。这样的政府让国家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样一种以全社会长远利益为考量的中性政府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代表性。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则这个组织更可能会组建一个中性政府。一个组织的政策要通过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产生，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成员之间的一种妥协，因此，组织成员的来源越广泛，则组织的政策越有利于整个社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其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这决定了它的广泛代表性。
第二个因素是社会的平等程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社会是极端不平等的，一个政府要长期执政会怎么办？一个选择是找一个强势集团结盟，依靠它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另一个选择是走向极端的民粹主义，希望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南美所发生的，就是在这两个办法之间的摇摆。先是民粹主义，搞个十来年，不行了，军人政变，变成了右翼独裁。右翼独裁依靠一些大资本家来治理国家，把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一边，也不可能产生一个以全社会长远利益为根本利益的政府。民众又不干了，起来推翻右翼独裁，重新回到民粹主义。反过来，在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里，政府和任何阶层结盟都可能导致它失去政权，因为其他阶层很容易联合起来推翻它。另一方面，一个平等的社会对民粹主义政策的呼声会低一些。在很多情况下，民粹主义诉求来自于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极端不平等的不满，因为社会被少数人控制，财富被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却过着贫困的生活，因此大家才希望多分一些，以尽快增加多数人的收入和财富。所以，一个平等的社会有利于中性政府的产生。
第三个因素是政府的镇压能力。如果一个政府的镇压能力很强，不怕民众的反抗，它就往往不太容易成为一个中性政府，比如非洲和拉美的军人独裁政府。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政府是中性的呢？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增长共识”，是指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形成了经济增长第一位的共识。这当然有历史原因。从孙中山到邓小平，我们几代人都有着极大的耻辱感：与中华民族过去两千年领先世界的事实相对应，近代中国是惨败的。他们觉得，中国的伟大复兴就在于搞经济建设。改革之初，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很激烈，邓小平避开意识形态争论的锋芒，号召把党的一切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让保守派无话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了增长共识。不能说增长共识带来的全是好的结果，但至少它凝聚了民心，把全国人民的认识再一次统一起来。
第二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许多经济学家讨论城市改革的方向，最后价格双轨制成为一个折衷方案。企业完成计划的部分，按国家价格销售；超过计划的部分，按市场价格销售。这就给了企业很大的动力，也给了非计划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很多的机会，才有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那些掌握内部资源的人，成为一批价格双轨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当然不愿意放弃价格双轨制。而这些人，有可能是在党内有地位、有势力的人。但是，到了90年代初，我们还是放弃了价格双轨制。我们并没有停滞在部分改革上。西方很多人说，中国的渐进改革会被利益集团所左右，无法进行到底。但是我们走过来了，这跟我们的中性政府是有关系的。
第三个例子是企业改制。这项改革最关系到老百姓的利益，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另外一个是就业。我想着重谈就业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有2000多万国有企业职工失去了工作，这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更深层次的，还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而改制似乎把工人抛弃了。这是党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不改制，企业就会生存不下去。1999年我去顺德调查那里的企业改制。顺德是最早改制的地方之一，那里的政府官员对我说：“我们的改制是止血工程。”在没有改制前，国有资产就流失得非常严重，因为国营企业多数是亏本的。比如，在90年代中期建的一个厂，厂子建成之时就是关门之日，因为技术落后，没办法跟私营企业竞争。不改制，我们的企业就不可能有活力，就不能参与全球化的竞争。但是，另一方面改制要波及很多人的就业。但是研究表明，改制不是造成失业的原因，相反，改制的企业跟没有改制的企业比，就业下降的幅度小得多，差距有十几个百分点。为什么会这样呢？到90年代后期，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改制企业，都在实行“减员增效”，但是改制企业的效率提高了，有了新的产品，新的市场，因此就会留下更多的人，减员的速度就低一些。很显然，改制只是把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表面化了。无疑，党也必须面对老百姓的质疑：为什么改制的成本都由工人阶级承担了？面对这个质疑，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不错的。一方面坚持改制，另一方面加大再就业培训，建立城市低保制度，渡过难关。21世纪的头几年，我们几乎天天都在讲怎么安置下岗职工，现在讲得少多了；经过这七八年的消化，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说明，我们的政府是一个以中国老百姓的长远利益为重的政府。
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能变成一个中性政府？一是历史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历史让几代领导人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二是从1950年到1978年的教训，政治上不能搞阶级斗争，经济上不能瞎指挥；三是社会的平等，1978年的中国社会有利于让政府变成中性政府；四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纪律性有关，它保证了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正是以上四个原因使我们的政府变成中性政府，变成了为老百姓长远利益着想的政府。
