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民国论文,到新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3)02-0040-08
引言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在宋学特别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下完成的。新民族主义史学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新史学家群体竭尽心智，继承、发扬宋学与浙东史学的精神，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救亡之路，解决、回答、解释或论证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自强、复兴所遇到的问题，凝聚人心，激发民族精神，为抗战救国、建国构建思想理论，提供智力与精神支撑，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史学。这一新型史学或又被称为“抗战史学”、“爱国主义史学”，然观察这一史学的渊源与前后演变的关系，称之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较为确切。新民族主义史学由清末民初新史学演变而来，形成并发展于抗战时期，是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史学家极度忧患、悲愤、困苦、耻辱，于是纷纷投身学术抗战，从全民抗战的实际出发，发掘民族传统文化，构筑民族精神长城，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鲜明的、突出的时代与民族特点的史学。由于其思想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华夷之辨”、“华夷之防”之民族意识，又不同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不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求真求实”的理念，而是面对外敌入侵，求中华民族之“共是”，求民族不屈、不倒与自强、自立的精神，故称之为“新民族主义史学”。其代表人物有何炳松、蒙文通、陈寅恪、陈垣、钱穆、傅斯年、余嘉锡、姚名达等，他们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重新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思想价值，借宋学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
一、民初新史家重新发现浙东史学与宋学
清末，社会危机四伏，学人受新学尤其是进化论的影响，倡导新史学，借史学救世济民。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旧史学，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以史学叙述人类群体进化，求其公理公例，视史学为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称其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用新史学激发国民的爱国心，树立民族自信心，重塑民族精神。梁启超批判旧史学，建设新史学，都是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为基础的，即回顾、总结中国史学二千多年的发展，从而提出自己的“新史学”构想。1926年他在清华国学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进一步明确提出“史学史”的作法。清末民初新史学的建设是从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开始的，而且又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是中国史学在近代史上的又一次觉醒。受梁启超的影响，姚名达于1927年就曾计划撰写一部《中国史学史》。1928年何炳松也“很想立志去述一部‘中国史学史’”①。梁启超由史学史研究，重新发现了章学诚的学术价值；章学诚为清代浙东史学的代表，何炳松又由章学诚重新发现了南宋浙东史学的精神，并由浙东史学追溯北宋“宋学”。他说：“研究中国史学史，北宋以前的一段是比较简单而容易，南宋以来的一段却就茫无头绪了。因此他就先去研究南宋末年浙东诸家的学说，同时并亦研究程朱陆三家的学说。”发现“南宋以后，我国的学术思想还是有三个系统：由佛家思想脱胎出来的陆九渊一派心学，由道家思想脱胎出来的朱熹一派道学，和承继儒家正宗思想而转入史学研究的程颐一派……程颐一派的学说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于是他得出看法：“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要研究浙东学术史，必须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因此，何炳松于1932年9月著成《浙东学派溯源》一书。指出：“著者因为要追溯浙东学术的渊源，发现了一件程氏为浙东开山始祖的史实。