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霖[1]2000年在《四川纺织工业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的反思及对策建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1993年全国纺织工业陷入整体亏损后，进行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一直是这些年的热门话题。2000年,随着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区域性产业结构调整进入新的阶段。这些年四川纺织工业的调整也进行得风风火火，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优化，但是与沿海先进地区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从认识上看，我们的调整思路还不够宽，方针、策略还不够明确，整个行业调整还处于较浅层次上。调整后的实际效果离预期目的有较大距离。更让人忧虑的是，这几年四川纺织工业的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在思想认识和实施步骤上，存在许多误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四川纺织工业的结构调整作深刻反思，通过反思，使我们的认识水平产生飞跃，对发展战略目标作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本文以系统分析我国纺织工业现状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为出发点，重新审视了纺织工业结构调整与资产重组的动因和目的，以及有关资产重组和资产经营的内在涵义，提出了四川纺织工业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的基本思路。对认识问题和实际操作中的误区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对四川纺织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文章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重点论述。第一个方面：正确认识结构调整与资产重组涵义。纺织工业是具有悠久历史的适应性很强的传统产业，它可以适应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为其创造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纺织工业的发展动因在于，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都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技术梯度，而在不同经济技术梯度的区域，都可以找到适合自身发展水平的纺织工业模式，从中获得经济收益。劳动力、生产成本、市场、资本、技术与管理，包括行业基础环境和行业外部集约程度，这些因素决定了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纺织工业的发展阶段，也决定了四川纺织工业今后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纺织工业不是该不该发展的问题，<WP=3>而是怎样发展的问题。文章由此提出了四川纺织工业调整思路。文章还系统介绍了布莱恩·托尼的纺织工业发展六阶段说。第二个方面：全面总结和分析了近几年四川纺织工业结构调整中，在认识上和实际操作上出现的误区，以及可能给行业发展带来的危害。文章从七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就产业结构调整与资产重组的政府行为进行了重点论述。强调了产业结构调整中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性，政府在其中不应当也不该扮演主要角色。第三个方面：在澄清结构调整、资产重组出现误区的基础上，从战略上提出了四川纺织工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途径。文章指出了，基于四川纺织工业发展现状和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在调整过程中应当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进有退，即应以服装面料生产为突破口和发展重点，重点抓几户优势棉纺织企业，迅速壮大实力。而对针复织业、化纤业、服装业采取防御战略，在适当收缩战线中发展重点企业和产品。 这些年虽然对纺织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论述较多，但多数都停留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个地区、一个省纺织工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进行系统总结反思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文章，迄今还没有看到。全国性的行业调整需要以正确的地区产业发展战略为基础，本文正是力图通过提出四川纺织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推动全国纺织工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战略计划的有效实施，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方法及战略调整思路，对四川纺织工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是本文的主要贡献之一。文章另一方面的贡献在于，指出了目前在结构调整、资产重组过程中出现忽视企业基础管理，将资产经营临驾于生产经营之上的本末倒置现象。四川相当多的纺织企业倒闭或陷入困境，基础管理工作差，是最重要的原因，必须引起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警觉。第三个方面的贡献是，文章指出了四川纺织工业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中存在忽视制度创新的问题，一些兼并与被兼并企业原封不动地“活着”。旧体制在市场经济中是没有生命力的。企业制度是企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观念落后，企业体制陈旧是导致四川纺织工业陷入困境、发展缓慢的根本性因素。如果四川纺织工业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即<WP=4>使在我国加入WTO，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带来了无限商机的情况下，四川纺织工业也难以发挥比较优势，迅速振兴。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及资产重组过程中应当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姚德文[2]2008年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制度分析》文中提出现代经济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粗放型增长不是。转轨背景下的政治、经济等制度则解释了中国产业结构差异的相当一部分。产业结构变迁伴随技术升级,这始终是受人关注的领域,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了人们新的视角。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研究转入到了以市场调节产业结构的转道上来,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核心,在于转换行政和经济管理的职能,为产业发展塑造完善的财产制度、金融制度、人口流迁制度。一个不完善的市场体系制度将使之赢得增长而失去结构,或者赢得结构而失去增长。对上海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考察,以及对相关制度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实证检验,支持上述结论,并可以解释上海服务业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论文第一章阐述了研究的意义、方法及目的。第二章总结了相关文献。第三章构建了一个引进制度因素分析产业结构的理论框架。