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战略的理论、历史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韩召颖，黄钊龙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 联盟是国际关系的常见现象，如何与对手联盟相处也是国家经常面对的重要问题。当面对一个敌对性同盟，如何使权力斗争的结果于己更为有利，不仅涉及加强军备和结盟，也关乎对敌对同盟的分化。实际上，楔子战略正是国际关系学者对这一重要问题 “理论化”的成果。根据对敌对联盟不同成员采取的手段不同，楔子战略具体可分为奖赏、选择性奖赏、对抗和选择性对抗四种类型。从现有理论研究看，将楔子战略作为一类外交行为规律的探索是重点。通过拓展研究视野可以发现，预阻敌对联盟的形成或对敌对联盟进行分化、瓦解的思想智慧由来已久，且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的实践，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就是其中的代表。结合楔子战略的相关理论内涵与中国面临美国联合“遏制”的现实，准确识别目标对象的利益诉求，在“因国制宜”和慎用强制的原则基础上追求对美国遏华“战略包围圈”进行“重点性预阻”与“技巧性分化”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 楔子战略;联盟分化;理论评估;周边外交
国际政治的永恒话题永远是权力竞争，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的每个国家都必须依据“自助”的原则自己确保自己的安全。对权力竞争来说，涉及敌对双方实力的对比与转换，自身实力的增加与对手实力的减少都会造成相对实力的变化。然而，在国际政治学界，大多只关注联盟和发展军备在权力竞争中的作用，对分化对手的重要性未有充分认识，例如，“在传统同盟文献中，针对同盟解体的叙述只有只言片语”[1]，且这些少有的研究大多还是从同盟自身出发去寻找原因(1) 有学者梳理了有关同盟解体的相关研究：目标实现说、同盟类型说、国家制度说、国内政治说、军备同盟效用比较说等，都是从同盟自身探究同盟解体的代表学说。参见周建仁：《同盟解体的研究：回顾与评价》，《国际论坛》2012年第4期。 ，并未对同盟所针对对象有可能采取的“反同盟”战略进行细致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视角的缺失并不能证明分化对手无足轻重(2) 现实主义的两位重要理论家摩根索和沃尔兹都意识到了“分化对手”的重要性。例如，沃尔兹认为，国家既可以通过增强和扩大自身的联盟，也可以削弱和缩小敌对同盟，从而实现对外部权力的制衡。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Reading: Addison-Wesley,1979, p.118。摩根索认为，均衡过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完成，一是减轻天平较重一侧的分量，一是增加较轻一侧的分量。参见：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49, p.134。，事实上，在现实中，国家如何才能分化拆解一个具有威胁性的敌对联盟，一直是制定国家对外战略的重大课题。英国政治家丘吉尔就曾说过：“在最高层，真正的政治与战略是一件事。将结盟的国家拖入战场的策略，其功劳不亚于打赢一场大仗。若能用安抚或威慑吓服手段使某个危险国家保持中立，其价值高于抢占一个战略要点。”[2]苏联政治家莫洛托夫也曾评论：“对外关系的政治艺术不在于增加自己国家敌人的数量。相反，这里的政治艺术在于减少这些敌人数量，做到使昨天的敌人变成相互之间保持和平关系的睦邻。”[3]由此可见，“分而治之”的战略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具有无比重要的地位。也正是源于这一理论的重要性，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一议题，楔子战略[4]、联盟制衡战略[5]、联盟分化战略[6]都是在这一理论视角下取得的研究成果。(3) 虽然它们名称略有差别，但从实质来看并无不同，本文选择采用楔子战略的命名方式。 为更好推动这一理论的研究，本文试图对楔子战略的最新进展进行全面的理论评估和完善，进而指出其未来研究的突破方向。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中国历史经验的有关叙述，使楔子战略这一“现代”西方国际关系中层理论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最后，结合中国面临的有关地缘政治背景，在楔子战略的理论指引下为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
一、楔子战略的理论内涵：概念、战略目标与战略类型
楔子战略作为一种中层理论来说，提出和研究都难算太久，相关理论内涵还在建构当中。虽然联盟分化的思想智慧早就存在(4) 正如下文所述，《孙子兵法》《战国策》等中国古籍中对此战略有所记述。西方的历史中也对此战略早有论述。马基雅维利曾无不精辟地指出：“无论何时，当很多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国家时，这个国家应该经常寄很大希望于通过使用一些好处(它将有能力去使人数众多的国家变得不和)，进而削弱它们强大的联合。”参见：Nicclol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y , trans. Harvey C. 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bk.Ⅲ, chap.xi., p.245。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统治地位的建立，部分原因就在于其神秘和卓越的阻止反法同盟形成的外交才能。例如，1805年拿破仑利用汉诺威诱惑普鲁士，成功阻止了普鲁士伙同奥俄对法国的战争，这为拿破仑击败奥俄夺取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参见：D.G. Wright,Napoleon and Europe , London: Longman,1984,p.9,47；蒂埃里·伦茨：《拿破仑的外交策略》，安康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但在国际关系学科的范畴中，楔子战略理论被提出和研究的历史并不长远。1989年冷战史研究大家加迪斯·刘易斯(John Gaddis)《长和平》一书对冷战期间美国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的分化瓦解战略进行了研究，并从历史学的角度将美国离间分化中苏同盟的战略称之为“压力楔子”(Wedge Through Pressure)，算是首位将“楔子战略”一词和相关战略关注引入国际关系学科的学者。(5) 其所称的“压力楔子”战略在于不断对中国一方施加压力，使中国为了弥补由此造成的损失，转而不断向苏联寻求更多的补偿。中国不断增加的需求和苏联补偿意愿之间出现的矛盾，导致二者最终分道扬镳，联盟也由此瓦解。参见：John Lewis Gaddis, Long Peace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p.147-194。2001年泉川泰博(Yasuhiro Izumikawa)在系统和完整地对一国分化瓦解对手同盟的行为规律进行研究时又提出了联盟制衡战略(Alliance Balancing Strategy)的概念。[7]2008年和2011年克劳福德(Timothy Crawford)的两篇论文正式从理论角度对楔子战略的应用展开研究，这一战略理论才逐渐得到关注，[8]此后相关研究也渐趋丰富。[9]