2.中国实行财政分权制
我们国家的财政分权是全世界最彻底的，不仅中央和各省分权，省和市、市和县、县和乡、乡和村，都是分权的。可以说，分权到了极致。分权的好处有两个：
第一个好处是，给地方提供了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改革之前，地方财政受中央控制，地方财政多了要交给中央，这样地方就失去了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财政分权大大提高了地方积极性，而1994年的财税改革划分了中央税种和地方税种，把分权制度化了。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政府对经济干预得那么深。比如乡镇企业，就是政府办的，或者政府和能人合资一起办的。这样的现象有很多弊端，造成了很多腐败现象，但是，分权产生的一个好处是可以集中很多财力来办事情，很多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来解决、来协调，这就造就了一批关心地方经济的政府领导。分权的一个后果是加强了市场力量，一开始是把一些事情交给市场来做，但是市场打开缺口就不断自我繁殖，不断要求新的市场。
分权的另一个好处是，为一个大国的财政体制创造了新的模式。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是和平时期所有大国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因为涉及一个国家的国家架构。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单一制的共和国，但在财政上却是高度分权的，很好地平衡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分权本身而言，我们要看到它也有负面作用，许多国家分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菲律宾是一个例子。上世纪60年代菲律宾是世界的明星、亚洲的希望，但是现在你看菲律宾已经落后于中国了，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它了。菲律宾的停滞原因有很多，一个原因和它的分权体制有关，地方都被家族力量所控制，家族势力经济、政治通吃，成为地方的独裁者。我们怎么降低分权的负面作用呢？我们用的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这是政治单一制的好处。中央政府有权来调动省、市级干部，这给了基层干部很多激励，让他们仍然想着国家的整体利益。
3.中国走的是新民主化道路
帝王制度存在好几千年，肯定有其必然性。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帝王并不是不可侵犯的，他是人们抗衡不确定性的工具。商朝有一个皇帝殷商，在执政的时候遇到大旱，老百姓搞不明白为什么，因此要他到天上去讲理，要把他烧死。你不是真命天子吗？那好，你就上天去和天神理论吧。殷商说，好吧，我去。他就沐浴更衣，坐在一大堆柴禾上，准备升天。正要点燃的时候，突然惊雷四动，乌云密布，瓢泼大雨倾天而降，殷商免于一死。这并不是中国一家，世界很多地方都发现，所谓国王，其作用就是给老百姓带来确定性，带来平安。为什么后来有了民主呢？就是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发现皇帝根本不能带来确定性，带来平安了。社会分工复杂后，每个人面对的风险都不一样，君主解决不了了，大家只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就有了民主。这是从民主的功能意义上讲的，当然，启蒙运动后人性的觉醒也是产生民主的重要原因。
自由民主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正处在从君主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的伟大时期。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如果从宗教改革算起的话，已经好几百年了，也许还需要一两百年的时间，全世界才能过渡到完全民主的新文明。《环球时报》刊登过一篇文章，是庞中英写的，说21世纪的新文明，最大可能性会在亚洲产生。这是没有历史眼光的白日梦。自由民主，这个文明我们还没有实现，何谈新文明？我们不能因为民主产生于欧洲就排斥它，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必然前景。
当然，通向自由民主的路有很多条。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两个极端摇摆：一端是民粹主义；另一端是右翼独裁。民粹主义搞多了，右翼的大资本家就不干了，要夺权；独裁搞得时间长了，民粹主义势力又上升。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路要走好，应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回想一下发达国家民主的产生，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用了240年。英国的民主可以上溯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了上世纪20年代，妇女才有了选举权。我当然不是说我们要重复他们的路，但至少可以看到，民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个学习的过程。中国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平衡的道路，这条路不是完美的，但至少我们在尝试，比如村庄的选举。很多人说村庄选举根本没起作用，拉票、贿选都有。对，这没错，但我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通过村民选举之后，村庄变得更好了。我自己是做过研究的，发现村民选举后，收入分配均衡了，公共投资更多了。这说明选举还是有用的，而且，这是一个学习过程，学习民主的过程。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不同的阶层各自表述各自的利益，最后达成妥协。民主就是妥协。所以我不同意有些人说的，因为农村教育水平低，不应该搞民主。比如印度有40%的文盲，他们照样搞民主。所有人都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利益，这和教育水平无关。关键是如何实现妥协。为什么会有战争啊？非洲为什么那么多战争呢？就是因为没学会妥协。妥协是要学习的，但不是提高了教育水平就能学会。
在我们的高层，也在学习民主。一个是区县人大代表的直选。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代表的普遍提名，但是我们看到，我们选出来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在增强，人大的权力在增加。我访问过浙江瑞安，那里的教育局局长告诉我，在大的预算方面，是要通过人大代表表决的，区县的人大权力在加强。在国家层面，全国人大政协也在朝着职业化方向发展。
