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化改革提速中的冷思考——银行冒险激励视阈下的国外经验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国外论文,经验论文,银行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90年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爆发过比较严重的银行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国家在危机前5—10年内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而银行体系则是金融自由化改革首当其冲的对象。对此，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外学者从银行行为激励这一微观视角来探寻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银行危机的根源，并形成银行冒险激励假说，认为放松银行业管制引发过度竞争，致使银行部门出现信贷过度扩张的冒险行为，进而埋下银行体系的不稳定甚至危机的隐患。基于这一假说，本文从银行冒险激励的视阈，在梳理、分析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①，归纳总结了国外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银行冒险的共同特征，为中国正在提速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带来冷静的经验参考，并从中获得改进我国银行监管的有益启示。
一、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银行冒险的共同特征：别国之经验
1.引发银行冒险的共同诱因是金融自由化
以放松金融管制与开放金融市场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带来两方面的改变：一方面，取消信贷控制诱发了被压抑已久的大量的贷款需求，同时开放金融市场让金融机构有了更多渠道获得资金并进入新的市场，加上实行利率自由化则有了更好的机会和方法追求信贷规模和利润的增长，这造就了贷款市场繁荣的景象，刺激银行部门产生过度反应。另一方面，随着新银行的出现和市场壁垒的打破，银行业市场格局发生变化，原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受严重威胁，从而引发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比如存款利率竞争、放低贷款审批要求、以高成本为高收益高风险项目融资等。
有较多的实证研究支持金融自由化激励银行冒险进而产生危机的观点。最典型的是Asli Deimirg–Kunt ＆ Enrica Detragiache(1998)②对1980—1995年间53个国家运用logit似然函数模型来分析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之间关系的研究。他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引发银行危机的因素很多，其中金融自由化虚拟变量与银行危机有极大的正相关关系，金融自由化是导致银行部门脆弱的重要因素，即使宏观经济达到稳定状态后再进行金融自由化，也照样会造成金融的脆弱，金融自由化大大地提高了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他们还深入研究了金融自由化引发金融脆化的内在机理。他们发现利率自由化后名义利率的波动性明显增强。而银行作为借短贷长的金融中介，在频繁波动的名义利率(这是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自由化初期常见的现象)影响下很容易发生存贷款期限不相匹配的局面。此时如果没有便捷的资金来源或中央银行的适时介入，不可避免会发生流动性危机，这种危机一旦扩散至其他银行，很可能爆发大规模的银行危机甚至金融危机。
还有大量的经验研究显示，许多国家在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后，银行部门的市场份额下降了，以存贷利差表示的经营收益减少了，资产组合趋向高风险性，如以银行持有的国债和对政府机构的贷款与银行总资产之比所表示的银行谨慎投资减少了，而以银行向私人部门发放的信贷量占银行全部资产的比所表示的银行风险投资却增加了。银行资金还大量进入非生产领域，主要集中在政府债券、股票与货币交易，投资风险过于集中，且与实体经济脱节。这些冒险行为与现象一方面说明了金融自由化推动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增大了社会可用资金，但另一方面也说明金融自由化诱发了银行冒险经营的动机，成为银行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2.金融自由化进程越快，银行冒险的可能性越大，冒险失败的概率也越高
最典型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拉美南锥体国家采取激进式的自由化改革，在短短几年取消了大部分的资本管制，在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同时还先后取消了国内利率上限和信贷配给制；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印尼等东亚国家在资本账户自由化方面的改革步伐也显得过快，根据米什金的研究，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与过往危机不同的地方还在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自由化导致由资本流入支持的借款剧增，在冒险激励下，银行资产负债状况加速恶化。