就楔子战略的具体定义而言，刘易斯虽然是最早对这一战略进行研究的学者，但他并未对楔子战略作出明确的定义。克劳福德2008年首次对楔子战略的概念内涵作出界定：“楔子战略寻求分化联盟或去阻止联盟的形成。”[10]之后，他又重新将楔子战略定义为：“一个国家试图以可接受的成本去阻止、瓦解或弱化一个敌对或封锁性同盟。”[11]凌胜利则将楔子战略定义为：“联盟(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或次国家行为体基于阻止潜在的敌对同盟形成或分化、破坏、瓦解已经形成的敌对同盟的目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采取对抗或调试等战略手段来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艺术与科学。”[12]
从上述定义中不难看出，虽然不同学者对于楔子战略的概念表述有所差异，但他们强调的内在本质是相同的。凌胜利虽然较为详尽地指出了楔子战略的各项要素，但他在试图穷尽和细化这一学理概念的过程中，出现了有违“初衷”的问题，即对一个概念的内涵如果界定得过于丰富，其外延相应就会迅速减小。定义一个概念，只要能阐明本质，内涵越小对以后的理论研究束缚将越小。基于此，楔子战略可以定义为：分化者出于改变相对实力对比的目的，寻求对潜在或既有敌对同盟进行分化的一切努力。“分化者”是楔子战略的作用主体，既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联盟或次国家行为体。“改变敌我相对实力对比”，是楔子战略最根本的战略目标，虽然这一目标可以具体再按照实现的难易程度和对权力对比造成的影响大小进行细分。“敌对同盟”是楔子战略的作用对象(客体)，在敌对同盟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出目标国和目标国盟友。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敌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势力或派系也可以类比出打拉作用的对象与目标。“一切努力”是指楔子战略可以包含任何手段和策略，既包括权力发挥作用最常见的形式，还可能包括一些以前特别流行如今却难登大雅之堂的手段。(6) 例如《六韬》在如何离间敌国内部君臣关系时谈到一些离间之法，可以通过暗杀、挟持君主/太子或献媚等方式来追求分化敌人的目的。参见孔德骐：《六韬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80-82页。 此外，应当看到“楔子战略”一词只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存在于国际政治之中一类现象的概括，从目前对这一概念的使用看，其内涵所指应当没有确切的时空限制，因而，古今中外相关国家的战略实践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
就楔子战略的目标界定而言，从相关定义中能够看出，这一战略的目标在于谋求对敌对同盟的分化和瓦解，以期实现敌我相对实力转换的根本目的。克劳福德将这一战略的目标归纳为联盟预阻、联盟分化、联盟解除和联盟重组四项，并且实现的难度会依次增加。[13]具体来说，所谓联盟预阻寻求阻止潜在威胁性同盟的形成，即使一个具有加入敌对同盟阵营倾向的目标国保持中立。联盟分化寻求降低一个目标国家和敌对集团的合作水平，但不试图使目标国转向中立或者另一个同盟。联盟解除试图诱使目标国中立，不履行同盟承诺，从而使敌对同盟名存实亡或者走向瓦解。联盟重组寻求使目标国从敌对同盟中的一员转而变成自己的一个友好盟友。在后来的研究中，学界基本认可克劳福德对楔子战略目标的这一区分。
但是，通过对楔子战略自身的逻辑梳理和对国际政治现实的观察可以发现，在上述四项目标之外还存在第五项战略目标：联盟冲突(inter-alignment conflict)。其追求的不是简单的联盟瓦解(敌对同盟的解散)，也不寻求联盟重组(将目标国变为自己的盟友)。联盟冲突寻求的是通过挑拨离间、奖赏或胁迫等方式，使目标国主动与以前或潜在的盟友陷入冲突甚至战争，而分化者自己却作壁上观，不参与斗争。这种类似于“第三人”或“离岸平衡手”的战略，在历史上广泛存在。如英国的“光辉孤立”政策通过维持欧陆大国相互制衡的局面，寻求自己的主导地位；美国大战略中一直存在的离岸制衡主张，就是要通过让亚欧大陆大国相互陷入敌对，以保持美国充分的行动自由和霸权地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应该是楔子战略中比联盟瓦解和联盟重组更高明的战略目标。正如戴维斯(Davies)所认识到的：“当你面对两个敌人时，让他们相互敌对是更好的。”[14]罗伯特·海格(Robert Hager)则专门对斯大林如何寻求和施展这一战略目标进行了研究。[15]
在楔子战略的战略类型划分方面，依据楔子战略使用者的目的及其与制衡的关系，克劳福德将其分为进攻性楔子战略和防御性楔子战略两种类型。如果分化者是以侵略和进攻为目的，寻求对对方的防御性同盟进行瓦解和分化，即是一种进攻性的楔子战略；反之，如果楔子战略是被用来进行防御，而对一个进攻性的同盟进行分化瓦解，即为防御性楔子战略，其也是国家进行外部制衡的一种有效方式。[16]也有学者将楔子战略分为强化式(Reinforcing)和抵消式(Countervailing)。所谓强化式楔子战略就是鼓励目标国做它们本来就已经打算做的事情，抵消式楔子战略则是胁迫目标国做它们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前者相比后者更容易取得成功。[17]可以看出，以楔子战略的执行主体(分化者)或被作用的客体(目标国)的战略“意图”作为划分楔子战略类型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由于“意图”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准确界定的对象，用一个本身不确定的指标作为划分战略类型的标准就会出现判断主体不同，对同一战略的类型界定不一的问题。例如，一项在某个主体看来是防御性的行为,在其他主体看来可能就是进攻性的。从对未来研究的作用来看，更合理的分类方式应该以更“客观”的战略手段为标准。(7) 关于楔子战略的具体手段的划分，克劳福德认为有选择性和解与对抗两种，所谓选择性和解就是用利诱的方式去使目标国远离盟友，对抗则试图同时对敌对阵营施加压力。参见：Timothy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35, No. 4, 2011, pp.160-162。此外，凌胜利和刘丰都对楔子战略的具体手段作更进一步划分。参见凌胜利：《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研究》，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6月，第25-42页；刘丰：《分化对手联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