第四章对钱纳里的人均GNP模型加以运用,测得2005年上海按户籍的人均GDP为8618美元(以2005年美元价格),按常住人口的人均GDP为6318美元,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但始终离市场调节产业的资源配置机制距离尚远。工业化没有市场规则的支撑,不可谓真正的工业化。第五章转入了制度分析,构造了以非国有工业产业值比重为代表的上海市场化指数和合成制度指数,后者的主成份是非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实证结果是,非国有工业经济比重变动率对人均GDP增长率短期是正向,而长期是负向的关系。它表明非国有经济只有量的提高,没有质的提高,处于反映较低人均GDP的产业层次中。分离了政府消费的合成指数后发现,人均GDP变动率是不含政府消费的合成指数变动率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是;而含政府消费的合成指数变动率是人均GDP增长率的原因。含政府消费的合成制度指数与第二、第三产业成长期均衡关系,而非国有经济则没有关系。从绝对量来看,上海国有工业比重的下降有利于规模以上的工业产值增长,其绝对值弹性为0.6。采用樊纲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后发现,上海市场化指数提高一个点,同使户籍人均GDP上升6060元,第二产业增长1%,而第三产业相反下降0.09%.这些结果说明上海市场体系制度不完善,非国有经济面临第三产业的很多限制,结合人均GNP模型认为,工业化基础不可持续,政府干预仍然过多。第六章考察了银行贷款与证券融资两种金融制度。发现,银行贷款率与第三产业比重之间不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相互不是格兰杰原因。说明,银行贷款更多地投入到了制造业。股票融资率也不是第三产业比重增加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没有发挥出促进资源配置的作用,没有改变第三产业的效率。第七章分析了人口流迁制度与户籍制度,用截面数据检验了与人口有关的数据对户籍人均GDP与常住人口GDP的影响。人力资本存量、抚养比与人均资本存量对户籍人均GDP的弹性分别是0.95、0.7与0.68.人力资本弹性最大,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促进人均GDP提高。而按常住人均GDP计算的各项弹性变小。人口净迁移率有利于户籍人均GDP的上升,而不利于年末常住人均GDP的上升,城镇人口比重的弹性在两种情况下几乎不变,为0.01.第八章在区域范围内,检验了分权改革的收益和成本,特别是产业结构同构和重复建设。政府财政支出不是第三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是偏向于制造业发展。上海、江苏和浙江相比,上海除了金融服务业、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农业和采掘业,其它产业相似程度很高。一方面,上海制造业区域同构较严重,另一方面,在上海市政府决策下,金融服务业集中度提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逐步建立,上海的城市服务功能逐步完善。综上所述,上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取决于在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前提下,政府职能转变,及市场规则、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郑春勇[3]2012年在《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区域产业转移，是当前国内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也是一个为许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所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研究的核心旨趣在于从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来考察政府在国内产业转移中的作用，总结其规律性，探讨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而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关于政府如何更好地促进区域产业转移的建议。自建国伊始，政府干预区域产业转移的现象就一直存在。比较典型的是发生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三线”建设和转轨时期的“东锭西移”。这两次区域产业转移，虽然时代背景不同、政府干预的方式不同，但均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效果不甚理想。而当前国内正在发生的产业转移与以前的区域产业转移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因为，现在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正在逐步转型，主体功能区规划也正在付诸实践，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破解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等难题也是现阶段我国政府已经着手的重点工作。但从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形势来看，我国面临的处境并不乐观：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发达国家推行制造业再造和产业回归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顺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开始凸显，不仅发达国家争相到印度、越南等国进行投资，就连我国沿海省市的产业也纷纷向这些地区转移。由此导致我国陷入了东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总量减少、中西部地区可能错失发展机遇的困境。就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现状而言，呈现出北上、西进和区域整合的基本态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产业转移，并采取了不少干预措施。在中央政府层面，从国务院、发改委、商务部和工信部的相关举措来看，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层次分明的立体式干预特点。同时，在干预方式上，注重树立典型；在干预手段上，偏重政策引导；在领域选择上，突出国计民生重点行业和特殊领域；在产业布局上，突出重点、错位发展；在方向顺序上，从东到西，中部试验、西部推行，中西并举。此外，在中央政府推动区域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由于政策传导路径的差异还形成了三种作用机制，大致为：中央政府——央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中央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在地方政府层面，产业转出地政府、产业承接地政府的表现区别较大，即使同为转出地或同为承接地，政府介入产业转移的力度也各不相同，由此，也就形成了四种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主动调整、被动适应、积极引进、消极承接。其中，前两种是产业转出地政府的行为模式，后两种是产业承接地政府的行为模式。但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又是在动态变化的。随着影响因素的变化，转出地政府的两种行为模式会相互转化，承接地政府的两种行为模式也会相互转化，甚至转出地政府的行为模式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可能会转化成承接地政府的行为模式。政府干预对我国的区域产业转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在如何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产业转移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意大利、韩国等国政府推动本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做法。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的区域产业转移，应该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体来讲就是要分层定位各级政府的职能、促进部际协作、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加强省部合作、发展良性互动的政企关系。在操作层面，应该根据产业转移成熟度来选择政府干预的时机，在区域产业转移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政府作用，同时，要加强转出地政府与承接地政府之间的合作。另外，为了更好地实施区域产业转移战略，还应该适当满足企业和企业家的合理诉求。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合理限度。