又因为要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不能不旁究同时的朱氏，因此又发现了一件朱氏学说和浙东水火的史实，更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程朱学说根本不同的史实。从此再追溯上去，发现了一件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实在是程朱陆三分鼎足的史实。于是再根据西洋史家所谓‘历史继续性’的原则略去追溯北宋以前我国儒释道三家的源流，得到了一个我国自古以来各派学术思想流派的大概。”②浙东学派由经入史，何炳松由学术史而史学史，将中国史学史分为三个时期：自孔子作《春秋》至荀悦《汉纪》，是为第一期，编年与纪传由创造而达于成熟；荀悦至北宋末，为第二期，旧式通史之发挥时代；南宋为第三期，“吾国学术融会贯通之一大时期”，又是“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史学“独树一帜”。“故此一期实为吾国史学形成派别并大有进步之时代。”③以浙东史学为儒学正宗，借浙东史学研究构建民国新史学，此诚为何炳松治史根本。
与何炳松相比较，蒙文通对南宋史学的认识稍晚些。他早年治经史，自1933年之后，“始一一发南渡诸家书读之，寻其旨趣，迹其途辙”④，大有收获。他说：“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此涉学者所能知也。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则今之言者于此未尽同也。近三百年来，宗汉学为多，虽专主西京其事稍晚，然榛途既启，义亦渐明。惟三百年间治史者鲜，今兹言史者虽稍众，然能恪宗两宋以为轨范者，殆不可数数观，而况于南宋之统绪哉!”又说：“余之研史，至是始稍知归宿，亦以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以言搜讨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大与世殊，以史料、史学二者诚不可混于一途也。”⑤蒙文通在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始于1935年秋季，此时也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学术救国，借史学激扬民族精神，在此背景下，蒙文通对南宋史学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他从会通的角度认识到南宋史学的“卓绝”。说：“窃以中国史学惟春秋、六朝、两宋为盛，余皆逊之……每种学术代有升降，而史学又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哲学衰而史学亦衰……六代精于史体，勤于作史；宋人深于史识，不在作史而在论。六朝人往往不能作志，为之者亦勤于缀拾而短于推论。宋人则长于观变而求其升降隆污之幾。”又说：“北宋之学，洛、蜀、新三派鼎立，浙东史学主义理，重制度，疑其来源即合北宋三派以冶于一炉者也。”⑥“北宋之学重《春秋》而忽制度，南渡则制度几为学术之中心。”⑦蒙文通溯浙东史学渊源为洛、蜀、新三派融贯为一，此与何炳松以浙东学术为儒学正宗的看法颇有不同，然其推重学术史与何氏别无二致。他指出浙东史学以制度史研究为中心，则较何氏“由经入史”的说法更为具体、明确。
何炳松以南宋为“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吾国史学形成派别并大有进步之时代”。蒙文通认为“史学莫精于宋”，“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同样，陈寅恪亦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⑧，民国史学家对宋学、浙东史学的价值与学术地位的重新认识与发现，为抗战时期宋学复兴，新民族主义史学构建提供了前提。
二、宋学、浙东史学之嬗变与复兴
宋学，又称义理之学，通经明大义，由经义、义理以通社会实践，经世致用，明体用之学。漆侠曾总结其学术特点：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⑨宋学缘生于唐宋鼎革。是时学风文风大变，欧阳修、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疑经辨伪，摒弃汉唐章句之学，为学通经知古明道，践行义理，修身施政作文，由此形成宋学。宋初学人重视经义、治事，较为典型者是胡瑗。他“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束修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⑩宋神宗曾问胡瑗高弟刘彝，曰：“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11)此后，宋学虽经王安石、司马光、苏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二程、张载等推演、发挥，形成不同学派，然湖学始终受到重视。南宋初，程学一度兴盛，浙东学人秉承程颐学说，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程颐曾师承胡瑗，由胡瑗经世致用之学发展为性理之学，为学在于求道，求道在于正心、养性、蓄德，中正而诚，成为圣人。欲达于此，不仅要通经，还要读史，读史观成败。《河南程氏遗书》卷24《伊川先生语十》曰：“先生始看史传，及半，则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后之成败，为之规画，然后复取观焉。”读史能体验历史，领悟成败之理，深深影响了浙东学人，迭经发挥，独成一派，即浙东学派，又称浙东学术，因重史学，也谓浙东史学。