院前解救方法对15例急性百草枯中毒者预后的影响…………………………………………………… 宁 宗等（13）：1824
辛迪·舍曼以自己为模特，这种独特性令其在媒体与文化评论中占得一席之地。相反的，斯各格兰德并没有此类以作品寻求辨识度的想法。这位艺术家否认她的作品反映着某个特定的意图。尽管如此，许多观众还是感受到了《放射性的猫》与《原子的争论》(the debates on the atom)之间的关联，将《绿房子》解读为对全球温室效应问题的暗示，并将《也许是婴儿》(Maybe Babies)视作对人流这一社会问题的评论。
列国纵横捭阖的春秋战国，合纵连横贯穿始终，因而不乏其他案例。在西秦“东出”最终完成统一的历史过程中，“分而治之”并不总是为己所用，山东六国虽然以“合纵”闻名于世，但赵国一次分化战略的使用成功使秦国统一六国的进程被迫延缓。
表1 楔子战略的类型
如表1所示，在对作用对象作进一步区分的基础上，依据战略手段可将楔子战略划分为四种类型：选择性奖赏、奖赏、选择性对抗和对抗。选择性奖赏是对抗目标国盟友的同时对目标国进行奖赏。奖赏是对目标国的盟友和目标国同时推行一种奖赏性战略。选择性对抗只对目标国推行一种强制性的对抗政策，而对目标国的盟友推行一种相对缓和的奖赏性政策。对抗是指分化者同时对目标国和目标国的盟友推行强硬的对抗政策。
二、评估楔子战略的理论研究议程：政策选择规律与战略成败
(一)对楔子战略行为规律的研究
楔子战略理论研究的主流是对分化者分化敌对同盟政策选择的一般规律的研究。他们研究的对象(因变量)是国家分化敌对同盟的不同政策选择行为，从理论上来说，分化者在面对一个敌对同盟的时候，存在很多战略选项可供选择，奖赏和强制是最基本的战略选择。为什么分化者有时选择奖赏，有时却倾向于选择强制的方式呢？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决定分化者最终作出某一战略选择的因素(自变量)是什么？
第一，相对奖赏能力与安全依赖论。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是泉川泰博。他通过研究发现，分化者选择分化政策的决定性变量是相对奖赏能力(自身和目标国盟友满足目标国利益的相对能力)和对目标国的安全依赖程度。[18]具体来说，当分化者的相对奖赏能力高于目标国的盟友，分化者倾向于使用奖赏性手段寻求对敌对同盟的分化瓦解，而当分化者相对奖赏能力低于目标国的盟友时，分化者则会依据对目标国的安全依赖程度决定战略选择。对目标国的安全依赖程度低，则倾向于选择维持现状(观望)政策；如果对目标国的安全依赖程度高，则会倾向于使用惩罚性的政策。(9) 在后来的研究中，泉川泰博又将分化者对目标国的安全依赖这一因素(自变量)替换为目标国和其盟友之间的承诺程度。参见：Yasuhiro Izumikawa, “To Coercive or Reward? Theorizing Wedge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Security Studies , Vol.22, No.3, 2013，pp.508-509。
第二，战略要素(资源、阻力、利益)共同作用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凌胜利。他对冷战期间美国分化苏联集团楔子战略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后发现，美国在某一地区的战略利益、战略阻力和战略资源共同决定了美国楔子策略的选择。[19]美国的战略选择是依据战略利益的重要与否，战略阻力的大小和战略资源的多寡来决定的。具体来说，战略利益大，战略资源多的时候就倾向于选择强度比较高的楔子战略。反之，当战略阻力比较大的时候选择低强度战略的机率更大。
第三，制衡“反效果”危险说。克劳福德认为，分化者选择分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其对制衡反效果的危险认知。所谓制衡反效果是指分化结果与分化政策的最初目标(分化敌人)正好相反，在分化政策作用下对手同盟的紧密程度反而变得更强。当分化者对制衡反效果的危险认知高的时候，其更倾向于采取选择性和解，因为这能够削弱它们结盟的基础，同时最小化导致反效果的危险。反之，当对制衡反效果危险认知低的时候，则更偏向于选择对抗性楔子战略。即使分化者拥有足够的奖赏手段可以充分利用，较低的危险认知将使分化者决定选择对抗而不是奖赏，因为对抗如果成功的话比奖赏的代价更小。[20]
(二)对楔子战略成败因果条件的研究
与将楔子战略的不同策略选择作为研究对象不同，强调战略结果的学者关注的是影响楔子战略成败的具体条件，具体包括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分化者的“能力”决定论，即分化者自身所能提供给目标对象好处的能力对楔子战略的成败起决定作用。泉川泰博认为，影响楔子战略成败的因素在于分化者相对目标国盟友在满足目标国利益方面的能力，即相对奖赏能力的多寡是楔子战略成败的决定性因素。[21]克劳福德认为，选择性和解战略满足三个条件时更易成功：在目标国认为非常主要的议题领域，奖赏很好地满足了目标国；分化者在目标国渴望获得的利益上占有优势(如果不是排他性的控制)；目标国的盟友(或潜在盟友)不能轻易提供分化者所提供奖赏物质的替代品或超过它们。[22]
第二，战略环境决定论，即楔子战略执行时所面临的具体背景，包括分化者与对象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对手联盟的属性以及对象国的国内政治等因素。如果分化者与对象国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对手联盟是非对称同盟，且对象国的国内凝聚力比较低，楔子战略更易获得成功。反之，则楔子战略不容易奏效。[23]
第三，战略运筹决定论，即分化者自身在涉及楔子战略时是否“科学”“合理”。具体而言，即影响楔子战略成功与否的条件在于，其自身的战略目标、资源和手段之间是否维持一种均衡。如果这三者之间很好地实现平衡，楔子战略就容易取得成功。而这三者之间的失衡则会导致楔子战略更容易失败。[24]
第四，出价意愿决定论，即分化者付出多少成本去利诱目标对象的意愿决定楔子战略的成败。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克劳福德通过对联盟作为分化者的情况进行研究认为，联盟(分化者)对目标国出价意愿的高低决定了楔子战略的最终成败。而联盟对目标国出价意愿的高低又取决于联盟成员对目标国潜在“战争转换器”身份认知的一致性。如果联盟成员就目标国的潜在“战争转换器”身份达成共识，联盟对目标国的出价就会很高，楔子战略就会取得成功。反之，如果联盟成员就目标国的潜在战争转换器身份不能取得共识，其对目标国的出价就不会高，因而楔子战略最终不能够成功。[25]
(三)理论评估与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虽然既有研究已经使楔子战略的理论化程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对一项中层理论的研究工作来说，由于不同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的切入角度、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存在很大差异，所以，仍存在有待改进和突破的空间。