进程过快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使得以往被金融压抑埋藏的资金需求获得了充分快速的释放，导致信贷规模急剧扩张。然而银行业短存长贷的资产负债结构使得资产与负债的存续期明显不匹配，资产的存续期大大超过负债的存续期，国内利率大幅度上升，银行资金成本迅速上扬，而长期固定利率的贷款又使得银行的收益出现逆转，再加上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银行的存款资金来源和利润空间都在缩减。这一方面刺激了银行在存款保险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下的道德风险与冒险动机，即开始采用提高杠杆比率和选择更高风险的经营策略，以维持资本回报率；另一方面促使银行机构改变融资渠道，开始更多地从货币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资本账户开放后，银行比较容易从国际市场获得较低成本的资金，银行的可贷资金迅猛增加，在短期内面临着迅速增大的信贷业务量，而且如果大量流入的资本是以短期资本为主，那么银行借入的资金会更多地会投向市场流动性高和投机性强的国内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而不是投向外国证券或把资金贷给国外，这引起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而且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使银行相应地形成大量的短期外债。然而许多银行内部管理对这些状况显得极不适应，对于涉及外国资本流动和汇兑事务的信贷活动更是缺乏风险控制与管理的经验和能力。这时，过度扩张的信贷质量是可想而知的，当高利率与实际汇率上升引起国内企业经营困难时，银行贷款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资产大幅度增加，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造成不利的影响。而且，银行的汇率风险也在缺乏有效的避险操作下突显出来。如果此时出现像拉美、东亚一些国家那样的外部冲击，外资抽逃，汇率急剧下降，那么在银行风险完全暴露的情况下，任何没有保值的贷款都是代价高昂的。一旦资不抵债，意味着银行冒险失败，银行不得不破产倒闭，甚至引发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
3.银行冒险发生的时期普遍是在经济上升的阶段
20世纪70、80年代是世界经济复苏上升的时期，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寻求经济增长的极限，以拉美、东亚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寻求突破传统经济模式与经济体制的良方，于是金融自由化从理论走向实践。然而，经济环境的变化会使预期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经济得以顺利地持续上升时，人们往往会忘记了这也许只是另一个商业周期的上升阶段，而以为这是可持续的，代表了一种变化趋势③。
经济复苏放大了放松管制的刺激作用，经济在较长时间的快速增长改变了人们的预期，使金融部门与实物部门的反应“超调”——强烈的信贷需求引发贷款的过度扩张，货币供应量的膨胀反过来又刺激了实体经济的扩张，最终导致宏观经济过热的情况出现。20世纪80、90年代北欧银行危机中遭受冲击最大的国家是芬兰，它的放松金融管制是在不动产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采取的，结果对银行业与经济都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90年代，日本发生的银行业危机也是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随经济的高涨被推至顶峰。可见，在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增长均衡的较量中，银行资产组合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得十分敏感。一旦宏观经济遭受外部负面冲击，不良资产危机就近在眼前了。
4.银行冒险的直接后果是资产价格快速上升，经济泡沫膨胀，银行体系不稳定
从大部分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来看，银行的信贷资金大量地直接或间接地进入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这样高风险高收益的领域，几乎所有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发生前，国内房地产和股票价格都被推至极高。在住宅性和商业性不动产的价格随着银行贷款的增长而上升的同时，利用这些资产进行的抵押贷款也进一步扩张，这反过来在更大程度上刺激了不动产的需求膨胀，价格跟着上升，接着又抬高抵押品的价值，进而又产生更多的贷款。如此循环下去，造成借款人过度负债的同时，经济中的泡沫成分也在加速变大。20世纪70年代末期，作为金融自由化典范的发展中国家阿根廷，在贷款供应量激增的背景下出现货币高利率、银行存贷高利差、劳动力高成本的现象，1977-1980年间房地产价格翻两番，股票价格则上升6-7倍，而银行不良资产则从1980年的9％猛增到1981年的30％，经济泡沫不断膨胀，蕴含了极大的风险④。当出现经济形势逆转，若再加上国际资本停止进入甚至大规模撤退时，资产价格在失去市场信心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大幅度下跌，不动产价格从它们的最高峰急剧跌落下来，致使许多借款人陷入由于抵押品市场价值的跌落而低于贷款价值的境地，银行开始紧缩信贷，紧缩信贷又反过来加重融资困难与债务负担，借款人只好进一步抛售商品与资产，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陷入混乱，泡沫开始破裂，过度负债的借款人发生违约风险，巨额的不良贷款便相应生成，银行脆弱性增强，当存款人的信心崩溃时，银行破产和银行危机就出现了。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和韩国、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所发生的金融危机都是典型地按这样的轨迹发生的。
5.内部风险管控滞后使银行在不知不觉中冒险
美国货币监理署在对1979-1987年间破产的162家国民银行进行研究后发现，内部控制不严、管理缺乏效率而引发的金融诈骗和犯罪也是导致部分银行破产的原因。破产银行中分别有35％和11％是由内部犯罪与金融诈骗引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表明，在1990-1991年破产的286家银行中，有26％是由内部犯罪造成，61％的破产银行存在诈骗、非犯罪性违规、内部贷款损失等内部问题。⑤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银行在全球急剧扩张，不但银行资本比率偏低，而且忽视了金融风险的管理。日本某些银行内部管理的松懈，也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墨西哥等拉美发展中国家的银行部门在放松金融管制与金融开放的进程中拼命扩张信贷时甚至缺乏专门金融人才来分析信贷的风险。