浙东史学“实以程颐为先导，程氏学说本以无妄与怀疑为主，此与史学之根本原理最为相近。加以程氏教人多读古书，多识前言往行，并实行所知，此实由经入史之枢纽。传其学者多为浙东人……浙东人之传程学者有永嘉之周行已、郑伯熊，及金华之吕祖谦、陈亮等，实创浙东永嘉、金华两派之史学，即朱熹所目为‘功利之学’者也。金华一派又由吕祖俭传入宁波而有王应麟、胡三省等史家之辈出……至明初宋濂、王祎、方孝孺诸人出，一时乃为之复振……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一个时期。迨明代末年，浙东绍兴又有刘宗周其人者出，‘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其学说一以慎独为宗，实远绍程氏之无妄，遂开浙东史学中兴之新局……其门人黄宗羲承其衣钵而加以发挥，遂蔚成清代宁波万斯同、全祖望及绍兴邵廷采、章学诚等之两大史学系。前者有学术史之创作，后者有新通史之主张，其态度之谨严与立论之精当，方之现代西洋新史学家之识解，实足竟爽。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二个时期。”(12)
至于浙东史学兴衰的原因，何炳松说：“唯浙东史学第一期之初盛也，其途径乃由经而史，及其衰也乃由史而文。第二期演化之经过亦复如是。”(13)这仅是就现象而论，现象背后还有学术与社会的作用。明清鼎革之际，学人厌恶空疏学风，借宋学反对王学，宋学倡。乾嘉时期，汉学行，清儒用汉学矫朱子之偏。道咸以后，汉宋兼采，补救汉学之弊。清末民初，经学衰，史学受西学(又称新学)的影响而复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重实证与科学，乾嘉诸老的考据方法受到重视，从学术渊源上讲，此期史学所受影响是以汉学为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史学家发挥宋学“经世致用”思想，浙东史学的“事功”精神，结合抗敌现实，研究学术，反对投降，借学术正人心，端士习，弘扬民族正气。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钱穆等，纷纷扭转学术方向，注重现实，讲究实用，读书保国保种，宋学、浙东史学一时复振。
钱穆于1937年初著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自序》说：“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司马氏表六国事，曰：‘近己则俗变相类’。是书所论，可谓近己矣。岂敢进退前人，自适己意，亦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盖有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不必尽当于著作之先例者。”是书第一章“引论”，开首即论近代学术导源于宋，说：“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别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峯、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14)民族危机，国难当头，是投降还是抗战，牵系人心世变与学术思想，钱穆回顾三百年学术变迁，其意在用宋学精神铸造民族精神，并说明宋学复振乃历史必然。
陈寅恪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于1942年1月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5)宋学复兴为新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学术思想基础。
三、宋学与民国新民族主义史学的构建
抗战时期，史学家借宋学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蒙文通由宋学研究，探讨学术、人心与社会变动的关系，为抗战提供借鉴。他认为：人心趋静，则向心力强，社会安定；人心趋动，则离心力强，社会混乱。治乱在人心，人心动静受学术影响至深。“宋之时，亦举世而趋动，承五季之余风，邢、孙之流，袭唐人之疏，则裁其滥而约之以义理；庆历而后，更摧落汉唐之议，以极于横删六籍，怀疑摧陷之勇，迈于贲育，视魏晋有过之。故曰宋亦群众心理趋于动之时也。然宋人不苟安于怀疑之域，进而有必于求是之心，于愚夫愚妇，不学不虑，启示人心固有之知能，以之扫抄摹昔贤语格套俗伪之论，于是至理明而天下是非有准，迷曲之论不得公行，黑白不相淆，俗正而政肃。”(16)学术兴，事理明，是非有准，黑白曲直不相混淆，荣辱廉耻分明，人心才能正；人心正，才能有良好的社会风习与清明政治。学术的基础是哲学，目的是正人心，定是非。蒙文通说：“宋人之学，其始也为哲学，人人反求诸己，期于自证自得；其终也，抉人心同然之安，而天下归于一是之定……此宋之所以能有统一之治，外之足以御北狄，而僭乱不作。”(17)学术盛衰关系社会治乱，“五季之乱，烈于三国，廉耻扫地，奚止清谈，契丹之迫，过于刘、石，患迫则虑远而忧深，此宋之所以能挽一世于即倒者也。正其学术明而风教肃有以致之。及其覆亡，忠义相属，如火如荼，虽曰宋明以灭于异族之故，而仗节死义者独多，然永嘉之败，其为灭于异族则一，而节慨不稍见，岂非是非之久淆而学术太荒之故哉?宋之风以严肃，而六代习于怠荒，其盛其衰，此祸福之无不自己求之者。”蒙文通借古讽今，曰：“今之世，言议淆而政俗污，何其似魏晋、五季之甚，吾人亦希能比踪于两宋，而无为六代之续而幸也。宋之为宋，学术文章，正足见其立国精神之所在，故于宋史首应研学术，则知宋之所以存，次制度，则知宋之所以败，而事变云为纷纷者，皆其现象之粗迹，而别有为此现象策动之因存，亦正今日所当深思而引为明鉴者也。”