第一，从整体来看，楔子战略的理论研究过多集中于对分化者具体分化政策行为选择的解释，对政策成败结果的一般规律性研究较为缺失。虽然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认为：“在解释和预测一项政策的结果之前，首先最关键的一步是弄清政策行为，即政策是如何产生的。”[26]但正如沃尔兹所认为的，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于解释政策结果，而不是解释政策本身。[27]楔子战略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这决定了对这一战略的研究必须首先从解释政策行为本身开始。从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对于政策行为如何产生的研究已经基本成熟。所以，在此基础上对政策结果的研究应当继续，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楔子战略的政策结果(因果条件)进行研究，但其中较多的是对具体案例的过程追踪，缺乏对相关因果关系的一般性总结。
第二，在有关影响楔子战略成败因素的分析中，有些研究太过宏观而有些研究则太过微观。如前文所述，泉川泰博认为影响奖赏性楔子战略最终成败的因素是相对奖赏能力，克劳福德则认为是分化者的奖赏意愿。相对奖赏能力是将分化者和目标国盟友各自对目标国的奖赏能力抽象为一个自变量进行衡量，在具体衡量中泉川泰博只是从政治、经济等角度简单地对其进行测量，[28]忽视了影响分化者出价能力和目标国盟友竞价能力可能存在的其他因素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差异。而克劳福德将分化者的分化意愿这一单方面的因素确定为影响奖赏性楔子战略成败的自变量，忽视了目标国盟友的竞价和由此产生的三方战略互动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因而有一种“唯意志论”的嫌疑。
未来的研究，首先，重点应放在对楔子战略成败(因果条件)的一般性理论分析。具体来看，必须在泉川泰博所强调的相对奖赏能力这一太过宏观与克劳福德强调的分化意愿这一太过微观的自变量之间寻找“平衡”，将相对奖赏能力这一抽象自变量具体化，以及将分化者意愿这一微观、主观自变量变得更具有说服力，这是未来研究首要突破的点。其次，未来在对影响楔子战略成败因素的研究中，将双边同盟扩展到多边同盟也是一个重点。在面对双边同盟时，目标国的确定相对较为容易，但当分化者面对一个多边同盟时，如何选择正确的利诱或强制对象对于楔子战略能否成功尤为重要。例如，秦国在崛起过程中面对的数次多国合纵攻秦，其如何选择首要突破对象值得进一步探究。[29]此外，需要对执行楔子战略与否的前提作更细分析。传统观点认为楔子战略成功分化对手一定有利于分化者，但在对联盟的研究中，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质疑，即敌对同盟的分裂真的毫无疑问有利于分化者吗？他关于联盟分裂战略后果的研究成果表明，正是由于冷战期间苏中同盟的分裂，才使美国的亚太遏制政策受损，更严重的是，使得美国为了对抗中苏的激烈竞争而面临更大的风险。[30]克劳福德在对克里斯滕森的这一研究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当敌对同盟中较强盟友是比较具有侵略性的一方时，对敌对同盟的分化是有助于战略施动方的。[31]总之，克里斯滕森的研究提醒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分化敌对同盟就必然有利于分化者,这意味着未来在对楔子战略展开更具体的研究时，还需要从另一角度对楔子战略本身进行考察，即要深入探究是否应该对一个敌对同盟进行分化、敌对同盟的分裂对分化者是更为有利还是不利。
著名的职教专家戴士宏教授来鄂州职业大学讲座时谈到他的亲身经历。曾在本科院校任教的他，刚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采用的仍是本科的教学模式，结果期末考试时学生大范围不及格，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职校学生的教学模式，即现在在职教院校影响很大的项目任务教学法。
MIGA 于2000 年提出了拓展“多边领地”(multi-niche)发展的新战略,即发挥多边投资保险机构的独特优势, 着力开辟其他各类国际投资保险机构无法或难以涉足的担保业务。在此战略下，MIGA 追求的不仅仅是市场占有率, 而是更加注重其宗旨的实现和对其他各类国际投资保险机构的补缺与带动作用, 共同促进外国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13]。MIGA为实施该战略，注重发展与其他各类投资保险机构的业务合作。中国宜在该新战略下，建立健全中国保险机构与MIGA合作的法律制度和机制，加强与MIGA在分保、共保方面的合作，既促进MIGA对中国投资的承保，又提高中国保险机构在海外投资保险方面的业务能力。
三、楔子战略的经验拓展：来自中国古代的战略实践
从上述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来看，目前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存在较强的“西方”和“现代史”倾向，导致这一理论的经验证据大多来自西方历史尤其是二战以来的西方历史。毫无疑问，对西方以外国家以往战略实践的丰富经验进行发掘，将使这一理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并积累更多的经验事实。对孕育“合纵连横”战略思想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丰富经验进行发掘，无疑能进一步拓宽这一理论的研究视野，为之提供中国视角与中国经验。
其次，开始时对科研成果转化的奖励范围可以适当放宽，鼓励大家积极转化。当科研成果的质量越来越好、成果转化率有所提高后，可逐步缩小奖励范围，建立优质、精品奖励导向，引导大家将成果转化越做越好、越做越精。同时，可随着学校发展需求，适度调整奖励方向，重点奖励需要重点发展的学科方向。
在春秋战国纵横捭阖的历史环境中，《孙子兵法》《战国策》等记载了如何运用“离间”的计谋对敌对同盟进行分化和瓦解的战略。[32]例如，《孙子兵法》在开篇《计篇》中就谈到要“亲而离之”，宋代人张预又将这一计谋详细描述为：“或间其君臣，或间其交援，使相离贰，然后图之。”[33]作为中国古典战略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六韬》中的《武韬》卷《文伐》篇详细列举了分化敌国君臣的十二项计谋，诸如：“亲其所爱，以分其威”，“贿赂左右，得情甚深”等。[34]一些学者在研究秦一统六国的过程后发现，秦国通过使用贿赂与威逼等手段来“分而治之”，阻止强敌之间结成敌对同盟，避免遭受致命的制衡，对秦国成功地克服外部制衡实现统一作用巨大。[35]事实上，秦国作为崛起国在经历从弱到强、从强到统一六国的前后一个多世纪中，“分而治之”战略的作用不能忽视。