俞国琴[4]2005年在《我国地区产业转移的系统优化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这里所讨论的地区产业转移,就是生产力的空间转移,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其基本规律是,某产业由于区域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出现,生产成本日益上升,比较效益逐步丧失,这种生产就要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向生产成本相对低的另一些发展中区域或地区转移。产业转移的过程是综合性的,它在转移时,不仅伴随着大量的资本和技术的转移,也伴随着其它无形要素的进入,同时产业转移在流动和优化时,具有严谨和高效的关联性和协调性。从而使地区产业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系统,既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也有利于地区经济整体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在经过几十年发展之后,在政策倾斜和地缘优势的社会发展格局里,经济迅速崛起,与中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大,鉴于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各自面临的困境,东部经济的进一步变化,其产业升级换代已与中西部经济发展构造出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东部和中西部的关系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东部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既要实现结构调整,也要向外进行产业转移,在国内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的传统制造业仍在参与国内外分工中占主体地位。从产品结构看,虽相当一部分产业在大的产业分类中属于技术密集产业,如电子工业,但所生产的部分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参与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中,所承担的生产环节也主要属于劳动密集产品;即使一些传统优势产业,其产品层次也比较低。再则,东部沿海一些地区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土地等资源短缺,市场相对饱和,已成为制约东部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中西部产业问题主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中西部经济至今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资源分布不均衡。表现为自然资源特别是有色金属蕴藏量丰富,土地辽阔;但人力资本特别是创新人才和企业家极度缺乏,基础设施十分薄弱。二是结构性问题多,矛盾突出。表现为产业结构重型化;上游产业(原材料、能源、采掘、冶金等)比重大,产业链条短;工业部门内部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第一、二、三产业比例失调,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很不充分;产业结构同构化,
王利中[5]2010年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新疆工业变迁的历史是新疆工业化建设的真实写照,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建设边疆的奋斗历程。通过研究这段历史,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疆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所存在的不足,可以从中汲取经验,为更好地建设新疆提供帮助。新疆工业发展的资源基础雄厚,但历史起点低。1949年以前,新疆工业发展水平低下,主要以传统手工业为主,机器工业发展缓慢。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带领新疆各族群众,在新疆创建了一大批现代工矿企业,并形成了新疆现代工业体系。新疆传统手工业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新疆轻工业的组成部分。1978年后,改革成为了新疆国有工业企业发展的主线。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发展,使新疆工业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不仅有了巨大的发展,新疆地区的工业布局也发生了从南至北的转变,形成了以首府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工业分布。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新疆工业逐渐成为了新疆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且,工业的发展改变了新疆地区的产业结构,推动了新疆地区工业化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新疆的现代工业是由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创办,在中央政府以及内地省市的支援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新疆工业逐渐形成了中央企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企业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企业三大主体。这些都是不同于其他地区之处。虽然新疆工业发展成果斐然,但仍存在技术水平低、资金投入不足、管理体制条块分割、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是困扰新疆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反思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的变迁,可以认识到,中央以及新疆地方政府在新疆工业变迁过程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新疆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是政府行为的结果。由于新疆工业基础薄弱,只能以政府为主来选择工业发展模式,中央以及新疆地方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主导产业投资、规划工业项目,来推动新疆工业的发展。但是,市场的作用并没有被排斥,在满足新疆本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上,市场依旧对新疆工业发挥着作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在新疆工业发展中的关系,将是未来新疆工业发展所要面临的问题。