6.或明或暗的政府补贴和担保激励银行冒险
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为了让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信贷规模带动经济增长，都或多或少地会对银行机构的信贷活动给予一定的隐性补贴。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北欧国家规定利息支出可以从应纳税收入中扣除，这等于是隐性的税收补贴，从而为贷款的增长提供了动机。于是在最初阶段，银行贷款快速上升。这首先出现在挪威，几年以后又出现在其他北欧国家。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储蓄贷款协会享有大量优惠政策，譬如抵押贷款利息收入免税，大量收入可以列为坏账准备，资本金要求相对宽松和利率优惠等等。
政府隐性无偿担保对银行冒险激励最为显著的案例是中东欧和独联体等转型国家。这与前面发达的或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就是这些国家的银行利用政府所给予的无期限无上限的或明或暗的亏损补偿，而产生投机决策与行为扭曲。在计划经济时期由政府信贷指导借款给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所造成的巨额不良贷款通过财政拨款或通过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而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补偿。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这些不良资产显露在资产负债表上，出现许多国有银行资不抵债的局面，但是由于“太大不能倒”，国家则以不良资产剥离、财政拨款和补充资本金等明补暗贴的方式抹平国有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两端。另外，政府对银行存款的隐性担保使银行不可能发生挤兑风险，可以免受存款人的监督。结果，国有银行在退出规则缺失、资本金要求与外在监督软约束下尽情地参与冒险活动，并将冒险失败的风险转嫁给国家，归根结底是转嫁给存款人与纳税人。
二、对中国的启示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行金融自由化是适应内在经济发展动力与缓解外在竞争压力的必经之路，金融自由化本身没有错，但是金融自由化政策不当会诱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性，从而带来金融动荡甚至金融危机。实践证明当宏观经济还不够稳定和必要的金融监管尚在完善中时，任何激进的不切实际的自由化政策都会带来灾难。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渐进式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大多时期是平稳有序的，金融自由化程度不算高，改革的次序和手段也相对合理。而且关键的是，资本市场竞争挤压、利率价格波动、国际借贷投机等金融市场化引发银行冒险直至产生银行危机的诸多渠道还不成熟⑥。再加上转轨以来中国日渐增强的财政状况和对外部门状况，从物质和信心方面为人们提供了国有银行风险不会引发金融危机的保证(余永定，2000)⑦。这些都是我国在金融市场化进程中银行体系尤其是国有银行风险之所以只引发金融动荡而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银行体系不存在风险，更不意味着银行稳健经营，不存在冒险行为。应该讲，与那些在金融市场化进程中发生过银行危机的国家相对照，它们在危机前的诸多现象以及前面总结出的银行冒险的七大共同特征，都曾经或正在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中国银行体系中。
现阶段存贷款利率、资本项目等核心指标的市场化改革都已进入提速时期，这意味着过去阻止金融危机发生的缓冲渠道都将逐渐消失。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与金融监管的薄弱环节仍存在：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已处于增长放缓的阶段，制造业部门增长乏力，但是房地产资产价格依旧高涨，银行信贷扩张欲望仍然强烈，结构性存款竞争暗流涌动，流动性饥渴与货币市场利率冲高等现象与问题层出不穷。这些中国经济内部结构性不平衡与疑似“滞胀”等现象，都预示着任何操之过急的激进的政策都有可能将我国尚不健全的银行体系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带入危地。这时刻提醒着我们更需冷静清醒地把握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节奏与步骤。如果过早地放松内部金融部门的管制或外部金融部门超前市场化，都会给银行的稳健经营带来不利冲击，扩大市场参与者冒险投机的机会，增强银行冒险动机，同时也提高冒险失败的机率。
针对正进入深水区的渐进式金融市场化改革，也为了维护金融稳定，我们要始终清醒地坚持循序渐进地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原则，并在这一原则下把握好以下基本要点：
1.在循序渐进的原则下把握好存款利率市场化与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
综合国外经验，当国内实际部门改革尚未完成之前，存款利率不宜过快完全放松，应该有所限制，以稳定国内经济的各个层面；在国内金融部门市场化实现之前，外部金融部门主要是资本账户的开放不宜过早。否则，很可能造成内外经济失衡，银行在开放的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在处于疑似“滞胀”的阶段)中因竞争压力与国际资金的诱惑而过度承担信贷风险，进而产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因此，我们必须要坚守这种由实到虚、由内而外的循序渐进的金融市场化策略，才能给中国金融与经济带来效率与福利。
2.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促进银行谨慎经营