战国中期秦惠文王分化齐楚联盟便是其中案例之一。秦惠文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33—前310年)，战国的国际格局呈现出秦、齐、楚三国鼎力之势。[36]战国第一个崛起的强国魏经过桂陵(公元前354年)和马陵(公元前341年)连续两次失败，逐渐从一流强国的地位跌落，而秦国经过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3年)时期的商鞅变法后国力大增，这一势头随着秦惠文王更积极的“东出”战略愈加凸显。公元前313年，作为三极格局中的另外两极，齐楚相互结为同盟，这对当时奉行“伐三晋而弱楚齐”、尽快实现“东出”的秦国来说，齐楚同盟的存在直接危及其“东出”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因为作为体系一极的秦国此时无力战胜另外两个强国的联合。鉴于此，秦惠文王派张仪密谋用“分而治之”的战略分化齐楚联盟，以实现各个击破的目的。[37]
时年，秦相张仪前往楚国，当面向楚怀王陈情“决齐亲秦”的利好。张仪说：“大王苟能闭关决齐，臣请使秦王献商禹之地，方六百里。”[38]张仪还辩称倘若楚秦能够结盟，齐国必然受到削弱，这样楚国就可以坐收渔利。从张仪的陈述中可以看出，秦国为楚国“决齐亲秦”出价甚高，一是将向楚国献商禹之地六百里，二是将与楚结成姻亲(结盟)。[39]对楚国来说，商禹之地是其梦寐以求的领土，不经过大战就能将其划入楚国版图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同时，倘若能与秦国结盟，既可以共同向三晋蚕食，又不用担心齐国的进攻。在秦国的利诱面前，楚国最终彻底断绝了跟齐国的同盟关系。在齐楚关系破裂并陷入敌对、楚国索要报酬之际，张仪又辩称自己当时只承诺献商禹之地六里，不曾说过六百里。楚怀王大怒，不顾众臣反对，在“决齐”之后孤军对秦，最终败于秦国，楚国元气大伤。此次伐交，虽然秦国使用了非常“奸猾”的欺诈外交，但其“弱楚”战略取得巨大成功，齐楚同盟破裂，为秦国结交齐国、东出三晋、南下楚国这一“远交近攻”的大战略创造了很好的机遇。
选取2016年9月22日～2018年8月8日我院收治的实施血管瘤切除术后的患者77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对照组33例与试验组34例。其中，试验组男20例，女14例，年龄2～16个月，平均年龄（8.24±2.87）个月；对照组男21例，女12例，年龄2～17个月，平均年龄（8.38±2.94）个月。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此外，可以明显看出，现有的分类方式(进攻性与防御性、强化式与抵消式)还忽视了对作用客体的细致区分，楔子战略实施的对象是同盟，有目标国和目标国盟友之别，根据对不同成员实施的不同手段可以划分出更多的战略类型(见表1)。(8) 克劳福德所界定的选择性和解是指奖赏目标国而对抗其盟友，对抗则是指同时对目标国和其盟友采取强制手段。从逻辑上来说，还存在另外两种战略手段组合。孙学峰对冷战期间苏联弱化美日同盟的战略选择进行研究后发现，苏联在分化美日同盟的过程中执行过四种不同的分化政策组合：对美国合作，对日本合作；对美国合作，对日本对抗。对美国对抗，对日本合作；对美国对抗，对日本对抗。不同的政策组合往往最终取得的政策效果也不尽相同。参见孙学峰等：《合法化战略与大国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6-137页。
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派军攻打韩国，为最终统一做好进一步准备。秦国连续的军事打击，使韩属上党郡与国都新郑无法再相互支援，彼此陷入孤立，韩国无奈只能将上党之地献与秦国。上党地理位置重要，地处三晋之中，秦若占据上党，东可取邯郸，南可取新郑，北可威大梁，可谓一统天下之关键所在。当时，经过“五国伐齐”和白起伐楚后，战国七雄中仅剩赵国国力能与秦国一较高低，赵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以后国力大增。在韩国割地于秦后，上党郡守却私自携上党投诚赵国，为此，秦赵两国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秦赵两国均倾举国之力，由于战事过长，两国都逐渐无法承受战争的巨大消耗。在此关键时刻，由于赵王启用赵括，放弃廉颇一直坚持的防守战略，赵国最终被秦国击败。长平之战是春秋战国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战，秦将白起一战斩杀赵国士卒四十余万，此时，赵国已经基本丧失了反抗的能力，白起主张一举攻破邯郸，灭掉赵国。在此危难存亡之际，赵国决定用“分化”战略离间秦国内部，以达到使秦国暂时撤军的目的。为此，赵王派说客向秦相国范雎游说道：“赵亡，秦王王，武安君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欲无为之下，固不得之矣。”[40]即白起若趁势攻取赵国，势必受到秦王大力褒奖，届时你将位居白起之下，你能忍受这种屈辱吗？范雎被这番言论说动，不久说服秦王接受赵国割地求和，赵国得以躲过灭国之祸。秦国由于文臣和武将之间被对手成功离间，错过了最佳的灭赵机会。这一事例也表明秦国并不总是“连横”战略的“受益者”，有时也会被对手的分化战略所“挫败”。
上述史实是漫长战国“合纵连横”史的两个典型案例，从中不难看出分化对手联盟甚至分化对手国内的不同政治势力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这些史实也证明楔子战略的思想早在中国古代就已出现，拓展相关的非西方历史无疑可以为楔子战略注入更多的理论视角，并为现代中国“与敌相处”的战略思想增添智慧。
四、楔子战略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启示
楔子战略作为一种中层理论，专注于如何处理与敌对同盟的关系。虽然楔子战略因为其本身的斗争意义十足，而使一国很难公开推行，但在权力政治仍主导国际关系未发生本质变化、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楔子战略理所应当被视为一国对外政策的一种选项。于中国而言，适当考虑将楔子战略纳入对外政策尤其是周边外交的范畴更显迫切，因为在有学者看来，“如何有效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将是中国外交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重要课题”[41]。
[11][13][16][20][22][48]Timothy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35, No.4, 2011, p.156, 155-156，175-187,162-164,161,160-162.
在面对美国不仅强化冷战业已用来遏制过中国的旧同盟，并且拉拢新的域外强国结成新同盟的复杂周边安全环境时，中国必须做好相关的战略应对。从以上对中国面临具体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中国周边外交所要面对的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如何与美国既有同盟体系相处，二是如何面对美国扩大同盟或建立新“联合阵线”的企图。从楔子战略理论的思想智慧来看，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任务就可以看成是如何在美国加大与中国竞争的战略背景下实现联盟预阻和联盟分化。[43]有学者就认为，面对美国不断进行的潜在遏制，为了维护国家的发展环境，必须适时考虑对敌对阵营进行分化以瓦解对手。(11) 周建仁认为，面对美国不断巩固和扩充同盟的行为，中国的对应策略应当为瓦解对手和阻止同盟扩大战略。参见周建仁：《同盟理论与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应对》，《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