罗崇敏[6]2006年在《中国边政学新论》文中认为本文试图探索广义边政学的思路和构架。在充分借鉴以往边政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立足现实实践，理性考察历史，面对未来发展的学术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边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进行系统研究，并突出边疆发展、边疆和谐和边疆安全这三个重点。 本文在学习借鉴中，对边政学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和反思，把边政学发展过程进行历史和逻辑性的归纳，提出边政学研究和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边疆史地研究阶段、边疆史治研究阶段、边疆民族研究阶段、边疆发展研究阶段。而四个研究阶段之间是相互交叉、相互融汇、相互促进的。在肯定以往边政学的积极贡献后，指出了以往边政学研究的特点是：诠释性强、政策性广、单一性多、狭义性明显、人本性不突出。对广义边政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探索，提出广义边政学是关于边疆地区以人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管理和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内陆地疆界内地区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管理和发展。它具有六个特性：人本性、发展性、集成性、统筹性、和谐性、前瞻性。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广义边政学的主要范畴包括：边疆史地范畴、边疆政治范畴、边疆经济社会范畴。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边疆发展战略、边疆经济发展战略、边疆城市化演进、边疆新农村建设、边疆文化建设、边疆和谐社会构建、边疆治理方略、边疆安全建设等问题。 关于边疆发展战略。分析了边疆发展的基本特性和以往边疆发展战略的特点，提出加快边疆发展战略转变的思路。在探讨边疆发展战略的本质和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的边疆发展思路，即以人为核心要素、以梯度推进与中心辐射相结合的方式，形成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思路。我们处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快。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系统。边疆地区的发展应以社会系统论思想为指导，探索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边疆地区实施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促进“三个转变”和“五个良性互动”。“三个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农村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管理方式转变。“五个良性互动”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区域之间的
阳昌寿[7]2001年在《区域主导产业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骨骼，产业结构状况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标志。现代区域经济的成长，首先是区域主导产业的成长。培育和壮大主导产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因此，主导产业问题不仅是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甚至成为研究的难点。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查阅大量理论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从事经济工作的思考，选择四川省作为研究样本，就区域主导产业的理论框架的构建、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和指标体系的确定及影响因子、区域主导产业的计量分析、培育和发展区域主导产业的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成果对于分析区域主导产业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全文分为理论篇和实证篇上下两篇，在内容体系上可以概括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对产业及其衍生的相关重要概念如产业结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产业政策等进行了界定和梳理，以使全文研究有一个明晰的思路，同时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立题依据，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研究的目标、内容与逻辑框架。 第二部分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主导产业理论的文献分析，构建了区域主导产业的理论框架，其核心是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在总结分析目前国内外有关主导产业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力图深化和突破的着眼点，即拓宽产业研究领域、在主导产业的研究中纳入区域空间要素、强化主导产业形成的微观基础、从整体上构建区域主导产业选择、评价、培育、壮大的理论体系。 内容捉要 第鲫分重点对四）门省产业结构的演邮娜了肺，总结了 “i线”躺以来，＠）11在推进工业化进程、培育和壮衫导产业方面懈的主要咸就，指出目前四）11产业结构还存在着驹溯和狙工业薄弱、产业结构素质惭媚问题，并就④）1！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赫了愉，为科学确定驸的主导产业提供丰u识依据。 第四部馆导产业选择的定量研究。确立了四门省选择主导产业的7一则，提出了四刀I省主导产业选择的判忆昏体系，分析了四）门省龄主导产业的制约因素，在止哪上，构建了踉四门省主导产业的定影g椭系，运用 1999 M关统计栅，从全省所属的 40个行业中，集中龄了 13个行业进行综合评价，最终确定了腆业、电力能源工业、医药工业、电子信息业、食品炊料业、机械工业、化LL业、冶金工业等A大产邯为④）11省的主导产业。 第五部分以中国四刀】省为例，对区赃导产峪育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趴、全面的研究。这是本文的弧和重点，分别趴过导产业的发展现状赂势、服的 匕战阶了全面的掀，探讨了产业石J良重点和方向，提出了今后相关产业eQ良的若干思路。 —一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关键是抓好六大基地和一个中C、一个市场的轭，培育邮懈、绵阳两个西部IT业增脓，赖中国西部的“硅谷”。 —一医药工业要进—步强化四）11中医药优势，加快发展中成药工业和生物制药工业，加强原料药抛敝，大力服以中药材为原料的保健食＆、功能食＆肌妆＆，大幅眼高医药经济鞭和社会效益。 —一冶金工帕姥市场导向，发痊叫比高附加值、高淋飨的优势拳头产品，加快技祁新，提高攀西钒钛及稀上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账“抓掀小”，培育蝴建实力鹏、竞争力强的企业集团。 2 内容提要 —一贱工业重点胭整结构、壮洲势，集中力量友展重脓术珊、汽车、工程机械和国防狲四大拳头产品，晰成、德、绵经济区、）门南经济区和刀】北经济区。 —一化学L…步增强产业的集约化程度，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着力抓好农用化工、两碱、橡彤劝。工、精细化工、合成材料、国防化工六大行业的觎，培育20户重点企业。 —一食 工业要实棚牌战略，优化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附白酒行业服；集中力量，构筑绿色、雕、刀l耕色的食品新格局。 —一水电能源产业集中开狐江、大渡河、赂江、金沙江四大江河水能资源，实现‘yI电外送”；伽开发中小水电，促进地方经 ；重点发展电解铝、工业硅、电石等优势高耗能产品。 —一旅游业剿口快四尔良游区开发，建设世界绷良溅品，同时要切实提高服铜量，吸引更多中外貌。