经验告诉我们，外生的政府监管有时会滞后于金融自由化的需要，而且政府监管中过度纵容的父爱主义会激励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因此，要改进金融监管，首先要求监管者改变过去单纯依赖于外部行政监管的做法，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为置于市场压力下的银行提供一种体制可以促使其谨慎经营。这将是金融监管改进的方向。建立在尊重银行自主权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强调激励相容的审慎的监管，它要求在银行监管过程中赋予银行机构更多的内部风险管理的主动权，使银行监管目标能与银行经营目标相融合，从而激励银行谨慎经营。因此在激励相容原则的指导下，银行监管体系不仅要有外部监管，还要有激励银行业内部自律的机制。这就需要发挥市场纪律的作用，即通过增加对银行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来降低监管成本并有效约束银行行为，以此作为政府监管的重要补充。因此，需要构建包括政府监管、银行内部控制、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在内的多层次的监管系统，这四个银行监管子系统缺一不可，不过政府仍是监管的主体核心。
3.尽快构建消除竞争负效应的银行管制新规则
金融市场化绝不意味着否认管制，实际上意味着重新管制，即用新的规则来取代旧规则，以抵消更加开放的竞争带来的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银行冒险激励的负效应。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金融市场化的趋势下，在以市场为基础激励相容的监管原则下，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银行管制新规则体系，主要包括：(1)审慎的市场准入规则。无论是对外资银行放开市场准入还是鼓励民营银行进入，都应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双重把关，保持相对稳定的市场结构和竞争程度，从而避免过度竞争而刺激银行的冒险动机。(2)有效的市场退出规则。长期以来我国危机银行退出主要是政府行政主导的强制性的小规模退出，而且还存在对危机银行“宽大处理”而产生纵容其他银行冒更大风险的附加成本。因此要建立有效的市场退出规则，主要工作是健全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体系及配套制度和尽快建立显性的费率基于风险调整的存款保险制度。前者为银行在市场主导下的具体退出为方式、程序提供了规范和依据；后者为银行摆脱由政府自身利益决定的行政主导下的市场退出方式提供了基础，并合理地分担退出风险。(3)来自于公司治理与公共信息披露的市场纪律。良好的公司治理能激励银行自愿加强公开信息披露的动机，并令存款人增强对银行的监督，从而尽可能地阻止银行承担过度的风险，增强市场纪律。不过，这必须在竞争环境中才有效，因为如果银行不通过竞争就可以获得金融资源，那么市场纪律对银行行为的激励作用就会被削弱。而审慎的市场准入规则与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有助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4)逆周期资本监管规则。从别国的经验看，金融自由化在诱发单个银行冒险的同时，也伴随着经济上升周期通过共同风险暴露积累了大量的宏观系统性风险。这一现象也曾暴露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屡屡出现在我国过去30多年的金融市场化进程中。这说明对单个银行的资本监管即使有效，也不能消除银行系统性风险。因此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监管的目标不仅仅是要维护单个银行机构的稳定，还要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框架下的资本监管规则，并借助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的重要辅助作用，达到在维护银行系统性稳定和增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的基础上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等多重目标。
当前，我国银行市场准入与市场退出机制、银行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制度都远不够完善，逆周期资本监管规则也才起步。此外，在混业经营趋势下银行经营的预期利润很有可能被分流到其它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监管当局不能为银行体系稳定而牺牲金融效率，关键是要尽快使分业经营的监管体系向统一监管体系过渡，把激烈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最小化。总之，在这些新规则未构建与完善之前，金融市场化进程还须谨慎。
注释：
①主要是不同国别的相关资料，包括美、日、北欧等发达国家、拉美南锥体发展中国家、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东欧转型经济体，它们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过程中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
②Asli Deimirg–Kunt and E.Detragiache(1998).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Washington,D.C.
③大卫·梅斯等.改进银行监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0.
④程鑫.从银行危机看金融自由化[D].硕士学位论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年.
⑤谢荣、钟凌.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3.
⑥叶李伟.我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回顾与评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9.
⑦余永定.中国应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J].金融研究，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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