第一，对美国既有同盟体系的“技巧性”分化。即运用外交技巧努力确保中美战略竞争的激烈不致过于影响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最大程度上使这些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维持或更倾向于采取“中立”“观望”和“不过分支持美国”的态度,而不是全力支持美国对抗中国。从现实来看，因为中国奉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同盟体系(美日、美韩、美泰、美菲、美新)解体的可能性不大，这使联盟解除、联盟重组和联盟冲突的目标都不太符合现实。基于此，在与美国既有同盟体系相处中，中国周边外交的合理战略目标应该是最大程度上寻找与上述美国盟友之间的多边或双边共同利益，以使这些国家在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过程中尽量减少对美国的支持力度或克制对华的“敌对”态度，以此减轻我们的周边外交压力。虽然同处美国盟友体系内部，但上述国家与美国的利益并非完全契合，冷战期间迫使其选择与美国结盟的“生存威胁”在冷战后已经不复存在，根据威胁制衡论的观点，共同的恐惧和共同的威胁才会导致联盟的缔结和巩固。[44]倘若中国能在与这些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寻找彼此之间最大的利益契合点，降低由于中国崛起对这些国家造成的威胁感知，美国强化“遏华同盟”的战略就失去了最大动力。
第二，尽最大努力对美国扩大同盟的企图进行“重点性”预阻。即要在坚定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下，做大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利益份额”，在降低美国拉拢诱惑的同时，理解和鼓励这些国家“不选边站队”的态度，尤其是美国重点拉拢的对象和对中国周边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相较对美国既有同盟体系的分化而言，预阻美国扩大“反华包围圈”对中国周边外交更加重要、更现实，因而也更有可能成功。因为从理论上说，对既有同盟的分化和瓦解相对困难，但对潜在同盟的预阻相对容易。从现实来看，预防美国拉拢周边小国和域外大国结成新的、范围更大的“遏华同盟”具有更多的可行性和紧迫性。在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疑虑的过程中，中国可以通过释放更多的善意，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在加强与这些国家经济联系的同时使自己的周边安全政策、理念更加公开透明，以彻底打消这些国家与美国结盟以求自保的动机。有学者就认为，面对美国离间中国与“印太”各大国的楔子战略，中国应以一系列更能释放善意的政策理念，诸如亚洲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与相关大国增信释疑，缓解矛盾，最大程度地减轻它们参与美国遏制中国的行动。[45]时殷弘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在战略性外交方面的颇大一部分任务，……是争取有分寸地减抑某些邻国的疑惧甚至惊惧，从而减小甚至杜绝给美国提供客观便利，争取不让美国塑造和加固旨在防范、钳制和抵御中国的战略‘统一战线’。”[46]
第三，在制定上述分化和预阻战略的过程中，还应该遵从以下两点原则。首先，做到按实力区分对象，实现“因国制宜”。所谓按实力区分对象，就是要通过对不同目标国利益诉求的分析，并结合自己满足对方“利益需求”的能力，制定适宜的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根据目标国的具体利益需求提供相应的利益补偿，在双边寻求利益共同点总比在多边寻找共同利益更容易。其次，慎用强制手段。在2009—2014年中国因海洋领土争端与周边国家发生严重争执时，主张中国应该采取强制手段“教训”相关小国的言论喧嚣尘上。从楔子战略的理论视角来看，强制的使用首先是在自身无法满足目标国利益需求的前提下才能考虑的[47]，尤其是在联盟预阻的过程中，利诱和强制相比显然是更容易成功的战略[48]，当然，这并不是让中国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去利诱别国。此外，强制的使用不能忽略具体国际格局的制约，在单极格局下，对目标国使用强制手段，极有可能遭到单极盟友的反制，这样的成本往往是巨大的。例如，俄罗斯虽然运用强制手段实现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计划，但是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49]退一步讲，假如中国在周边外交中不得不选择强制时，也需要根据具体的对象制定适当的强制战略，仔细甄别外交手段、经济制裁、军事制裁甚或有限战争的差别才能达到目的。
注释：
[1]周建仁：《战略分歧、自助能力与同盟解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期。
[2]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卷)，吴良健译，贝昱等校，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年，第295页。
[3]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12页。
[4]Timothy Crawford, “Wedge Strategy, Balancing, 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1940-41”, Security Studies , Vol.17, No.1, 2008, pp.1-38;Timothy W.Crawford, “The Alliance Politics of Concerted Accommodation: Entente Bargaining and Italian and Ottoman Intervention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Security Studies , Vol.23, No.1, 2014, pp.113-147; 凌胜利：《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研究》，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6月；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Yasuhiro Izumikawa, “To Coerce or Reward? Theorizing Wedge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Security Studies , Vol.22, No.3, 2013, pp.498-531.