在中间层面，我们看到市民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北京的世纪城为例，市民社会的因素增长很快。世纪城有自己的网上论坛，论坛上不准谈政治，但是，当发生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时，大家就都很积极。比如，政府原来打算在世纪金源购物中心旁边的昆玉河岸上建一条酒吧街，但世纪城的许多居民不同意，怕影响这里的安静，就发起了一个活动，要求政府停止酒吧街的建设，政府最后果然没有建。这就是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石之一。我们的民主化从基层开始，上层配合，中间打基础，可能走出一条独特的路。维持这条路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我们有一个中性政府。这样的政府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能够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弹性空间。国外的人不能理解这一点，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我们走的是有控制的民主化道路。这条路看似漫长，但却能做到一步一个脚印，每走一步都是进步。中国所经历的，可能会为新的民主化道路探索一条前所未有的途径。
4.中国共产党的务实主义
“与时俱进”时下成了一个打趣的词，但它恰恰是务实主义的很好概括。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务实主义。在过去30年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调整，它的累积效果非常显著。也许中共的核心信念——建设一个强大而平等的中国——没有改变，但关于社会应该如何组织起来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主张，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8年—2006年，我们可以确定三波意识形态的转变：
第一波，发生在1978年—1987年期间。从真理问题的讨论开始，我们的意识形态开始转变，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论，从而放弃了“文化大革命”中激进的意识形态，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在经济体制上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是巨大的进步。在改革之初，邓小平有两个著名的说法：一个是“不争论”，打开了实践的大门；另一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要靠市场的力量。1987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党代会肯定了1978年以来的改革，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放弃了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强调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应该采取比较灵活的经济体制。
第二波，开始于1993年并结束于2002年。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的改革陷入困境。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中国改革突然进入全新的阶段。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从而为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清除了意识形态障碍。上世纪80年代是改革的准备阶段，动真格的改革发生在90年代。2002年底召开的十六大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为这波意识形态的转变画上了一个句号。从此，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代表无产阶级，而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从此变成了整个国家的政党。以90年代发生的变革来看，这个转变其实并不新鲜。
第三波意识形态的转变，才刚刚开始，其标志性事件是在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按照官方的说法，和谐社会的特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关键词是“公平正义”。在过去的30年里，增长共识累积下来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逐步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农村人均收入的3.3倍。从城乡差距或沿海—内地差距的角度来衡量，中国是世界上隔离最严重的国家。这一波意识形态转变的目标，在于纠正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一些人倾向于认为，这个转变标志着向民粹主义的回归。但是，极端不平等从理论和实证上讲都是对经济增长有害的，中共的这个新转变仍然与它的中性政府的角色一致。
三、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中国要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贡献自己的思想。中国模式充满了对世界的挑战、对成见的挑战。比如政府在经济发展早期的作用，国家治理方式和民主化的道路，等等。
1.挑战政府在经济发展早期的作用
西方国家的学者和政府官员，或出于意识形态成见，或为了掩盖自己的目的，往往要求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小的、高效的政府，但是要做到这点非常困难。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与东亚模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知道东亚模式都是政府干预经济，但没有像中国政府干预得那么深的。但我们做得较好，挑战了西方的主流观点。
2.挑战国家治理方式
所谓民主，就是所有的人都做符合程序的事。民主给了每个人表达利益的权力，每个人都想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后大家只好根据程序办事，就是在法治面前人人平等——民主之后才有法治。中国政府把所有的合法性都放在表现上，就是要给老百姓提供实惠，因此经济增长很快。但是，这里也产生很多问题，比如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对环境问题考虑不够，社会问题考虑不够，等等。怎么在程序和表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也是对世界提出来的一个挑战。
3.挑战民主化的道路
什么样的民主化道路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十分漫长，你不能要求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步到位成为一个民主的社会。印度、菲律宾是非常初级的民主，在很多情况下，老百姓的生活没办法得到保障。所以在民主化这条路上，中国和印度、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处在同样的探索阶段，只不过我们走的是不同的路。这条路当然还没有完全形成，还在探索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