(18)从抗战现实出发，总结宋学精神，用学术正人心，明是非，共同抗敌，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使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研究宋学，从学术史的角度探索人心世变与社会治乱，致用现实。同时，又以宋人著述为标准评判民国史家的学术成果，这也是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的一个方面。1935年2月陈寅恪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重刻本作《序》，说：“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具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19)《元西域人华化考》成书于1923年10月，“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20)，陈垣因撰此书，富有中华民族精神，故陈寅恪曰之“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21)1940年7月陈寅恪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寅恪读是书竟，别有感焉。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22)以宋人著述作参照，《明季滇黔佛教考》不仅超出了元明清，也超出了宋人。陈垣借明末西南地区佛教考证，将历史与现实打通，论证抗战时期政治与学术文化形势，其思想境界高出宋学，故陈寅恪曰“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同样，陈寅恪在1942年1月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也是从宋学的角度，揭示邓广铭著《〈宋史·职官志〉考正》之精神，说：“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噫!先生与稼轩生同乡土，遭际国难，间关南渡，尤复似之。然稼轩本功名之士，仕宦颇显达矣，仍郁郁不得志，遂有斜阳烟柳之句。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其乡土踪迹，虽不异前贤，独佣书养亲，自甘寂寞，乃迥不相同。故身历目睹，有所不乐者，辄以达观遣之。然则今日即有稼轩所感之事，岂必遽兴稼轩当日之叹哉?寅恪承先生之命，为是篇弁言，惧其羁泊西南，胸次或如稼轩之郁郁，因并论古今世变及功名学术之同异，以慰释之。”(23)遭际离乱，国难当头，寅恪与邓广铭身同感受，故能体会其著述苦衷，才能撰出如此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序言。
抗战期间，陈寅恪撰著并出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此后又撰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由制度史、政治史而及社会史研究，颇具宋学特别是南宋史学的精神与风格，都是新民族主义史学的成果。此外，还有钱穆撰著的《国史大纲》，亦受宋学之影响，焕发出新民族主义史学之精神。
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陈垣的贡献突出且有特点。他由清学转向宋学，然他本人并未提及“宋学”，而是讲“有意义的史学”。抗战爆发，他撰著《明季滇黔佛教考》，表彰明末遗民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又撰《清初僧诤记》，借佛门派系之争，责骂汉奸变节投降。1941年，抗战处在艰苦阶段，撰《南宋河北新道教考》，论证“夷狄无百年之运”，只要民族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著书教书，保留读书种子，等待民族复兴时机。1944年抗战后期，日寇行将败亡，他又撰《通鉴胡注表微》，结合自己一生治学心得体会，总结升华其“有意义的史学”，通过表发胡三省《通鉴注》微言大义，予以系统的理论概括，造就了民国时期新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部代表作。
四、《通鉴胡注表微》所反映的新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与方法
陈垣一生熟读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抗战时期，平津沦陷，民族屈辱的经历，使他切身体会到胡三省的“亡国之痛”。故“一日读《后晋纪》开运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曰：‘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程颐)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因念胡身之(胡三省字身之)与文(天祥)、谢(叠山)、陆(秀夫)三公同年进士，宋亡隐居二十余年而后卒，顾《宋史》无传，其著述亦多不见传。所传仅《鉴注》及《释文辨误》，世以是为音训之学，不之注意，故言浙东学术者，多举深宁(王应麟)、东发(黄震)，而不及身之。自考据学兴，身之始以擅长地理称于世。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于是撰著《通鉴胡注表微》，“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余万言。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24)