[5]Yasuhiro Izumikawa,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They Fall :Use of Rewards and Coercion as Alliance Balancing Strategy ,Ph.D.diss., Georgetown University ,2001.
[6][23]刘丰：《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
3.2.3 稳态的调节机制 机体是如何来维持稳态的呢？通过学生的讨论，总结出： 要维持内环境的稳定，动物体必须能及时感知内外环境的变化，并及时作出反应加以调整，这些活动都依靠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活动来完成的。
[7][47]Yasuhiro Izumilcawa,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They Fall ,pp.1-60，26-50.
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计算机技术与无线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数字化已经到来，它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个颠覆传统企业管理，升级现代企业管理的模板。企业中任何经营环节都离不开企业管理的创新与改革。本文针对数字化时代企业管理的创新与改革问题展开讨论。
[8]Timothy Crawford, “Wedge Strategy, Balancing, 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1940—41”,Security Studies ,Vol.17,No.1,2008,pp.1-38; Timothy W.Crawford,“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35, No.4, 2011, pp.155-189.
[9]Yasuhiro Izumikawa, “To Coerce or Reward? Theorizing Wedge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Security Studies , Vol.22.No.3,2013,pp.498-531; 刘丰：《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Timothy W.Crawford, “The Alliance Politics of Concerted Accommodation: Entente Bargaining and Italian and Ottoman Intervention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23, No.1,2004,pp.113-147; 凌胜利：《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研究》；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Yasuhiro Izumikawa, “Binding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The Soviet-Japanese-US Diplomatic Tug of War in the Mid-1950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62, No.1, 2018, pp.108-120.
[10]Timothy Crawford, “Wedge Strategy, Balancing, 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1940-41”, Security Studies ,Vol.17, No.1,2008,p.1.
第三，在平面精度上，方案②略高于方案①，但在高程精度上方案②远远高于方案①，说明在测区四周各布设一个像控点的基础上，在中间补加一个像控点可以大大提高测区的高程精度。方案③相比与方案②平面精度略有提高，提高幅度并不明显，高程精度基本相当。
具体来看，由于中美逐渐进入了“战略竞争”时代，[42]如何经营周边，避免甚至主动打破美国打造新遏制 “包围圈”的努力将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近年来，由于美国“重返亚太”的影响，中国周边地区的形势变得比以前更加复杂，安全环境恶化的明证已清晰可见，具体体现在：1.美国一直试图将东亚双边同盟多边化或网络化，这当中最突出的就是缓慢但有所进展的美日韩同盟的推进，2016年日韩两国签订了《军事情报互换协定》，将三国间的军事合作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美国不断推进东亚概念的延伸与扩充，试图将域外强国引入，以图谋新的范围更大的遏制“包围圈”。2017年底，特朗普在访问亚洲时首次明确提出了早已存在多年的“印太”概念，大力推动美、日、印、澳四国“菱形同盟”成形，将与中国有矛盾和冲突的域外强国印、澳拉进来，是美国加强对华“围堵”的一种体现。(10) 有学者认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正是对中国运用楔子战略的逻辑结果，即美国通过在中国与印、日、澳等重要 “印太”国家间打入 “楔子”，可以挑起它们与中国的矛盾，扩大、恶化本已存在的分歧与敌意，使它们强化对中国的制衡行为，从而减轻美国制衡中国的压力。参见王鹏：《“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 3.美国有意识地改善周边国家中与中国存有矛盾的小国的关系，以求实现最大范围内“孤立”中国、制造麻烦的目的。这当中尤其是美国对越南的拉拢，不仅完全解除了冷战期间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在两国互动过程中故意“抬高”越南牵制中国的意图也非常明显。某种意义上，前几年缅甸政局出现动荡时，美国此类战略意图也有所体现。
[12][19][24]凌胜利：《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研究》，第24、71-75、43-55页。
[34]孔德骐：《六韬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76-82页。
[15]Robert Hager, “The Laughing third man in a flight: Stalin’s use of the Wedge Strategy”, 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 , Vol.50, No.1, 2016, pp.1-13.