韩艳红[8]2013年在《我国欠发达地区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结构的变迁与调整的历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崛起，与选择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密不可分。从重点区域、优势产业入手，在最具区位优势的地区与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上，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但当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腾飞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雨涅槃，走进又一个新阶段之际，我们在总结经验、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反思过去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产业结构与地区结构的失衡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也是亟需破解的一大难题。研究产业转移问题，正是对破解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的一个探索。中国的产业转移问题，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更具有其特殊的研究意义。因为产业转移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缩小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必要举措。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产业区域转移的规律，以实现国内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为主线，综合运用了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SPSS和EVIEWS计量分析等现代经济学研究工具，对中国产业转移的现象和规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了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分析了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产业选择和承接产业转移的社会经济效应，并对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政府和企业行为提出一些政策建议。1.产业转移的理论评述将产业转移理论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国内外产业转移理论进行理论评述。国内外学者对产业转移的动因、内在规律和产业转移的模式等进行了理论分析，为本文的研究做了理论铺垫。2.我国产业转移的现状和动因分析我国产业转移的实践和现状，从区域空间演进规律和区域间相互作用规律的研究入手，探讨了我国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讨论了资源开发型、低成本型、市场开拓型和集群吸引型四种产业转移模式。3.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需要将部分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运用产业集聚指数得出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为避免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出现“空心化”问题，提出构建国内价值链理论，发达地区侧重发展价值链的核心价值环节，欠发达地区侧重发展中间价值环节和外围价值环节。4.欠发达地区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及产业选择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欠发达各地区的产业承接能力，正确判断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产业转移过程中的资源浪费。欠发达地区应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断提高产业承接能力。5.欠发达地区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效应分析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法分析了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后的四种效应，即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就业扩大效应和城市化效应。6.推进欠发达地区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原则与对策为避免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出现的副作用，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应遵循坚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优化的原则，产业的关联强度原则以及因地制宜、特色发展的原则。本文从市场机制、国家、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四个方面提出推进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对策。
唐志红[9]2005年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开放及互动特征的研究,初步构建了基于经济全球化的一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模式。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新背景,界定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优化的路径,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评估的指标系统。利用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对美国、日本、印度和巴西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分析。论文针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讨论了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博弈论的基本理论,界定了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各国产业博弈的协调博弈性质,并展开了对中美、中日、中欧产业博弈的战略分析,提出了基于博弈战略的产业选择及产业政策着力点。结合中国特有的大国优势和后发优势分析,论文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基点以及目标展开了讨论。围绕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论文提出新时期的产业政策从发展型向竞争型转变,重视对世界经济规则的应用,考虑与相关产业利益博弈的政策协调,注重利用军用技术的大力发展和民用化,以便在推动安全化战略过程中突破WTO规则的约束,并高度重视技术标准战略对于提升中国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大意义。在产业结构优化战略实施中,注意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注重本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作用的结合。积极运用产业组织政策,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王珊珊[10]2015年在《安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镇化是全球性的社会经济转型现象,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目前我们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促进发展的潜力也在城镇化。而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只有产业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农业人口的转移问题。