胡三省与文天祥、陆秀夫为同年进士，遭遇南宋亡国，同年好友赴义，为他内心留下深深巨痛重创。其注《通鉴》，每见亡国耻辱，隐伤发背，“呜呼痛哉!”“七七”事变，外族入侵，也深深刺痛了陈垣，共同的遭遇使他真正明白了《通鉴》胡注的学术精神。胡三省借注《通鉴》，抒发其对大宋忠爱之赤诚；陈垣借表发胡注微言大义，论证爱国主义道理，尤其是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能否坚守民族大义，是每一位史学家政治、思想、道德、人格、学风、方法的根本考验。并说明胡三省不仅是位音训学家、地理考据家，还是一位具有深刻爱国思想的历史学家，亦是南宋渐东学术的殿军。
陈垣也是一位以考据为擅长的著名史学家，早年深受清代考据学的影响，思理缜密。抗战爆发，其学术讲究经世致用，陈古证今，全面阐述其爱国主义思想、民族大义和史学主张，用历史研究为抗战提供理论与精神支撑，探索学术救国救亡的道路。《通鉴胡注表微》首列“本朝篇”为第一。曰：“本朝谓父母国，人莫不有父母国，观其对本朝之称呼，即知其对父母国之厚薄。胡身之今本《通鉴注》，撰于宋亡之后……然观其对宋朝之称呼，实未尝一日忘宋也。”其“恒称‘我朝’或‘我宋’……身之原文也。”“父母国”即“祖国”，史家著史当对自己的祖国忠贞不二，爱国是史家最大的政治和必须恪守的第一道德。有国有家时，人们对此似乎不措意，山河破碎，国家败亡时，祖国显得尤为重要。胡三省注《通鉴》于宋亡之后，犹称宋为“我朝”，国虽亡而国之精神不亡，由此昭见其注《通鉴》的政治立场与爱国精神。
《通鉴》胡注，又涉及书法、校勘、解释、避讳、考证、辨误、评论、感慨、劝戒，虽言史法，亦具精神。“身之推论《通鉴》之书法为多，其有关全书义例及史文构造、史料采取……固与《通鉴纲目》之所谓书法，涵义颇殊也。”朱熹《通鉴纲目》之书法，借褒贬以维护封建正统，已非《通鉴》之书法。胡注论《通鉴》书法，多就原书而言之。《通鉴》不记王莽改正朔，删削桓玄年号，书东晋帝逝世为“崩”，自有义例规范，即借笔削不予记载，表示莽之正朔、桓玄年号不合法而不予承认；书东晋帝“崩”是因为东晋承西晋，西晋原为一统王朝。胡注对此一一揭明。陈垣表胡注之微，曰：“然则读《通鉴》者，于南宋诸帝，亦可以先尝混一书‘崩’。身之盖思及本朝，而心痛国力之不振也。”至于《通鉴》不书桓玄年号，陈垣说：“然乱臣贼子可以笔削；敌国外患不可以议论弭，两宋之所以不亡于臣子，而皆亡于敌国也!悲夫!”(25)国力不振，面对强敌入侵，高谈阔论只能误国，可悲可哀!与其说陈垣表胡注之微，倒不如说是其对抗战的看法。
《通鉴》记事，有些事叙述清楚，不必出注，然胡三省特别加注。如周赧王四十九年，应侯使须贾归告魏王曰：“速斩魏齐头来，不然，且屠大梁!”胡注曰：“屠，杀也。自古以来，以攻下城池而尽杀城中人为屠，亦曰洗城。”陈垣曰：“屠城之义甚浅，而重言以释之者，有痛于宋末常州之屠也。德佑元年十一月，元兵围常州，知州姚訔、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力战固守，皆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明丘濬《世史纪纲》亦论之曰：‘作《元史》者谓伯颜下江南，不杀一人。呜呼!常州非江南之地邪?伯颜前此潜兵渡汉，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下，城陷之日，尽屠戮之，止有七人伏桥坎获免。残忍至此，而中国之秉史笔者，乃亦曲为之讳，至比之曹彬，岂其伦哉!’丘濬生异代，犹为此论，文山、身之，接于耳目，其感怆为何如耶?”(26)战争残酷，人命如蚁，援庵特表此节，也有感于日寇入侵，在中国制造了一桩桩灭绝人寰的惨案。
胡三省亲历宋元易代，家破国亡的切身感受使他对于家与国共兴亡的认识尤为深刻。《通鉴》晋永和二年，会稽王昱与殷浩书曰：“即时之兴废，则家国不异。”胡注曰：“言国兴则家与之俱兴，国废则家与之俱废也。”陈垣说：“《公羊》僖公二十一年传：‘宋公谓公子目夷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公子目夷复曰：“君虽不言国，国固臣之国也。”’《仲尼弟子列传》载：‘夫子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人与国同休戚，夫子之训也。”孔子如是说，顾炎武亦如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个人、家、国共兴亡、同休戚的道理，被孔子、胡三省、顾炎武、援庵阐释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通鉴胡注表微》后10篇言史事，其目次为治术、臣节、伦纪、出处、边事、夷夏、民心、释老、生死、货利，所讨论的史事涉及政治、军事、民族、民心、宗教、人生、经济等。其核心仍然是爱国与民族大义。《治术篇》说：“治术者，致治之本。”又借史事论政治，说：“专制之极，使人不敢称其恶；今乃不许称人善，亦岂是非之公耶!”“人非好为盗，亦不乐为盗，盗之起多由于不足与不平。”“民有离心，虽用重典，无济于事。故重典非万不得已不可用，即用亦必以哀矜之道出之，可一不可再，安有屡用之而能止乱者乎!”此对蒋介石专制政治而言。《民心篇》说：“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其故可深长思也!”“得其地而不得其心，未为真得也；反之，失其地而未失其心，亦未为真失也。故得失在心不在地。”“民主政治未建立之时，以天下为私物，忌疆吏之得众，然则疆吏之虐用其民，乃君主所深喜……靖康元年，李邦彦等谮罢李纲也……谓纲为民心所归，帝亦疑纲而不可解，宋遂不得不南渡矣。”失去民心，又忌忠臣得民心，宋南渡，继又亡于元，历史教训惨痛!