[17]钟振明：《楔子战略理论及国际政治中的制衡效能》，《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18]Yasuhiro Izumikawa,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They Fall”, pp.26-50.
[21][28]Yasuhiro Izumikawa, “To Coercive or Reward?”, Security Studies , Vol.22, No.3, 2013, pp.1-44，27-44.
[25]Timothy W.Crawford, “The Alliance Politics of Concerted Accommodation”, Security Studies , Vol.23, No.1, 2004, pp.113 - 147.
[32]刘向：《战国策》，谬文远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63-165页；孙武：《孙子兵法》，陈曦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00-315页。
[27]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1979.
[29]Victoria Tin-bor Hui, “Toward a Dynam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58, No.1, 2004,pp.175-205.
[30]Thomas J.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No.4 ,1999, pp.49-80.
[31]Timothy W.Crawford, “The Strategic Consequences of Alliance Disord”,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6, No.1,2013, pp.173-174.
（1）对加强村级组织建设重视不够。地方党委对加强村级组织建设重视程度不够，对村干部和农村党员的教育管理抓的不严，对后备村干部的培养办法不多。尤其前些年，地方领导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到位，制定的发展计划与思路和当地实际脱节。将一些项目推广到农村，而对后续的技术、销售等环节缺乏有效的指导和帮助，让农民承受了较大的负担，村干部夹在中间工作比较难做，使村干部的形象、信誉、权威受到影响，也影响到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
Eliasson P, Agergaard AS, Couppé C, et al. The Ruptured Achilles Tendon Elongates for Six Months after Surgical Repair, Regardless of Early or Late Weightbearing in Combination with Ankle Mobilization. Am J Sport Med, 2018, 46(10): 2492-2502.
[26]Alexander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s,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519-520.
[33]孙武、曹操等注：《十一家注孙子》，杨丙安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页。
[14]Davies Memorandum, “Negotiated Settlement of the Korean Conflict”, March 24,1951,FR:1951,VII,1607.转引自加迪斯·刘易斯：《长和平》，潘亚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9页。
[35]Victoria Tin-bor Hui, “Toward a Dynam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itonal Organization , Vol.58, No.1, 2004, pp.175-205; 漆海霞：《战国的终结与制衡的失效——对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反思》，《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
[36]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6-417页。
综上，槐树坪金矿床位于华熊台缘坳陷熊耳山隆起区，矿体产于中元古界熊耳群鸡蛋坪中，受火山构造和断裂构造控制明显，同时由于后期热液的多期次叠加改造，形成大量的金属矿物，并以硫化物形式赋存，矿床成因类型为火山喷发-热液改造块状硫化物型矿床。因此，该地区找矿空间上应紧紧围绕火山及断裂构造展开工作，并结合地表化探异常，以及其特有的找矿标志，安排合适的地、物、化等综合勘查手段，该地区找矿必将有进一步的突破。
[37]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38][40]刘向：《战国策》,第102、165-166页。
[39]裴莫农：《张仪弱楚的欺诈外交》，《外交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41]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
[42]王缉思：《中美结构性矛盾上升，战略较量难以避免》，《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10年第47期；马振岗：《“中美战略竞争”剖析》，《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时殷弘：《中美关系的双重形势》，《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
“其他同学的父母因为忙于工作不能到场，你们回去后也可以和父母说一声‘您辛苦了’，他们也会非常高兴的。”
[43]凌胜利：《楔子战略研究：回顾与评价——兼论对中国的政策启示》，《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5期。
[44]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45]王鹏：《“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
[46]时殷弘：《战略透支问题：历史经验与当今实践》，《政府管理评论》2017年第2辑。
[49]顾炜：《地区战略与大国崛起时对周边小国的争夺——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The Wedge Strategy ：Implications for China ’s Foreign Policy
HAN Zhao-ying, HUANG Zhao-long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udy of how states interact with the alliances of rivals is significant. In particular, how to initiate beneficial strategic circumstances for itself when faced with a rival alliance is critical for a state in terms of not only strengthening its own military force and alliance with other states, but also alienating its primary rivals. As such, the Wedge Strategy is a product of the “theoretic development” centered on this academic discourse. Stemming from this discourse, the Wedge Strateg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reward ,selective reward ,confrontation , and selective confrontation . We can discern that the thought of pre-alignment and dis-alignment have existed for a substantial length of time, that it is not limited to the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strategic thought, and that it is also a recurrent strategic feature during the Spring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China. Based on the Wedge Strategy theory and the reality that China is increasingly confronted with the joint “containment” orchestrated by the U.S., Beijing should conscientiously recognize the needs of the target states along its periphery. Furth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cautious coercion, China should act on the different policies formulated by different states to prevent the target state from either allying with U.S. or initiating close strategic alignment with Washington, and prudently endeavor to alienate the U.S. alliance system.
Keywords : Wedge Strategy, dis-alignment, theoretical evaluation, peripheral diplomacy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6-0062-11
收稿日期： 2019-07-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探索研究”(13&ZD049)
作者简介： 韩召颖，男，山东莱州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黄钊龙，男，甘肃庆阳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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