不仅如此,农民进城后,如何保障他们在城里享受较为优质的服务,最终还是依赖产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与产业密切相关,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前提,产业的聚集效应吸引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一定区域集中,城镇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城镇化不断发展。而根据产业发展理论表明一方面农业发展提供农产品剩余,为城镇化发展提供粮食和生产资料。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为工业和第三产业提供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和聚集,第三产业发展,又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化转移。在产业的共同作用下,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城镇数量增多,实现城镇化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安徽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005-2013年安徽城镇人口从2313万人增加到3316万人,城镇化率从35.5%提高到47.86%。但是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业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每年都有大量农民工流向沿海发达地区。与此同时,安徽城镇化建设较多采用设置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县改区”、“乡改镇”等行政规划的方式实现,虽然在短期能够暂时推动城镇化发展,但是产业基础薄弱,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足,阻碍了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以及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促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安徽凭借优越地理位置、要素成本低等优势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2010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以及2015年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意见中首次将安徽纳入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这些国家发展战略无疑会为安徽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提供重大机遇。因此以安徽为对象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支撑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以传统农业大省、产业基础薄弱的安徽为研究对象,围绕四大重要问题展开。一是归纳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探讨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支撑的理论问题。二是归纳总结典型国家、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演进与发展的经验与启示,探讨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实践问题,为安徽城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三是定性和定量分析了三次产业对安徽省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以及存在问题。四是聚焦安徽省情,以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为目标,探索安徽城镇化建设产业支撑的路径选择问题。根据美国、英国、韩国等城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镇化发展必须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实现城镇化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坚实经济基础的体现就是产业发展。缺乏工业和经济充分发展将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阻碍城镇化的正常发展。建立在工业高度发达基础上的服务业将逐步取代工业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后续动力。同时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要注重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护农业,农业剩余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首要前提条件。在借鉴国外城镇化发展中产业支撑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安徽三大产业发展现状,构建产业支撑城镇化发展的一般框架。在此框架下,分别从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对安徽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支撑状况进行剖析,并运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安徽城镇化进程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安徽产业发展薄弱、产业支撑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农业效率低下,占用过多人力资源；工业企业规模小,产业聚集度低,国有经济比重高,工业内部结构调整缓慢；第三产业发展不平稳,新兴服务业发展缓慢。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从三大产业入手完善安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体系：一是从农业发展方面,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增加农业人力资本存量；退耕还林,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二是从工业发展方面,提升工业化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三是从第三产业方面,要做大做强服务业,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优化调整内部产业结构；坚持市场为导向,引入竞争机制。
参考文献：
[1]. 四川纺织工业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的反思及对策建议[D]. 周雪霖.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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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边政学新论[D]. 罗崇敏.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7]. 区域主导产业理论与实证研究[D]. 阳昌寿. 西南财经大学. 2001
[8]. 我国欠发达地区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问题研究[D]. 韩艳红. 吉林大学. 2013
[9]. 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D]. 唐志红. 四川大学. 2005
[10]. 安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研究[D]. 王珊珊. 安徽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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