生逢乱世，性命无保障，生死存亡考验着每个人，如何对待生与死?陈垣在《生死篇》中说：“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平世犹不甚觉之，乱世不可不措意也……胡身之生乱世，颇措意于生死之际，故注中恒惜人不早死，以其生无意义也；又恒讥人不得其死，以其死无价值也。”“张溥谓‘假令(秦)桧死于靖康，忠直著声，岂不与王莽之死于建平，谦恭流誉，同为贤士大夫乎!’亦惜其不早死，而有期颐之寿也。”夏贵年八十，投降元朝，仕中书左丞。有人赠诗说“自古谁无死?惜公迟四年。闻公今死日，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说：“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陈垣说：“古人以不得早死为憾者多矣。”“可以死而不死，可以不死而死，生死都无是处也。”
面对外敌入侵，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陈垣答曰“爱国”，国重于亲和友。他在《伦纪篇》中说：“君臣、父子、朋友，均为伦纪之一。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为国，则不能顾及亲与友矣。伪齐之立，有背祖国而从刘豫者，自诿牵于私谊也，亦终与刘豫偕亡矣。”人不能以私情害公谊。“父母不欲其子就死地，私情也；为国而至于死，公谊也。公谊所在，私情不得而挠之。”(27)
陈垣在民族危亡之际，借胡注阐述国家与民族至上的道理，语重心长，即使铁杆汉奸阅读其书也会动摇其心。宋学，尤其是南宋渐东史学，重义理、气节、事功、实用，重视文献掌故与考证，所有这些，都经《通鉴胡注表微》得到完美演绎。浙东学术以制度为中心，援庵发挥《春秋》大义，辨是非，褒贬劝诫，用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道理阐释历史，传统与近代融贯，精心构建民国新民族主义史学和爱国主义史学思想与方法体系。其阐述个人、家、国同休戚的道理，仍具现代价值。
结语
梁启超等倡导新史学。新史学的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以史学史研究为基础，建设新史学，由史学史研究发现了章学诚，由章学诚发现了浙东史学，又由浙东史学发现了宋学；另一条线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建设新史学，借考据通义理，特别是“史学二陈”，在民族危亡时刻，转向宋学，总结、践行宋学与浙东史学的精神与方法。这样，新史学两大主流派别于抗战时期在学术方向上趋于同一，在宋学、浙东史学的影响下，以“经世致用”和“事功”精神相号召，共同构建了新民族主义史学。到了抗战后期，胜利曙光初现，抗战建国又成为史学家思考与探讨的问题，新民族主义史学家由于对光明、民主的新中国的向往，自然而然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融合。抗战胜利之后，新民族主义史学家在新的历史使命感召之下，逐渐演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由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变化的路径。
(附记：本文撰写，承蒙向燕南、汪高鑫、周文玖三教授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特致感谢!)
注释：
①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②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第4—6页。
③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第1、3页。
④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附录《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
⑤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附录《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第161页。
⑥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附录《致柳翼谋(诒徵)先生书》，第126、128页。
⑦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附录《评〈学史散篇〉》，第123页。
⑧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见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⑨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总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⑩《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2，引《吕氏家塾记》，四部丛刊本。
(1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章《引言》，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页。
(12)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第3、4页。
(13)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第3、4页。
(1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页。
(15)陈寅恪：《〈宋史·职官志〉考正·序》，载《邓广铭治史丛稿附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16)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附录《〈宋史〉叙言》，第131页。
(17)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附录《〈宋史〉叙言》，第131页。
(18)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附录《〈宋史〉叙言》，第132页。
(19)陈寅恪：《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20)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18页。
(21)陈寅恪：《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附录，第158页。
(22)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见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上，第235-236页。
(23)陈寅恪：《〈宋史·职官志〉考正·序》，载《邓广铭治史丛稿附录》，第49—50页。
(24)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小引》，《陈垣全集》第21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5)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前十篇《书法篇第二》。
(26)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前十篇《解释篇第四》。
(27)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后十篇《生死篇第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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